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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报纸里的珍贵史料

时间:   2017-09-04 09:09

龙玉明

  记得1989年5月,我当时负责湖南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古籍善本书库及史部书库。一天,我正在整理堆放在书架上的残破图书,有六块约半张对开报纸大小的废纸板,虽然上面没有任何字迹或印迹,我仍没有轻易丢弃,经仔细观察,发现它不像是用硬草纸或瓦楞纸糊成的一般纸板,顺着边缘轻轻掰开一看,疑是用旧报纸糊的,说不定里面正是珍稀的古旧报纸。心想,绝不能当废纸板扔掉,随即向当时的部门主任李龙如老师汇报,李主任高度重视,于是遂将纸板交予古籍修复的同志进行技术处理。

  专业修复人员首先将这些纸板用温热水泡发,然后用竹签将里面的纸张挑开,一层一层地揭下来,再用清水洗去上面的浆糊,用吸水纸,吸干水分,只见一张张完好的报纸呈现在眼前。六块废纸板共揭出报纸六种六十九张。此后不久,我又从一本古籍线装书的封皮上发现了一种二张报纸,填补了湖南图书馆馆藏空白。

  上述七种报纸分别是:上海《申报》、上海《新闻报》、长沙《湖南新报》、长沙《湖南民报》、长沙《南岳日报》、衡阳《湖声日报》、衡阳《衡岳日报》。

  上海《申报》为1925年3月和1926年1月。该报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4月由英商美查创办于上海,1909年为席裕福收买,1912年转让与史量才,次年由史接办,抗战时曾出过汉口版和香港版,曾多次停刊。至1949年5月终刊。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这次发现的报纸湖南图书馆未入藏。

  上海《新闻报》为1927年8月9日第一张、第二张。该报创刊于光绪十九年元旦(1893年2月17日)。由中外商人合组公司,英人丹福士为总董,蔡尔康为主笔,后为美国般却斯托公司所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美人福开森以廉价购得该报全部产权。汪汉溪为总理,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十(1906年6月1日)改组有限公司,照香港法律注册。民国五年(1916)又改组美国公司,仍以福开森为总董,汪汉溪为总理,汪死后其子汪伯奇继任总经理。民国十八年(1929)完全为华商接受。吴蕴斋为董事长。它是中国报纸最早能够经济独立的,虽创刊较上海《申报》晚二十年,但其影响并不亚于《申报》。湖南图书馆有收藏,但很不全,这次发现的两张报纸就缺藏。

  长沙《湖南新报》为1917年12月22日、12月31日。该报据推测创刊于1916年。民国五年(1916)夏驱汤以后,谭延闿再次主湘,一些复刊和新创的国民党报纸大都是拥谭的,只有《湖南新报》属于程潜一派,程派师部军需处长宁坤为总经理,程下位后,宁也另有任务,改派黄成夷接办该报,陶菊隐为总编辑,主笔杨绩荪,编辑有许延翰、朱懒仙、张髯公、伍芋农、易泽文,采访记者程一中。该报日出两大张,第一张版面首先是社论,每天有三篇“时评”,分载电讯版、紧要新闻版、本省新闻版的后面。报馆设于长沙尚德街《大中报》旧址,该报附设汇同印刷公司,报馆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厂又能营业赚钱,这在当年长沙的新闻界中是少有的。湖南图书馆原仅存1916年9月两天的报纸,这次发现的为该馆所缺藏。载有:“紧要新闻”“本省新闻”“余闻”“文艺”等,编排较好。

  长沙《湖南民报》为1927年5月。该报创刊于1926年7月,开始每天出对开1张半,即5版。同年11月扩大到两张半,即9版。第二年4月缩小为两张,即8版。系革命报纸,由谢觉哉(共产党员)、龚饮冰主编,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机关报。为全省工农革命运动的总喉舌。当时,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这次发现的报纸湖南图书馆没有入藏,尽管只有两天的报纸,但史料价值极高。中有揭发声讨蒋介石阴谋罪行的消息和文章,如“在湘黄埔同学讨蒋委员会宣传部启事”。工农成立自卫军及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如“中国济难会湖南省总会五七纪念宣言”。1927年5月6日,谢觉哉等人参加的“省党部57次执委会议。通过镇压反革命派决议案,确定长沙市党部政治活动,扣留上海广东各反动报纸,省部与中央密切联络办法”。湖南“各县党务”。还有“反动势力惨杀农民志略。杀死一百多人,重伤一百余人”等。这为研究湖南工运史、农运史、学运史以及中共湖南党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

  长沙《南岳日报》为1927年7月、8月。该报系唐生智的机关报,1926年秋创刊于衡阳,同年底随唐迁长沙,社址设坡子街。由当时湖南省政府民政厅长冯天柱任社长,邓君寿为总经理,杨绩荪为总编辑。与《湖南日报》性质规模略同,陶菊隐、杨绩荪诸君均有办报才能,故均能蜚声一时,销数各达三四千份。1928年《南岳日报》与《湖南民报》合并为《国民日报》。系北伐时期,湖南国民党右派报纸。创刊词“明言反对共产主义,立言与戴季陶有相同处”。北伐中为帝国主义说话,对湖南革命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进行过诬蔑,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主办的《战士》周刊当即予以批判。湖南图书馆仅残存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6月、8月共6张报纸,而这次发现的均未入藏。

  衡阳《湘声日报》为1927年8月11日、8月23日、8月25日。湖南图书馆仅残存1928年2月16日的报纸。过去由于只见到1天的原报纸,因而将创刊时间误以为1928年2月,将出版地误为长沙(湖南图书馆1987年编印的《馆藏报纸目录》)。《湖南新闻志》(油印稿下同)将创刊年误为1920年,将出版地亦误为长沙。均无编辑、出版者。这次见到的1927年8月中3天的报纸,其编号分别为65、77、79号,显然其创刊时间既不是1920年,亦不会是1928年。并知道了报社地址是在衡阳濂溪街23号,不是在长沙。王道任经理,后因王道赴汉,从1927年8月25日由朱少生代理。这为我们弄清该报沿革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该报系4开小报,上面刊登了“本埠新闻”“本省新闻”“中外新闻”等,是研究近代湖南历史难得的参考资料。

  衡阳《衡岳日报》为1927年9月12日(一)、(二)、(三)、(四)版。湖南图书馆没有入藏,《湖南新闻志》只列有报名,并将创刊时间误为1925、1929年,编辑、出版者不见记载。从这次见到的报纸得知,该报为对开大报。根据1927年9月12日为第二号,那么其创刊时间应是1927年9月11日。地址设在衡阳府正街钟楼上。夏培基、王澍为正副经理,贺荣甲为总编辑,李杰为新闻编辑,涂剑斗任新闻记者。该报系国民党右派报纸。这次见到的报纸上面有“本省新闻”“平埠新闻”“论说”“琐闻”等,对研究近代湖南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述发现的这些报纸除上海《申报》、长沙《湖南新报》外,均为1927年5月至12月这段时间的报纸。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在文化方面对新闻报刊严加控制、查禁,尤其是革命报刊,因此那段时间的报纸流传到现在的已是风毛麟角了。在这7种71张报纸中除《南岳日报》1927年8月4日这1天的报纸湖南图书馆有收藏外,其余均缺。其中有从资料上知其报名,一直未见到实物的《衡岳日报》;有只残存一张、两张的《湘声日报》《湖南新报》。

  这些报纸的发现不仅给湖南图书馆的报纸收藏填了空白,补了残缺,充实了馆藏,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批难得的珍贵历史资料,对研究近代湖南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其中的革命报纸,如长沙《湖南民报》等。

  1989年5月,在湖南图书馆发现废纸板里的旧报纸时,正值新编《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手艮业》结稿后,为此,该书编辑部特意在《新闻出版志·报业》后撰写“后记”,盛赞湖南图书馆。略录于后: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深感湖南图书馆的同志,对于旧报刊的搜集和保护,极为重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抢救了许多旧书报。如本志第一篇第二章所引用的《大汉民报》发刊词,即是在半张残报上发现的;而这半张残报,又是图书馆的同志从一本旧书的包壳中发现、细心揭取下来的。这就使后人能够了解辛亥革命中湖南第一家革命报纸的立场和文风。

  在本志结稿后,我们又看到湖南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书库里堆放着6块废纸板,上面不见字迹和印迹。文献部没有轻易扔掉,而是送交古籍修复的同志进行技术处理。结果取下69张报纸,其中有上海《申报》《新闻报》、长沙《湖南民报》《南岳日报》、衡阳《湘声日报》《衡岳日报》。该部还发现一部古籍的封面是用两张不同日期的长沙《湖南新报》做的。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报刊严格查禁,这个时期的报刊流传下来的极少。上述报纸除《申报》《湖南新报》外,均为1927年5月以后出版的。其中,《南岳日报》湖南图书馆以前仅收藏一张,《湘声日报》《衡岳日报》均缺。这次发现,充实了馆藏,填补了史料空白。这种珍视文物的精神,难能可贵,因补记于此。

湖南民报

 

  (作者单位:湖南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