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韦群 

　　李国柱（1879—1949），字石琴，湖南嘉禾县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历任都督府军事顾问、讨袁第一路军指挥、广州大元帅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参议、总统府参军和湘粤边界安抚使、护法军第三游击司令、建国拱卫军混成旅旅长等要职。曾被列为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第十九号重要人物，民国二十七年冬，息影湘南,以打铁为生。1949年，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不久，病逝于家。曾被孙中山先生誉为“湖南最热心之革命同志”。 

举反袁大旗第一人 

　　李国柱出生于嘉禾一大户人家，父亲李文瑞早逝，留有几百亩良田和五六间铺子。国柱自幼聪慧顽皮。但自他追随孙中山，接受了革命的道理后，革命意志坚定。从日本回国后，为革命出生入死，不遗余力，搞得几乎倾家荡产。不少人都骂他是“败家子”，连平素最喜欢他的老母也骂他是“报应仔”。他却开导妻子和老母说：“革命就是要呷得苦。国家国家，先有国才有家。” 

　　1911年（辛亥）春，国柱由港返湘，奉命策动驻防清军，在宜章、嘉禾等县举事响应武昌起义。逼得嘉禾县知事钟麟（满人）吞金自杀，城破，一时人心大快。 

　　民国初建，国柱任湖南督军顾问。不久，袁世凯阴谋窃国，杀害革命元勋宋教仁。国柱义愤填膺，积极响应孙中山号召，于1913年进行“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又奉孙中山之命返湘组织讨袁军。6月28日在郴州举行反袁起义、宣布讨袁，占领了永兴、耒阳、临武、宜章等县（参见《国父年谱增订本》第二册第552—553页），历时近两个月，影响甚广，以至后来的蔡锷（同为湖南人）亦深受其行为影响。但因当时各地的反袁运动发展不平衡，又惨遭袁世凯盘踞湖南的爪牙张敬尧的疯狂摧残，寡不敌众，死难者达两千多人。后迫于形势，本人复只身逃往日本。后来李国柱痛切地写道：“……湖南革命优秀分子，摧毁几尽。柱虽幸免于难，而地方士绅及家族父老子弟遇害者，不下数十人，柱先人之墓被扑毁，屋尽拆，妾被卖。”（引自其手迹遗稿《国柱自传》）袁称帝失败后，国柱随孙中山去粤，任大元帅府军事委员和参议。后任总统府参军和湘粤边界安抚使。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成立了广东军政府。国柱竭诚拥护，被任命为军政府直辖独立旅旅长，冶军岭南。1924年，任建国拱卫军混成旅旅长。1925年陈炯明叛变，国柱任讨贼军第八路司令，颇著战功。后所部改编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时林伯渠任第六军党代表，与国柱早年是留日同盟会战友，了解国柱为人刚正，从此两人过从甚密，进一步与国柱建立革命友谊，影响了国柱在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自参加同盟会以来，李国柱以其特别身份参加了以孙中山为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过程，追随其革命不遗余力，颇具军事才能和实干精神，可谓劳苦功高、地位显赫。最值得称颂的是1914年6月28日在湘南首举的反袁起事，比蔡锷还早一年多，实为民国举事反袁第一人。在蒋记国民党的治史者笔下，由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又与蒋关系僵硬、离开军政界甚早，最后参加了中共政协，竟亦未给予相应的评价与肯定。 

“老总死了，我是伯牙不复鼓琴” 

　　国柱性格耿直刚毅，属一典型之性情中人。但他素来敬重孙中山先生的为人，一心一意跟随他。而中山先生同样也尊重国柱，视之为知己，从几件小事中即可窥见一斑。其夫人王成英生前对此曾有过很好的回忆：“我与国柱相识于1924年，由我的一个叫胡少海的亲戚（时在李国柱手下当营长）介绍，于第二年即1925年正月结婚。当时，他带兵驻扎在我的家乡宜章一带。身份是军政府直辖独立旅旅长，影响很大。他这支部队很受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就在这一年，孙先生亲函蒋介石，要蒋在苏联首批援华武器中拨一千支步枪给国柱，并在信中赞誉李国柱是‘湖南最热心之革命同志’”（参见《孙中山全集。孙中山致蒋介石手礼》）……对赵恒惕、谭延闿则分别致函有“查李部艰难缔造，有一支枪一滴血之苦……”之说（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315页》），“他平时谈话，总是称孙先生为‘老总’，先生则称他为‘石琴’，从这些言行中，足见他们之间关系之密切。”（参见王成英《我与李国柱》——嘉禾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26页和王成英《回忆我的丈夫李国柱》） 

　　一年后，中山先生去世，国柱悲痛不已，深感“知己已亡何处觅”。不久，蒋介石派人刺杀国民党左派廖仲凯先生。国柱痛心疾首，毅然与蒋决裂。私下常感叹道：“老总死了，我是伯牙不复鼓琴。” 

　　1927年，国柱携家眷和几个旧部乘船抵上海，住在法租界西门路西城里48号亭子间。 

　　不久，国柱和居正等人办了《江南晚报》，专门从舆论上反对蒋介石，抨击旧弊。办了一段时间后，报纸被查封，居正也被蒋软禁在南京。后居正家属被蒋用重金疏通，逼居正变节，居正遂出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国柱闻讯愤慨万分，怒斥：“中正不中，居正不正！”发誓不与之往来。以后，蒋介石亦曾先后派多人以高官厚禄相许，动员国柱出山，国柱对此不屑一顾，断然拒绝。当时，有些旧属对此不理解，其夫人也曾问过他：“到处有人找你，你为什么不出去？”他回答道：“等老蒋死了再说，我绝不做他手下的官，也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其凛然之气溢于言表。为此，对外人只宣布他是同盟会员，不承认他是国民党员。 

策动旧部胡少海上井冈山 

　　对共产党的革命，国柱是深表同情的。早在北伐前夕国共合作时，国柱就与所在部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中共代表林伯渠多有接触，相互间建立了一定的友谊，并时常帮助共产党人。从客观上分析，李国柱对共产党人的最大帮助当属推动其旧部胡少海走向革命。 

　　胡少海，湖南宜章人，出生于当地有名的豪门之家，人称“五少爷”；早年背叛家庭，投靠李国柱部。当时，胡少海曾也随老上司国柱隐居上海，并常劝国柱出去重整旗鼓。国柱感于时事，摇头不允，却劝胡投奔共产党。其时，朱德部队正在湘南一带活动，正需寻觅一个合适的当地人出面发动湘南暴动，胡经过权衡便答应了。而且还不失时机地向老上司建议，要他把在反袁起义失败后散藏在各地的几十支枪捐出，果真，李国柱慷慨地答应了。不久，在朱德、陈毅的策划下，少海利用其原有的身份和地位，以国民革命军第16军140团团副的名义，率领一支先遣队进驻宜章，并于1928年1月11日和朱、陈一道设计首先发动了宜章年关暴动，从而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就是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智取宜章”。 

　　当国柱闻讯后连声夸道：“干得好。不愧是跟我李国柱出来的人。”（参见王成英《回忆我的丈夫李国柱》）星移斗转半个多世纪，当年的种种迹象表明，震惊全国的湘南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暴动，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这里，固然有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杰出贡献，但宜章人胡少海（后任红四军29团团长、师长、军长等要职，为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著名领导人和红军军事将领之一，早年在福建作战牺牲）对于湘南起义的成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功不可没。这其中更有李国柱先生客观上所起的为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试想，当年如果没有李国柱的诚心劝告和赠与枪支，如果没有胡少海等当地人的参与及鼎力协助，进而没有宜章年关暴动，时南昌起义溃退下来的朱德余部之命运将不堪设想！又从何谈湘南起义、上井冈山？正如参加湘南起义的亲历者萧克老将军后来所指出的：“……历史证明，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才有了光辉的井冈山时代及中国革命的胜利。” 

“回屋做铁匠也照样能为桑梓服务” 

　　全民抗战爆发后，李国柱经时有来往的驻长沙的中共老党员徐特立的劝说，为民族利益重，第一次出山任湖南省参议员，为抗战奔波疾呼。但长沙“文夕大火”后，因致函国民党中央准备组织抗日游击队请缨杀敌之事被蒋介石敷衍作梗，未能酬其志。失望之下，几经簸迁，便于1938年秋来到郴州桂阳县郊南门外的李家村，用程潜支助的二千元款子为资本，炼起铁来。。他说：“我不做囤积居奇的生意，更不想发国难财。要发财我早就发财了，我只想做点对国家和老百姓有利的事。所以，回屋做铁匠也照样能为桑梓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他还救了李木庵（中共十老之一，曾任司法部副部长，时任中共湖南地下党负责人）、谷子元（时任中共湘南支队的负责人）等人的命。其夫人王成英如是说：“他们常与国柱来往，因桂阳县长万德涵告密……国柱到省府后获悉反动当局要查封战时中学，密捕共产党人，便大义怒斥省保安处长李树森。并立即赶回桂阳，将情况通知李木庵并劝他们火速逃离。一批共产党员幸免于难。李木庵也坐着桂阳地方法院院长的四人大桥，大摇大摆地从桂阳舍人渡脱身，去了延安。”（参见王成英《我与李国柱》） 

　　直到1949年，国柱才把小土炉搬回故乡嘉禾。 

国柱之子忆父亲 

　　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藏《李国柱革命事略——革命人物志第十集138页》有“年逾六十，贫无以自给，遂赀办小铁厂以土法铸鼎釜，博微利营生，人咸尊其品德而惋其遇，柱泰然”一段。笔者曾采访了国柱独子李萼昭。一听说是要谈他父亲李国柱，这位已年逾九旬的老人便十分激动起来，连声说：“我记得我的父亲李国柱，他是中山先生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后来又日益靠拢共产党。为父亲革命的事，我家还惨遭过多次抄家杀戮呢！其中大的就有三次。所以说，本是殷实人家出身、又做过大官的他以后竟沦落为以打铁为生，除了他不愿做蒋家政权的官外，清廉奉公、毁家纾难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时，他沉浸于对往事的记忆中…… 

　　第一次是在1909年，革命党人何用九受黄兴之命前来与先父接洽革命工作，不幸被驻防嘉禾塘村圩的清军哨官李赞卿捕获，旋为嘉禾县知事杀害示众。先父处于危境，乘机潜逃，幸免于难。然家被抄，田产被没收充公，我们一家人被迫逃亡。但先父仍奔走于外地，联系各方同志，毫无惧悔。 

　　第二次是先父积极响应孙中山号召，于1914年奉命从日返湘组织讨袁军。6月28日在郴州举行反袁起事，后失败，先父只身逃往日本。被袁世凯视为“罪魁祸首”，悬赏三千元并画制图像下令通缉，株连九族，受害的族人亲友不下数十人。我们一家人逃亡在蓝山竹管寺深山躲藏居住，家中田产再度没收，房屋横遭拆毁，甚至祖坟也被挖掘。我们的兄长萼芳当时年仅八岁，为免遭杀戮，改名“王神保”，潜迹到一古寺里当小和尚，为时两年有余。 

　　第三次是因他救助共产党、又涉嫌送几十支枪给湘南起义军胡少海部一事，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搜查…… 

　　应该说，我的先父首先是在中山先生的影响下进行革命，后在林伯渠同志的影响下从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进一步认识的。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末，我的父亲还曾暗地送了几十条枪给正处于困难中的湘南起义军哩！当时，起义军方面的人还郑重其事地打了借据，许愿革命成功后归还。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但湘南一带仍盘踞敌军若干。时先父虽已年高体弱，但不愿看到因原县长弃职而逃，造成县内形势混乱的局面，为求得嘉禾和平解放，遂受众人之托出任县长。不久，终因操劳过度而病重卧床。1949年12月6日，嘉禾解放。解放大军负责人进城后就到我家看望了病中的先父。后又奉省委黄克诚同志电令接邀先父赴省晋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商议国事，但先父因病重未能参加，于1949年12月31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然令人扼腕的是，对于这么一位曾为国共两党均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先辈的子女，新中国成立后不仅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照顾，反而因其父的原因惨遭株连和迫害。李萼昭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秘书处专员。1949年遵父嘱随程潜和平起义，后又由地下党员护送潜入白区联络策反，并协助其父李国柱劝谕盘踞在湘南的国民党残部和地方武装起义或投城（其指挥官均系嘉禾籍人，为李国柱之旧部或亲属）。鉴于他的表现和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任命为嘉禾县临时人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58年，性情梗直的李萼昭因不慎以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遣回原籍。“从此，我便与苦难结了缘。作为一个学法律、专职研究法律，又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工作的人，我快五十岁的时候竟被迫拉了近二十年的马车，受尽了他人的白眼和折磨。”说到这里，李老不禁唏嘘不已、以至老泪纵横……“多亏七九年后上面为我平反复职，继续搞律师工作，才使在我年逾古稀之年获得了第二次新生……” 

（作者单位：政协湖南省郴州市学习文史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