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伟

　　退休前那几年间，我在湖南图书馆“名人资料中心”从事海内外湘籍人士的联络及其著作和其他“地方文献”的工作。从2001年10月的《老年人》杂志上看到《我的同学朱基——访著名法理学家郭道晖教授》一文后，即给作者吴峰女士打电话，得知郭教授是她的亲戚。她说，郭教授过几天会回长沙，她愿意带我去拜访。

郭道晖

总理诤友

　　吴峰敲开湖南财经学院（今湖南大学北校区）招待所二楼一间客房门，笑容可掬地迎接我们的正是郭道晖本人。郭道晖，1928年出生，湖南湘阴人，曾祖父郭仑焘与大哥郭嵩焘和二哥郭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郭道晖像照片上一样精神焕发，腰杆笔挺、身材高大，与其说是教授，不知其身份、身世的人还以为他是位退役的将军。他告诉我，他是湘阴郭嵩焘后裔，后移居长沙，他的父亲郭德垂先生曾是长沙省立一中著名教员，外号“郭化学”。我又问他：“您是朱基的入党介绍人？”“是的。我是他的两位介绍人之一。另一位是当时电机系的党支部书记李淑平。”接着，他转向吴峰说：“吴峰，你那篇文章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吴峰笑着说：“为什么？”“很多人看了你的文章，写信给我，或者直接来找我，让我去找朱基，帮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怎么行！”吴峰说：“我听您说过，您自己就不去找朱总理的。”我也插言道：“从那张相片上就可以看出您特立独行的人格。”“这次同学聚会，一些人说，朱基啊，总理啊，您不能退，还要替党和国家多干几年吧？而我是主张他退下来的，有的同学抱怨我，说“几十年了，你还是老样子，一点也不……”当时，我也觉得这是个敏感且两难的话题，就扯开话说：“郭教授，您认识郭先生吗？”“怎么不认识？郭先生英文、数学都教得很好的。他与我父亲同事，郭先生还在吗？”我告诉他，郭先生已去世近20年，他又问“郭先生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长沙县人。他说：“这些人物的情况你都很清楚啊!”我说：“郭是我姨父。”“哦？那我们可能也是亲戚咧！”尽管这是一句善意的玩笑话，但我很高兴郭教授的平易近人，和他不趋炎附势的平民作风。尽管他早在解放初期就是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了。如果不是直言遭祸的话，以其资历，早应当“大角色”了。

在会议上发言的朱镕基

　　被国内外一些传媒称之为“中国立法学的泰斗级人物”的郭道晖，是我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立法学家。他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才弃理从文，半路出家，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的。但事实上，他从电机系毕业，留校工作，且在党委任职时起，就开始担任哲学教研室的讲师了。像他那样出身于书香世家又在长沙一中和清华这样的名校中深造的人，智商、悟性之高，自不待说。何况，解放初期，在进行院校调整、文理“分流”之前，其学子都是“文理皆通”的。所以当时转向转专业都不像近年这么难。因此，他重新选择大方向，要比揣测的早得多。

　　但理解毕竟不同于亲身感受，何况这种被动、不得已的感受长达一代人之久。不少同“类”者因经受不住而“了之”。他的一位兄弟，就是在“反右倾”中受迫害致死的。尔后，在十年浩劫中愈演愈烈，变本加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竟然“有时真理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部分为了新中国而奋斗过的人都在反复不停的“运动”和“站队”中成为革命对象，就连共和国主席等皆不能幸免于难。痛定思痛，郭道晖后来提出的著名论点：“如果说中国需要权威的话，最高权威就是宪法。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全国人大。舍此不应再有其他任何‘最高’权威，党也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整理宪法秩序，实行宪治》《论权利推定》，载《法学》杂志1991年第12期），就是对“文革”中“最高指示”的反思，表明了他固有的气魄和胆识，当然也标志着中国的与时俱进。他以一位人民权利的积极倡导者，呼吁“人民权利至上原则”“权利推定原则”“权利制衡权利原则”，并热情传播。

　　他认为，民主是腐败的天敌。社会越民主，权与钱的运用就越清正，腐败现象就难以滋生和易于抑止……“五四”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在呼唤民主，可也有人主张“新权威主义”，寄希望于“圣明”的领袖和领袖集团的专断，这当然是从“五四”精神后退。

　　他还在《论人权的阶级性和普遍性》中提出：“人权概念在世界上是最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东西，追溯孟子的‘易姓革命论’，可以说，作为人权思想的抵抗权论源于中国”（见日本札幌学院教授铃本敬夫《近年亚洲抵抗权理沦研究简况》一文）。

　　郭道晖有10多篇论文被译为英、德、日文，在国内外法学刊物上发表。其主编的《中国法学》，于1995年由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六大优秀社科期刊之一。他是中宣部、司法部特聘的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高级讲师，法哲学社会哲学国际协会会员、中国分会副会长。曾多次率团出席在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举行的国际法哲学大会和亚洲法哲学大会。他还是北京大学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和十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对于故乡湖南的法学研究，他更为关心，真诚回馈。自他兼任湖南大学教授及《岳麓法律评论》主编以来，使该杂志上了一个新台阶，且更具深度、力度及湖湘风格。郭道晖是一位治学严谨、作风正派、生活清廉之人，多次返湘都是“两点一线”(从车站至学校招待所)，心无旁骛，竟然不识故乡长沙一些名声在外的观光、娱乐场所，也婉谢我邀他访问敝馆之意，令人敬佩。

　　他第一次接待我时，因无准备，未予赠书，但当场将其资料复印赐予，并答应将照片借给我。翌年春天，他不顾自己年逾古稀，又亲自拎着他的一捆专著，送给我馆。计有：

　　《法的时代精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

　　《历史性跨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民主、法制、法律意识》，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中国立法制度》，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20多本。

　　他还告诉我，他间或给朱基总理写信，就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些问题，直抒己见。

　　我想，朱基之公正、廉洁，世所公认。而作为总理同庚、同学和诤友的郭道晖，为国家大事计，不倚“关系”，不事阿谀。他们才真是学友。

　　中国的社会和人，都在与时俱进。

家风传承

　　我也不是个受攀附、拉关系的人，第一次拜访郭道晖后，他问我怎么知道郭先生，我才说，郭是我大姨父。采访熊清泉、颜家龙时，我亦如是之。郭与郭道晖的父亲郭德垂是省立一中的同事，长沙的名教员。

　　1896年出生的郭德垂是名门之后，其祖父郭焘是清朝翰林，父龙允是秀才，老塾师。母聂氏夫人曾留学日本，思想开明，任过周南女校学监及湘阴县立女子职业学校校长。青少年时代，郭德垂在长沙修业中学和长郡联立中学读书，思想倾向革命，参加了当时一个进步团体“扬子江足球队”，暗中进行推翻清廷的革命宣传。

　　郭道晖的曾伯祖父郭嵩焘是清末维新派先驱，在首任驻英大使期间，深感国家强大，须“循西洋政教”，发展工业，曾一再叮嘱家庭后辈必须学工。郭德垂自幼受工业救国思想熏陶，于1913年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大工学院前身），191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去天津永利碱厂工作。旋又自办小厂，制造雪花膏等日化新产品。他在大学时代就编著了《化妆品制造法》，提倡国人自制化妆品，以抵制日货，该书曾广受欢迎，畅销重版。然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受到列强资本压迫，他的厂子以蚀本而作罢。郭德垂又考上了庚子赔款资助的留德生，正拟出国深造，因母病危而中途返乡，遂回母校任化学教师。1924年回长沙，先后任教于省立一中、第一师范等十所名校，且以《化学表解》《中英化学摘要》、中文本《化学摘要》等著作普及科学知识。而《高中化学》更是长沙乃至全省中学生人手一册的必读书。他以笔耕舌耘，而桃李满三湘，赢得了师生爱戴及湖南教育界的推荐，人们亲昵地称之为“郭化学”。各校争相聘，他兼任多校教席，每周授课达30多小时，而不辞劳苦，为国育材。1943年他离开武冈竹篙塘国立十一中时，全校教职员学生打着“欢送敬爱的郭老师”的横幅，举着“诲人不倦”的锦旗，列队前往车站送别。

　　这位热爱祖国，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早年在京参加“五四运动”，抗战中又编著了《国防化学》《毒气的制造与防护》，并教学生制造防毒面具，向市民做“防化”通俗演讲。湘桂战争爆发后，他携家避难重庆，沿途备受艰辛，且亲见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社会黑暗，而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社会政治问题。1947年，他在长沙参加了“五·二○”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拄着手杖，参加了省立一中学生的游行。而当该校反动校长开除参加学运的学生时，他在校务会上拍案而起，怒斥校方的反动行径，并设法将被迫害的学生转移到外地学校就学。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三个儿子道西、道晖和道尧先后都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他家成了地下党秘密活动的场所，他与夫人易克堤在门外轮流放哨守望，尽力掩护。

　　长沙和平解放前夕，反动派军队妄图占领一中校园，郭德垂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接受地下党组织委托，担任省立一中师生员工“护校组”负责人，而迎来了长沙和平解放……

　　有其父必有其子，郭道晖就是其“家风”的承传者。几年前，湖南省内报刊上，亦报道过他家“几代为师”的感人事迹，让笔者不禁联想起《烛光下的妈妈》和《长大了，我成又一个“你”》，这些“尊师”感恩的歌曲。郭家几代人的薪火相传，至今已跨越了十九、二十和二十一世纪，可谓“名门之后，屡世不斩”的书香世家。

　　笔者在退休前后，以“减法”中止了与昔日的工作对象（关系）的联系，但退休后翌年瑞冬（2005年11月下旬），忽然收到了湖南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函，因而得以参加了“郭道晖教授法学思想研讨会”，再次幸遇道晖先生。

　　当我走进“集贤宾馆”餐厅时，郭道晖先生就在门口“第一桌”上，站起身来，招呼我“刚才我还问你来了没有？快来，坐我这里。”让我顿感亲切，并打消了甫进门时见名师云集、方家满座时的惶恐不安。我将拙著《我与名人没有约》奉上。他并不因我“失联”而意怪（方言“见怪”），却问我：“冬天了，你还穿这么少，脸色很红润，是不是有高血压？”我连称“没有，赶路来的”，亦开门见山地说：“您也瘦些了，比四年前。”“我有糖尿病。这不，呷饭时连药一起吃”，说着，拿出药并瓶倒上。“所以，很多菜不能呷。你身体好，多呷点菜，没关系。”

　　第二天，“研讨会”在法学院隆重召开。与会者每人得到了一册郭教授新书发布会的赠书《法理学精义》。

　　这是一册结构、内容全新的法理学教科书。郭先生在书首以“我写本书……思维成果”作为自序，让我感到如同他在与读者“娓娓而谈”，没有（讲）台上、台下之分般亲近。书前附有“名家（李步云，中国社科院教授）评点”“专家评论”“教师评介”“学生感想”及“编辑推荐”等5个方面的简言，以及人民法院出版社在当年7月版《中国法学名家》中，有关郭道晖的“文摘”。

　　而这部568千字的巨著头版第一次印刷，竟有5000册之多！

　　其责编谓之“精义贯注了郭先生数十年的学术心得和思想结晶，突破此前国内法理学教科书的僵化体系和陈旧理论观点，以创新的面貌贡献于读者……转型之作……启蒙之作……”这位女性“编审”的左下方，还有郭道晖的“伊妹儿”，恰如其人之开放，开明，坦诚。

　　我请道晖教授“题签”，亦请陈敬女士写下了“编辑出版名家力作，是出版工作者的幸事”留作纪念。

　　笔者在湘图“坐班”30年，退休后已归隐江湖，近几年才漂洋过海行万里路。但每当回到“金色池塘”边时，仍旧习难改，要在“老年图书馆”浏览书报刊。并得知郭先生仅近两年来，就在《炎黄春秋》刊发了《从人治到法治的历程》《法治中国和思想中国》等几篇文章，对他“廉颇不老”，且能写，而欣慰，并为他祈福。

　　（作者单位：湖南省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