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鹏远 

　　在长沙近代史的舞台上，外国人是一群特殊的团体。他们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医生，有的是老师。他们都各自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这座城市，在这里成为异乡人，留下些许痕迹后，又匆匆离开。这种际遇让人想起那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美国知名的中日历史专家、中国教会史的开山鼻祖、耶鲁大学的教授赖德烈便是这特殊群体中的一位。 

　　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俄勒冈城。1907年获得耶鲁大学历史学的硕士学位（M.A），之后于1909年又获得博士学位。在耶鲁学习期间，赖德烈选取耶鲁大学所有关于远东历史的课程。当时他在耶鲁大学的导师是卫斐列（Frederic Wells Williams）教授。 

　　对美国汉学界熟悉的读者，应该会对卫斐列有所了解。他就是美国的“汉学家之父”、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翻译、美国驻华公使代办卫三畏的儿子。赖德烈进入耶鲁大学主修远东史时，美国的汉学研究才刚刚兴起。1877年，卫三畏辞职回到美国耶鲁大学执教，成为该大学第一位汉语语言教授。1900年，卫三畏的儿子卫斐列继承父业，成为耶鲁大学现代东方历史的助理教授。对于恩师卫斐列，赖德烈回忆道：“他忽略美国多数大学的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包括中亚、印度和远东历史，但他大多数时间，主要讲的是中国。”（注：《美国传记辞典》第20卷，第260页。“卫斐列”条即由赖德烈本人撰写。）当时卫斐列使用的教材即是由其父亲撰写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58）。赖德烈晚年曾在学术杂志《远东季刊》撰写专文“美国远东研究：回顾与展望”，文中提到这本具有美国汉学里程碑意义的书，称其为：“由美国人完成的、最早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综合性学术论著。”（ Far Eastern Quarterly。1955年11月刊。P3）。赖德烈在文中还特别提到《中国总论》的出版年份——1858年，那一年正是《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年，而卫三畏正是这历史事件的亲身参与者（美国参赞兼翻译）。对这一年的特别强调，还有另外一个赖德烈没在文中提到的理由。因为正是由于卫三畏要求美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的建议于《中美天津条约》中得以采纳，使得大量美国的传教士可以携带着西方的意识形态、科技技术、医疗技术进入中国。因此西方也急需对这个古老的国度有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因此赖德烈的言下之意是，《中国总论》的出版是迎合了当时的需求的。此书之后，又经过卫三畏的儿子卫斐列的修订、补充，于1882年到1883年，重新出版了上、下两册。正是在卫斐列的指导下，赖德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1784年到1844年早期中美关系》。选择写这篇论文的原因，根据赖德烈本人的话则是“欧洲那些研习远东历史、知名的饱学之士，都仅将精力放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既不了解目前的状况，也不关心这么做”（《论1784年到1844年早期中美关系》。耶鲁大学出版社。1917年）。年轻的赖德烈已经对当时中国的状况充满着浓厚的兴趣。 

　　而正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的强烈好奇，赖德烈申请加入了雅礼协会，并成为湖南长沙雅礼学堂大学预科的教员。彼时，雅礼学堂位于长沙西牌楼，学堂对面就是胡美开办的湘雅医院。1910年7月5日，赖德烈从从美国纽约出发乘船抵达欧洲，之后从俄罗斯乘坐西伯利亚铁路抵达中国，又从中国的西北，来到长沙。抵达后，他受到了雅礼同事的热情接待。 

　　在慢慢适应在长沙的生活后，赖德烈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半年的中文学习，同时学校分配给他每周5小时的历史和西方文化的教学任务。在雅礼大学，赖德烈看到了学生的勤奋与热情，他曾经写道：“这个国家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的中国人，这些学生身上。这里有数以千计的希望。他们以现代化的体系接受教育。”赖德烈觉得自己在长沙的教学非常有收获，意义重大。他甚至说：“我想不到比这里更适合我的地方了。”（耶鲁大学1906级历史。耶鲁大学。第二卷）。之所以对自己的工作有如此认识，也同赖德烈所处的年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他在长沙的这两年，正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年代。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面临着日益衰败腐朽的政府和西方文明的侵入，当时的中国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 

　　在教课之余，赖德烈喜欢在长沙城漫步。他对长沙传统的民风以与逐渐西化的器物之间的强烈对比印象颇深。从1910年抵达长沙，到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长沙的抢米风潮等一系列事件，赖德烈看到的是一个极端、带有两极分裂的长沙。这座城市的人民时而好学、对西学有无数的好奇与种种的向往，时而又反复无常，对洋人表现极度的憎恨。但赖德烈知道，这种表现也意味着机会。在转型阶段的中国，这种反复在所难免。 

　　虽然对长沙城有着种种热爱，但是由夏天的炎热，冬天的阴冷，加之房间内又无任何暖气设施，让赖德烈的身体吃不消。让赖沮丧的是，由于身体每况日下，不到两年内，雅礼协会就不得不在1912年将赖德烈送回美国。之后，虽然赖德烈本人很想再回到雅礼中学教书，但是医生却警告他不要远游，留在美国。这都让赖德烈非常失望。 

　　但这些挫折并没有挫败赖德烈对中国的好奇，反而更加激发他对中国的研究兴趣。回到美国后，他成了里德大学（Reed College）的教授（1916—1921年），在美国几所大学辗转之后，于1921年又回到自己的母校耶鲁大学执教。1949年，他成为耶鲁大学神学院传教史与东方历史学教授。关于基督教历史、东方历史、中国历史与文化，赖德烈著述超过80余种。另外，他还经常在美国期刊撰写关于最新出版中国专著的书评。1929年，赖德烈出版《基督教在华传播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成为中国教会史的开山之作。 

　　1968年12月26日，退休的赖德烈在家门口散步，意外地遭遇车祸。他带着满脑子对远东的知识，对中国文化理解以及对长沙的回忆，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4岁。 

（作者单位：湖南绿色创意文化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