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利民

　　湖南省人民政府原参事、湖南科技大学杨鹏程教授长期从事灾害史研究，继《湖南灾荒史》（湖南人民出版社年版，收入大型系列丛书“湖湘文库”，年获湖南省第十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之后，继续在这一领域拓荒扩土，精耕细作，推出新作《湖南疫灾史》（湖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系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纪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等疫灾流行史及减灾防疫对策研究》（项目号）的主要成果之一。 

史上最大灾荒

　　湖南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瘟疫疾病流行，给疫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该书以时间为经线，将1949年以前的湖南疫灾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12年前、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时期）、1928年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疫病流行与防治为纬线，重点考察霍乱、天花、疟疾、痢疾、白喉、鼠疫等瘟疫灾害(具有地方特色的血吸虫病流行与防治史作者另有专著)的时空分布状况，分析不同时期疫灾流行的趋势、特点、原因和后果，探讨政府和民间、国家与社会应对机制的构建和完善、疫区环境改造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总结历朝历代防治方针与应对措施的成败得失。新中国成立前不同时期政府和社会在疫灾流行时对于减灾防疫采取的措施和效果差别很大，民国以前由于阶级、时代和科技等多方面的局限性而成效不佳，民国以后尤其从抗战时期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该书旨在总结湖南历史上各种瘟疫流行的原因与规律，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当前减灾防疫提供历史的借鉴。 

　　该书的创新价值与鲜明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学作为传统学科很难找到为现实服务的良好切入点，该书较好地把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让史学这门传统学科走出象牙之塔，关注民生，经世致用，服务湖南的经济建设，为当前减灾防疫的政府决策提供历史工作者的一份思考。这也是杨鹏程教授科研选题的传统，注重理论创新与服务现实紧密结合。 

　　(二)已有的相关论著多为医学工作者从医学的角度研究疫灾暴发流行及其防治的措施，该书则是从历史学和社会史的角度寻找历史的借鉴，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是一次跨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成功尝试，体现了医学历史学和医学地理学等边缘学科的成果。 

　　(三)已有的相关论著多为其他省区或全国性通论，涉及湖南疫灾流行的史学论文极少，更没有一部专门著作。该书是第一部湖南疫灾流行与防治史，因此具有弥补区域疫灾史研究薄弱环节的学术创新意义。 

　　(四)医学界对疫病史的研究只关注疫病本身，研究内容和途径较为狭窄，他们的研究虽然对认识中国传统病名的内涵、症候和演变，疾病的治疗手段和疗效等方面助益良多，但在疫病流行状况、流行的相关因素分析，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反应、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等方面，可供借鉴的内容还非常有限。该书不仅研究疫灾暴发的原因与规律，更侧重于人类对疫灾应对措施的成败得失。如疫灾暴发时的社会心理、政府的应急机制、民间的避灾行为及灾后恢复重建的措施等等。如果说已有的医学论著是在为染疫病人把脉，那么该书则是在为社会把脉。 

　　(五)该书的难点一是没有多少现有的成果可以借鉴，二是资料浩如烟海，分散在省内外及本省各市县的档案馆、图书馆，包括方志、档案、书册、报纸杂志等，杨鹏程教授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分别到各市县广泛搜集地方资料，披沙拣金，集腋成裘，既解决资料浩繁的难题，又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能力。共查阅有关书籍计4000余册，搜集资料约2000万字，复印、整理约200万字。其中有许多是从尘封已久的旧方志、旧档案、旧报刊和私人稿本、调查统计文献中辑录出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引用和参考的旧方志达112种、新方志达140种之多。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发掘与利用，有力地支撑著作的论点。著者注重对各类史料考察审核，辨别真伪，订正错讹。书中有70多个数据统计表，如“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省法定传染病患病及死亡人数统计表”1934—1946年湖南省卫生经费统计表”等，这类来自政府档案的统计资料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言之有据，结论令人信服。 

　　(六)介绍与总结了湖南历史上中医学的瘟疫疾病防治情况。一是对中医药方进行整理。二是介绍了湖南历史上的中医专家及其防治疫病的贡献。如该书重点介绍有“白喉神医”之誉的李纪方及其《白喉全生集》。三是发掘了湖南历史上医家所著防治疫病的医学著作。重点介绍了同治年间浏阳县人张绍修的《时疫白喉捷要》。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白喉的医学专书。这些资料的发掘，对于现代疫病防治的中医学研究不无助益。 

　　(七)该书虽为通史著作，但也采用了个案研究模式。如第三章第二节对具有典型意义的1919—1920年湖南瘟疫的研究，分别对瘟疫肆虐的概况、疫源地与输入孔道、易感人群的性别、年龄、职业与身份、死亡日期、死亡人数及疫病种类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这类个案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入的认识疫病的成因、流行状况以及社会影响，增加研究的深度。 

　　(八)本书除了探讨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瘟疫反应的形式、内容等问题之外，还提出了一些颇具深意的理论问题，比如传统商路与瘟疫流行线路的关系。光绪十四年（1888）的瘟疫传播途径大体从广东—郴州—衡阳—长沙—岳阳，而这正是传统湘粤商路的走向，瘟疫传播至岳阳，受洞庭和长江阻隔，没有继续北上，而是借助于另一条商路—水运向长江中下游的苏、扬地区蔓延。 

　　著者经过长时间地收集和积累文献档案、地方志等资料，对新中国成立前湖南疫病的流行与防治进行了多维度研究，揭示了这一时期疫病、生态、政治与社会变动的多重面相，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作为第一部研究湖南疾疫灾害的史学著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生态环境、防疫法规、瘟疫时期的谣言等问题，该书均有涉及，但还可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 

　　杨鹏程教授关注疫病史研究，弘扬史学关注民生经世济用的优良传统，希望藉此推动学术界对疫病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将来推出更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达到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当前减灾防疫提供历史镜鉴的目的。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