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一学遗作  向晓光整理 

　　本人湖南长沙人，祖籍平江，武侠小说家向恺然（平江不肖生）之子。1935年湖南省国术训练馆毕业后曾赴上海投师国乐专家郑觐文老先生门下，潜心学习琵琶演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义愤填膺，遂弃艺从军，考入空军军官学校，编入第十二期飞行生，时年19岁。先在昆明航空学校接受飞行训练，1941年11月去美国继续训练。1942年底毕业回国，编入空军第四大队，驾机参加了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等七大战役及前后几十次空战，空战中击落日机二架。

向一学戎装照

　　当时中日空军力量对比悬殊。日本有新飞机补充，中国飞机没有补充，数量上便显得有些寡不敌众。因此，这段时间日本空军对中国各大城市狂轰滥炸，夺走了制空权。中国空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只能逃警报。以致重庆被轰炸，发生防空洞闷死千多人的悲剧；成都军士航空学校凤凰山机场，也被日机超低空扫射，日机狂妄到落地抢走机场上的小红旗。 

　　1941年上半年，日机经常空袭昆明，轰炸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乌家坝飞机场和校区营房。当时我们十二期正在接受高级班飞行训练，教育长王叔铭为防止敌机低空扫射机场，在乌家坝机场东西两头挖了四个掩体，将飞机上拆下的机关枪架在掩体内，每挺机枪派三名学生操纵，月中旬的一天，日机大编队轰炸机来袭，一架驱逐机对准机场进入，准备低空扫射。我们十二个学生齐心对准冲下来的敌机一阵猛烈射击，不知道是敌机看到有火力射出，见势不妙，还是被击中受伤，半途就拉头逃走，再不敢有第二次扫射了。 

　　昆明被日机空袭后，美国空军帮助训练的总顾问陈纳德天天在场亲眼看到，因此也就掌握了日机的性能，作战战术等资料。考虑到在昆明的飞行训练不能稳定进行，飞机和其他物质不容易从印度运进中国，于是王叔铭作为中方代表，与美方谈妥先为中国训练五百名驱逐飞行员。五十人一批，分十批到美国去训练，每期为期一年，从十二期起。我们十二期于1941年11月赴美接受空军飞行训练。 

在鄂西前线上空作战 

　　1942年底我们从美国接受空军训练毕业回国，1943年元月有二十五人调空军第四大队成都军士航空学校凤凰山机场，（还有二十五人调印度楠木邦中国空军学校当教官）另五十名调中美混台大队，驻桂林柳州机场，昆明有美国远东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任司令员，中国各战场的制空权，又全部由中国空军掌握了。 

　　空军第四大队是中国空军的佼佼者，第一任大队长是高志航，所以四大队又称“志航大队”。人们也称四大队是中国的皇家空军。高志航之后的大队长依次是刘粹刚、李桂丹、乐以琴、汤卜生、李向阳，都是对日空军作战有记录而且建树很高的飞行员和部队长官。此时，中国空军都是美制P-40型飞机了，和日本“零式”相比，各有优缺点，“零式”灵活、轻巧，爬高性能、转弯半径都优于P-40，而P-40俯冲快，结构扎实，火力大，防弹钢板玻璃，橡皮保护油箱，飞行高度，耐航率都优于“零式”，在空中遭遇只要不与之纠缠，不与拼爬高转弯，只打直来直去的“派司”。“零式”是打不过P-40的。 

　　我们调四大队也是该大队刚接收P-40不久，我们这些空军见习官，对参加作战抗击日寇向往已久，就向队上老大哥请教，回答的是，他们接P-40也不久，还没有用新机作过战， 

　　只要大家齐心合力，大胆心细，机智勇敢，想必是会战胜日机的。 

　　四大队在1943年4月飞抵重庆白市驿飞机场基地驻防，保卫首都（重庆）。五月，根据前线陆军要求支援的需要，派23中队由中队长、副大队长领队十二架P-40飞往梁山前线机场，每天四架、八架、十二架不等去鄂西前线支援友军，扫射和轰炸敌人阵地与辎重部队。这段时间敌人的空军很少出现，原因是害怕P-40的强大火力，不到万不得已不敢出来作战。另外，太平洋战争也牵制了它的部分空军力量。我们12架P-40飞机，每天出任务的目标是根据前线陆军提供的情报，轰炸扫射前线的敌炮兵阵地，对敌增援部队的沿途渡口集结点及辎重予以摧毁性的打击。飞行员战斗情绪很高，人人有旺盛的精力很想出任务。但机少人多，每天轮一次就算不错了，部队长则一天可以出上两次。 

　　6月初，由昆明飞来两架有飞虎队标志的P-40驱逐机，领队的是美军少校副大队长史迪文，他有二千八百多小时的飞行战斗经历，在欧洲、非洲、亚洲、大西洋、太平洋都作过战，又飞过航空母舰，作战经验丰富，击落过二十多架敌机，身上挂满了勋章勋带，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空军英雄人物。另一架飞机由上尉保罗驾驶，他来我们四大队是要到鄂西前线搜集日本空军情报。 

　　6月4日晚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明天的战斗方案，大家说，从梁山起飞去鄂西前线敌阵地航程只需三十分钟时间，加上留空一小时，回来三十多分钟，出一次任务不出两个小时三十分钟，P-40本身油量可以飞四小时半，用不着在肚子底下加挂油箱，把那个位置挂凝固汽油弹，对敌坦克、炮兵阵地和坚固的水泥钢架堡垒破坏力更大。接着又谈了如何对付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方法，根据双方飞机性能，强调了绝对不要同它格斗，即不能同“零式”纠缠，只能直来直去地冲打，它会爬高会转弯逃跑，我们不要上当去追，P-40俯冲快，平飞最大速度也比“零式”快，P-40配备有八挺机枪，火力比“零式”强，只要推头俯冲，它是追不上的，又讲了如何打日本的轰炸机以及进入死角和占座的必要性。 

　　第二天，由中队长张光蕴带领八架P-40，加上美空军史迪文和保罗两架，上午七时进入鄂西前线敌阵地上空。我们在一万尺高空看见敌“零式”四架在我阵地上空盘旋，史迪文和保罗是不受中国指挥的，立刻冲下去对敌领队射击，当即把它击中起火。可是史的座机很快被另一架“零式”翻身咬住了尾巴，被击伤了，摇摇欲坠。保罗立即追击向史迪文开火的日机去了，可第三架日机紧跟上来“捡死鱼”，想把史迪文击落。正在危急之间，说时迟那时快，十一期同学臧锡兰的高度已快接近日机，他当即推头将日机击落，解除了史迪文的危险。 

　　回梁山机场后，大家躺在停机线草地上休息，看见史迪文的飞机摇摇欲坠地向机场跑道作迫降式落地。他的起落架被打坏了，放不下来，机翼中了很多子弹，座舱也被击穿一个大洞，幸好人没受伤，九死一生的回来了。史迪文的飞机摔在跑道一头，他跳下来即问是谁击落了第三架“零式”日机，在场的人中我还懂一点英语，就讲是臧锡兰解救的，并将其经过讲给史迪文听，史即紧紧抱着臧锡兰说：“这次是我在中国最后一次出任务，马上就要回美国述职去了，你救了我，体现了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际主义精神，也表明你们中国空军的作战技术是第一流的。我会向国防部陈述经过，你会得到美国应有的勋奖的。” 

　　那天下午我第二次出任务回来时已是四点多钟，听说昆明十四航空队派飞机来把史迪文和保罗接走了，他们的两架飞机就丢在梁山机场。 

　　第二天6月6日又是十二架飞前线，当天气候极坏，能见度极差，还落小雨，云很低。我们出去时还飞得高一点，也只有四千尺，执行任务回来，云更低了，差不多是飞低空回来的。听说当天有其他大队同时出动很多飞机到前线作战，有的也只能降落其他机场。恩施机场，梁山、白市驿都有回航的飞机降落。 

　　我们在梁山先落下的八架正在停机线加油添弹，机场上空挂出三个红球的空袭警报信号。防空监视哨报告：“闻机声，高度在云层上，架数不明，方向3—9（由东向西）”。机械人员说不要离开飞机，但没有紧急警报和迎敌命令。我还看见司令官杨鹤宥带着他年轻的老婆坐着小汽车在机场里转，并没有下达起飞命令。忽然，机场东北角云层中出现飞机影子，开始还以为是友机返航，可是有三架对准机场俯冲下来，又看到机枪在喷火，向停机线射击。当时我们有三架飞机旁有飞行员，马上爬上飞机开车准备迎敌，可是还没来得及发动，敌人的炸弹已经落地了，我们只好跳下飞机卧倒在机场上，抬头看时，敌人第二次三架又俯冲过来了，此时听到跑道上有飞机起飞的声音，看到是副队长周志开的飞机在起飞。在敌机临头轰炸扫射中，强行起飞是罕见的壮举。他离地后就转弯向投弹的敌机追击，很快击落日机一架，掉在机场西头不远的山谷中。 

　　机场上空日机轮番轰炸扫射，停在停机线上的七架飞机全部被击中起火。我们躲在机场边山坡树林中看得清清楚楚，气得捶胸顿足，伤心地流眼泪。敌机飞走后不久，周志开的飞机回来了，在机场上空绕了一圈。见跑道炸坏不能降落，回白市驿机场去了。第三天我们大家都坐运输队的C-47回白市驿，听周志开说：他那天正坐在机舱里摆弄开车的机件，见到敌机临头，他就开车斜跑道紧急起飞，连保险伞也没背，保险带也来不及扣，起飞后紧追敌机就开火，当即击落一架。另两架见有中国飞机追击便向东逃跑，想调开我机在机场上的阻击。而周就紧追，又将那两架敌机击落。回来时机场上空没有敌机了，跑道被炸坏不能落地，只好回白市驿。经报上级，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来白市驿视察，给作战的四大队够上受勋标准的飞行员授勋，授给周志开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青天白日”最高勋章和记录击落敌机三架的“三星序”勋章，并连升三级，由上尉升少校，由副中队长升副大队长，并发给丰厚的奖金。蒋委员长作了总结似的训话：“这次是惨败，日本偷袭成功了，他们对珍珠港那么强大设防的海空军基地，都是偷袭成功的，我们应该得到教训，今后飞机场的警戒要提高，跑道头上一定要有四架飞机担任警戒，随时可以迎空出击。其他停在停机线上的飞机和人员只能在机翼下休息，空袭警报一来，大家上飞机，紧急警报一放，全体上天进入万尺以上，如果以后再有类似偷袭奇袭发生，就是军法问罪。听到了吗？完了。”后来又进我们营房检查内务。我看见蒋经国站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我们围着蒋介石的保险钢板汽车问长问短，后排只有两个座位，前后有防弹厚玻璃隔开的，底盘矮而宽，这是速度快而平稳的设计型。 

　　6月下旬，司令部通知本大队部派十五名飞行员，由大队长李向阳率领去印度西部卡拉齐（今巴基斯坦）接收新P-40。我们将十五架新机飞回白市驿，编入二十三中队。 

参加常德、长沙会战 

　　7月上旬，我们又是十二架飞赴湖北恩施前线基地参加常德、长沙会战，每天上下午都出四架、八架或十二架分批飞到前线。有的是根据前线陆军提供的情报，轰炸扫射指定的敌人目标，有的是到前线看情况执行任务，总的是要保持阵地上空日出后日落前有我机在敌上空掌握制空权，不让敌人抬头。有时又去长沙作威胁性的轰炸扫射。当时地对空的通讯困难，预先只能有大概情报，需要临时见机行事，再对敌执行破坏性打击，目的是表示我有空军在前线配合作战。 

　　7月中旬我二十三中队由周志开领队在常德八千尺高空飞行，底下云层很深很厚，但有稀少的云洞可以看到下面情况。飞行中突然发现云层下面有日本“零式”飞机六架正在威胁我陆军阵地。周志开命令我们飞近云洞做奇袭准备，他在后掩护。我们埋伏在云洞边待敌机再度从云洞下飞过时，我们即冲下去对准它们射击，当即击中两架，接着又有两架敌机飞来，周志开也冲下去开火，又打中两架。两个“派司”击落四架，敌人还不知我们是从何方打它们的，我们大家都钻下云层，剩下的敌人早都跑光了。奇袭成功，既得益予当时的环境，也是周指挥得当的结果。这次在常德打了一个0：4，周志开在空军中的战绩和声誉很快高了，敌人闻说后，扬言在湖北荆门敌空军基地集结了三十二架“零式”飞机，要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空军围歼法国空军“红武士”击落李西奋那样，与中国空军决一死战。目的是想击落周志开。 

　　荆门机场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前线最大机场。日空军曾于1940至1941年以此为基地进袭四川成都、兰州天水，对我们的威胁和破坏很大。 

　　司令部得此传说的情报，与周志开商量，第二天就派出向湖北荆门机场袭击的任务，由周志开领队。十二架P-40一万尺进入荆门。 

　　中国空军是第一次飞临荆门机场上空，老百姓当然躲警报去了，机场上空并没有敌机的影子，地面连走动的人影也没有，敌人做缩头乌龟不敢露面了，我们这次十二架本是应战而来的，思想上早就做了打它个落花流水恶战一番的充分准备，此刻见荆门机场死寂一般，就由八架P-40在万尺高空掩护，四架成梯队下去对机场、机库、油库、仓库作超低空扫射，一次“派司”就集合。想到敌机曾超低空扫射过我们成都的军士航校凤凰山机场，也扫射过昆明官校乌家坝机场，我们要报复。我们四架下去，对敌人作侮辱性的点射打击，每人打了一个“派司”。 

　　荆门机场还是有防空机枪朝我们射击，我们向下打击时虽看到敌人掩体内有曳光弹射出，但那时人很兴奋，丝毫不畏惧，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回到恩施基地，因周志开打了三个“派司”，他的飞机受了伤，机身和座舱有弹痕。周头部也受了点轻伤，弹片碰破了皮，但出血不多，已经干了。 

　　常德长沙的会战，每天上午下午必须出击，因飞机要进行大小修理，不能保证每次出十二架，要派人回白市驿驾飞机过来。人员也要轮流休息，出满一个月任务，回去休息一周。 

　　前线司令长官发给我们每人一套黄色棉军服，我们休息时就换上陆军军装和军帽。穿上我们在印度买回来的半长统皮靴，再手持梁山出的手杖，个个精神抖擞，人人斗志昂扬，只想多出任务。 

　　参加长沙会战时，我们在洞庭湖和湘潭岸边，还炸沉过日军运兵及运武器弹药的补给军船，在此两战役中出击战果是达到了上级指命的。在此情况下，领队周志开要求单机出击汉口机场，认为汉口是敌人在华中的最大城市，定有飞机可打。同时让汉口人民看看中国空军飞到汉口来作战了，替中国人争口气。司令部考虑的是，单机出击虽有必要性，但需航空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才行，地区空军司令官无权决定。而且单机出击，凶多吉少，没有掩护和照顾，由恩施至武汉航程较大，P-40的油量虽然可以来回，但如果途中遭遇敌机，纠缠起来一时不能脱身，回来就困难了。 

　　14日完成任务回来，听说周志开被批准单机去汉口，途经长阳县，遭遇四架“零式”敌机，周本来可以推头俯冲逃出战斗圈，可他忘记了P-40飞机性能是不能和“零式”格斗的，硬是和四架“零式”打起来了。后来据当地人报告：四架日本飞机围着打一架中国飞机，把他打冒烟后，四架日机向东飞走了。 

　　周志开在长阳县山谷中迫降，机毁人亡。周志开是中国空军头一个得到蒋介石亲授“青天白日”最高勋章，连升三级，战绩卓著的优秀飞行员，如果他不冒险单机出击，如果他相信双方飞机性能的优劣，根据当时的敌我形势，不要太自信自负，他还是可以把抗日战争打到底的。 

参加衡阳会战 

　　四大队参加衡阳会战时，进驻湖南芷江机场，中美空军混合编队，还有轰炸机，每天出击架数很多。有次出击宜昌，在洞庭湖遭遇敌机三十多架，中美空军协同对敌作战，击落敌机十多架，我们也有两架没回，一架是十二期同学屈士杰。 

　　在空中我从无线电耳机中听到屈士杰的呼救声：“来看我呀，我不行了，伤了右腿不能操纵飞机了……” 

　　空战中我不知他在何方，找了两次仍不见飞机。 

　　回芷江机场返航落地的飞机很多，有一架美军的B-25轰炸机要求迫降，看样子是受了重伤，结果没放轮子就迫降了，着地后起火，马上有爆炸的可能，美军部队长迅速爬上飞机对飞行员说：“你说什么? !”这时飞机机头往驾驶舱压过来，后面机身也向驾驶舱挤压过去，把飞行员的双腿压断卡在里面拖也拖不出来，这种情况下，飞行员是必死无疑了，飞行员拿出他妻子的照片交给部队长，部队长扯下他的飞行员牌牌，用手枪对他头部开了两枪，看到飞行员头栽了下去，大家迅速离开飞机，不一会儿飞机就爆炸了。 

　　我们当时不解的是：B-25轰炸机还有副驾驶和机枪手轰炸员等六人哪里去了？！后来听和他们一起作战的僚机说，这架飞机受伤后，机长即令大家在中国阵地上空跳伞，自己想驾机回芷江迫降，没想到飞机受伤太重。 

　　衡阳离芷江有三十多分钟的航程，我们为轰炸扫射灵便，不带下油箱，每架带炸弹一千磅，五百磅一个，八挺机枪装满子弹，遇到敌人定要打个油光弹尽，再向西转飞过一个山头，就是零陵机场，马上加油添弹又起飞到衡阳前线，扫射轰炸后再回芷江。这样每人每次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任务完成，下午就换接班的人去执行。当时是方先觉的部队守衡阳城，日本人围攻了四十多天，我们也打了四十多天。

张爱萍题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参加洛阳会战 

　　1944年飞西安，打洛阳会战，炸黄河铁桥。敌人的坦克，装甲车，高射炮成四行编队，后面跟着陆军步兵，向西安推进。我们的任务是阻击敌人推进。P-40的八挺机枪火力太小，改装火箭炮和凝固汽油弹射击轰炸，炸一次，敌人停止前进一步，接着又挺进。我们每攻击一次都要经过敌人的高射炮火力网，我们叫它“钻黑树林”，被击中或受伤是时有发生的，所以总有飞机进机库修理补弹洞，白市驿经常有飞机来补充。 

　　出击洛阳，城市、机场也是不见日本鬼子，只能扫射机场后回航。炸黄河大桥也要“钻黑树林”，敌人设有强大的高射炮群，构成火网，去炸桥时，必定要经过它的火网才能炸中，而且大桥铁轨炸坏后，一夜又修复好了。炸桥墩目标不易对准，炸弹丢下去容易滑掉。经研究，为了避免高射炮的火力网，必须改变进入角度，沿长江江面做超低空飞行进入，这样高射炮不好射击。飞机对准桥墩飞过去，快接近时丢下炸弹，炸弹落水后因惯性继续向前滑行，碰到桥墩后爆炸。采取这种方式轰炸，果然炸中了两次。炸坏了桥墩敌人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修复了。有次同学李启驰（此人美国华侨，回国参加十二期飞行员毕业），在炸桥时中弹迫降黄河北岸沙滩上，向岸边林子里跑去，正遇上迎来的共产党游击部队，他们要李启驰去他们部队休息，李启驰见是自己人，那种经过强烈空中战斗后的疲劳感马上涌上来，不愿去休息，就倒在地上睡着了。游击队的人大概是想看看李腰身上别着的加拿大五四手枪。把李搞醒了，李爬起后即向黄河跑去并游水过河。南岸的国民党部队接应李启驰上岸，三天后李被送回来。 

　　在西安洛阳会战中，主要是敌人的高射炮火力网密集封锁了要轰炸目标进入的上空，我四大队飞机被击落两架，击伤四架，飞行员无伤亡。 

　　1945年正月敌人攻打独山，四大队进驻贵州青镇机场，连日大雨，低云盖山头，阴沉沉的天气，飞机无法出击，待了十多天，试行两次也没有飞出又返回青镇，最后只好回白市驿。 

　　此时日本新出一种“东条”战斗机，高度二万四千尺，时速三百五十至四百里，最大可达六百五十里，是P-40所不及的，在某地与美军十四航空队遭遇，美机两架P-40被日“东条”击落。不久我们即赴卡拉奇接回P-5l型新机，性能可与日本“东条”机媲美。此后“东条”在前线和太平洋战场都没有打出好成绩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调我去北平接收并试飞从日本缴获的飞机，有“95”、“96”、“97”、“99”、“零式”和“东条”。我觉得，还是“零式”灵活实用些，可惜接收后都成了废品。 

　　结束语 

　　我们十二期是1937年参军，1939年开始飞行训练，1943年参战到1945年抗战胜利，八年抗战，初期中日空军打成平手，后两年日军猖狂夺走了中国的制空权，从1942年起中国空军又夺回了制空权，整个的空军伤亡数字我不清楚，但从我们十二期讲，毕业一百人，打到抗战胜利只剩下40人，伤亡60%。 

（向一学系我馆已故馆员，向晓光系向一学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