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锡贵

　　以巡抚名官，“起于懿文太子巡抚陕西”，时为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得名于“巡行天下，安抚军民”的特殊使命。初为临时性差遣，“事毕复命，即或停遣”[1]，“各省专设，自宣德五年（1430）始”[2]。偏沅巡抚则晚至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始设。偏沅巡抚在明清两朝曾存在近130年之久，但湖南历史上这一最重要职官的建置变动情况，目前尚未见到专文介绍和论述。本文拟对其进行初步考察。

置罢不常的明代偏沅巡抚

　　偏沅巡抚一职中的“偏沅”，是偏桥和沅州两地省称的组合。偏桥在今贵州省施秉县境内，“县北门外故有桥，名偏桥”[3]，地以桥名。明朝时施秉县属镇远府所辖，朝廷在此既曾设有作为行政机构的偏桥长官司，也曾设有作为军事机构的偏桥卫。沅州，在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宋置，元朝升路，明朝时先改为府后降为州，清乾隆元年（1736）又升为府。偏桥与沅州同时与苗区错杂，“夫楚南密迩荒服，故设偏沅巡抚，挈一州一卫，以命幕府重其地也”[4]。该辖域的行政、军事管理机构以“偏沅”命名，表明“在明清时期，该地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5]。

　　1． 设立时间与原因

　　《明史?职官志》称：“万历二十七年，以征播暂设。”[6]《罪惟录》帝纪卷14《神宗纪》：万历二十七年“冬十一月，诏以江铎开府偏桥镇扼贼”[7]。《明史》李化龙传：万历二十七年讨杨应龙，“帝以楚地辽阔，又擢江铎为佥都御史，巡抚偏沅。湖广设偏沅巡抚自铎始也。”[8]《神宗实录》卷344，万历二十八年二月乙亥（1600年3月15日）：“以川、黔用兵，偏沅添设巡抚，上用江铎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偏、沅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十月壬辰，兵部复湘、桂会剿皮林叛苗，宜令抚臣江铎暂驻偏、沅进剿。”[9]

　　上引史料表明，偏沅巡抚始设时间，除《神宗实录》记为万历二十八年外，其余三则材料均记为万历二十七年。笔者揣度，前者当为实际到任时间，后者当为下诏设抚时间，故宜从后者。

　　设立之由，“以川、黔用兵”之故，系出于“征播”“扼贼”“讨杨应龙”的需要。播州，今贵州遵义。杨应龙先祖从唐乾符三年（876）入播州起，杨氏共世袭宣慰使二十九代。在明初内附。明万历十八年（1590），杨应龙起兵。二十二年（1594），明朝廷以南京兵部右侍郎邢玠总督川、黔军务，展开进击。次年，杨应龙听命罢兵。二十四年（1596），再次起兵，攻扰邻近土司。次年，攻掠江津、南川、合江，侵及湖广。明年（1598）又陷綦江，大事杀掠。二十八年（1600），总督李化龙率部突破娄山关，攻克海龙囤土城，杨应龙自杀。因此，偏沅巡抚是明朝在征讨杨应龙最关键时间节点设立的。当杨应龙之叛平定后，仍令江铎暂驻偏沅，以便“会剿皮林叛苗”。《明事断略》述及嘉靖时曾在辰州开府设官镇压诸苗之事后称：“治苗之法，剿抚互用可也。呜呼！开府辰州，虽一时权宜，然三省苗徒不时蠢动，提督军务，必不可少。后来偏沅巡抚之设，仿此事而行之者欤。”[10]故偏沅巡抚实为针对苗事而设立，而不是为了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偏沅巡抚的设立，既然是基于对苗民用兵的需要，其职责当然就要偏重军事方面。前述谕旨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即“巡抚偏沅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在《明史?职官志》中，其规范性名称表述是“巡抚偏沅地方赞理军务”[11]。

　　《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八年七月戊辰（1600年9月27日），兵部复：偏沅巡抚江铎守制回籍，“其添设巡抚衙门，贼阮藩平，宜如原议。允之。”[12]则偏沅巡抚初无衙门，至此方设。

　　2． 偏沅巡抚的置罢

　　检诸史籍，时置时罢是明朝偏沅巡抚的一个显著特征，基本情况如下：

　　为平定播州土官叛乱，万历二十七年自贵州巡抚析置，三十一年（1603）罢。[13]此为万历年间的情况。

　　天启二年（1622）十月复置。《熹宗实录》卷25：天启二年八月辛末（1622年9月12日），“湖广巡抚薛贞请敕四川、云南、广西三省协济黔饷；偏沅添设军门。下部议。”卷26：九月丙辰（10月27日），巡抚都御史傅宗龙认为贵州、湖广巡抚皆无法顾及偏沅地区，“偏沅宜更设一巡抚”。卷27：十月甲戌（11月14日），升“郧阳巡抚杨述中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偏沅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督贵州兵饷”。但该书卷28：十一月辛酉（12月31日），“以偏沅巡抚杨述中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贵州，兼制湖广辰、常、衡、永十一府并云南军务，兼理粮饷”。故偏沅巡抚当又罢。天启四年复置。卷39：天启四年二月丙午（1624年4月9日），“四川右布政使李仙品为佥都御史，巡抚偏沅”[14]。至天启末年，偏沅巡抚均未罢。此为天启年间置罢情况。

　　《明史?职官志》称偏沅巡抚于“崇祯二年定设”，但崇祯二年至九年史籍不见偏沅巡抚的记载，当罢。崇祯十年（1637）复置。《国榷》卷96：崇祯十年七月己巳（1637年8月22日），“陈睿谟为右副都御史，提督偏沅军务，巡抚湖南、湖北”[15]。《绥寇纪略》亦云：崇祯十年，“偏沅巡抚陈睿谟初受事”[16]。自此至崇祯末年，明偏沅巡抚未再罢。此系崇祯年间置罢情况。

　　3． 驻地及辖区

　　偏沅巡抚驻地，前述万历二十七年“开府偏桥镇”之记载，说明最初是设于偏桥镇的。但万历二十八年二月丙子（1600年3月16日）上谕以“远驻偏桥，鞭长不及马腹，况偏桥地僻城小，既驻总兵衙署，供亿力必不支，宜令抚臣移镇沅州而守，巡历清、平、偏、镇，以便就近策应”[17]，说明又改驻到沅州。而天启五年（1625）“巡抚傅宗龙奏，苗寇披猖，地方受害，乞敕偏沅巡抚移镇偏桥，勿复回沅，凡思、石、偏、镇等处俾练兵万余人”[18]，说明有可能又回驻到了偏桥镇。故偏沅巡抚驻偏桥或沅州，应该是根据地方治安形势的变化而定的。又雍正十年（1732）修《湖广通志》卷28《职官志》载：“陈睿谟，武进士，巡抚偏沅都御史，怀宗末年开府长沙，沅抚自此始。”[19]怀宗即崇祯皇帝，是明偏沅巡抚驻地在崇祯末年又曾迁至长沙府。

　　明偏沅巡抚辖区，史无明确记载。据勒润成先生考证：初应为明嘉靖二十七年“湖广贵州四川总督”直辖之地，估计应含湖广常德、辰州二府，四川夔州府东部地区，四川酉阳宣抚司，平茶洞长官司，湖广施州卫，永顺宣慰司，保靖州宣卫司，靖州直隶州及贵州东部地区，并推测贵州思州府、镇远府、黎平府亦属偏沅巡抚管辖[20]，不仅仅是“挈一州一卫”而已。

　　4． 明偏沅巡抚任职员缺

　　按明制，巡抚并非地方正式军政长官，故在被派巡抚某地时，均加授都察院的宪衔，任偏沅巡抚一职者亦遵从此制。表1说明，从万历二十七年至崇祯十七年，除去1人由他职兼任者，其余6员均以右职宪衔出任此职，无人以左职衔出任。同时也说明，所谓明代偏沅巡抚“多为世袭”之说无据。明代出任偏沅巡抚者的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

表1 明朝偏沅巡抚员缺更替年表[21]

清朝袭置后的偏沅巡抚

　　清顺治元年，当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进入北京，爱新觉罗·福临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三年（1646）正月，清军南下入湘。次年，陷长沙、湘阴。至六年八月，清军定湖南。清朝建立后，承袭了明朝中叶以来已经制度化了的地方督抚制度，偏沅巡抚亦予保留。

　　1． 袭置、移驻与改名

　　清军南下入湘的前一年，即顺治二年七月初十（1645年8月30日），朝廷即“以高斗光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偏沅”[22]，仍驻节沅州。又，《陶密庵先生年谱》顺治十年二月条记载，“清偏沅巡抚金廷献得先生……夜，集鞫于真武庙。按：长沙巡抚行辕左侧，旧有玄武庙，亦号真武庙”[23]。则偏沅巡抚又当时常外出，长沙即曾作为其暂驻之地，设有行馆或办事机构。时湖南北均属湖广行省，偏沅巡抚、湖广巡抚并立。

　　康熙三年三月十二日（1664年4月7日），清廷对两湖的行政辖境作了明确的划分，“以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州、荆州、襄阳、郧阳八府归湖广巡抚辖，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归偏沅巡抚辖”，并“增湖广按察使员缺驻长沙府”[24]。依照自然地理形势划分后的两湖行政辖境，使偏沅巡抚辖有湖广行省的南境，洞庭湖以西以南和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一个有机的行政整体。四月初一日（4月26日），朝廷命湖广右布政使移驻长沙，辖长、宝、衡、永、辰、常、岳等七府，郴、靖二州。[25]闰六月十二日（8月2日），命偏沅巡抚自沅州移驻长沙，[26]事在周召南任内。

　　雍正二年（1724），以官名与地不相符，偏沅改为湖南，事在魏廷珍任内，偏沅巡抚之名遂成历史陈迹。

　　对明清两朝偏沅巡抚的变动，清《（雍正）湖广通志》总结道：“湖南巡抚都察院，在府城（笔者按：此系指长沙）内西北。旧驻节沅州，兼辖偏桥卫，为偏沅巡抚都察院。后偏桥卫割隶贵州，［偏沅巡抚都察院］移驻长沙，仍名偏沅巡抚。雍正二年，抚臣魏廷珍以官名与地不相符，咨部改偏沅为湖南。今为湖南巡抚都察院。”[27]

　　2． 人事变动

　　清代出任偏沅巡抚一职者，据《清史稿》卷二百一《表》四十一《疆臣年表五·各省巡抚》记载，共有23人24人次，其中赵申乔两次出任偏沅巡抚；光绪朝《湖南通志》卷一百二十一《职官十二·国朝一·原设偏沅巡抚》记载，共有22人。两者略有歧异。又据《东华录》康熙十二年二月初四日（1673年3月21日）载有“削解任湖广总督张长庚太子少保衔，以任偏沅巡抚时捏报恳荒故也”[28]，则张长庚亦曾任偏沅巡抚，待考。此外，审事侍郎王度昭曾一度署理偏沅巡抚。兹综合以上两种史料记载，并据王先谦编《东华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等资料，将清代出任偏沅巡抚一职的人员变动情况列表如下，并对若干问题加以说明。

表2　清朝偏沅巡抚员缺更替年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清承袭明朝偏沅巡抚官职后，初亦从明制加授都察院宪衔，且在史书记载中亦称巡抚某地，至迟从周召南任职始，才不加宪衔，亦不再称巡抚偏沅，而称派某某人为偏沅巡抚。

　　表2中的高斗光、王樑、董国升三员，光绪《湖南通志》分别作高光斗、王良、董安国，本表从《清史稿》《东华录续东华录》之记载；冯圣兆一员，光绪《湖南通志》漏载。兴永朝、魏廷珍二员籍贯，光绪《湖南通志》分别作奉天、河间，本表从《清史稿》之记载。

　　高斗光降调，系因“坐蓄发重犯不行”[29]而被特参的结果。

　　冯圣兆出任偏沅巡抚时间，《东华录》作十二月初五日，离任时间不明，顺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1654年11月4日）奉调巡抚延绥。[30]

　　卢振任内，值吴三桂之乱初起进攻长沙之时，作为封疆大吏，竟然弃长沙，奔回京城，康熙十分震怒，遣部员将其逮捕。京法司狱奏：“卢振为封疆大臣，乃于长沙未变之先，委地潜逃，应论绞。”得旨：“卢振着监候，秋后处决。”[31]

　　杨凤起革职，系因在湖南藩司任内“承丈造册，出过印结，专怙己私，罔恤民隐，欲取齐各属并无不均印结，混结此案，殊属溺职”[32]所致。

　　金玺降调，缘其隐惹红苗抢掠之事。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703年5月27日）：“吏部、兵部会议吏部侍郎傅继祖等往湖南察审红苗抢掠一案，地方官隐匿不报是实，应将总督郭琇、提督林本植、巡抚金玺、总兵官雷如俱革职。”得旨：“总督郭琇、提督林本植着革职，巡抚金玺着降四级调用，总兵官雷如着革职留任效力。”[33]

　　赵申乔原任浙江巡抚，朝廷获知“镇筸红苗肆行掳杀，地方官不究不报”这一情况后，命其与吏部左侍郎傅继祖、工部右侍郎甘国枢“驰驿前往湖南，详察具奏”[34]，遂调任偏沅巡抚。其离职系因与湖广提督俞益谟“互相参劾，有乖大体。巡抚有疆陲之责，提督有弹压地方之任，伊等同在一省而不相睦，必致贻误地方，着俱离任候审”。于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初六日（1710年2月4日）奉旨离任候审后，“偏沅巡抚印务着差往审事侍郎王度昭署理”[35]。

　　魏廷珍出任偏沅巡抚的情况是：雍正元年正月二十日（1723年2月24日），公舅舅隆科多捧出上谕：“巡抚王之枢员缺着魏廷珍补授，谢赐礼到任后，魏廷珍自扬州即速赴伊巡抚任。”又奉上谕：“著魏廷珍：伊受皇父恩之人，朕今又用巡抚，想魏廷珍断不负皇父之恩，亦不负朕。着传谕。”[36]

　　参考文献

　　[1][6][11]张廷玉等.《明史》（六）卷73.北京：中华书局，第1767～1768、1779、1779页.

　　[2]王世贞.《明会要》卷34《职官六?巡抚》.

　　[3][4]清?卫既齐.《重修偏桥碑记》.《（雍正）贵州通志》卷37.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陈靖华.《明代儒臣朱英家族户籍考》.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7]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P64

　　[8]张廷玉等.《明史》卷228.北京：中华书局，第5985页.

　　[9][12][16]转引自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90、690、691页.

　　[10][13][14][15][17][18][19][20]引自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4、63～64、65、66、65、65～66、66、66页.

　　[21]引自鲁佳《明代官职中的“左”与“右”》附表46《偏沅巡抚年表》，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4月30日，第209页.

　　[22][24][25][26][28][29][30][31]王先谦、朱寿朋．《东华录东华续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244、510、510、512、578、271、369、593～594页.

　　[23]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94页.

　　[27]清《（雍正）湖广通志》卷16.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2][33][34][35]《东华录续东华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第360、429、424、515页.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作者单位：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教育科研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