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栋梁

　　从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七七”以后的8年艰苦抗战，湖南人民始终站在抗日斗争前列，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从事抗日救亡，以鲜血和生命从事神圣的抗日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是“九一八”后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对推动南京和省政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九一八”后仅5天，素具“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精神的湖南人民就组织了200多个学生、教师、工人宣传队，宣传“九一八”事变真相，各种报纸连续报导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情况，发表群众团体抗日救国宣言、通电。全省70多个县市成立了300多个抗日救国会，举办了《抗日专刊》等40多种抗日刊物，唤起民众起来抗日。随后长沙万名学生夺门越墙到教育会坪集合，高呼“反对华北自治”，“铲除汉奸”等口号，穿过长沙25条大小街道，万人空巷给予支援。“九一八”到“七七”的6年内，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省70多个县市城乡，从省城200多个团体20万人的游行示威到偏僻乡村的抗日救亡；从铺天盖地的抗日报刊到气壮山河的救亡歌曲，到雪片般飞向南京和全国各地的通电、呈文、请战书；从揭露日帝侵华罪行到开展经济绝交，捐钱、派车、出人、出物支援马占山、长城、淞沪等局部抗战，壮大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杀敌斗争，对促进南京和省政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省长何键多次出席群众抗日集会，并拨款支持抗日团体活动。“七七”前后南京和省政当局抽调8万多湘军支援上海抗战。“七七事变”后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勃兴鼎盛，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声威。全省举办各种救亡报刊近百种，抗日书店300余家，出版社125家，抗日剧团70余个，公演《血战卢沟桥》《毁家纾难》等100多个剧目，还有抗日歌咏队300多个，6000多人，长沙常有2000多人在街头演出，教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闻者无不落泪。“七七”后一年湖南捐款400余万，捐衣100万套以上，先后组织四批汽车队，数十个敢死队、义勇队、服务团、慰劳队赴南京、上海前线抗日，仅上海吴淞口战斗中就有600多人壮烈牺牲；湖南15万民工用一年筑成近千公里的湘桂铁路；救护安置伤兵5万，难民50万。 

　　其次，是湖南人民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成为正面战场取胜的重要力量。湖南在8年抗战中承担了3次长沙会战以及常德、长衡、湘西会战共6次正面战场的作战，大都取得了胜利。这些正面作战之所以取得胜利，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归结为“将士忠勇用命”和“人民动作协同”①两个原因。湖南人民协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有100余万人组成侦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宣传队和慰劳队，疏散人口、粮食、牲畜，抢运军用物资，救护伤员，侦察敌情，担任向导，破路设障。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战区各县政府有计划地将老弱妇孺疏散，组织破路队、运输队，破坏公路、铁路，运走道路两旁30华里内的牲畜、粮食；中共常益中心县委发动滨湖各县党组织，组织工农群众抢收粮食，挖毁公路；汉寿、湘阴、铜官等地工农4万多人协助军队破路设障，修筑工事，将各地大道削窄，旱田灌水，干道开口，湘北、湘中公路被破坏的达1235公里，使敌军重武器无法活动，补给难以畅通，阻滞了敌人行动；沿河湖的数万民众，挑泥投石，堵塞重要水路，修筑数以万计的“木犁锚”，配合国民党军队布雷，有效地限制了敌人汽艇活动范围；守卫湘阴县城的国民党军队曹克人营就是凭借这些工事击退敌人多次进攻的。各地还动员木工、泥工，长期协助国民党军队构筑碉堡。1940年年底，长沙、平江、湘乡、攸县、衡山等21县组织侦探队共9432人，交通队共50620人，救护队共49560人，输送队共78212人，宣传队共6531人，慰劳队共1395人，并组训长沙市茶役、厨役、码头、水手等员工5000余人，在历次长沙会战中侦察敌情，破路设障，输送弹药，抢运军粮，救护伤员，劳军济饷，修筑工事，均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湘阴出动民工10万人次以上，抢运军米10多万包，运送大炮300门，弹药数千担，运送伤病员4000多名，并在1940年8月至11月3个月内节衣缩食，提供军米34428担、马谷4640担，做到了“军队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湘阴工人和市民配合国民党军队守城，牺牲700余人，守城的曹克人营长实现了“唯有死守”的诺言，以全营战死的行动，“报答湘阴民众”，战后建的“百骨塔”纪念碑，可做历史见证；长沙泥木工人修筑的工事在长沙会战中发挥了很大威力。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衡阳120名搬运工人将衡阳各界人民捐募的生活物资送到福临铺前线时，见一据点被敌夺去，即拾起阵亡战士的枪支，协助国民党军队收复了据点。1943年常德会战开始，常德市郊的木、电、瓦、锯、石业几百名工人参加修筑河洑山上碉堡、炮台和掩体；常德海员及船员出动木船60艘、轮船2艘组成义务疏散队疏散民众，该市战时工程服务队120名工人分赴常德六大门和主要街道路段抢修战壕，构筑炮台、碉堡、暗堡，设置路障，堆放沙包，修筑机枪阵地；战斗开始后又组织担架队和收容队，抢救伤员，掩埋尸体。 

　　1944年的长衡会战，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能坚守衡阳47天，打破日军7天内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狂妄计划，也与湖南人民的支援分不开。长沙泥木工人用杉木拼成木栅，在长沙沿江构筑了7华里长的木墙，再加筑工事，以阻敌从水上进入长沙东岸核心工事；长沙搬运工人协助部队将城内物资运往湘潭、衡阳，并留下10余条汽艇木船通霄达旦地运送部队过江。长沙失守后，粤汉铁路100余码头工人随军队参谋人员赶往株洲、渌口等地，拆除路轨，炸毁渌口铁路大桥后被敌包围，凭手中工具与敌搏斗突围，有7人牺牲。6月下旬衡阳保卫战开始，湘桂铁路工人又将连接粤汉、湘桂铁路的湘江大桥炸毁；衡宝公路员工先后破坏公路线1141.41公里；湘江搬运工人将90多艘轮船凿沉，衡阳江东岸数百名码头工人，日夜突击抢修被日机轰炸破坏严重的衡阳飞机场；衡阳工商业者也捐献木材120万根修筑工事；衡阳3000多名建筑工人和搬运工人，配合工兵部队，在五桂岭、岳屏山、天马山等阵地修筑了大量混凝土暗堡，为国民党军队消灭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衡阳47天保卫战，“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者，达3174名”②。 

　　1945年的湘西会战，同样得力于湖南湘西人民的全力支持。洞口县群众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击日军，先后取得了江口、马颈骨、雷打岭等数十次战斗的胜利，打死打伤日军近万人。江口自卫队于1945年4月下旬首先与日军接战.采取麻雀战术，到处袭扰、打击敌人，配合国民党军队第六十六师1个团，袭击进犯江口的日军1个旅团，使这支有3000余人的日军疲于奔命，经过3天3夜，歼灭日军100余人，为驻军充分做好战前准备赢得了时间。在战斗中，日军在自卫队诱感下，全部进入国民党军队预设阵地———仙山界，国民党军队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在空军配合下，与日军激战7昼夜，将大部日军歼灭。马颈骨瑶汉自卫队于1945年5月初与国民党军队第十九师官兵配合，向龟缩在马颈骨(今洞口县桐山乡境内)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1000余人发起攻击，激战4昼夜，歼灭日军联队长以下官兵400余人，生俘1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步枪100余支、战马39匹、掷弹筒22具、刺刀及其他战利品200余件。雷打岭自卫队布置队员为侵入高沙的日军第一○九联队带路，将日军带入国民党军队第七十四军所在地雷打岭，当敌全部进入阵地后，第七十四军四面夹攻，与日军鏖战3昼夜，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战利品一批。溆浦县老庵堂一带以瑶族群众为主的“嗅枪队”，不仅经常单独袭击日军，而且还经常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击日军。他们摸敌哨、侦察、提供军事情报、充当向导，协助第六十三师第一八七团在白石界、塘坎溪、镰刀湾等地先后歼灭日军第一○九联队700多人，受到第一八七团嘉奖。 

　　再次是湖南人民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拖住和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物力和财力。全省50多个县沦陷后，由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县、乡长组织、国民党军队和在乡军人以及民间组织了300多个大小抗日游击队和6万人的自卫团，在湘北、湘中、湘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尤其是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来湘建立石公华、湘阴、平江等抗日根据地后，促进了湖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这些游击队与日伪军大小战斗数千次，毙伤日伪军1.4万人以上，其中日军1万人以上。如临湘游击队在沦陷后的7年内对日伪军大小战斗数百次，毙伤敌人5000余人，俘敌官兵117人，缴获步枪1734枝，轻机枪100挺，驳壳枪11支，破坏铁路35公里、公路50余公里；平江县10多支游击队，其张骞游击队成立仅3个月就用步枪、鸟铳与日军战斗52次，歼敌100多人；湘阴抗敌自卫团1944年10月至1945年三次袭击日军，毙伤日军大队长和士兵37名；该县湛茂点游击队1944年6月至1945年3月与日军作战10余次，击毙日伪军近百名；益阳县抗敌自卫团警察大队第三中队协同国民党军队一个营在泉交河毙伤日军100余人；邵阳江口游击队40多人，1944年5月配合国民党军队王跃武部夹击三角坳日军主阵地，击毙日军1000余人；湘乡、新化县1944年沦陷后，两县抗日自卫团在一年多内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配合国民党七十三军一部歼灭日军1000余人；湘乡罗竞章游击队与日伪军作战数十次，歼灭日伪军60人，其事迹在《湘乡日报》登载后，被誉为“抗日英雄”；衡南地区抗敌自卫团1500余人，其第七大队180余人，先后与日本占领军作战47次，歼敌500余人。③三湘大地的抗日军民前赴后继，使日军大部分占领区变成了抗日游击区，使分散于湖南各地的数十万日军受到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两面夹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日军第六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发出了“湖南人自尊心强”“富于尚武精神”的慨叹！在敌后游击战争中涌现了张鹏飞、马扬德、谢锦涛、常太庄、湛茂点、王紫剑等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游击队，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敌御侮篇章。 

　　第四是湘籍爱国人士的支援。周恩来、叶剑英于武汉失守后曾以八路军驻湘代表名义致信香港《救国时报》，指出抗日战争是“保卫领土之完整，主权之独立，民族之存亡”，“维护世界人类之正义与和平”的战争，希望《救国时报》动员侨胞支援抗日战争。这封信在海内外侨胞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他们从各个方面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祖籍平江的菲律宾华侨商会会长陈道贞，不仅运用《华侨商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全菲华侨中掀起救国捐献的热潮，而且组织汽车队和军乐队，远渡重洋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间，还与爱国侨胞庄希泉等一道西渡美洲，放映第十九路军抗战的影片，发动世界各地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抗战。1941年，陈道贞还以菲律宾华侨抗日后援会主席的身份汇款40万元慰劳镇守湘北的将士。1939年，原籍长沙的美国纽约华昌公司经理李国钦捐献美金10万元慰劳湘北抗敌将士；1940年5月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第二分团15人由团长陈忠宪率领，从重庆来湘慰劳驻湘部队。1942年1月，纽约华侨募款8万元慰劳湘北前线将士。1942年香港沦陷后，到攸县夫家居住的著名歌唱家徐柳仙，以丈夫先祖文天祥(丈夫文荣林系文天样第23代孙)的爱国正气勉励自己，积极参加当地各种慰劳、募捐义演等抗敌和救灾活动。在演出中没有乐队伴奏，就以扬琴自弹自唱《热血忠魂》《血债何时了》等歌曲，演唱“英雄报国正其时，愿我国民齐奋起，昂藏七尺，应要马革裹尸”的慷慨歌词，鼓舞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湖南各界爱国人士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献枪，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形成了支援抗战的热潮。1943年6月，桑植一位百岁老人陈王氏，捐献1万元作抗日将士医药费用。时任常桃警备司令的唐生明派副官送给家乡东安300余支枪械作抗日游击队武器；著名爱国将领唐生智派夫人到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救亡宣传和募捐工作；湘南行署主任周斓将家里的62支步枪、12支手枪、1支冲锋枪借给祁东自卫队使用。生于长沙的张孝骞教授在抗战爆发后，毅然辞去协和医学院3年聘约，回湘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不顾美国雅礼会断绝资助的威胁，坚持将学校由战乱频仍的长沙迁往贵州，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艰苦办学，为战时医学教育做出了贡献。 

　　第五，湖南人民承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牺牲，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省会长沙惨遭“四战一火”，全城精华化为灰烬，数千人葬身火海，6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远离他乡。常德被毁民房万栋、谷25万担、商家7000余户，全城一片焦士，11440人被杀、被奸、被虏。衡阳城在47天会战中被夷为废墟,2.9万多人死亡，4万多栋房屋被毁。总计全省伤亡371.671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37.92亿美元以上，其中直接经济损失35.27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102.653亿美元。④湖南不仅承受了惨重的人力、财力、物力损失，而且平均每年供给壮丁26万多人，供给军粮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军棉70000担。8年中实征实募壮丁210多万人，占全国征募总数的15%，居全国第二；平均15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军，居全国人均参军人数第一位。湖南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湖南抗战的历史表明，抗日战争胜利的取得主要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抗战的结果。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得寸进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促进下，国共实现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政策转变，以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成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全省各族人民，各抗日团体、爱国人士、海外侨胞，不分阶级，不分信仰，凡是有爱国心的人都纷纷投入抗日的洪流，形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和决定因素。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七七”前后团结湖南各族各界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推动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引导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为正面战场作战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当国民党顽固派薛岳等掀起反共高潮，制造流血惨案后，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有组织地撤退干部转入地下斗争，并在湘北、湘中、湘南沦陷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爱国将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及其他爱国人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为湖南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薛岳政府一面反共，一面组织了几次大的会战，并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大都取得了胜利，后因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影响，长衡会战中遭到溃败；国民党军队中许多爱国官兵为保卫湖南，保卫祖国而英勇捐躯，涌现了王甲本、彭士量、曹克人、李翰卿、许国璋、孙明瑾、赖传湘、刘世焱、柴意新、史思华、王超奎、袁自强等一批抗日英烈，其爱国主义精神和业绩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史册上。 

　　湖南抗战的历史也表明，湖南军民的抗战，不仅保卫了家乡，而且对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湖南是全国正面战线的重要战场和保卫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湖南承担了抗日战争期间全国22次正面作战中的6次。日军在湘作战先后投入兵力60余万人次，被击毙击伤的有20余万人。其中，3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促使华中战局稳定数年之久；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既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进行的第一次获得空前胜利的战役，又是当时整个同盟国战场唯一取胜的战役，对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战争起了鼓舞作用。湘西会战的胜利则成为日军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收缩的转折点，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湖南军民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业绩，不仅在当时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和斗志，而且是留给中国人民世代受用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科院）            

　　注解： 

　　①《在抗战中跃进的溯南》，1940年12月版。 

　　②衡阳《大华晚报》，1947年8月7日。 

　　③参见萧栋梁《湖南抗日战争史》第346-37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④萧栋梁《抗战时期南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研究》第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