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良 

一 

　　《南方周末》2013年7月25日载宗亮《陈寅恪<论再生缘>究竟何时流出海外》，探讨现代学术史上聚论纷纭的公案。作者先是引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广州准备赴香港。在等待赴港的这段时间里，章士钊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章、陈两人会面，相谈甚欢。陈寅恪将近年所撰新著一一相赠，其中便包括《论再生缘》……9月，章士钊抵达香港。……《论再生缘》油印本也由章带到香港。 

　　后又发现《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有一封杨联升致胡适的信函，云：“周法高说，台湾收到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篇长文，讨论弹词，本是油印的。”由于此函时间为1956年8月10日，作者据此得出结论：“如果章士钊的行程没有被误植，且陈寅恪也确实是在1956年8月才将《论再生缘》赠与章氏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论再生缘》在这之前应该就已经流出海外了，台湾方面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陈寅恪的这部‘感怀身世’之作。” 

　　中国文化非常讲究缘分，细细想来，自己与宗文中涉及的陈寅恪、章士钊等先贤都有一定的夙缘。 

　　首先，先伯外祖刘永济教授（武汉大学一级教授）是陈寅恪先生的挚友。两人诗词中表现深情厚谊之作很多，1961年吴宓与寅恪先生的“暮年一晤”就是寅恪先生与刘永济先生书信商量，从行程到生活都作出仔细考虑与周到安排的。关于此次吴、陈会，陈寅恪致刘永济的信函由余英时先生“转赠”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特东方图书馆。这些情况我曾在《论陈寅恪诗文中的长沙“旧巢”情结》一文中交代，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见陈书良《艺文考槃》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至于章士钊先生，不仅是我的乡先贤，与刘永济教授是朋友，二人诗词中于彼此情谊多有记叙；而且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受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辑《章士钊卷》，曾到北京金台路拜访过章的公子章可先生，也在史家胡同受到章含之女士的盛情接待。1998年，我完成文学传记章士钊传，书名《寂寞秋桐》，长春出版社出版，当时上海《文汇报》还逐日连载。2006年，我受《湖湘文库》之委托整理《章士钊诗词集》，为使所收尽可能完全，又去北京史家胡同章宅拜访章含之女士，含之女士抱病化妆出见，对笔者的工作满含热望。如今《章士钊诗词集》已出版，而与含之女士却人天杳隔了。 

　　正因为有这些因缘，接触到相关资料，我不敢苟同宗亮先生的推论。 

二 

　　不错，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提出1956年8月7日章士钊先生动身赴港，9月抵港，陆著发言有据，但如据此推断《论再生缘》如经章手流出，决不得早于9月，则粗心犯错了。 

　　事实上，9月前，章士钊还有过一次赴港之行。1956年春天，章士钊受毛、周之托赴港，身携中共中央致蒋介石先生的信件，该信最后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劝说蒋介石先生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贡献。章经广州到香港后，将信件交给了台湾派驻香港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炎。兹事体大，许不敢怠慢，很快飞赴台北，向蒋汇报了与章会谈的情况，并将中共中央的来信转交。这一事件，堪称国共两党后期交往的大事，我反复问了随章赴港的含之女士，赴港是春天，交信则是5月。故我在《寂寞秋桐》中说是：“1956年春”。（见《寂寞秋桐》P192）。章先生的学生白吉庵教授《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P388页也说是“1956年春”。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P289指出1956年春及同年7月，章士钊先生两次访港。我以为，袁谱是严肃而有据的。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1956年4、5月，章先生赴港前过访中山大学陈寓时，陈寅恪先生赠送了几册油印本《论再生缘》。此本系陈寅恪先生在1954年自费打印。 

　　陈书良整理的《章士钊诗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收有1957年3月番禺刘景堂编定的《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其“广州集”中有《陈寅恪以近著数种见赠，<论再生缘>尤突出，酬以长句》：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此诗排列在《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前，显系在陈寅恪六十七岁生日，亦即1956年6月25日以前，可知在同年4、5月间，章士钊先生已经得到几册油印本《论再生缘》了。 

　　这样，章先生5月抵港，将其分送友人，以致8月10日，杨联升致胡适信中谈及台湾周法高见到此书，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 

　　我以为，《论再生缘》的流出及出版脉络是相当清晰的。章士钊先生从大陆带去数册，在香港分送友朋后，至1958年秋天，余英时先生偶然在美国麻省剑桥发现，大受感动。据余《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1月、2月号）云： 

　　我当时自信颇识作者用心，所以写了一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发表在香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号的《人生》杂志上。与此同时，我又与香港的友联出版社接洽，希望该社能把《论再生缘》正式排印出来，以飨海外读者……为了谨慎起见，我特别请友联在出版时不要提及我的关系，只诡称在香港觅得即可。 

　　余英时先生据以推荐的《论再生缘》油印本是否陈寅恪先生1954年自费打印的油印本并不重要，是否辗转于台北的油印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是台北还是香港的翻印本，其根据还是章士钊先生带出的油印本。我一生服膺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风骨。记得我在史家胡同章先生的书房，一再向含之大姐打听有无陈寅恪《论再生缘》油印本，含之大姐肯定地说：“都送给港台朋友了，一本都没带回来。”艰难地向海外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应是陈寅恪先生的惨淡用心；而章士钊先生惺惺相惜，对此表现了充分的理解。 

四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谈到《论再生缘》流出海外，说“中山大学一些有可能接触过该论文的人都受到审查。最后由唐筼（陈寅恪夫人）说出可能是章士钊带出境外方不了了之。”这应该是可信的。据牟润孙《敬悼陈寅恪先生》（转引自前引余英时文）说：“后来听说，果然给他老人家招了祸。”可想见《论再生缘》流出海外当时给陈寅恪先生带来的政治压力。在这样的情态下，有古君子之风的陈夫人是不会把不属于章先生所为之事加于章的。此其一。其二，其时章“圣眷正隆”，又负有最高政治使命，观其在《南游吟草》中对台湾的故旧如白崇禧、张群、俞大维、于右任等四十一位政要温情招隐的赠诗可知，章士钊先生是百无禁忌的。陈夫人据实将流出渠道说出，既对章无损，又保护了一些时受猜忌的学人，化弦箭于无形，的确是聪慧之举。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