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柏强

　　《明史· 谷王橞传》：谷王橞曰“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

　　《南岳志》：“永乐十三年（1415）八月,惠帝朱允炆避难为僧，游南岳衡山。十月还归云南大喜庵。永乐十五年……”

　　隐居山摩崖石刻“吟”二字至今让人费解。字典里查不到“”字，有人说，“”字即“龙（龍）”字，其中左边“月”换成了“日”，日月易位暗指此地有蒙难的皇帝。

　　一   关于隐居山

　　隐居山在长沙县北部与汨罗交界处，分为东、西隐居两山，该山周边有30多公里，有大小峰峦70余座。

　　关于隐居山名字的由来，素有两种说法，一种称“影珠山”，清乾隆《长沙府志》载：“影珠山，县东八十里，顶有井，其影如珠。”

　　影珠山的另一个名字即为“隐居山”，清同治《长沙县志》载“影珠山在县东北百里清泰都，山极高大，雄镇一方……一说影珠当作隐居，陶真人尝隐于此。”《汨罗县志》称此山为“隐居山”。

　　2010年，参加南京明建文帝国际学术研讨会归来的湖北来凤县供销社退休人员张振东老先生，多次来隐居山探访，打破了隐居山昔日的平静。张振东先生自称“原系朱姓，乃朱允炆第21代孙”，“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棣兵犯京师，夺去侄位自立为成祖，杀害惠帝裔族……吾族为逃避成祖之害，而改从外家姓张”。他带来的《自源冲张氏族谱》载：廖国璘曰“公讳源聪……胜国遗裔，遭难改徙外家姓张氏……其尊奉望公避靖难兵……走长沙……” 卢家元曰“燕王叛，南京乱。有人兮，避国难。负雄才，年弱冠。心伤燕，子残飘然湘水畔……公用卜居古长沙……” 经他考证，建文帝曾隐居于隐居山。隐居山难道是隐朱山?——隐王朱，隐居着一位当帝王的朱姓人——朱允炆？

　　二 关于建文帝

　　建文帝朱允炆(1377—？），明太祖朱元璋的嫡次孙，明朝的第二个皇帝。生母是吕妃，父亲懿文太子朱标。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终年71岁。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称建文帝。因削藩，导致叔父燕王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国破人不知所向。

　　《明太宗实录》中记载，燕王进入金川门后，建文帝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杀，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清宫三日，搜查建文帝下落。宫内侍人都说建文帝已焚烧而死，并从火堆里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证明之。《明太宗实录》的可靠性为人们所质疑，因为朱棣就曾经三次修改《明太祖实录》，目的就是要美化自己，丑化建文帝，将建文帝描写和塑造成僭伪者和昏君的形象，为自己夺取皇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从历史上抹掉建文朝，明成祖大规模地删改史书，废除建文号，改回明太祖洪武年号，明太祖似乎回到人间重新执政了四年。他对建文朝大臣大开杀戒，手段极其残忍，大臣方孝孺被诛十族，大规模的政治整肃和革除措施，使“建文问题”自此成了明代的政治禁忌。《明太宗实录》所记的建文帝自杀事，有很多人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建文帝并未自杀，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由于永乐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对建文帝出亡之事没有留下记载。天顺、正德朝之后，严峻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关于建文帝出亡说的史料开始多起来。《明史·恭闵帝》则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1]

　　事实上，明成祖一直为建文帝出亡一事放心不下，万一建文帝没死，在外面招罗人马，以朝廷名义来讨伐他，该怎么办，为此，他曾派大臣亲信到各地密访二三十年，《明史·胡濙传》载，“惠帝之崩如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2]。成祖也曾派郑和下西洋查访，《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3]，终未查获。

　　三 关于谷王橞与建文帝

　　建文帝出亡是明朝第一谜案。《明史·谷王橞传》云，“燕兵起，橞走还京师。及燕师渡江，橞奉命守金川门，登城望见成祖麾盖，开门迎降。成祖德之，即位，赐橞乐七奏，卫士三百，赉予甚厚。改封长沙，增岁禄二千石。橞居国横甚……招匿亡命，习兵法战阵，造战舰弓弩器械。大创佛寺，度僧千人……伺隙为变……橞因诡众：‘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发有日矣。’”[4]橞王（明太祖第十九子）到长沙后欲谋成祖反被废，其自称当年开金川门迎燕王时亦于乱军中放建文出亡，并藏于长沙封国中。显然，橞王之说未得到世人的重视。从橞王所作所为看，谷王橞当属敢作敢为之人，其所言也许并非“煽动人心而已”；橞王“横甚”，敢与成祖叫板，欲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在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长沙市志·卷二》载，“橞居位横甚，夺民田，侵国税，杀无辜……永乐十五年（1417）正月，诸藩王奏橞谋不轨。明成祖将朱橞及二子皆废为庶人，橞自焚死，其官属多诛，封除”[5]。 若橞王所言属实，藏于长沙的建文帝当无生理。

　　橞王“横甚”，不知韬晦，有勇无谋，难成大事，招致灾祸是早晚的事；且其不施仁政，宽仁慈厚的建文帝选择及早离开亦是理所当然。据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南岳志》载：“永乐十三年（1415）八月,惠帝朱允炆避难为僧，游南岳衡山。十月还归云南大喜庵。永乐十五年（1417）十一月，惠帝朱允炆再至南岳，次年三月还归云南。”[6]由此可推想，由于建文帝及早离开长沙，以至“橞自焚死，其官属多诛”时未见到建文帝，因而橞王之说被史家冠之以“诡众”，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加之橞王的快速灭亡，橞王之说也就很容易被人淡忘。

　　四 长沙民间与建文帝

　　事实上，谷王橞是否“自焚死”，还有异议，《长沙市志·卷十三》对文物名胜谷山有如此记载：“明《一统志》载：‘明谷王橞封长沙王后，入山为僧，故以谷为山。’”[7]清同治《长沙县志》载智度寺有“智度寺在智度山……明谷王尝逃禅于此”[8]的记载。

　　至于建文帝，长沙民间并没有忘记。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幼年曾居隐居山下竹山铺樊家神，他在《江湖奇侠传》中有如下文字：

　　“朱复的父亲名继训，据说是朱元璋的十六世孙……他存心谋复明室，所以生下儿子来，就取名朱复”（第19回），“（朱复到襄阳）看石上字……料知必是一个前朝被难蒙尘的皇帝，也是假装出家人，到了此地，感怀身世，便做了这一首词，以抒愤慨”（第47回）。可见，“前朝被难蒙尘的皇帝” “出家人”“明朝遗老”在隐居山一带的传说早已成了平江不肖生的创作素材。

　　查隐居山，有很多小地名颇耐人寻味，如龙坡庙、龙坡里、九龙庵、九间房、九马嘴、万寿宫、凤凰台、养静园等，万寿宫在《长沙县地名志》载“此庙系明代所建”[9]，这些地名似乎都在向人们暗示着帝王的存在；隐居山下地名板仓、长乐，与南京市的地名板仓、长乐是否有某种联系? 隐居山摩崖石刻“吟”二字至今让人费解。字典里查不到“”字，有人说，“”字即“龙（龍）”字，其中左边“月”换成了“日”，右边换成了“尤”字，“尤”的解释为“过失”，因而“     ”字即“由于过失，致使日月易位” 的龍，暗指此地有蒙难的皇帝。

　　五 “正德游龙”与建文帝

　　其实，隐居山及长沙周边地区似乎早已引起明正德皇帝的注意。正德皇帝曾多次到各地巡游，《明史·武宗》载，“正德九年正月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庚辰，乾清宫灾。二月庚子，帝始微巡。”[10]长沙及其周边民间有许多地名，其来源与“正德游龙”的传说有关。

　　一天，正德皇帝来到了现长沙县清泰桥地界，见农夫正在修桥，龙心大悦，一时兴起，便挥毫为此桥题下“清泰桥”三个大字，尔后人们将正德皇帝题写的那块石头砌在桥拱的中央。历经五百年，正德帝的题字早已褪尽，但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百姓中仍传说，在阴雨天气到桥下去看，仍能隐约见到正德题写的“清泰桥”三个字。

　　题写“清泰桥”后，正德帝继续沿道南行，不久便到了茯苓铺。一见茯苓二字，正德便联想到“福临”，加上刚题的“清泰”二字，帝心高兴，道是吉兆，便又挥毫将二地写成联语“民歌清泰”“春至福临”。自此，茯苓铺就变成了今天的长沙县福临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福临铺街口的一座石拱大门两边的石刻对联即为“民歌清泰、春至福临”。

　　一日，正德帝途经长沙县南部，在晏家店（原属善化县地域）用餐，店主是一位漂亮贤惠的村姑，厨艺不凡，佳酿醇香。正德帝开怀畅饮，即兴写下打油诗：“殿店观玉立，云风杨柳摇。清波溪流引，娇龙入海潮。真龙归大海，来年再来瞧。”后来，村人在小溪上修了一小桥，在桥上东望，盼皇上再回善化，回龙桥因此得名。

　　《长沙市郊区地名录》载：长沙市西龙王港一遇山洪暴发，即泛滥成灾，人们立龙王庙、修龙王桥，并铸造三条凶神恶煞的铁蜈蚣嵌在龙王桥的三跨桥拱上，但仍锁不住洪水。传说正德帝游幸江南从此经过，便征集民夫挑土筑堤，起名“圣堤”；还重修了龙王桥，在新铺的每块麻石上刻上“正”字，想借皇帝的年号来镇住“龙王”。结果这一带流传着一首悲歌：“龙王港里出孽龙，不怕皇帝铁蜈蚣，龙王飞起桥上过，日月不明草不生。”[11]

　　平江县有花地坪的传说，讲的是正德帝微服巡游到平江梅仙的风流事，从而有了平江花灯戏传统剧目“正德遇饭”。    

　　此外，在今长沙县北部还有“上华山”， 长沙县南部还有地名“接驾岭”，邻县望城靖港有“歇马亭”，望城黑麋峰有地名“接龙桥”“皇塔”等，都与正德帝微服巡游的传说有关。

　　人们也许不把传说当回事，认为不过是文人墨客一时的卖弄，或为文人打发无聊的衍生物罢了，且史书上似乎也未见到正德帝到长沙的记载，然而，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皇帝，为何独独正德帝在此留下这么多传说？且上述地名都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如果正德帝真来了长沙，那他所来为何？难道就纯粹是为了寻花问柳？

　　望城黑麋峰有一“皇塔”，据《长沙市志·卷十三》载 “皇塔实为一僧人墓塔，传为明正德年间（1506—1521）武宗朱厚照赐建”[12]。如果正德帝真来了长沙，那“ 一僧人”又是谁呢？僧人墓塔为何赐称 “皇塔”？正德帝为何要微巡谷橞王长沙封国而史书不载？

　　六 张振东族谱与建文帝

　　从张振东先生保存的《自源冲张氏族谱》（清光绪十七年修）看，有“金陵索源始祖墓图”，注明为“江南句容县北乡鹤坡一世祖德昇公妣熊恭人夫妇合墓”[13]。这与《明史》记载“太祖……讳元璋，字国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14]相符；长沙始祖七世祖源聪公传至十六世祖张公锡珍，迁湖北来凤县白鸟巷（即盐店巷）脉络清楚。

　　关于长沙始祖七世祖源聪公，有《七世祖思孔公墓碣》载：“公讳源聪，字思孔，号岐山，亦字秉亮，胜国遗裔，遭难改徙外家姓张氏。皇祖淑文袭五等爵，其尊奉望公避靖难兵播迁江淮，货殖卒业。公从权度，积资巨万，疲于赋，走长沙。值大歉，积尸枕道。假同系谊谒长沙王，劝发币，不听。愤然曰‘大丈夫不能为苍生造命，只褐鄙耳！’即罄其资，设帐于城东隅，全活无算。长沙人德之，因留家焉。卜居南阳冈之阳，恬淡无营，躬耕自给，里父老益敬。信夜读书，或哭或笑。识者谅其人、究难名，其名也，古称‘逸民’，殆其亚欤？国璘订交其元孙明经必富有年，备悉颠末。谨略述以表碣。赐进士出身扬州推官加五级，同里后学廖国璘顿首拜撰。”[15]

　　“外家”指外婆家，“皇祖”是对已故祖父的敬称，并非指君主的祖父或远祖，此处指外祖父；“货殖卒业”指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获得成功；“逸民”指节行超逸、避世隐居的人，也指亡国后的遗老遗少，“元孙”即玄孙，指本人以下的第五代。从“墓碣”并结合《谱》中载德昇公“六传至玉荣公，遭难改徙外家姓，或谓之张即其后也”看，六世祖玉荣公当为建文帝本人。能“假同系谊谒长沙王，劝发币”不怕暴露“遗裔”身份的，也只能是建文帝父子，因“长沙王”只能是特定的谷王橞，因谷王橞早有谋反之心，并称将建文帝父子藏于长沙封国中。符合“遗裔”身份和时间的人只能是建文帝之子，而《明史》载建文帝只有二子，太子文奎“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少子文圭，年二岁，成祖入，幽之中都广安宫[16]，该子只能是太子文奎；且建文帝父子出亡必然是隐姓埋名，后代随了他们姓，不存在再改姓的必要；“橞居位横甚，夺民田，侵国税，杀无辜”，因而“劝发币，不听”是很自然。“信夜读书，或哭或笑”也只能是太子文奎遭靖难兵变有切肤之痛之后的表现。查1995年版《长沙县志》，谷王橞为长沙王期间的“1411年（明永乐九年），长沙、善化大水成灾”[17]，此时，文奎十五、六岁年纪。查《长沙府志·人物志》，“廖国遴，字孟符，长沙人，崇祯进士。家世忠厚，庭训极严。虽负旷世才而抑心下学，初仕扬州司……上廉知之，授户科给事中。上守边诸策皆允行……甲申归里，卒”[18]。在“墓碣”中有“国璘订交其元孙明经必富有年”，“谱”载七世祖源聪公生泰澄，澄生玉春，春生金莫，莫生必富，为源聪公元孙，有扬州和朝廷经历的国璘归长沙与有“明经”身份的必富交往自是十分自然，廖的身份、经历、人品、籍贯，均符合撰写“墓碣”的条件，“墓碣”为廖国遴撰写当不假。

　　另外，《谱》有来凤县知县卢家元《张公源聪公赞》：“燕王叛，南京乱。有人兮，避国难。负雄才，年弱冠。心伤燕，子残飘然湘水畔。忽闻楚泽鸿哀鸣，手挥黄金如土散。中有指挥奇其人，馆甥于室子称半。公用卜居古长沙，子孙承承植桢干。回头却望大江南，鲸鲵扬波方弥漫。谁知石田茅屋间，抱琴携鹤真奇算。来凤县知县卢家元拜题。”[19]

　　查《来凤县志》“卢家元，字畏垒，福建举人。署县事，治行卓卓，不畏疆御。称清官者，于公首屈一指，然清而不刻，士民敬而爱之”20。结合 “迁湘始祖源聪公墓图”中注明有“长沙大贤都自源冲塔山嘴七世祖源聪公妣何孺人夫妇合墓”可知长邑“指挥”当姓何，文奎夫人何氏“何孺人”之父。

　　从上述依据看，橞王称将建文帝父子“藏于长沙封国中”并非妄言，葬于“长沙大贤都自源冲塔山嘴”的“七世祖源聪公”应为太子文奎。

　　七 张氏族谱中何必华是否湘潭何必华

　　查，明代在长邑有“指挥”头衔的何姓人仅有何福一人，乾隆《长沙府志》载“何福，湘潭人，明洪武时以智勇进，于（与）冯诚、刘真辈后先树绩，授都指挥；累功至左军都督、前将军；继事建文，加甘肃总兵。靖难兵起，与平安列阵淝河，福独当一面，北军为之夺气。成祖御宇，谓福才堪驭远，封宁远侯。子孙居湘之银塘，至今有聚族而居者[21]。”《明史》关于何福有多处记载。如此，文奎之岳父当为何福。

　　在何歌劲先生《建文帝改名何必华落籍湘潭论》中，引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湘潭锦石何氏三修谱中载“吾始祖汝川公，本江西临川人也，原姓朱，前永乐间游于潭，有何公某，奇其为人，以女妻之，后遂家于斯焉……”，湘潭时属长沙府，这记载与《张公源聪公赞》有相同之处，至少对朱、何两家关系起到了证明作用。而明万历四十年（1612），湘潭锦石何氏一修谱中载“吾族自汝川公讳必华者来潭邑而家焉，是为鼻祖……”，并未提到“前永乐间游于潭”， 其二修谱亦如此；而几乎同一时期廖国遴交往的长沙始祖源聪公“其元孙明经必富”有兄弟三人：必荣、必华、必富，是否源聪公（文奎）之元孙必华即湘潭锦石何氏鼻祖？ 

　　总之，建文帝父子曾隐居长沙似无悬念。

　　八 寻找源聪公墓

　　根据《自源冲张氏族谱》，七世祖源聪公葬于“长沙大贤都自源冲塔山嘴”，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及其相邻的长沙县北山镇历史上曾属长沙县大贤都，目前尚未查到“自源冲塔山嘴”这一地名，或许由于历史变迁已难于查考。但该谱所载“在大贤都四甲地名浅塘又名王補塘”的九世祖、十世祖墓及其数冢祖墓被找到，在今长沙县北山镇西湖村浅塘组，墓地都已长满树木柴草，据该村村民邱树杰讲，这些墓原都是石墓，1958年被毁，石碑等被挖去修水库、修坝、砌房、建猪栏、搭桥了；据村支书李忠斌讲，这些墓中最大的一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盗，被盗后他还捡到一把折扇，扇上还有几行繁体字，扇子多年已不见了。李书记回忆，当时他还见到村民石某捡到一件蚕丝袍子，是红黑相间的，胸口有块蓝色图案。据石某讲，他捡到袍子后，先洗好晒在王補塘塘墈上，晒干后用箢箕挑回去了，后来，他的母亲病了，他怀疑从墓中出来的袍子不吉利，将袍子烧了。

　　九世祖、十世祖墓及其数冢祖墓被找到虽未能为找到七世祖源聪公墓提供帮助，但同在大贤都的七世祖源聪公墓距此不远是无疑问的。找到七世祖源聪公墓应为时不远！

　　九 寻找“南阳冈”

　　根据《七世祖思孔公墓碣》载，源聪公“设帐于城东隅……卜居南阳冈之阳……”，结合源聪公墓图“大贤都自源冲塔山嘴”的记载，查清同治《长沙县志》，大贤都内未见有“南阳冈”之地名，但却有“南阳寺”“在（大贤都）二甲屈家冲隐龙寺右”,“三闾寺旧名隐龙寺”的记载[22]。据现北山镇王公桥村屈家冲白壁湾屋场左怀安（1938年生）老人介绍，南阳寺在屈家冲一小山上，1958年“大跃进”时被拆除，当时供奉了大老爷、二老爷、三老爷，具体不知名，但不知有隐龙寺及三闾寺，据王公桥村常文琴（1930年生）称，王公桥村一带原属（大贤都）二甲，屈家冲有南阳寺，但不知隐龙寺（三闾寺）。

　　显然“隐龙寺（三闾寺）”“南阳寺”与“卜居南阳冈”难说有某种联系，若“南阳冈”即是南阳寺一带，南阳寺与隐龙寺相邻，如此似暗含卜居南阳冈的源聪公即为一“隐龙”之意！

　　昔日的南阳寺，面南向阳已为一片茂密的灌木丛所覆盖，明显比周边低了几米的房基依稀可见，从南阳寺原址向南望去，数里外隔白沙河相望的黑麋峰格外醒目，不由得让人联想，黑麋峰上皇塔内的“一僧人” 与源聪公是否有联系。

　　走近皇塔，塔旁两石柱上原刻有字，但因年代久远，风化严重，无法辨认。作为黑麋峰一景观，对皇塔的介绍明确为“明代正德皇帝建，共48座，现仅存一座”，皇塔“48”座，是实数还是虚指，难以确定。黑麋峰上黑麋寺主持释维城介绍，皇塔多年前被盗过。

　　注释

　　[1]《明史》上册，线装书局，1997年，第14页

　　[2]《明史》下册，线装书局，1997年，第920页

　　[3]《明史》下册，线装书局，1997年，第1651页

　　[4]《明史》上册，线装书局，1997年，第711页

　　[5]《长沙市志·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44页

　　[6]《南岳志》，湖南出版社，第12页

　　[7]《长沙市志·第十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287页

　　[8]《同治长沙县志》，岳麓书社，2010年，第674页

　　[9]《湖南省长沙县地名志》第219页

　　[10]《明史》上册，线装书局，1997年，第44页

　　[11]《长沙市郊区地名录》，第247—248页

　　[12]《长沙市志·第十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282页

　　[13]《自源冲张氏族谱·卷三·选亲堂》

　　[14]《明史》上册，线装书局，1997年，第1页

　　[15]《自源冲张氏族谱·卷二·选亲堂》

　　[16]《明史》上册，线装书局，1997年，第714页

　　[17]《同治长沙县志》，岳麓书社，2010年，第78页

　　[18]《乾隆长沙府志》第二卷，岳麓书社，2008年第787—788页

　　[19]《自源冲张氏族谱·卷二·选亲堂》

　　[20]《来凤县志》，卷二十第221页

　　[21]《乾隆长沙府志》，岳麓书社，2008年，第744页

　　[22]《同治长沙县志》，岳麓书社，2010年，第674页

　　                           （作者单位：长沙县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