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爱德华著   邹婷芳译

　　编者按：本文节译自美国爱德华·盖利克所著《在战时中国的教学生涯》。爱德华1937年至1939年在长沙雅礼中学任英文教师，归国后任美国韦尔斯利大学历史教授。该书1955年由美国麻省大学出版。 

　　我在中国的经历总是从田园生活急转为震惊，然后再又恢复到平静。那年秋天在沅陵的日子基本上是田园式的，我喜欢在华灯初上之时进入梦乡，睡在被遮挡的走廊上；漫步在破晓时分，楼下肉店传来猪宰杀时的嚎叫；然后又睡下，待日出时再醒来俯瞰楼下的河。于是，欢欣和幸福就这样取代了春天的不悦。 

　　随后马尼拉电台（Manila Radio）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长沙毁灭了。我们对事情的了解由杂乱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人为的大火极大地毁坏了这座城市，但市区北边的雅礼校园基本保存了下来。教育部门的朱委员第一个详尽地向我们证实了这些。他到我们这里来吃饭。大火后不久他到了长沙，并告诉我们：我们那里的朋友都安全。 

　　由于那时我开始犯眼疾，而且几次想去贵阳看病都没有成功，于是命运将我差遣到了还有一位眼科医生的长沙，我在这里亲眼见到了这座城市的遭遇。乔治·图特尔医生（Dr. George Tootell），一位精力充沛的美国医学传教士，当时他在沅陵，打算回他的家——常德。从我们这里沿河向下游走，去长沙的路上会经过常德。图特尔不厌其烦地请求一位中国官员，想要他批准自己用国际红十字会英国官员斯科特先生（Mr. Scott）的汽油开车回家，最后总算是如愿了。 

　　我受邀与他们同行。尽管在一个渡口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扫射让我们非常不安，但最终我们还是平安到达了常德。在常德，我住在图特尔家里。每天早上，我都到汽车站搭去长沙的车，但是都没有车。于是每天我都带着些尴尬回到图特尔家，没料想，后来我在他家待了一个星期，还过了圣诞节。其间有一天，我和图特尔医生来到他所在的医院，他让我戴着口罩、穿着白大褂看了一次手术。手术的病人非常可怜。一位充满恐惧、极端瘦弱的男士，腿部复合式骨折已有一月之久，图特尔这位西方医生是他最后可以求助的人。他无力地想要逃离手术室，很唐突，可是被图特尔医生仁慈地劝阻了。图特尔确定，只有截肢才是他活下来的唯一希望。麻醉、切割、锯断、缝合很快完成了。我做到了看完全程，没有离开手术室。 

　　图特尔是辛勤的省医学传教士代表：精神矍铄、亲切友好，身型微胖、声音粗哑，非常务实的一个人，也是一位好管理人，他的妻子来自若克斯维尔（Knoxville, 美国田纳西州东部城市），总是打扮整洁、很容易感动。他就是那外国医生，也是在湘西一个中等大小镇子上唯一一所基督教长老会医院唯一的一位医生。多年来，他在那里担任外科医生，处理了情况极为多样的各种医疗问题。 

　　我不知道截肢以后的故事了，因为我等的车在手术后第二天来了，可是我总想起那位那样恐惧、歇斯底里需要图特尔医生帮助的病人。 

　　放火传闻在长沙散布的几天前就有消息说，为了不资给日本人，这座城市将要做出牺牲。日本人那时已经到达了临近的岳阳, 离长沙的北部不到五十英里。人们被敦促着离开这里，在省内别处有亲戚的人，都准备投奔亲人。 

　　11月13日，星期天的晚上，菲尔·格林（Phil Greene）和 弗兰克· 哈钦斯（Frank Hutchins）作为嘉宾出席了张主席在南门口外临时官邸举行的晚宴。据菲尔描述，尽管宴席气派、省长担保焦土流言绝对是骗人的，聚会人员还是在晚上11点突然被送回了家。弗兰克和菲尔被送上了军警车，沿着迂回曲折的路往城东走，以避开拥挤的人群。路上大部分人是步行的，也有很多开着小车、公车或货车，推着独轮手推车或人力车。最终到达了雅礼之后，菲尔很快上床入梦了。凌晨四点，他被弗兰克唤醒，看到城市十多处的熊熊大火把天点亮了。 

　　后来他们发现这群狂躁的人极不情愿地看到10月底武汉和广州沦陷给日本。他们将消防器械搬离了长沙（人们普遍把这解读为逃离的信号），十人一帮地闯入民房，往楼梯上或楼梯间扔易燃物品、泼煤油，再点燃火柴扔上去。 

　　弗兰克待在雅礼的校园，而菲尔则往湘雅走。他们都花时间扑灭墙外间或扔进来的火把，更重要的是要劝阻纵火的人点燃我们的楼房。在他们手忙脚乱之时，老鼠开始像洪水一样涌出来，密集得好像覆盖了整个地面。门窗不得不死死地关紧。鼠灾最甚的时候大约持续了十二小时，菲尔发现每逃出一扇门，很难不挤进十多只老鼠。 

　　长沙大火熊熊燃烧了三天左右，继之而来的是更严重的破坏。待各处燃烧殆尽之后，后续小分队会再继续点燃留下来的东西。第三天，大约中午时分，十五个人左右的一个小分队来了，准备放火烧了医院和医学院的楼房。他们聚集在医院东北角院子里的一座中式小房。尽管这座房子屋顶连着的顶棚通常存放着我们的燃油，但那里不归我们所有，存放的大部分燃油也已经被菲尔搬到了医院的地下室。房子顶棚旁边有很多临时竹棚屋，几周前用作医治霍乱病人的隔离病房。

　　这群人执意要烧了中式小楼。如果他们成功了，临近的结构也会着火，火势会蔓延到医院，甚至是整个院子。 

　　菲尔握住一根十五英寸长的重杆子，在中式小楼前站定，与小分队抗争。他们争吵了很长时间。这伙人坚称这房子是中方的、与他无关。菲尔重复地说：“这医院跟我有关，所有人都明白这个小房子起火将会极大地威胁医院。”双方的耐性慢慢耗尽，菲尔说谁第一个到小楼放火，他就打谁的头，还说要想放火就必须先把他干掉。比较理想的情况下，菲尔能说些湖南话。在那样戏剧性的情景下，他不畏惧的激情和多元化的语言一定营造了一种莎士比亚式的紧张。这伙人私下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告诉菲尔：杀人不是他们的任务，随后离开了。 

　　弗兰克、詹姆斯·沈（James Shen），还有几个雅礼雇员在街对面的雅礼校园里也一样活跃。一纵火小分队成员告诉弗兰克：“现在只有将自己的一切财产、精力和生命都献给抗日的人才配得上中国人的称呼。”忽然，临近一存有弹药箱的楼房着火了，炮弹四处迸发，有的还嗖嗖地跑进了湘雅和雅礼，庆幸没有造成很大损伤。 

　　我们的房子都保存了下来，但是这个城市却在这样的狂躁中完全毁灭了。 

　　起火后数十小时，弗里茨·希耶尔（Fritz Schoyer）站在橘子洲头拍了一组照片。照片显示沿江地段被点亮了，大火焰汇聚到了一起，庞大而恐怖的烟柱很像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著名深谷）的峡面出现到了地狱里。 湘江上的渔家也许是最安全的，而那些无法逃离市区的伤残人员、老人和淹没在火海里的居民是最危险的。后来，我们得知在长沙附近没有亲属可以投靠的很多难民分散地栖息在大火第一夜大批逃亡中废弃的房子里。很多人好像还在市里的残留物品里寻找机会，期盼安全度过这场火灾。这是一场合理的赌博，但最终的结果显示这样的选择是致命的错误。 

　　照片的右边、大火正后方，弗里茨·艾特尔（Fritz Eitel）医生的医院大体已被烧毁。大火前，除了自己日常的工作以外，他还要照看几百名严重受伤、睡在医院对面寺庙稻草上的士兵。火灾发生时，他们中大概有一百人生活无法自理，只能葬身于大火和烟雾中。据称，政府将大概四百伤兵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大火和热浪消退以后，菲尔·格林走过冒着烟的废墟，他看到惊慌失措之中困在一起，成堆的尸体。往南，南门口附近的一些街区，尸堆非常密集，大部分都灼烧得恐怖，为了避免踩到，他只能在地上找空白地来落脚前行。火势最旺的时候，窒息缺氧肯定是最大的威胁之一。菲尔发现这座城市不只是烧焦了、移平了，也被废弃了, 只有他一个人和两万多具非常寂静的尸体。如果是一个没有菲尔这样强大医疗经历的普通人，面对这样厄运和灾难场景会很容易疯掉的。 

　　促使纵火党放火的原因多次被解释为：长沙指挥长办公室在一封电报中将日军进达的地点新墙河（Hsin Chang Ho）误解为新河(Hsin Ho)。前者是岳阳洞庭湖附近的一个镇，离长沙比较远，而后者则是长沙城边的一个村子。这群焦土分子根据城边的消息，惊恐了，既没有得到省长的命令，也没有全国总部的指示就草草行动了。星期三，11月16日，大火第三天（后来火势逐渐减弱），总司令憋着怒火到达长沙。在尚未毁坏的湖南圣经学院（Hunan Bible Institute）进行了多次召见，并亲自主持军事法庭，解除了张主席的职务，并于17日对火灾责任人：警备司令（12日纵容其下属逃跑）、指挥长和另一人执行刑罚。纵火烧城的发令人已经潜逃，我们也不知道他后来的命运。 

　　大火之后的一个月，传教士们想将市里保存的力量聚集起来，其中菲尔·格林最让人钦佩。几年前，在波士顿，菲尔住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当时那座城市流感肆虐，人心惶惶，他非常崇敬一位不知名医生。他有秩序地接管了受到惊吓同事的工作，完成他们和自己的查房任务，做出行政决策，连夜奋战，按时用餐，保证医院正常运行，直到灾难平息。 

　　1938年长沙大火之后，菲尔也执行了那样的使命。惊慌之中，住院病人只剩下60人，他们病情太重无法逃去乡下。根据早前的协议，医院的中国医生和护士，在日军将占领长沙的危急时刻，已经撤离，湘雅只剩下美国外科医生和护士：菲尔和埃德娜（Edna）。菲尔雇用了约翰·鲁诺斯（John Runnalls）帮他坚守药房，协助手术室里的工作。萧园亭医生（Dr. Hsiao Yuan-ting）不久后回来。尽管从湘江上英国炮艇来的谢里丹医生（Dr. Sheridan）总是来得太晚，而且还带着内科医生的傲慢（他常说：“外科是一门手艺，内科则是一门艺术”），但他也还是过来帮着巡房。威尼弗雷德·加尔布雷斯（Winifred Galbraith）是一位意志坚强、充满活力的英国女士，在艺芳女校（I-fang Girls School）任教，也加入到协助护士的行列。一位年迈的裹脚中国女士也帮了忙，另一位教会成员罗斯·菲克小姐（Miss Rose Fecker）也是。另有几名雇员留守，还有白俄罗斯牙医德米里特·阿丰斯基（Dr. Dmitri Afonski）充实了医疗团队。虽是一个混杂的队伍，却好像是装配良好，基本保证湘雅运行。住院病人得到照料、便盆有人清洗、餐饮有供应、手术也可以实施。随着时局明朗，日本人不会攻打长沙，人们开始返回市区后，我们还开了一个每天可接待大约一百病人的门诊部。这是一场人道主义的伟大胜利，虽为未被本地报道，却见报于海外。 

　　对我而言，菲尔精疲力竭、英雄式的工作代表着医学传教士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和匮乏，表现着他们获得的巨大胜利。大多数时候他们人手不足、供给和设备缺乏，而且一心向前的忙碌也许使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落后于最前沿的理念。和菲尔一样，在各省服务的医疗人员更像老式的美国乡村医生，而非镶着金边的波士顿或芝加哥的专科医生，可是这些医学传教士处理复杂医疗情况时都运用了他们渊博的临床经验。他们大量多次地面对，并有秩序、有信心地处理了那些美国城市专科医生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才会遇到的情形和疾病。在西医治疗领域里，他们既是教学的先驱又是实践的先锋。虽经济报酬微不足道，可是医学传教士的角色却使他们在各自的地区得到其他形式的回报。菲尔获得感谢，因他的贡献而得到尊重，并被赞誉为学者。 

　　我发现，现在也仍然这么认为，这位医学传教士竭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很鼓舞人心、令人钦佩的人。如果仁慈的撒玛利亚人（圣经《路加福音》10:30—37：撒玛利亚人是对贫困之人献以同情的典范）的故事如我所想的是基督教教义的精髓的话，那么这位医学传教士非常贴切地吻合了基督教理想的形象和行为。 

　　后来，我走过火灾后的废墟，看到了一个被夷为平地的城市。长沙的房子没有地下室，既不高也没有真正坚固的石砌结构，而家具、楼道、木梁、屋顶、木门、窗框和一些纸糊的窗户却有足够的可燃性，缔造出人间地狱。屋顶托梁起火倒塌时，房顶的瓦片开始往下掉落；其冲击力很可能跟随后的纵火小分队一样是移平残骸的原因。站在之前丝绸百货商店所在的长沙市中心八角亭，我发现方圆一英里内空旷无物，从南门口外可以看到市北门外我们的医院。火灾后的几个星期，一些大仓库存放的大米仍在闷燃。废墟里有人搭建了小棚子，但基本上我看不到狗和鸟，也没有什么人。 

　　后来斯大林格勒在二战中被侵袭，可是苏军集合角落、裂缝、地下室穴洞和破壁构建了结构复杂、无法攻克的多面碉堡，其防御性甚至强于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而破旧、烧焦的长沙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那个时刻就没有这样史诗般的命运了。她被自己国民中的狂热分子点燃，被所有的居民废弃（除了这些传教士和伤病员）。她已成为平地，变成不堪一击的废墟。如果日本人想要占领，只需要一早从岳阳调派来一列火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