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枢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外贸商品不仅仅是丝绸，还包括陶瓷和茶叶等中国传统商品，因而也有陶瓷之路和茶叶之路的别称。而湖南是中国古代陶瓷之路和茶叶之路的起点之一。唐代长沙铜官窑的陶瓷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销往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等地；五代直至清代长沙、安化等地的茶叶则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大量销往西域、中亚和俄罗斯，清代湖南茶叶还从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南洋，远至英国。

晚唐长沙窑是中国釉下彩陶瓷的发源地，也是中国陶瓷”丝绸之路”的起点，其陶瓷产品远销亚非各地。唐代长沙窑又称铜官窑，位于今望城区境内的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东依连绵的山丘，西临湘江，窑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建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根据考古发掘的地层关系和出土”元和三年”（808）罐耳范，“大中九年”（855）釉下彩绘飞鸟瓷壶等纪年铭文，可知铜官窑的烧瓷历史早于盛唐，兴于中晚唐。据1983年《考古年鉴》记载，铜官古窑发掘面积达76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包括青瓷、白瓷、彩瓷和无釉素瓷四大类。器物除常见的碗、碟、盘、钵、盂、洗、壶、瓶、坛、罐、盒、炉、枕、灯、碾槽与和人物和禽兽等小玩具外，还出土了形制异常的瓮坛和大小缸。新的发现有褐彩”茶碗”二字的青瓷碗，新的诗句题铭、釉下彩外国卷发女郎、”竹林七贤”、阿拉伯人和唐代胖妞人物画壶，以及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红釉装饰通体玫瑰红瓷壶和多种红色彩绘瓷器。

长沙铜官窑制釉技术的发展经历了青釉、颜色釉、釉下彩三大阶段。釉下彩阶段，大约从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至晚唐，并延伸到五代。釉下彩的发明，是瓷器制造技术发展进步的结果。在此之前，我国已有了化装釉工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瓷器烧成中釉色不一样的偏差。但唐朝当时瓷器的格局是”南青北白”，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白瓷类银为美，青瓷似玉为佳”的审美风尚，越窑青瓷、刑窑白瓷为突出代表。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单色釉瓷器逐渐失去活力而衰落下去，称雄一时的越窑青瓷也在不断运用金彩、扣金边、施褐彩等新工艺来美化产品。铜官窑正是受到这种变革的影响，由学习越窑青瓷而大胆创新，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挂彩的新工艺，并将之与传统的装饰技艺如划花、刻花、模印、粘贴、捏塑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铜官窑以其创新、高档和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人的偏爱，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从考古发现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土了长沙窑产品，如朝鲜、日本、伊朗、伊拉克、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东非等。在国内，铜官窑产品出土最集中的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口江苏扬州和浙江宁波。1973年宁波渔浦门出土唐代瓷器约700件，除越窑产品外，铜官窑瓷器最多，而且含有精美的釉下彩绘奔鹿壶、脉枕等。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发掘出铜官窑彩瓷片598片，约占出土的完整的唐代瓷器的70%，其中有十分精湛的蓝彩瓷执壶残片。

铜官窑是一个规模很大的陶瓷手工业民营作坊，其陶瓷器生产是一种外向型的商品生产。它以其窑址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的优越条件，将产品运往当时繁华的国际贸易都市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宁波）及广州等沿海城市，再转运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国外出土的铜官窑瓷器绝大多数是从扬州、宁波等地起运的，也有逆湘江而上经灵渠到达广州的。安徽等地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也并非长沙直接运入，也是来自扬州、宁波等地。可见，扬州、宁波、广州等地是铜官窑瓷器重要的集散地和转销地。为适应外销的需要，铜官窑瓷器上的景物、文字，多表现销售地的风土人情，以适合当地人的口味。如铜官窑窑址出土有一种瓷背水壶，小口卷唇，直颈、扁平体，壶二侧向内凹陷，高约20厘米，一般施黄釉绿彩或全绿釉，釉色鲜艳浪漫，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的色彩。1983年，在扬州出土了一件题有阿拉伯文字”真主最伟大”的铜官窑背水壶。还有一碗上直接以阿拉伯文作装饰，文字内容汉文译为”安拉的仆人”，“安拉”即伊斯兰教徒崇拜的上帝一”真主”。在外销的铜官窑瓷器中，以褐斑贴花瓷器最多。这种贴花图案大多具有浓厚的中亚、西亚风格，如有胡人乐舞、狮子及对鸟椰枣图案。这类瓷器主要销往中亚、西亚地区。有的瓷器则以同佛教有关的莲花作为装饰，主要销往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区。可见，这些产品是一种专供外销的产品。

铜官窑瓷器大量出口，不仅满足了进口国人民的生活需要，更为重要的是给该国和地区的陶瓷工艺以积极影响。伊斯兰国家长期以来广泛传播的青黄色斑瓷，在工艺上是与铜官窑釉下彩或釉中挂彩的做法相通的。日本、朝鲜的陶瓷风格受铜官窑的影响更为明显。日本福冈县多良込田遗迹曾出土一件青黄釉褐绿彩执壶，乍一看会以为是铜官窑的作品，因为该壶的造型是铜官窑生产得最多的多棱口壶，而且其青中发黄，釉中挂绿彩、褐彩的风格，颇富铜官窑产品的气质。但实际上该壶是地道的日本货，是仿照铜官窑的工艺技术，并加以改造而制成的。

    铜官窑青釉褐绿彩阿拉伯文字碗                         铜官窑青釉贴花褐斑椰枣纹壶                铜官窑褐斑贴花胡旋舞蹈纹壶

长沙窑陶瓷器上有关商业、商人的题诗，也能反映出当时长沙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人归千里去，心画一盔中，莫虚前途远，开航逐便风”，反映出商人开拓市场、千里奔走、一往无前的积极心态。另一首诗”小水通大河，山深鸟雀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则反映商人们四处贩运、寻找市场的顽强精神。在商品上直接做广告是长沙窑商的一大发明。陶瓷器上所书的文字除诗文、联句、谚语、俗语、成语外，还有不少广告宣传文字。如朝鲜出土的长沙窑瓷壶上就书写有”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以姓氏作商号的名称，可以说是长沙商号命名的最初形式。长沙还出土有釉下褐彩”陈家美春酒”题字壶，“陈家”即为商号，而”美春”即为商标。

1998年，一艘被后人命名为”黑石号”的外国沉船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被打捞出水。在”黑石号”被打捞出的6.7万件文物中，八成以上来自长沙铜官窑。这些文物中有两只碗上的刻字证实了这些瓷器的烧制时间和地点。一只绘有阿拉伯文及草叶纹的彩绘碗，外壁刻有生产日期：宝历二年（826）七月六日。另一只碗心写着”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14个字。尽管它们未曾能到达终点，千年沉睡在异国海底，却成为今天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瓷器，特别是长沙铜官窑最珍贵的文物。千年之后，当淤泥洗净，青釉褐绿彩绘碗仍釉色如新，樊家盂子碗心的十四个字仍清晰可见。

“黑石号”出水的铜官窑“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明樊家记”题记碗

“黑石号”出水的铜官窑青釉褐绿彩飞鸟纹碗

短短几十年，为什么石渚窑工便把产品成功地从内陆推向了国际市场。据文物专家张兴国研究，这离不开粟特人的参与。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操古中东伊朗语的古老民族，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在长沙铜官窑地区的窑工姓氏调查中，有康、何等姓氏，不排除他们为粟特后裔的可能性。粟特人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唐代早期，就有胡商和粟特后裔在洞庭湖沿岸和长沙一带活动，他们与中原尤其是洛阳保持着紧密联系。洛阳一带为数众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中有一部分极可能在安史之乱期间为谋生存而与北方窑工一同南下并参与了石渚窑业的生产。有粟特人或粟特后裔的参与，石渚窑业能很快并更好地把握外销市场的需求和偏好。而长沙铜官窑的匠人们迅速顺应市场需求，瓷器中出现了许多粟特人的风格、阿拉伯文字和图案，甚至实现了订单式生产，按照客商的造型要求来生产。“黑石号”出水的一只执壶上的卧狮，就与阿斯塔纳古墓狮纹锦图案十分相似。据《中国印度见闻录》等文献记载，9世纪的大唐帝国与阿拉伯的阿拔斯帝国之间已经有非常频繁的直接商贸往来，阿拉伯商船夏季乘西南季风从斯罗夫等港口扬帆出海，来年冬季又乘东北季风从广州满载返航。张兴国分析了”黑石号”可能的航行路线：“黑石号”进入广州之后，先沿海北上至扬州。此时的扬州是连接长江和大运河的中心，是南北货物最大的集散地，阿拉伯商人在这里可以集中采购到长沙铜官窑、巩县窑、邢窑、越窑等陶瓷名品，以及扬州铜镜等其他物品。长沙铜官窑的青釉褐绿彩绘碗和樊家盂子应该是在扬州登上”黑石号”的。而屯集在扬州的铜官窑瓷器是从石渚湖上船，顺湘江北上到达长江，再往东抵达扬州的。号称”天下通衢”的扬州，也是长沙铜官窑产品的集散地。“黑石号”在扬州装上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后，再从长江口出海，在广州停留后驶向异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它闯入了勿里洞岛和邦加岛之间的一片黑色大礁岩，并在此地沉没。

铜官窑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国内和世界市场，成为有史以来湖南对外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在湖南商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沙铜官窑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善于从国内外广泛汲取有益的艺术营养，勇于创新，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并在对外输出中求得更大的发展。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另一大宗商品为茶叶，故又称茶叶之路。长沙、安化等地大规模茶叶贸易始于五代时期。五代时，为发展茶叶贸易，马楚政权采取了”令民自造茶”“听民售茶北客”的宽松政策，让百姓自己制造茶叶”以通商旅”，而政府收取税收，每年收入”凡百万计”。同时，又利用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商业货栈一一回图务，组织商人收购茶叶。茶商号”八床主人”，运往各商业销售点，转卖给中原地区的商人，换回战马和丝织品，获利甚厚，“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茶税成为马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八床主人”是至今所发现历史文献中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湖南商号名称，已有千余年历史。

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湖南各州县产茶数，总数为176万多斤，而潭州所属各县为103万斤，约占总量的60%。每到产茶时节，这些客商就”聚在山间，般（搬）贩私茶”。潭州城内的茶市也十分兴盛，各种名茶和茶具大量涌向市场。长沙茶叶研制精致，品位极高，宋代士大夫多把它作为珍品，并以此互相炫耀。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称：“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

唐五代时推行的以茶换马的贸易方式一直流传到明代。《明史•食货志》载：“湖南产茶，其值贱，商人率越境私贩。番人利私茶之贱，因不肯纳马。”那时湖南贩运到西北地区的黑茶多产于安化，而从长沙集中转运到陕西泾阳，再加工成砖茶销售。由于湘茶的私运动摇了汉（陕西汉中）茶的官营，万历年间遂有”禁湖茶”之议。但欲禁而不能，屡禁而不止，最后采取折中办法，规定以汉茶为主，湘茶为辅，湖南民营茶商从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楚之茶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所谓”湖南之白露”就是指长沙县高桥镇所产绿茶，所谓”长沙之铁色”就是指长沙府安化县所产黑茶。其时高桥、安化两地有茶庄数十家，有的茶庄就冠以”白露”“长沙铁色”之名。到明后期，长沙已与广州、九江、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茶市。

长沙地区茶叶对外贸易应当说肇始于唐代的丝绸之路贸易，但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现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大概始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3），以黑茶为主，运销内外蒙古，有一部分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由俄商购进运销俄国内。清雍正五年（1727），沙俄女皇派使臣来华，协商通商，订立了《恰克图互市条约》，中俄贸易迁至恰克图进行。贸易商品大多以中国的茶叶，换取俄国的皮毛。《朔方备乘》有”山西商人所运者皆黑茶也（即青砖）……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记载。清乾隆年间（1736—1796），山西茶号三玉川、巨盛川在湖北蒲圻县（今湖北赤壁市）羊楼洞设庄（成为今湖北赵李桥茶厂的前身）收购制造帽盒茶（即青砖茶的雏形）。羊楼洞的青砖茶与临近的湖南临湘县（今临湘市）羊楼司制造的青砖茶，统称”川字砖”“洞砖”“洞茶”。清道光年间《蒲圻县志•乡里志》引周顺倜《莼川枝词》云：“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诗中”芙蓉”即位于长沙府安化与宁乡交界的芙蓉山。《清史稿•食货志•茶法》明确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前，有湖南青砖茶运往恰克图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销往俄国西伯利亚。

清代恰克图茶叶买卖城的湖南和山西茶商

茶叶之路的另一条路线是从广州、上海等海港出海，运往需求国。嘉庆四年（1800）前后，广东商人来到湖南郴县收购烘青毛茶，每年约430吨，运回广东清远茶厂与广东乐昌白毛茶同时精制装箱，再由广州运到南洋各地销售。直到20世纪初，爪哇（印尼）各华侨茶店仍主要销售湖南郴县绿茶。清光绪年间，长沙有绿茶约120吨运至上海，由茶商再行加工与产于安徽休宁等地的屯绿拼配后售与美国洋行。

鸦片战争后，湖南开始红茶出口。道光二十年（1840）后，为适应外商需要，扩大红茶出口，外省茶商纷纷派员来湖南茶区倡导生产红茶，设庄精制。江西茶商（赣商）于清道光年间来平江、邵阳示范；广东茶商（粤商）由湘潭至安化产制；晋商、鄂商等也接踵来到安化。随后不断传入邻近各产茶县。从此，湖南省增加了一大宗出口茶类一一功夫红茶。统称”湖红”。这些成箱红茶主要运往广州，供应英商洋行出口。咸丰四年（1855），英国伦敦市场已有”湖红”名称。

晋商精制的红茶运至汉口，将两湖红茶和武夷红茶各接50%的比例拼和，作为武夷红茶标记，陆运恰克图卖给俄商。咸丰十一年（1861），汉口开辟为对外贸易口岸，长沙距汉口较近，运输便利，红茶绝大多数运集汉口售与英、美、俄、德等国洋行，只有少数粤商仍运广州，晋商仍运往恰克图。清同治年间（1863-1874），粤商由湖北鹤峰至湖南石门、慈利倡导产制红茶，收购毛茶运往鹤峰（以后改在渔洋关）加工，称为”宜红”。起初主要运往广州，以后也在汉口出售。1880—1886年是湖南红茶出口的最好时期，据载，每年供应出口90万箱以上（每箱平均30.24公斤），折合27670吨，占当时全国出口红茶的27.6%，尚不包括副产品红茶末、红茶叶和粗红茶，出口量居各省首位。这30年间，汉口英商洋行收购70%以上，其余为俄国及欧美澳各国洋行收购。1887年以后，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红茶因价廉物美，风靡全球。英国为扶植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也从1890年以后大量减少”湖红”的进口，转购印、锡红茶。

清末外商在湖南乡间收购茶叶

1860年以前上百年间长沙砖茶的出口，基本上晋商运往内外蒙古和恰克图销往俄国。1864年，汉口俄商洋行到湖南羊楼司、湖北羊楼洞和崇阳设置3个砖茶厂，收购老青茶压制青砖茶，1865年有882吨运到汉口，由俄国轮船装载航运天津，然后雇用骆驼陆运恰克图。晋商为了与俄商争夺中俄贸易利源，一再奏请清朝廷给予晋商与俄商同等待遇，维护茶叶俄销权益。清政府于同治七年（1868）明令归化城的厘金由每票60两减为25两；沿途关卡不准收取浮费；准许晋商领票进入俄国境内贸易（但库伦的规费银则未减免）。晋商陆续返回买卖城，运至恰克图的茶叶（有砖茶和红、绿茶、花茶）比以前增加，1871年达12228吨，超过了俄商运去的数量，1872年为9009，1873年为11631吨（据汉口关册）。综计1871—1877年，晋商运恰克图的各种茶叶年平均9181吨；并派员进入俄国境内，在西伯利亚十多个较大城市和莫斯科设立分庄，销售以茶叶为主的中国货物。1901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后，青砖茶则由轮船运至海参崴交铁路西运，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冷淡下来。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