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程

杨文斌老人像

　　杨文斌老人1913年5月9日出生于湖南桃源漆河镇的一个贫苦家庭，靠父亲做帮工和做小生意维持一家生计，早年父母双亡，生活极度艰辛，只念了几年小学。父亲去世后，他便辍学在外帮工、做水果生意。1931年东北沦陷，国事日艰。1935年他心怀报国壮志应招入伍，因略有文化，被送入武汉军事教导队学习。几个月后，分配到二十军团八十九师五三○团二营四连一排一班当战士，后以战功提升副排长。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也清楚地记得所在部队的番号，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直系长官是：军团长汤恩伯，师长王仲廉，团长王乃大，营长严以重，连长余子培，一排长是陈姓老乡，也是湖南常德人。 

　　1936年杨老所在的八十九师从武汉开拔去关外，在当时的绥远省张家口长城以外一个叫平地泉、隆茂庄的地方驻防。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失守，日军大举向张家口地区进犯，部队在南口与日军血战十多天，日军将八十九师包围，后全师成功突围。连长余子培受伤倒地，身负轻伤的杨老背着他从战场山上艰难地朝山下撤退。他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夜色很深，远远地听到营长在集合部队清点人数。当点到四连连长余子培时，有人答称四连长和杨排副未见人。正在此时，恰好他们赶到。一排陈排长牺牲，连长指令他为代理排长。八十九师继续在长城外阻击日军近50天。 

　　1938年初，八十九师奉命调往山西，当先头部队进入榆次附近时，敌情发生了变化，五三0团在紫洪口待命掩护先头部队回归。十天左右，部队急行军调到河南归德县整休补充。整休两天后，奉命驰援安徽正阳关战役。未到正阳关已得知前线溃败，部队只得退回归德待命。 

　　当年4月4日，八十九师乘车一天一夜，次日凌晨抵达临城（薛城），下车后队伍立即进入台儿庄阵地。日军随即发动大规模进攻，前面是坦克开路，后面是大队日军。五三○团团长王乃大用四川话大声命令：“一营向左包抄，三营向右包抄，二营顶住，包围敌人，开火！”见坦克来势凶猛，团长又高喊：“放过坦克，再打鬼子！”杨老和他的战友迅速从正面退入两边侧面的阻击阵地，向日军猛烈开火。为了突出包围圈，日军转而又向两个侧面的阻击阵地发起亡命的冲锋，中日军队展开了惨烈的近距离肉搏战。打到中午，阵地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下午1000多日军骑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冲向五三○团的阻击阵地，中国军队采用先打马匹后击士兵的战术和日军血战两个多小时，击退了日军骑兵的冲锋，双方伤亡颇重。这时天空出现9架敌机，在阵地上空盘旋，看见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绞杀在一起，没有投下一枚炸弹就飞走了。晚上，敌方灯火通明，运来了大量援兵。 

　　后来有人询问杨文斌老人在台儿庄战役中打死多少日本鬼子，他说，当时战斗太惨烈了，我们用机枪、冲锋枪扫，用手榴弹炸，日军一排排倒下，自己到底打死多少鬼子，真的是无法计数。 

　　4月6日，中国军队向台儿庄的日军发起总攻击，五三○团攻击台儿庄敌人右翼阵地，在上午9-10点钟的攻击行动中，杨老率领一排冲向日军阵地，被日军子弹击中，倒在阵地前。打扫战场时，战友们在死人堆里发现还有微弱呼吸的杨老。这时后方来了一副担架，是准备抬和他倒在一起的营长严以重的。营长伤重已经阵亡，只得就地掩埋。于是就用这副担架把杨老抬到师部督战队驻地的医院，经美国医生全力抢救脱险。两天后他才从昏迷中苏醒，那位美国医生走到他的病床前竖起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小伙子，你的命真大，日本鬼子的子弹从你的腹部穿过，竟然没有伤到你的内脏和骨头。” 

　　杨老记得医院设在一片树林中，是个叫文昌阁的地方。这时送来了高粱粥，吃了半碗后精神感觉好多了。在救护医院他有幸遇到了一个姓张的护士长，是与他一道在武汉军事教导队学习的同学，立即将他送上南下的火车，与一大批伤员送至武汉，又坐船转至嘉渔县。领队的通知愿意上岸的就赶快上岸进医院。他住进了第41后方医院。台儿庄大捷振奋起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这些从台儿庄前线负伤的战士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嘉渔县长亲自来医院慰问，给每个伤员发一块银元和一些日用品，一个小小的县就花费了几千块银元和大批日用物资来慰问伤员确实不易。 

　　在第41后方医院住了近半年，杨老的伤势逐步好转。10月份时武汉战事吃紧，医院准备向后方转移，当时天气逐渐转凉，军队师管区来医院接兵，已愈的归队上前线，未愈的继续治疗随医院向后方转移。杨老的伤势已基本痊愈，但总想回到自己原来的老部队继续战斗。但战时部队流动性极大，八十九师转战何方已无人知晓，只得回到老家常德。 

　　他在常德老家只身一人，寄人篱下，穷困潦倒。后经人介绍进入位于长沙银盆岭的湖南第一纺织厂当护厂兵。不久，长沙战事吃紧，湖南第一纺织厂拟向大后方安江转移，厂长唐伯球认为他参加过一些重大战役有经验，有胆识，遂委以重任，让他带几个得力人员先行赶到安江安排纱厂转移事项。1939年9月，杨老受命作为先遣队负责人，押运机器设备和资金，克服重重险阻，经过十多天的艰辛跋涉才到达安江。此后在安江纱厂建厂办事处总务科、厂电话总机室、锯木分厂等处工作了十多年。1953年8月，调新建的湘潭纺织印染厂，先后任厂电话室话务员、第一后纺车间工人，工作至1977年11月退休。从裕湘纱厂开始，到安江纺织厂和湘潭纺织印染厂的创建发展，他都是亲力亲为者和历史见证人，并为之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心血。 

　　杨老“为人正直善良，谦虚低调，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他襟怀坦荡，诚心待人，重义道，有一颗仁爱之心”。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作为旧军队人员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起初他还担任了一个小小的干部职务，当过国民党军队排长的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被揭发，马上撤职降为普通工人。“文革”中他被迫不停地认错请罪，但却不知道自己为抗日流血负伤到底错在哪里，罪在哪里。工厂的赵书记被打成“走资派”与他关在一屋，他更感到惶惑：如果说我是国民党有罪，那赵书记可是老共产党又有什么罪呢？后来赵书记跳楼自杀，而他侥幸活下来了，即使是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也是忍辱负重，从不居功自傲，总是乐观向上，宽厚包容。 

　　历史对他也许是不公正的，但命运对他却是公正的，他夫妇齐眉，四世同堂，儿孙绕膝，子孝孙贤。他寿高百岁，身体健朗，除了天阴时伤口疼痛平时很少生病，晩年生活安宁，受到人们的尊敬。 

　　杨老与我是姻亲，他的孙女是我的儿媳。非常凑巧，他与我的父亲经历颇为相近：我的父亲也进军校学习过（黄埔16期），也是汤恩伯的部下，最高职务也是排长，也是抗战前线身负伤17处痊愈后解甲回乡，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多次受到冲击，历经磨难，晚年平反昭雪，倒也门当户对。 

　　2012年5月亲友为杨老举行了百岁生日庆典，7月22日下午，这位参加过长城抗战和台儿庄血战的百岁老兵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阖然仙逝。追悼会简陋得有点叫人寒心，灵堂设在一家废弃的医院会议室里，到场的至亲好友也就二三十人，改制后已经不复存在的原湘潭纺织印染厂派了一位老年办的工作人员致悼词。相比某些富商大贾达官显要的豪华葬礼，这里没有名声显赫的主祭，没有冠盖如云的吊客，没有遮天蔽地的花圈，没有肉麻吹捧的挽辞，没有震耳欲聋的鞭炮，杨老的葬仪未免过于寒酸。但我仿佛看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向这位老兵默哀致敬，仿佛听到金戈铁马鼙鼓动地号角震天为这位老兵挥泪送別。老人睡得那么安详，仿佛只要一声召唤他就会一跃而起，提枪跨马重返战场捍卫祖国的山河和尊严！ 

　　我想起诗人臧克家的两句诗： 

　　有的人虽然活着，却已经死去； 

　　有的人虽然死去，却还活着。

（作者系省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