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鑫森

　　在《曾国藩全集·家书》中，有《谕纪泽》一信。曾纪泽（1839—1890）为曾国藩的长子，是晚清著名的爱国外交家。这封信写于1858年农历八月，曾纪泽年方十九。曾国藩称：“读书之法，看、读、写、作，每日四者不可缺一。”接着将这四字，以实例为之解说。

　　“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也。”看书，指的是眼观心记而不出声。

　　“读者，如《四书》《诗文》《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这些书，“非高声朗诵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曾国藩之所以要把看书和读书区别开来，他认为两种方法各有所长，都不能偏废。他生动地予以阐述：看书如同外出经商，可获利数倍；读书酷似居家守业，不随意浪费钱财。又像率军作战，看书是攻城略地，扩增占领的空间；读书有如挖壕沟砌堡垒，以便坚守不弃。

　　“写”，主要是说写好字，“切不可间断一日”。

　　“作”，是指勤动笔作诗作文，且必须“二三十岁立定规模”。并强调各种文体都应熟悉，“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

　　因曾国藩自感“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用”（《曾国藩全集·家书》），所以他特别交代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多读有关科技方面的书籍。曾纪泽不但自学英语，并达到可读、可听、可说、可译的程度；而且对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学科，苦下气力研读，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

　　曾纪鸿八岁时，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曾纪鸿长大后，在攻读举业的同时，对算数之学兴趣盎然。他研读了当时的中外科学家合作翻译的《化学鉴原》《物体遇热改易说》《汽车发轫》《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决疑数学》等书，并有机会向他们当面请教。曾昭棉在所著《曾栗缄（即曾纪鸿）年谱》中，记载同治七年（1868），与其兄住在两江总督署，父亲曾国藩严督他们在读中国书籍的同时，要求他们“写《律吕表》，命公代算”。曾纪鸿在数学上很有天才，1872年完成了他第一部学术著作《对数详解》；1874年，又写出《圆率考真图解》一书。当时国际上圆周率的演算最高水平，是小数点后四十之位数，而曾纪鸿的演算可达一百多位数，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予以肯定。此外，曾纪鸿与他人合撰的学术著作有《栗布演草》，自撰的还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等书。可惜他因操劳过度，又患有咯血症，于1881年病逝，享年仅34岁。

　　近读《曾纪泽集》，此中收有他的诗歌作品。而且不少诗后，附录了曾国藩的简短评点，可见曾国藩对儿子的作品是认真读过的。如《寄李眉生徐州》，为七律二首，前一首“批云：欢愁句佳。”后一首“批云：有词采。”在《题张铸庵邑侯树萱种竹图小像》诗后，“批云：尚无俗句，然题图诗总宜少作。”这些评点，有表扬也有批评，而且皆内行语。

　　曾国藩的教子读书之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作者为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