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和五先生《湘垣漫录》等载，长沙玉楼东酒家，初名“玉楼春”，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设于青石桥东茅巷口（今解放西路），始创人为饶石顽，后由谭奚庭等接顶。“玉楼春”本为词牌名，源于白居易《长恨歌》中“玉楼宴罢醉和春”之意。但当年长沙正值开埠，涌现出多家“番菜馆”（即西餐厅），都起名为“春”，如四海春、万祥春等。为了与西餐馆相区别，遂改“玉楼春”为“玉楼东”。东，东茅巷之谓也。

　　饶石顽，长沙人，本名智元，字石顽，一字珊叔。清光绪间优贡生，官内阁中书，补陕西道员。饶石顽出生于商贾世家，咸同年间祖上靠贩卖军米发家，后开设“饶太和”米号于太平街，驰名省城。但饶石顽负经世之才，走上了仕途。他博学好古，在京师时，见强邻日逼，遂致力于研习边务及中外兵略权谋。1903年被湖广总督端方奏派为欧洲留学生监督。饶石顽在送中国学生赴欧留学过程中，亲身感受到外国人对中国菜肴的浓厚兴趣，因而产生了重返商界、经营饮食业的想法。1904年回长沙后即集股在长沙创办了玉楼春酒家，主要经营湘菜酒席。玉楼春开业时，他亲撰一联贴在店门上：“要汤以割，见尧于羹。”后因股东汤翕庄认为此联的政治倾向过于显露，便另撰写一联取代：“宰天下当如是肉，治大国若烹小鲜。”

　　饶石顽为什么要把开餐馆与治大国联系起来呢，因为他在访欧期间悟得了许多“治国”的道理。饶石顽的好友、清末学者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记录了饶石顽访欧的许多感想。石顽云：“吾尝足迹遍欧洲数大国，探风访俗，而知东西有大相乖忤之处。往往在彼为品德高尚，人人称颂，而在我以为不避嫌疑，被人耻笑者。如西俗，凡途遇不相识之妇人，苟其衣服污尘，急为拂拭；或持物甚多若勿胜者，代为提挈，送至家，匪独其夫感激，且人人以为美德。以人心风俗论，我国上等社会诚逊西人，而下等之莠民，反有能胜之者。”但饶石顽也不认为西方什么都比中国好，中国也有胜于西方者。他以杭州西湖为例说：“欧洲山水佳处，莫不艳称瑞士之尼瓦湖，然较诸我西子湖，终觉略逊。何以故，人功太多，失天然之趣矣。”

　　饶石顽又是一位诗人，著有《十国杂事诗》《明史宫词》《湘渌馆诗稿》等。其诗在当时就广为传诵，如《石门关》云：“凉月梦中梦，秋云山上山。双珠何处寄，迷路石门関。”《阅碧湖吟社诗卷》云：“嘉宴堂前草树漫，微风细雨寺钟寒。扁舟今夜昭潭月，苦忆高人释敬安。”郭嵩焘曾赞曰：“吾行遍天下，见才如石顽者盖寡也。”中日甲午战争前三年作《赠海峰上人往日本》诗。诗云：“海上神山一发余，禅灯深夜静龙鱼。好将梵夹销兵气，莫以葫芦贮伪书。嬴吕逋臣原族类，中西邦谊有亲疏。高人为访冈千仞，排难王门待曳裾。”民国张翰仪编《湘雅摭残》评该诗曰：“迄甲午乱作，尽中其言，事隔三稔，烛照无遗，可谓奇才也。”

　　饶石顽与清末翰林、曾国藩之孙曾广钧友好，尝与广钧同咏《楚南古迹联句》。如《宝露坛》云：“翠帝山裳谒九疑（曾），丹姬水佩阻重离（饶）。空间宝露埋银瓮（饶），不见祥风返桂旗（曾）。玉永辞王母国重（曾），金茎遥启《汉宫仪》（饶）。箫韶峰下遗弓剑（饶），松柏长邻燧氏碑（曾）。” 此诗可谓工力悉敌。正因为曾广钧与饶石顽交好，才有曾广钧登“玉楼东”用膳，题写“麻辣子鸡汤泡肚，令人常忆玉楼东”的佳话。饶石顽流传下来的其他断句，如“人烟团水驿，春雪犯山城”“十二红兰双燕语，黄昏微雨更无人”等，也皆称佳作。

　　饶石顽作为一位长沙人，对长沙的山山水水感情甚深，有多首歌咏长沙风景及民俗的诗行世，兹录其《长沙橘洲渔歌》四首如下：

　　渔人晓傍清湘出，网挂苍烟抛更密。

　　昨夜江头秋水生，儿童笑指洲南橘。

　　暮霭连波淡不收，孤灯明灭认螺洲。

　　回船弭钓人初醉，红蓼花疏月一钩。

　　茫茫烟水正涵虚，小艇沿江独自渔。

　　清笠绿蓑无限好，但论清绝欠鲈鱼。

　　晴江似练涨文波，几处菱歌杂棹歌。

　　西下夕阳东上月，清光漉酒入船多。

　　饶石顽有一子一女，子早逝，女嫁与号称“桃源三杰”之一的革命党人胡瑛。原来胡瑛在长沙读书时就为饶石顽所赏识，饶以其爱女许之，并订白头之约。后来胡瑛在武昌奔走革命，1907年被捕下狱，典狱谈某以其少年有志，颇加照顾，其女也于风尘中识英雄，在狱中为胡瑛洗衣做饭，因而产生爱情，愿缔百年之好。辛亥武昌起义后，胡释放出狱，饶、谈两方均催其结婚。胡表示二女都不能拒绝，决定二女都娶。民国建立后，饶石顽欲诉诸法律，经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调处，以饶氏为第一妻，谈氏为第二妻，但不称妾。1912年9月，胡瑛在北京举行盛大婚宴，与饶氏、谈氏同时结婚，史称“胡瑛双婚”。相传结婚之日饶石顽还教女如何对客题诗，某报以“饶氏一门风雅”为题进行过报道。

　　饶石顽亦为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加入了同盟会。其死因有多种说法。张翰仪编《湘雅摭残》说“袁氏称帝，谋暗杀，事败，竟被缉死”。民国陈赣一著《新语林》则说“民国三年上书政府，有散兵屯田之请，遭时疑忌，竟罹陨身之祸，闻者冤之”。张寅彭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也持后说，云 “甲寅岁，以文字触时忌，遇害，年五十许”。

　　据李肖聃（李淑一之父）著《星庐笔记》载，饶石顽之死却与胡瑛有关。饶女与胡瑛结婚后，饶石顽“依女以居，居北京”。饶“居北京”之说亦可从《王闿运日记》中得到证实，王闿运民国初年去北京任国史馆馆长，居京的湘籍文人曾设宴款待，王闿运在日记中就提到这些人中有饶石顽。饶“依女以居”，意即住在胡瑛府上。而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起兵，胡瑛遂由拥袁（胡瑛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变为讨袁，“结客谋危袁世凯，袁遣兵至瑛居，捕六人杀之，石顽与焉”。其时胡瑛已秘密离京南下参加护国军，逃过一死，饶石顽却遭逮捕。《星庐笔记》还说，正在北京的王闿运，“驰书救之，已无及矣”。关于饶石顽之死的上述三种说法虽略有不同，但都归结到“袁世凯”。一代诗才最终死于袁贼之手，惜哉！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