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柳燕    易慧霞 

　　“湘学”是标志湖南地区学术传承的学术思想史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湘学”指湖湘学，即南宋绍兴年间形成的地域性儒家学派，以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在湖南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传播活动为代表；广义的“湘学”指湘籍学者在本土或外地、非湘籍学者在湖南的学术活动及思想，其内容除湖湘学外，还包括濂溪学、船山学、近代“湘学”等，其范围始于北宋，止于清末民初之际。本文所谓“湘学”，指两宋以来形成的具有湖南区域特征和传承统绪的学术文化，其内涵指向产生于湖南地区的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和学者群体。 

　　事实上，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湖南在宋代以前就有学术。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易经》、《老子》等二十余种著作，说明死者生前就爱好这些当时流行于长沙国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史传》记载：“虽湘州曲学，亦有心典谟。”可知在六朝时，湖南就以学术擅名。晋代邓粲的《晋纪》、《晋阳秋》、《老子注》，车胤的《孝经注》，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等，更是言之凿凿的湘人论著。这些在宋代之前的湘楚文化和流寓湖南地区的学者的思想，都可以看作“湘学”的地域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不过，宋代以前湖南地区的学术虽然有一定的思想上的连续性和地域上的共同性，却没有明显的传承轨迹可寻。应该说，具有比较严格的学理和学术传承意义的“湘学”始于宋代。 

　　从总体的发展情况看，“湘学”可以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湘学”的肇始期——“濂学”开山，“二程”传承 

　　北宋时期的周敦颐为“湘学”的起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所开创的濂溪学是“湘学”的重要思想渊源。 

　　周敦颐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出生于仕宦之家，十五岁时因父亲去世离开湖南。二十岁入仕，宦迹各地，曾任职于湖南郴县、桂阳、永州和邵州等。 

　　他的早期著作《太极图说》依据阴阳哲学的原理，立足儒家的价值理想，提出了一个与佛学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论，即由“无极”而“太极”而“阴阳五行”，以至“万物化生”的宇宙论哲学，并完整地论述了德性的完善过程，为日渐式微的儒学创建了新的阐释构架及宇宙论体系，正好契合朱熹等人自觉承担复兴和发展儒学的历史使命的理论需求。其晚期著作《通书》结合《中庸》论“诚”的思想，提出以“诚”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奠定了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心性论，是宋明理学修身论的重要基础。 

　　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其学术地位也远没有后世学者评价的那么高。虽然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被视为中国理学的开山之祖，首功之臣是他的学生程颢、程颐兄弟。 

　　程颢、程颐是河南洛阳人。其父程珦钦佩周敦颐的人品和才学，令“二程”拜他为师。两人成为北宋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被后人尊奉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他们将周敦颐的著作编定成书加以传扬，理学大师朱熹将周敦颐看作理学的开山之祖。宋代理学在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达七百余年，并成为“湘学”的主流。 

　　所以，“湘学”的兴起与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同步的，它反映了宋代重建儒学传统的大背景，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一种表现。王闿运所言“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见周渊龙、莫道迟《王闿运楹联辑注》）虽然有抬高濂溪学地位、力压东南清流的自大成分，但也不无学理依据。从理论和学派传承的角度看，周敦颐的学说对“二程”产生了深刻影响；杨时、谢良佐为“二程”高弟，经此二人传承而形成的朱子学派和湖湘学派是南宋理学的两大主要学派，它们同出一源，在传承过程中相互融会；胡安国与杨时等程门弟子有广泛的学术交往，胡宏曾师事杨时和程门另一弟子侯师圣，朱熹也有得于谢良佐。可见，“二程”洛学南传而形成的两派都是通过程氏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传承的，而这一切的总源头则是周敦颐创立的濂溪学，周敦颐是当之无愧的理学开山之祖。 

　　尽管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形成大多不在湖南地区，但他为“湘学”鼻祖，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在《劝学文》中说：“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统，下启河洛之传。”（《真西山文集》卷四十）近世李肖聃的《湘学略》、杨东纯的《中国学术史》亦持此论。 

　　客观地说，湖南曾被称为“风化陵夷，习俗暴恶”之地，湖南的文化和教育在宋代以前比较落后，而周敦颐以后，湖南一跃而为“理学之邦”。 

　　二、“湘学”的形成期——胡张奠基，张栻传扬 

　　南宋时期，湖南形成了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理学学派——湖湘学（又称湖湘学派、湖南一派），使湖南有资格被称为“理学重镇”而扬名全国，也标志着“湘学”的真正形成。同时，一些学者纷纷到湖南讲学，如谢良佐高弟康渊流寓巴陵，朱熹两次到岳麓书院，陆九龄奔赴邵州，真德秀、魏了翁往来潭州、靖州，对湖南地区形成理学型的“湘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湖湘学的代表人物是胡安国、胡宏、胡寅、张栻、胡大时、吴猎等，虽然他们大多不是湖南人，但他们主要的学术、教育活动均在湖南。当然，也有一些生于湖南、长于湖南的本土学者。他们组成了湖南学术史上第一个由有名望、有成就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群体，大力推崇理学，经世务实，躬行践履，不流于空疏，却又显得有些保守。 

　　胡安国是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年轻时入太学，接受“二程”学说。曾授太学博士衔，提举湖南路学事。晚年隐居湘潭碧泉，结庐讲学。有《春秋传》、《时政论》、《治国论》等。《春秋传》不拘于章句训诂，突出“尊王”的政治理论和“攘夷”的民族精神，与以复兴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正相吻合，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的“湘派”学风，成为元明两朝科举考试的必考之书，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宏是胡安国之季子，从其父研习儒学，与其兄师从杨时、侯仲良学习“二程”理学。一生谢绝为官，与父亲创办并主持碧泉书院，到各地讲学。有《知言》、《皇王大纪》和《五峰集》。他提出“性本论”，主张性体心用，反对以善恶论性，强调人欲和天理不可分离，其心性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影响深远。 

　　张栻是四川绵竹人。其父张浚为南宋名相，他奉父命至碧泉书院拜胡宏为师。官至吏部侍郎。曾在长沙创办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有《易说》、《癸巳论语解》、《孟子详说》、《奏议》等。他继承和发展“二程”学说，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应寡欲、无欲才能去恶从善、常存天理，反对空言，强调行至言随。对孟子的性善论、周敦颐的主静说均有所发挥。他主持岳麓书院时，曾邀朱熹前来讲学，开千年立坛会讲之先河，树立了自由宣讲、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治学典范，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推进了理学的发展，造就了“湘学”的兴盛。 

　　这一时期湖南还建立了以书院为中心的学术、教育基地，如胡氏父子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堂、道山书院，张栻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基地，张栻弟子创建、主持湘乡涟滨书院、湘潭主一书院、衡山南岳书院等。这一庞大的书院群成为湖南理学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人材辈出的盛况是当时许多地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黄宗羲评价说：“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南轩学案》)“湘学”的学术思想、学风特色通过书院办学积淀和传承下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区域学风，极大地促进了“湘学”的发展，并对湖南士人的文化自信、学术传承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正所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将无落之心”（王禹偁《小畜集》卷十七）。 

　　三、“湘学”的缓滞期——船山蛰伏，“湘学”沉寂 

　　自元朝建立至明朝灭亡，“湘学”处于沉寂状态。事实上，“湘学”的式微始于南宋末年。张栻之后，胡宏之季子胡大时继任湖南的学术领袖，他在思想、学术方面少有创新，“湘学”的发展呈现出松散的状态，兼之很少开展具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因此作为学派，它已名不副实，但其影响仍很深远。如岳麓书院、碧泉书院和文定书堂虽然没有杰出的学者主持，但诸生的向学之风已然形成，他们坚持修养身心，并将这种修养与捍守国家主权和保卫民族文化尊严联系起来，在南宋面临被元军覆灭的危险情势下，学子们纷纷投笔从戎。元兵攻陷长沙时，数百岳麓学子随李芾战死就是生动的说明。 

　　元明两代没有产生形成期那样的学者群体，“湘学”逐渐走向衰微。一直到明末清初，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继承南宋湖湘学的学术传统，建立了一个思想内容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湘学”才有卷土重来之势。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出生于小地主家庭，自幼聪颖好学，经史、诗文、声韵之学无不涉猎，尤其注重实学。他二十岁游学岳麓书院，明亡后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三十三岁后隐居衡阳石船山下，专心学术研究。其著述达百余种，四百多卷。代表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等。 

　　他对理气、道器、心性、理欲、知行等传统的哲学范畴作了细致而透辟的论证，成为理学的总结者。他把学习宋代性理哲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为现实社会提供了“实用”的理论武器。此外，他肯定世界的物质存在性，认为世界的起源是实有而非虚无的。对于政治制度的认识，他坚持与时俱进，反对复古，主张根据时代的需要立论。在经学方面，他博采汉学宋学之长，摒弃门户之见，坚持是非之辩。在文学方面，他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及现实性，认为文学创作应突出个性和特色。 

　　他在中国学术史特别是哲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学说是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近代湖湘文化影响甚巨，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产生过直接影响。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船山则理去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恢宏，幽微警警，该无多让。” 

　　遗憾的是，他的思想并未在当世得到张扬，却似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潜藏于深山暮霭之中，一旦重见天光，必然放射出夺目的光华。如谭嗣同所言：“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论六艺绝句》）将王夫之的思想视为预示“万物招苏，天将破晓”的第一声春雷。 

　　清中叶以后，湖南学人提倡经世实学，主张消除社会弊端，改良社会现状，形成了一个专务经世之学的重要派别——湖湘经世学派。陶澍以其权位和名望，成为嘉道年间这一学派的领袖。 

　　陶澍是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当时权位最高、最受朝廷倚重的湘籍名臣。有《奏疏》、《印心石屋诗文集》、《蠋輶日记》等。他尊崇湖湘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一生为官、治学均以经世致用为本。他拔擢和带动了魏源、贺长龄、汤鹏、邓显鹤等一大批湖湘弟子和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同治中兴”名臣，对晚清湖湘学的兴盛和湖南人才的崛起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湘学”的复兴期——湘皋导引，魏源躬行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出现了一个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才群体，包括贺长龄、贺熙龄、魏源、邓显鹤、邹汉勋、严如煜等，学术上称为“经学主变派”。他们最早接受和宣传王夫之的学术思想，重经世，讲躬行，以追求“朴”、“实”的学风横扫理学的虚矫、汉学考据的琐碎、文章辞藻的浮华；他们的许多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敬天、法古、重农抑商发展到顺人、通今、本末并重，从拒“夷”发展到师“夷”以制“夷”。在他们的努力下，“湘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 

　　在这个群体中，邓显鹤最早意识到王夫之思想的巨大价值。他是湖南新化人，曾任宁乡训导。工诗文，一生旁搜远揽，致力于湖南文献的编著。有《船山遗书》、《周子全书》、《资江耆旧集》、《楚宝增辑考异》等千余卷。他的编著和他所倡导的忠义气节，影响了近现代诸多历史名人，如魏源、谭嗣同、曾国藩、毛泽东等，梁启超称誉他是“湘学复兴导师”。客观上，他对重塑湖南学人的精神人格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夫之的著述和思想从产生到大行于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冷落湮没时期，直到近代，才奇迹般地受到世人重视，其间一个重要的转机，就是邓显鹤慧眼识珠，多方征求船山遗著，整理刊布了《船山遗书》。王夫之的著作录于《四库全书》仅六种，存目二种。至道光中叶，其遗书绝大部分没有刊刻，少数已刊出的也由于稀少，为人们所罕见。邓显鹤最早意识到王夫之著作的巨大价值，共刊布《船山遗书》十八种、一百五十卷，并编撰出第一份完整的《船山遗书目录》，使王夫之的思想成为风行全国的“显学”，光炳中华，泽被后代。 

　　在这个群体中，魏源影响最大。他是湖南隆回人，五十一岁才进士及第。长期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道光七年（1827）入陶澍幕，经世才干得到发挥，成为海运、河工、盐政、币制改革的专家。因屡遭排斥，隐居著述，客死异乡。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等六百余卷。 

　　他继承和发扬“湘学”重躬行的学风，反对离行之知。他的知行学说摆脱了纯伦理性色彩，包含着认识论的普遍意义。他尤其强调“变”，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应做到称古而不泥于古，与时俱进；但“变”的标准要遵循利民、便民的原则，否则就无需变革。 

　　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让学问的研究成为社会改革的借鉴，即所谓经世致用。因而，在政治上，他提倡改革弊政，富国强兵。针对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此抵抗外来侵略。他为此提出了改革吏治、开通言路、吸收外资、振兴工业、提拔人才、开启民智、严禁鸦片和增强国防等一系列救世治国之道。在中国历史大转变的时代，他的这些进步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仍给人深刻的启迪。而作为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加快了当时中国复苏的步伐，成为引领中国走向复兴的指路人。 

　　五、“湘学”的繁盛期——名家毕集，群贤会聚 

　　中国近代出现了一大批“湘学”名家和人才群体，前者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张百熙、皮锡瑞、易顺鼎、叶德辉、杨昌济等为代表，后者主要有湘军集团、时务学堂和湖南史学家群体。此时名家层出不穷地涌现，群贤的影响力整体性地发挥出来，“湘学”发展到极盛阶段。 

　　这些“湘学”名家大都强调实学与实用，范围涉及兴办书院、吏治、河工、海运、盐政和治军等。因此，这一时期“湘学”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吸取事功学派之长，通经学古而致诸用。“湘学”的把经世之学与讲求大本大原的天道性命之学结合起来、内圣与外王并重、讲求经世致用的突出特征得到发扬光大。 

　　其中，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曾国藩影响颇大。他是湖南湘乡人。二十八岁入仕，官至刑部、吏部侍郎。因组建湘军，大败太平军，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后任直隶、两江总督等要职。谥文正。有诗文集、《经史百家杂钞》等一百八十五卷；主持刊刻《船山遗书》三百二十卷。 

　　他是正统理学的传人，于朱熹受益颇多。倡导仁爱信恕的道德观念，标榜忠孝至上的人伦价值，恪守淡泊勤俭的立身准则，被视为中国传统人格的典范人物。同时，他讲求经世济时之道，以理学治国平天下。他注重从《船山遗书》中吸取思想资源，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起洋务运动，创办军事工厂、制造军舰和轮船、设立翻译馆、创建机械学校、选派学生赴美留学，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才群体的崛起。在对“湘学”核心内容的发挥上，他虽然缺乏胡宏批判世儒的理论勇气和船山对华夏民族前途的忧虑，却更多地体现了张栻那种忠君报国的精神，其人格力量极具感召力，影响也非常深远。中国现代两位领袖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明确表示，平生服膺之人就是“曾文正”。 

　　时务学堂是这一时期另一个著名的人才群体。它是1897年在长沙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被视为近代维新派人才的摇篮。它的发起人谭嗣同，赞助者陈宝箴、黄遵宪、江标，提调（校长）熊希龄，中文总教习梁启超，中文分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以及学生蔡锷等，都是当时维新变法的重量级人物。从政治立场上看，这个群体和湘军集团是截然相反的，前者要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秩序，后者则要重建和改造这一秩序。但是，由于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它们又表现出一些相同的文化特征，如推崇实学、崇尚经世致用、尊崇理学的文化传统等。虽然维新人士在实学中也增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内容，接受和宣传进化论与平等民主的思想，但仍然表现出对儒家政治伦理的尊崇，并自觉接受理学的哲学形式的影响。不过，如果没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观和浓厚的政治意识，是不可能出现近代史上著名的时务学堂人才群体的。 

　　谭嗣同是时务学堂中杰出的维新志士的代表人物。他是湖南浏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宣布变法，他奉命进京，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变法失败后，他英勇就义。他撰写哲学著作《仁学》的目的是寻找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之道。他认为“仁”是万物之源，“以通为第一义”，具有不生不灭的特点。这意味着“仁”可以破名教、破生死、破亲疏，体现出具有平等、博爱和自由色彩的内涵。实际上，他是在对传统观念进行新的阐释，试图用民主对抗专制主义和三纲五常，以科学冲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俗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挑战顽固的守旧势力，这正是践行经世致用思想的最好明证。 

　　要之，“湘学”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地域学术思想，从它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它不仅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和发展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