——追忆先师林增平教授 写在先师百年诞辰之时

周秋光

2008年12月27日是先师林增平教授逝世16周年的日子,湖南省文史馆曾经约我写了一篇《忆恩师林增平教授》的纪念文字,又编了一份《林增平教授生平大事年表》。15年过去了,2023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是先师百年诞辰的日子,湖南师范大学拟于11月18~19日举办“近代中国研究暨纪念林增平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往事历历在目,思绪浮想联翩。特将15年前所写的两篇纪念先师的文字找出,并就两篇文字所不及的内容再做些补充而撰成此文,15年前的那两篇文字一并附录于此文文末,以之纪念和缅怀先师。

首先谈谈先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致其在学术上所获致的成就。先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三大跨越,最终达到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成为一代宗师。

先师学术上的第一大跨越及其学术高度是195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先师为撰著该书花费了六年时间,五易其稿。他说:“我于1951年起在前南昌大学担任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1953年夏,中南地区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我调到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仍操旧业,几乎是每学年都周而复始地从鸦片战争讲到“五四运动”。每一次轮回,我都将讲义从头到尾修改一遍。…1957年,这份讲义五易其稿,在翌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用《中国近代史》的书名,分上、下册出版。”说是跨越和高度,是因为该书是建国后1950年代经过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及其分期问题讨论,推动了由邵循正起草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产生之后,第一部结构完备、叙史周详、布局合理、自成体系,从观点到资料都注重科学性的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用作教材,在全国中国近代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该书1979-1984又重印3次,发行超过11万册)。1959年第2期的《读书》杂志刊文称该书“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作了综合的探讨,既改变了不分阶段而以重大事件为主,附带论及其他方面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叙述方法,也改变了基本上以政治、军事为主的革命史或政治史的体裁,以避免各个阶段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紊乱和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割裂,从而使读者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获得比较全面的和系统的理解。”

先师学术上的第二大跨越及其学术高度是1980年与章开沅教授共同主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史》上中下三册(萧致治、冯祖贻、刘望龄、隗瀛涛、吴雁南、王天奖分任各册主编)。先师在出版《中国近代史》后不久,即开始学术转向,专攻辛亥革命。他说:“60年代初,我感到中国近代史虽只八十年,但却是一个内外交迫、新旧杂陈、变化万千的时代,以个人有生之年,似乎难以做到博识精通,因而决计收缩战线,确定专攻辛亥革命史。”1960年,先师应中华书局约稿,撰写一本《辛亥革命》小册子,编入"知识丛书"。次年,先师参加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得识史学界前辈吴玉章、范文澜和不少同行先达,很受教益,觉得辛亥革命史里边有不少课题值得问津,于是,主攻方向就确定下来。但1966“文革”发生。先师学术上被迫停顿十年。从1976年开始,先师不再单兵作战,而是采取与开沅师合作,共同主编《辛亥革命史》,实行团队合作联合攻关的模式,这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是一种开拓与创新。历时才4年,煌煌三大册的《辛亥革命史》出版。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大型专著。是按照唯物史观,客观全面地叙述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阐明革命取得胜利及其失败的原委,显示这段错综复杂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全书取精用宏,材料丰富,充分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不仅在大陆学术界,而且在世界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引起重大关注,被誉为当时研究辛亥革命篇幅最大,最为系统的一部书(2010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了修订版)。该书与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并称为80年代初三种多卷本学术专著,标志着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新阶段。

先师学术上的第三大跨越及其学术高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先师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和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转向几乎同时发生。他说:“由于钻研辛亥革命史,劈头就碰到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1964年,我重读《共产党宣言》,发现其中关于西欧资产阶级来源的叙述,和我们对中国资产阶级前身的理解,迥然不同: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中国,"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我把西欧和中国资产阶级出身的不同加以比较,从而说明两者性格上的差别,借以探讨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我就此写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65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先师在主编完成大部头的《辛亥革命史》后,从1979—1980年,便在《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第2期、《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接连发表了《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刍论之一》《洋务派—早期官僚资产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刍论之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刍论之三》三篇文章。1981年,先师又把在这三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进一步深化,撰写成《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长文,刊登于1981年11月出版的《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刊于中华书局《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的《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请末立宪派》、刊于《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的《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刊于1986年第3期《历史研究》的《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等等,这些论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先师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上的一系列观点和看法,在学术界令人耳目一新,影响极大。

其次谈谈先师在培育提携青年学子上所做出的努力与奉献。先师因在“文革”时被迫耽搁和停止学术研究十年,这10年正是他43~53岁这个人生最宝贵的时段。拨乱反正后恢复学术研究先师已近暮年,痛感失去的时光已不再来,目睹当时中国近代史学界青黄不接的现状,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加速培育40~50年代出生的时年30岁左右的年轻人身上。当时开沅师也与先师有着同样的想法与期待,于是二人联手,联合了国内研究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史的一批重量级学者,实施了一系列奖掖提携后学、为年轻人铺路搭桥的举措。

一是鼓励和吸引一批年轻学子参与辛亥革命史学术研究。具体是:在1976年组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团队里面吸纳许多年轻学者参与。在1978年成立的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吸收大批青年学子入会,会内的《辛亥革命丛刊》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后更名《辛亥革命研究动态》从1979年创刊一直坚持到如今)成为青年学子刊登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的园地。

二是向教育部提出举办为期一年的培训全国高校青年教师的“中国近代史研修班”。获得批准后,该班于1980年9月~1981年8月由教育部委托华中师院在武昌成功开办。招收来自全国各高校推荐选拔的30岁左右的青年助教25人(也有几位年已40的讲师)。邀请国内外一批知名的学者即姚微元、朱士嘉、戴逸、章开沅、林增平、王庆成、汤志钓、胡滨、张磊、岛田虔次(日)、路遥、陈辉、刘望龄等进行专题授课。

三是在1981年专门为全国40岁以下的青年研究工作者在长沙举办了一次题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据《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所刊当时的会议报道称:“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全国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于1981年12月5日至9日在长沙举行。会议由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湖南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到会代表九十五位,来自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另有年长的专家教授二十余位,被邀请到会指导工作合作学术报告。由各省(市)、自治区历史学会或相类机构推荐来的论文共九十五篇。到会同志就论文所涉及的、较为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经十四位专家组成的评议组反复评议,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又参考了部分代表所填写的意见表,评选出一等奖四篇,二等奖十篇,三等奖十五篇。为嘉奖作者勤奋治学的精神或论文在某一方面确有新意,大会另对二十篇论文的作者亦予以表扬。在二十九篇得奖论文的作者中,计大学讲师一人,助教三人,研究机构助理研究员一人,研究实习员七人,攻读硕士研究生十七人。这说明推行学位制,通过培养研究生的途径,是确能加速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以较高效率成批地造就人才的。”

四是在1984~1987年先师与林言椒合作主编、邀请李喜所、潘振平参与,编写了一本《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1990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完全是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初学起步者提供的一本入门工具书,书的架构分作上下两篇共八章。上编内容包括基本理论著述简介、中国近代史资料的特点和类别、重要资料书简介、重要论著介绍。下编内容包括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研究近况和争论的问题、洋务运动至义和团运动研究现状和争论的问题、辛亥革命至民国初期的研究现状和争论的问题、近代史专题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该书出版后很受欢迎,成为全国各高校中国近代史硕士研究生的必读书,为初学者全面快速了解中国近代史研究行情提供了极大便利。类似的工具书还有先师与郭汉民、李育民编的《辛亥革命》(1989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先师与郭汉民、饶怀民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1991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再次,谈谈先师对我本人的影响。先师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影响是学术研究路向(即研究的路径和方向)的影响。我长时追随在先师身旁,始终牢记先师的教诲:“学术研究要有路向。学术生命力是在研究路向上的不断开拓和进取。应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并随着研究的深入,适时地把握与调整。瞄准目标,持续发力,持之以恒,方可以行稳而致远。”

在学术研究路向上,先师为我作出了示范。如前文所述先师从中国近代史到辛亥革命史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三次学术研究转向及其立足于湖南又开辟了湖湘文化研究等等。我的学术研究路向,在所从事已经40余年的研究生涯中,也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史研究到熊希龄研究到中国慈史研究到湖湘文化研究四个。其中辛亥革命史研究和熊希龄研究和湖湘文化研究三个路向,都是先师为我设定的。只有中国慈善史研究这个路向,是在先师逝世后我新开拓的,但也是受惠于先师在世时就为我引领指点并为之铺垫了学术转向的基础所致。如1985年我和先师合署的刊于《湖南师院学报》1985年第5期的《试论熊希龄》,便是建国后学界最早一篇肯定熊希龄并为慈善点赞叫好的文章。1991我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先师为之作序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是建国后第一本为慈善重新定位的慈善理论专著,比《人民日报》1994年2月24日发表的《为慈善正名》的社论还要早3年。

先师早在1980年出题让我写作《共进会评议》一文时就曾经鼓励我:“做学问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极致”。我理解先师所说的极致就是高度。《共进会评议》是我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所能达到的高度。1981年12月该文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获二等奖,发表后被当时国内20几种书刊转载与介绍观点。先师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在熊希龄研究中所达到的高度是《熊希龄集》《熊希龄传》《熊希龄年谱》三部曲。1987年《熊希龄研究》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基金资助立项。2000年《熊希龄年谱》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基金资助立项。2022年《熊希龄年谱长编》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立项。《熊希龄集》出了4个版本(1985年湖南社上册版、1996年湖南社3卷版、2008年湖南社8卷版、2017年中国文化出版社以《沅州熊秉三文集》出的上下册版)。《熊希龄传》出了4个版本(1996湖南师大社版、2006年天津百花文艺社版、2014年北京华文社版、2017年台北思行文化公司繁体字版)。其中华文社版的《熊希龄传》于2018年获评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长篇。《熊希龄年谱长编》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立项后,已完成篇幅130余万字,明年或将完成结项并出版。

我在中国慈善史研究所达到的高度是2002年申报了国内首个慈善类课题《20世纪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资助立项、2007年申报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立项、2011年参与投标的《中国慈善通史》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资助立项。已陆续出版了《中国慈善简史》(与曾桂林)、《红十字会在中国》《中国近代慈善论稿》(与曾桂林等)、《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主编,上中下三卷 著者为曾桂林、向常水、曾桂林等)、《湖南慈善史》(与张少利、许德雅等)、《中山慈善万人行研究》(与贺永田等)《中国慈善通史》(主编 共八卷 各卷负责人为周秋光、王文涛、张文、王卫平、曾桂林、蔡勤禹、向常水、靳环宇)等著作。

我在湖湘文化研究的高度是于1995年参与承担国家社科“九五”重点课题《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主持《湖南教育史(近代部分)》。1999申报的《湖湘文化与当代湖南发展》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立项。2020年申报的《湖南近代社会史论》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立项。已出版的成果有《湖湘文化宏观研究》(主编 2001年湖南师大社版)、《湖南教育史》第2卷(与莫志斌主编,2005年岳麓书社版)、《湖南社会史》(上下册,与张少利、许德雅、王猛 2013年湖南社版)、《谭延闿集》(上下册,主编 2013年湖南社版)《湖南近代社会史论》(主编 篇幅150万字,参与撰稿改稿者为我的历届硕士研究生20余人,2024年将由人民出版社版)。

总之,先师对我学术研究路向的影响至深且远。我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端赖先师所赐。没有先师早年的悉心提点与栽培,就没有我学术研究的今天。饮水思源,不忘师恩。在先师百年诞辰之时,梳理上述,借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

2023年11月1-6初稿

于长沙市八方小区寓所

 

 

附录

附录一

 

忆恩师林增平教授

周秋光

今年12月27日是恩师林增平教授逝世十六周年的日子。我握笔凝思,思绪万千。昔日追随先生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认识先生是在1977年,那年我大学毕业留系任助教,与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先生才从“牛棚”出来不久,他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言语不多,行为谨慎。教研室成员六人中,三位老教师、两位中年教师,只有我一位是年轻助教。教研室安排先生担任我的指导教师,因此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学生,得到了先生从此以后十五年来对我耳提面命、从不间断的关怀和指点。当时先生要求我必须花相当功夫打好专业基础。因此我毕业留校后的两年之内,主要是按照先生开出的书目大量地阅读、写读书笔记。我特别读完了能够找到的所有先生的著作和论文,对先生的学术观点了如指掌,对先生的文笔很是钦佩。阅读中,我经常要提出一些问题向先生请教并讨论,先生总是兴趣极浓地解答,有时讨论得非常深入。对我这位好问的学生,我感觉到先生是满意和喜欢的。记得那时校图书馆和历史系的资料室里居然找不到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不知是否“文革”中被当作“毒草”销毁),先生便将自己保存的唯一一套底本借给我阅读(1979年先生的《中国近代史》重印,就是据此底本对一些地方做了订正),上面圈圈点点,删改与补充之处贴了不少条子,倘若不是真正关心我,是不会轻易将这样的“底本”出借的,此事令我十分感动。

1979年,先生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原本打算要报考的,正在做复习准备;但其时先生给历史系本科生开课,总支书记和办公室主任以及教研室主任都找我谈,说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只有我一位助教,一定当好先生的助手,并说我本来就在先生身边工作,不一定要考研究生。是故,我便放弃了考研的想法,全力配合先生上课,做好学生辅导答疑、组织课堂讨论与批改作业等一系列工作。

1980年,教育部委托华中师院举办全国中国近代史研修班,先生认为我求学不宜只跟随他一人,应当博采众家之长,于是专门给章开沅先生写信,推荐我入该研修班学习。从1980年9月到1981年8月,我在武汉华中师院中国近代史研修班研修一年,有幸亲聆姚微元、朱士嘉、戴逸、章开沅、王庆成、汤志钧、胡滨、张磊、路遥、陈辉、刘望龄,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包括先生在内的诸位名家讲学,获益匪浅。从武汉回来之后,其时先生已经先后招收了两届硕士研究生共三人,即鲜于浩、郭汉民、傅志明。先生让我与他们一起学习讨论,相互切磋问难,共同在先生的指导下从事科研训练和承担各项科研任务。1983年,国家教委有精神:有条件的学校或学科,可以免试招收成绩突出的青年助教攻读硕士学位。先生认为我、与时在湘潭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成晓军二人够条件,于是特别推荐并报请湖南师院党委行政研究同意,特许我们二人免试入湖南师大历史系八四级中国近代史专业从事硕士研究生学习。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在职三年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先生对我求学进步的一片关爱之心令我终生难忘。

我从事学术研究也完全是在先生的指引下起步和上路的。我的第一篇论文《义和团笼统排外刍议》,就是在协助先生为七八级本科生上课担任辅导答疑与组织课堂讨论的过程中写成的。1980年8月,我在动身赴汉学习的前几天,将这篇文章寄给正在北京为人民出版社出版《辛亥革命史》作最后审定的先生审阅。没想到先生百忙之中,竟在两个星期之内就有回复了。文章和信是寄给开沅师转给我的。先生在信中写道:“信及文章都收到,看了很高兴。文章写得已成格局,论述也清楚,批评别人尚有分寸,表现出已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接着,先生就文章如何修改,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我按照先生的建议将论文进行了修改。

我的第二篇论文是《共进会评议》。这是我在华中师院中国近代史研修班的毕业考试作业。题目是先生1981年上半年到研修班讲学时为我出的。写这篇文章的目标是瞄准下半年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全国青年学术讨论会,会议要举行评奖,所以我在做这篇文章时是格外下了功夫的。文章在武汉研修班写成了作业,虽然得了优秀,但回到长沙后,经先生过目,认为要在全国青年学者会上角逐获奖,则还欠火候。先生说如果我能够解决在武昌起义中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功绩谁大谁小——这一史学界长期争议迄无定论的悬案,文章就有获奖的希望。在先生指导下,我迎难而上。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将自己关在教研室里,光着膀子苦干了二十多天,先生不时也悄悄地到教研室来看我。我查遍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辛亥革命史的书籍,考证与比较了一千数百名文学社与共进会成员在武昌起义中的活动情况,终于得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先生脸上露出了笑容。这篇文章1981年12月在全国青年学术讨论会上获得了二等奖,这完全是先生指导的结果。

我的文章在全国获奖后,大大激励了我在学术上的进取性和拼搏精神。我陆续地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已嫌不过瘾,想干大项目了。1982年底,先生叫我随他一起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与大力支持我们出书并联系密切的李沛诚先生见面交谈。沛诚先生拿出一份选题项目给先生,先生交给我选择。我一眼就选中了被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熊希龄集》这个项目。沛诚先生说这个项目难度大,要我们慎重考虑。我因为前此写过湖南军阀史方面的文章,对熊希龄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表示愿意做下去。先生见我有决心,就将这个项目圈定了。1983年上学期一开学,我们就报选题计划,将出《熊希龄集》《熊希龄传》《熊希龄年谱》三项作为奋斗目标。是年5月初,我外出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查找资料,整整四个月,翻阅了数十种报纸、上百种期刊和数百个档案卷宗。有的大报像上海《申报》和上海《时报》等,我一张张翻阅。1984年我再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补充查阅,一待又是三个多月。在这两次外出的七八个月中,我与先生书信不断。凡每到一地,先生都让我找他所熟悉的人联系,以便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遇到困难能对我有所帮助。一次,我与南京二档案馆交涉查阅一批熊希龄档案,需要先生亲自来宁,先生一时买不到卧铺票,竟坐硬座前往,结果到了株洲,因心律不齐而下车,在候车室躺了一个多小时方调整过来。1985年,《熊希龄集》上册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下册则因为出版经费无着和一批资料被卡在上海图书馆里不让收集,故迟迟不能出书。先生为此而抱憾终天。直到1996年底,我争取到了熊希龄夫人毛彦文的资助,又求得湖南出版局予以重点扶持,才将《熊希龄集》按上、中、下三册重新编排(因1985年后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原上册中未收录的新资料,故须重新编排)出齐。同年我还出版了《熊希龄传》。此前我还撰著出版了《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一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熊希龄年谱》也已在全国高校古委会立了项,争取在近年内出版。我研究熊希龄得到了学术界同行认可,并且因为研究这位慈善大家又促使我对于社会慈善事业发生兴趣,已开辟了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招收硕士和博士生,在国内外形成我自己的特色。回想所有这一切的获得,全赖先生所赐!倘若没有先生,就没有我的熊希龄研究,也没有我学术上的今天!

先生经常教导我们:人在年轻的时候应当在做学问上多下些苦功。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1953年先生从南昌大学调到湖南师院时才30岁,出版《中国近代史》时也只有35岁。先生在1982年写的自传里对自己三十多岁做学问下苦功的经历有过一段叙述:“我从调到湖南师院任教起,每年都承担专科、本科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学任务,每年都把讲义从头到尾校订、修改、充实、提高。经过四次轮回,这部讲义就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以《中国近代史》书名分上下册出版。在这几年内,为把讲义修订好,我一般地说得上是专心致志,埋头苦干。除了炎天三伏,午睡这个程序是被我从日常生活里排斥出去了的;而且,还经常捐弃了文娱活动,开夜车是每日例行功课。这当然不足为训。但话又得说回来,做学问,在年富力强的岁月,是应当下点苦功的。”回想起我当年在先生的指导下写《共进会评议》、从事熊希龄研究和外出查阅资料,也颇有点先生早年的那种苦干精神,当时也就30岁左右,先生最为喜欢。那时先生在与人谈论我时总称我是“拼命三郎”。听同门的师兄弟言,先生在给他们讲课时也总不忘介绍和赞扬我的那种“拼命三郎”精神,要师兄弟们向我学习。其实现在想来,先生这是从我的身上寻找他自己当年的影子。他以自己早年的切身经历和感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与要求:“30岁左右,是一个人的最佳年龄,应该把握这段黄金时光,争取多出成果。”1983年,他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要争取在五六年时间里,把系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建成一个教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中心,特别是要培养出一些30岁左右、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同志。”

先生像慈父般待我们,却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声望去为自己、为学生做任何不正当的(或牟取私利的)事。反倒是能消除我们自满情绪,有利于我们学术成长的事,他乐于去做。1982年,《湖南师院学报》编辑部要刊登鲜于浩和我合作撰写的一篇有关辛亥革命史的文章,学报汪长柱老师已经将文章编排好了,先生却把文章拿了下来。表面的原因是:学校老师们为评职称,想发文章的人多,先生是审稿人,他不愿意自己的学生去挤别人的文章和版面;而内在的原因则是:我们俩人都刚刚在全国获奖,正是学术界所关注的新面孔,要发的文章就应当是具有更高质量的,像这样一篇一般性的文章,不能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还不如不发。先生的这一做法,对当时有些飘飘然的我们,的确产生了冷水浇头的作用,使我们清醒不少。从此以后,我们意识到做学问同样要夹着“尾巴”,来不得半点得意和自满。不是有见解的文章,最好不要轻易拿去发表。

先生在严格要求我们的同时,更多的则是关心和扶植。1985年《熊希龄集》上册出版时,我原本是只署先生一人为主编的,但先生提笔加上了我的名字,改为二人合编。1985年先生和我合作署名的《试论熊希龄》一文发表后,我打算往下所有的关于熊希龄的论文都用先生和我两人的名义发表。但当1986年发表《熊希龄的一生》和《熊希龄与联邦制》两文时,先生则将自己的名字去掉了,并对我说,从此以后,凡是熊希龄的研究成果,都只署我一人的名字,不要再署他的名字。还鼓励我要将这个课题一直做下去,做成功。

先生经常鼓励我们在学术上要独立思考,要有新的贡献和突破。他尤为希望看到和听到在学术上有与自己观点不同但能自圆其说的意见。1988年,先生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近代湖湘文化试探》一文,对近代湖湘文化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年轻学者茅海建对先生的关于近代湖湘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提出不同的看法,撰成《也谈近代湖湘文化》一文寄给先生,先生即将茅的文章交由《湖南师大学报》于1989年第1期刊出。我在1989年也写成一篇《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开端及其标志》的文章,其中关于近代湖湘文化的起点也与先生的观点不一致。文章呈交先生过目,先生特别高兴,一再向学报主编卜庆华先生推荐,说该文是我近年所写文章中最好的篇章之一。该文由《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刊出。后来我提升副教授,先生即提议用此文作为我的学术代表作之一。

先生是一位品德极为高尚的人。“文革”中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打击,却从未见他有过任何怨恨与不满的表现。他能够理解党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失误,认为只要纠正错误就行了,一切都向前看。1983年他参加湖南省第六届人大代表会议期间接受了《湖南日报》记者采访,对过去的坎坷经历深沉而又风趣地表白道:“我可算是一个老‘运动员’啦!1958年,我被当作‘白旗’拔过;1959年,被当作‘右倾’反过;1960年,说我学术上有‘修正主义’观点,被批过;1964年到1965年,我又成了‘洗手洗澡’的对象;‘文革’时更不用说,我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上报刊,进广播,关牛棚,搞劳动。然而,这一切我都经受住了。”“有人曾经关切地对我讲,你一生走过的路真是坎坷不平呀,我倒觉得不怎么样。”记者问为什么?先生动情地说:“党犹如我的母亲,在我的生命途中,离不开党的培养。我28岁时,晋升为讲师。1963年,当上了副教授,担负起系的领导工作。50年代,党组织就为我创造条件,发表了我写的著作《中国近代史》。我对党是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爱的。再批再斗,我只觉得自己给予党和人民的太少太少了……”记者赞道:一个受过多年迫害、冤屈的人,却作起自我批评来了,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这是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气度!先生出于对党的深厚感情,此后不久曾经向党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但省里考虑到将先生留在党外更合适,1987年动员他加入了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1988年先生当上了民进湖南省的主委,在这一年里先生介绍我也加入了民进。

先生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一切曾经让他不愉快的人和事。他唯一感到痛心的是:“文革”消耗了他宝贵的时光,中止了他正当的学术研究。他不无惋惜地说:“生当盛世,人当盛年,却不能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和社会科学研究竭智效力,能不终身引以为憾事!”所以先生十分珍惜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获得的学术上的春天。1980年先生提升教授后,深感过去失去的时间太多,如今已近“花甲”,决心减少行政与社会各兼职,全力从事教学与研究。他在这年年底所填教师工作登记卡的“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一栏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兼职太多,拟请解除历史系主任、省政协委员等兼职,希望不再任任何行政职务,增加本系基础课教学任务,准备开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选课,俾可抽出时间编写讲稿、教材。”然而,先生终因“名气”太大,所请解除历史系主任和省政协委员的要求是被接受了,但省政府在1981年2月特任命他担任湖南师范学院的副院长。尽管1982年先生在所写自传中再次表达了希望“能在花甲之后摆脱一切行政职务,专门从事学术工作”的愿望,可是到了1983年,他又再度被省政府任命担任湖南师范学院院长。先生是老实人,凡事都认真投入。他觉得组织上对自己信任器重,就要真诚地作出回报。因此,凡出席一个会议,哪怕是大学生运动会,他也会陪坐到底,不中途退场。当上院长后,他仍然保持学者书生本色,没有丝毫的架子和派头,因此找他的人络绎不绝。那时先生住在师大北村3栋,我无论哪天晚上到先生家去,都无一例外地看到先生家里坐满了来找他的人。这些人有学校各部门来汇报工作的;有为评职称、分房子、工作调动、子女就业等事反映情况的;有为邻里纠纷、夫妻口角、评理说项或请求调解的;也有无事专门来找先生联络感情陪坐聊天的。我要等先生将这些人一一打发走,才能谈学术方面的问题,而此时往往已过10点。先生多次锁紧眉头、苦笑着对我说:“受不了啦!受不了啦!一定得辞掉。”1984年先生在所刊自传《治史琐言》一文中又一次表示:希望“能在二三年内摆脱一切行政职务,专门从事学术工作。”他当时所开列的学术工作计有:“继续与章开沅同志合作,编纂一部《辛亥革命编年实录》;参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续编)的编纂工作;1987年起修订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与此同时,还参与白寿彝同志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将偕章开沅、龚书铎同志分担第十二卷《近代前编》的主编;参加戴逸同志为首的《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辑组,分担编辑任务”。此外,先生说他“还不自量力,担任《魏源集》编委会主任委员,不时地为此事张罗奔走;今冬明春,将与周秋光同志合作,完成《熊希龄集》的编纂计划”。“工作如此繁杂多头,能兑现吗?好在我们的后续力量已上来了,他们中有的正崭露头角,这使我满怀信心。”既然有如上这许许多多的学术工作要去“兑现”,故1986年春节刚过,先生即向省政府写了请辞校长的报告,推荐时任书记、副校长的张楚廷以代。由于先生辞意甚坚,省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于4月批准了先生的辞呈。

先生希望在辞去学校行政职务之后能够专事学术工作,完成他所开列的上述多头计划。然而实际上他的愿望和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行政职务解除了,他的社会兼职和学术兼职仍然很多。综计1986年以后先生仍担任的社会兼职有: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湖南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湖南省民进主委、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后任名誉主席)、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湖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湖南省社会心理学会顾问、湖南省长沙中山业余大学董事会顾问、湖南省孔子研究会顾问、湖南省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顾问、武汉大学文科文献情报中心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学术兼职有:中国史学会理事、孙中山基金会理事、湖南省历史学会理事长、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中国史学规划小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全国首届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湖南省党校教师高级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研究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兼学科联合复评组组长、华中师大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四川大学兼职教授、湘潭师院兼职教授、湖南师大学术顾问、湖南师大学术委员会主任、湖南师大学位委员会主任等等。以上许许多多的社会兼职,当然有的只是挂名,先生不一定去参加活动,或有的一年也不过出席一两次会议,不会占用多少时间;但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民进主委、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这样的社会兼职(在社会兼职里,先生说最喜欢的是文史馆长),像每年都要进行的各系列的职称评审、课题评审、成果评奖,特别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时不有的职称评审材料审定、相关的著作论文成果鉴定以及受邀参加省内外各相关单位的博士和硕士论文答辩等等,所占用先生的时间就相当多了。所有这些工作事务加在一起,先生能够用于自己独自做学问的时间也就所剩无几了。以我所知,先生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能写出一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专著,他在这方面已经做了系统的梳理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而且1990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已将该书列入出版计划。但是先生最终没有能够挤出足够的时间将该书写出,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先生终其一生,在我看来,是一个被名所害、被名所累的略带悲剧性色彩的人物。他早年潜心学术研究,和所有学子一样,有着成名成家,出人头地的梦想;及至人到中年,梦想变成现实,果真成名成家之后,则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十年不能从事正当学术研究,可以说是被“名”所害;拨乱反正后重新恢复工作,党给了他各种荣誉,本想在学术上做更多的努力和贡献,但则疲于奔命于各种工作事务,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又可以说是被“名”所累。本来名与利是可以画等号的,可是先生则不然。他有名而无利,只有付出,没有享受。以他的身份、声望和学术地位,如果能活到今天,在湖南师大拿10万或8万的岗位津贴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就无福消受,过早地离去。1991年10月1日他由国务院授予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每月津贴也不过百元。我意外地翻阅到先生所抄记的他1991年12月份的月工资详单:卡号16 林增平 12月 工资236.00 工龄补贴15 洗理书报16 合计287.00 扣房租9.00 水电费10.61 互助储金30.00 工会费1.25 代扣合计50.86 应发金额236.14 上月存0.08 本月存0.22 实发金额236.00 这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的月工资收入实况。

先生走了,他没有给师母留下丰厚的物质财产,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作为先生的学生,我们会继承和光大先生所留下的事业。先生,您安息吧!

 

                                                 刊湖南省文史馆《文史拾》2008年第4期

  

 

 

附录二

林增平教授生平大事年表

周秋光 编

1923年12月30日(旧历十一月二十三日)  出生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老家在萍乡市芦溪镇的东北角,始祖从福建莆田县迁来。经过二百年的繁衍生息,一直聚族而居,故地名称林家坊。父道一,别名林立,生于1891年,民国初年入湖南高等工业学堂学机械专业,1923年在安源煤矿任技师。母张世芬,生于1891年,与父亲同岁,不识字,小脚,共生育六个儿女(四男二女),一生操持家务,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先生小名“安安”,出生后未满一岁,随母回老家居住,取名增禄。六岁进族中设立的小学念书,启蒙师周先生嫌增禄名俗气,改为增平。刚满九岁,随父母迁居南昌,继续上小学。

1935年  十二岁,在南昌北营坊小学毕业。

1938年 十五岁,随父母入川避难。转入成都石室中学上初中三年级。

1941年 十八岁,是年末,父亲转到湖南芷江工作,乃出川回江西,入萍乡中学借读半年,于次年夏高中毕业。

1942年  十九岁,是年夏高中毕业后报考刚刚开办两年的国立中正大学(创设于当时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县杏岭),放榜时得录入文法学院文史系。十月绕道赶到赣州城外分校入学。同系同学二十人许。是年冬在江西赣州中正大学分校参加三青团,但未领团证,未参加活动,后自动脱离关系。

1943年  二十岁,从分校转到泰和本校学习。

1944年  二十一岁,春夏间杏岭伤寒病流行,校内人人自危,一派惶恐。暑假期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赣中受扰,学校被迫迁往宁都长胜圩,因祖母去世,道途梗阻,只得休学一年,在家乡濂溪小学教书。

1945年  二十二岁,是年秋,抗战胜利,学校迁往南昌望城岗,大部分校舍是旧军营。复学时,文史系分为中文、历史两系,原同班同学约二十人,读了一年后,绝大多数已转入别系,剩下只有四人,分两系时,仅先生一人选学历史。幸从厦门大学转来一位借读的,加上一位复学的,凑成三人。

1946年 二十三岁,念正大三年级。

1947年 二十四岁,在艰困的条件下念完四年级,是年七月毕业,获学士学位,旋即留系任助教。八月到广州住一月。

1948年 二十五岁。在正大历史系任助教。七月二十日结婚,妻李维秀,1929年9月10日生,比先生小七岁。

1949年 二十六岁,是年五月南昌解放。中正大学由江西军管会接管,改名南昌大学。

十月十日,由南昌大学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艾寒松、副主任委员农康)聘任为南昌大学政治学院助教,任期从1949年9月1日至1950年7月31日。十一月入南昌八一革命大学学习。

1950年 二十七岁,是年二月在八一革命大学学习结束,仍回南昌大学任教。承担历史系政治理论课的辅导和部分讲课任务。七月八日收到南昌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乾才,副主任委员蔡方荫、杨惟义、郭庆棻、魏东明)临时聘函:“兹经本委员会决定,下学年度聘请先生继续留校任教,除呈报中南教育部,俟奉批准、再行致送正式聘书外,特先函约,敬请惠允为荷。此致林增平先生。”是年参加土改七个月。

1951年 二十八岁。八月,先生由校务委员会正式聘为南昌大学文法学院文史学系助教,任期至次年七月。但先生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复由校务委员会聘为文法学院文史学系讲师。任期从本年八月至次年七月。先生在文法学院文史学系主要是担任政治课教师,讲授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同时兼任教育系的《中国近代史》课程,这为以后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2年 二十九岁。在南昌大学文法学院文史学系任讲师,主要教政治,兼教中国近代史,一直到次年九月。

1953年 三十岁。是年中南区进行院系调整,于十月调到湖南师院历史系任讲师(担任讲师一直到1962年12月)。同时从南昌大学调到湖南师院来的尚有尹长民(在生物系)、林立炟(在化学系)等人(此三人有二人担任湖南师院院长,一人担任副院长,被南昌大学传为美谈)。先生到湖南师院历史系任教主要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开始编写《中国近代史讲义》。自称:“我调到湖南师院任教,从那时起,每年都承担专科、本科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学任务,每年都把讲义从头到尾校订、修改、充实、提高。经过四次轮回,这部讲义就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以《中国近代史》书名分上、下册出版。在这几年内,为把讲义修订好,我一般地说得上是专心致志,埋头苦干。除了炎天三伏,午睡这个程序是被我从日常生活里排斥出去了的;而且,还经常捐弃了文娱活动,开夜车是每日例行功课。这当然不足为训。但话又得说回来,做学问,在年富力强的岁月,是应当下点苦功夫的。”是年,长女林颖出生。

1956年 三十三岁。是年下学期,先生妻李维秀从南昌调来湖南师院,从事档案工作。

1957年 三十四岁。

1958年 三十五岁。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讲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同名书出版,分上下两册,都六十万言。出书后,被不少大学和科研院所定为教材与研究生参考用书(如四川大学历史系、河北大学历史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湖南社科院等单位。该书1979年重印5万部,1984年初第四次重印,又发行3万多部)。从是年起任湖南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为谢华)。

1959年 三十六岁。是年12月,出席省第二届政协会议,担任“社会科学团体”界别政协委员(该届政协委员任期至1964年9月)。

1960年 三十七岁。子林维纲出生。

1961年 三十八岁。任历史系副主任。

1962年 三十九岁。是年所撰知识丛书小册子《辛亥革命》由中华书局出版,5.8万字。

是年担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1963年 四十岁。

1964年 四十一岁。是年晋升副教授。

1965年 四十二岁。是年九月,出席省第三届政协会议,继续担任“社会科学团体”界别政协委员(该届政协中经“文革”停止活动,直到1977年11月才恢复)。

1966年 四十三岁。

1967年 四十四岁。

1968年 四十五岁。

1973年  五十岁。是年十一月中旬,人民出版社林言椒来长沙,邀先生参与编写一部通俗的中国近代史以教育青少年。没想到先生此时尚未全部解放,“依然在‘黑洞’之中受审查,经过上下各层多方磋商,总算同意”先生出来参加编写中国近代史的工作。林与先生在湖南宾馆第一次见面,商谈了《近代中国史话》的编写计划。

1974年  五十一岁。是年七月十三日,中共湖南师院委员会为先生与羊春秋、马积高等人在1971年“一打三反”和清查“5.16”运动中的遭受迫害举行平反,组织上错整的材料当众烧毁。本人被迫写的检查交代材料,退还本人。十七日,中共湖南师院史地系总支委员会亦为先生举行平反。谓1971年清查“5.16”中,卜占亚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将先生列为清查“重点人”,现为先生平反恢复名誉。是年,所撰历史知识读物《辛亥革命》由中华书局出版,3.5万字。

1975年  五十二岁。是年应邀参加《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与章开沅先生同为主编。为整合全书,先生先后往居北京三年之久。

1977年 五十四岁。是年11月,第三届省政协恢复开会,先生仍继续担任省政协委员,界别为“社会科学界”(该届政协委员任期至1983年4月),并担任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是年,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史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9年   五十六岁。七月评职称申报教授,王永康、孙秉莹为先生主要著作论文写鉴定意见。八月湖南师院党委为先生撰写《关于历史系林增平提升为教授的材料》,谓“林增平同志教学成绩卓著,在学识水平方面,是已具有更高水平的副教授,根据国务院关于高等院校教师职称确定与提升办法第三、七条的有关规定,经群众讨论,党总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鉴定,评审委员会审议,党委通过,同意林增平副教授提升为教授”。但该项工作一度推延,十月,湖南师院学术委员会又为先生讨论通过了一份《关于历史系林增平副教授的鉴定意见》,到十二月二十日,湖南师院党委在先生的申报教授表上签署了“根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第三、七条,经群众讨论,系党总支研究,经学术委员会鉴定,评审委员会审议,党委讨论通过,同意林增平由副教授提升为教授”的审查意见,上报省教委,次年获批准为教授。是年先生由学院任命为历史系主任,同时招收硕士研究生。第一位研究生为鲜于浩。是年先生担任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1980年 五十七岁。先生是年提升为教授,并担任湖南省历史学会理事长(按在先生之前有孟树德担任历史学会理事长两年,孟之前系谢华任此职,那时先生一直任副理事长),心情舒畅,深感“文革”失去时间太多,如今已近“花甲”之年,决心减少行政与社会各兼职,全力从事教学与科研。是年他在所填一年一度的教师工作登记卡中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一栏中这样写道:“兼职太多,拟请解除历史系系主任、省政协委员等兼职,希望不再任任何行政职务,增加本系基础课教学任务,准备开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选课,俾可抽出时间编写讲稿、教材”。是年十二月,与章开沅先生主编之《辛亥革命史》上册(分卷主编:林增平、肖致治、冯祖诒、刘望龄)、中册(分卷主编:隗瀛涛、吴雁南)两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 五十八岁。先生终因“名气”太大,所请解除历史系主任一职被接受了,但是年二月二十三日被省政府(省长孙国治)任命为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院长为尹长民教授。

是年七月,与章开沅先生主编之《辛亥革命史》下册(分卷主编:王天奖、刘望龄)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 五十九岁。五月,先生应山西《晋阳学刊》编辑部约稿,撰《林增平自传》

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在这份自传里,先生追述了自己的早年学习与工作经历,也概述了自己的学术发展脉向。有感于转眼就是花甲之年,表达了希望“能在花甲之后摆脱一切行政职务,专门从事学术工作”的愿望。

1983年 六十岁。四月,先生赴京参加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先生时以湖南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身份与会。随同先生赴会的湖南代表有陶懋炳、伍新福、徐泰来。是年湖南师范学院院长尹长民调省里任职(后尹于1985年7月10日由省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增选为五届省政协副主席),先生于十二月三十日由省政府(省长刘正)任命担任院长。书记为张楚廷。是年先生任湖南省第六届人大代表、常委。参加省人大代表会议期间,先生接受了《湖南日报》记者采访,对过去的坎坷经历深沉而又风趣地表白道:“我可算是一个老‘运动员’啦!1958年,我被当作‘自旗’拔过;1959年,被当作‘右倾’反过;1960年,说我学术上有‘修正主义’观点,被批过;1964年到1965年,我又成了‘洗手洗澡’的对象。‘文革’时更不用说,我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上报刊,进广播,关牛棚,搞劳动。然而,这一切我都经受住了。”“有人曾经关切地对我讲,你一生走过的路真是坎坷不平呀。我倒觉得不怎么样。”“党犹如我的母亲,在我的生命途中,离不开党的培养。我28岁时,晋升为讲师。1963年,当上了副教授,担负起系的领导工作。五十年代,党组织就为我创造条件,发表了我写的著作《中国近代史》。我对党是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爱的。再批再斗,我只觉得自己给予党和人民的太少太少了…”记者赞道:一个受过多年迫害、冤屈的人,却作起自我批评来了,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这是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气度。先生并对记者说:“我们要争取在五、六年时间里,把系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建成一个教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中心,特别是要培养出一些30岁左右、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同志…30岁左右,是一个人的最佳年龄。应该把握住这段黄金时光,争取多出成果,以后再不断提高。”

1984年 六十一岁。九月二十八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复,湖南师范学院改名为湖南师范大学,先生任校长。是年先生应北京图书馆文献从刊编辑部约稿,撰自传体文《治史琐言》,更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程,刊《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书月文献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花甲之年刚过,先生的愿望是:“能在二三年内摆脱一切行政职务,专门从事学术工作。计划有:继续与章开沅同志等合作,编纂一部《辛亥革命编年实录》;参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续编)的编纂工作;1987年起修订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与此同时,还参与白寿乏彝同志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将偕章开沅、龚书铎同志分担第十二卷《近代前编》的主编;参加戴逸同志为首的“《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辑组”,分担编辑任务。此外,我还不自量力,担任“《魏源全集》编委会”主任委员,不时得为此事张罗奔走;今冬明春,将与周秋光同志合作,完成《熊希龄集》的编纂计划。工作如此繁杂多头,能兑现吗?好在我们的后续力量已上来了,他们中有的正崭露头角。这使我满怀信心”。

1985年  六十二岁。先生应日本东京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学者中村义等人邀请,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于十月十七日赴日本讲学,访问了东京、京都和横滨等地,三十一日回国,前后十五天。

1986年  六十三岁。先生以年事渐高,需集中时间和精力专事学术研究,故开学以来,乃坚请辞去校长一职,推荐张楚廷以代(时张任书记、副校长),并向省政府保证不离开湖南师大(时有调任先生为湖南省社科院院长之说),四月获准辞职。九月二十四日,被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评聘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兼职博士研究生导师,此前由华中师大申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可,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是年先生任湖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常委。

1987年 六十四岁。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九月,湖南省政府特授予荣誉证书。

九月二十九日,先生被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特聘担任清史研究所兼职教授(两年一聘,1990年12月31日续聘)。十一月十二日,先生被吸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介绍人是湖南师大民进成员吴启主、顾延龄,民进师大总支十日讨论通过,十二日民进省委批准。其时先生所填入会申请表上担任的社会职务尚有: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湖南省历史学会理事长)。是年开始招收博士生,挂靠华中师大博士点。第一个博士生为郑焱。是年邀北京人民出版社林言椒先生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

1988年 六十五岁。三月六日,先生经第六届全国政协第十七次常委会决定,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年七月,湖南省民进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举行换届选举,先生以高票当选,继陈孝禅担任湖南省民进第二届主委。是年十二月,与章开沅先生合作主编之《辛亥革命运动史稿》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9年 六十六岁。是年三月,被湖南省政府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主持馆务。五月四日,被四川大学历史系聘为近代史专业研究所客座教授。同年应邀赴美讲学,四月十八日签发护照,五月十三日出境,六月六日返国,来去都经上海虹桥机场,前后共二十四天。此次访美系由密执安州立大学弗林特校区邀请,除访问该校区,还到波士顿访问哈佛,在孔祥吉家住八日。嗣又于返程时访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住普莱斯家。又应左犹麟女士邀请至克里蒙特访问她所在的学院。其时正是“八九”风波,“六四”学潮,有人劝先生留在美国,但先生毅然回国。九月,先生被评为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同月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获得奖章。

1990年  六十七岁。先生首创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0]028号文件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七月五日,先生经湖南省历史学会89年度学术会议通过,任湖南省历史学会第五届理事长。

1991年  六十八岁。七月十五日,先生被湖南省社科联聘为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学科联合复评组组长。九月二十五日,先生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中国史学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九月二十九日,先生经中共湖南省委同意,被湖南省社科联聘为名誉主席。十月一日,先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自本年七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政府特殊津贴第[91]943095号),每月一百元。十二月,先生被湖南省教委评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科技先进工作者。

1992年  六十九岁。年初,先生被评为湖南师大九一年度“十大新闻人物”。五月十一日,到北京参加社科基金评审,住北太平庄远望楼,十八日返长,十九日到家。八月二十八日,先生以身体不适检查住进湘雅附二院,本来是要为前列腺开刀动手术,结果检查出为胃癌。住院治疗四个月整,省政府和学校以及各方面对于先生病情十分关注。副省长郑培民到医院看望三次。学校领导在先生病中还特地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在师大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为先生举办七十寿辰庆典,同时在二十三日下午和二十四日一天举办“林增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与会者除了省内各有关领导和部门代表、先生同好、学生以及亲朋戚友,还有来自省外的学者及有关人士。先生特从医院赶来,出席了祝寿庆典。副省长郑培民也来了。先生很高兴,坚持坐了二个多钟头,讲不出话,只喊谢谢。十二月二十七日七时二十分,先生因病不治逝世。

 

 刊 湖南省文史馆《文史拾遗》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