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明光 

　　魏源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上承王夫之“通经致用”的学术传统，下受教于刘逢禄的春秋公羊学，“经世致用”是他一生著述的座右铭，“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贯穿在他的撰著和实践活动中。 

　　《老子》一书，字数不多，历史悠久；注释千家，讲解百万，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魏氏以“经世致用”为思想利器，以救民救国为宗旨，网罗百家之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力破陈说，创立新知，写成《老子本义》一书。 

　　《老子本义》不但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老子》，而且从其中也显示出湖湘文化的新精神。 

　　一、《老子》非老子所作 

　　关于《老子》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清末以前，学者大多遵从《史记》，认为《老子》为老子所作。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老子一节只有四百多字，而且大部分文字今天看起来都是属于传闻。而司马迁自己也使用一些存疑的文字，如“或日”、“或言”、“盖”、“世莫知其然否”，等等，这些都给后世以莫大的想象空间，直到1922年梁启超撰文认为《老子》出于战国末期才引起学术界一场大辩论。但最后也没有定论。当时以张煦和胡适为首的一派是坚决反对梁氏之说的，认为((老子》一书为老子所作。① 

　　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大辩论，主要针对的还是《老子》一书的年代问题，而作者是否就是老子并未重点涉及。而明确提出((老子》非老子所作乃是清代晚期的魏源。 

　　魏氏在《老子本义·序》中说：“黄老之学出于上古，故五千言中，动称经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礼家之言、兵家之言。” 

　　在《论老子》中，魏氏又说：“老子道，太古道；书，太古书也。何征乎?征诸柱下史也。国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故左史在楚，能读《坟》、《索》，尼山适周，亦问老聃。今考《老子》书‘谷神不死’章，列子引为黄帝书，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书，至经中称‘古之所谓’，称‘建言有之’，称‘圣人云’，称‘用兵有言’。故班固谓道家出于古史官，庄周亦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斯述而不作之明征哉!” 

　　魏源所论有两点值得注意： 

　　1．《老子》为太古书，并非老子本人所作。 

　　2．《老子》是老子述而不作的产品。

    魏氏所论是否正确，是否有据，笔者认为魏氏所论是有依据的，决非臆想空断之言。 

　　老子生于春秋末世。那时尚无纸笔墨砚之类的文化工具。文字载体，用得最多的是竹简、木犊，但也局限于贵族诸侯，直到战国时代才大量普遍使用竹简、丝帛等文字载体。所以《_史记》上说老子过关“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老子口授关尹五千言，并非为关尹写了一本上下篇《老子》。 

　　在古代因无便利的文化载体，那么文化又是怎样传承的呢?从文献上考察，文化的传承一般都是靠口头传授，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去，使文化不绝于流，所以像孔子、老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都是典型的“述而不作”的大学者。如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② 

　　孔子虽是大学问家，但在那个时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古代文化他也只能口述传授给弟子，他自己是“不作”的，也就是没有用著书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学说。现在我们读到的《论语》正是孔子的弟子们对孔子口授的记录。而老子年长于孔子，更不可能著书立说，在《老子》中，我们也读到这样的话：“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诗讽刺《老子》为老子所作时说：“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可见他的五千言也只能是他口述上古文化的证明。 

　　这种文化的口头传承方式，一直到秦汉之际有的地方还在继续使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尚书》的传授。《汉书·艺文志·序》言：“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但一直到汉文帝时，天下还没有一人能通晓传授《尚书》的。此时只听说济南伏生是秦时的博士，能够讲说《尚书》。汉文帝很高兴，想请他到京师来传授这门学问。但后来了解到这时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不能到京城来，汉文帝只好命令太常使掌故晁错去伏生家中学习。据《经典释文》说，伏生家中的藏书，经过秦汉之际的大乱，都已经亡佚了。伏生只好全凭对《尚书》的记忆，口诵了二十九篇经文，传授给了晁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今文尚书》。 

　　用口授传承传统文化的现象不仅限于中国古代，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可以找到例证。如古罗马时代的荷马史诗，以及当今国内各少数民族流传的英雄史诗等，大多都是口耳承传下来的。所以老子口授五千言“道德经”，也就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了。 

　　以上分析足可证明魏源所论《老子》乃上古书，所述道乃“太古之道”，而《老子》书是老子所口述的上古文化，并非老子本人所作。 

　　但《老子》成书，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那是到战国末年才逐渐形成的，我们从湖北郭店出土的楚国《老子》简犊，到马王堆出土的《老子》帛书就可看到道家的学者对这部书不断地增补、编纂并使之完善的过程。③ 

　　二、“无为”并非“无用” 

　　历代研究《老子》的人多不胜数，而留下的著作也不下千百万字，而真正能通老子之道懂得真谛的却凤毛麟角。魏源叹息地说：“解老自韩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复生，谁定之?彼皆执其一言而阂诸五千言者也。”又说，“泥其一而诬其全，则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 

　　这是说千百家研究《老子》的人，越研究越糊涂，越研究越搞得《老子》书面目全非。为什么会这样糟糕呢?魏氏解释说：“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以寻声逐景于其末，岂易知易行?” 

　　这就是说很多研究《老子》的人，并没有抓住《老子》的主要精神，而是寻声逐景于皮毛末节，不知道抓根本。所谓‘言之宗，事之君’指的就是读书研究要抓住要旨，只有抓住根本才能提纲挈领地领会《老子》书的精神实质，否则就会适得其反，走入歧途。魏源举例说：“无为之道，必自无欲始也。诸子不能无欲，而第慕其无为，于是阴静坚忍，适以深其机而济其欲。”更有人提出“无为”乃“枯坐拱手”而矣，于教化无益，“不足以治天下”。 

　　“无为”与“无为之治”是《老子》中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可是很多读《老子》的人，却以偏概全，执其一而不及其余。这就是魏氏所说的“泥其一而诬其全”。“无为”与“无为之治”果真如一些人所说是无用之学吗?魏氏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指出庄周、魏晋之士和刑名者之流这三种人皆不能体会“无为”的精旨，故其行为偏弊，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庄周玩世，厌礼法而盗圣人”，“魏晋之士其无欲又不及庄周，不知‘无为治天下’为何物?以为拱手不事事而可治”，结果是王纲解纽而万事瓦裂。“刑名者流”，只知万事皆依法而治，自己就可清静无为。而在执法过程中又“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结果是“仁义退而凉薄之道德进”，社会永远不得安宁稳定。所以魏源指出，要做到“无为”首先自己要做到“无欲”，可是“后人以急功利之心以求无欲之体”，那又怎能做得到无为呢?那是永远都做不到的。 

　　无为真是无用吗?真是不足以治天下吗?魏源列举历史上采用无为而治取得成功的范例力证无为治国的功效，他说：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如遇大寒暑、大病苦之后，则惟诊治调息以养复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浓腹削之剂。如西汉承周末文胜七国赢秦汤火之后，当天下生民大灾患大痈瘝之时，故留侯师黄石，佐高祖，约法三章，盖革苛政酷刑；曹相师盖公，辅齐汉，不扰狱市，不更法令。致文、景刑措之治，亦不啻重睹太古焉。此黄老无为可治天下。后世如东汉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遗意，是古无为而治，非不可用于世，明矣。 

　　魏源所举我国古代历史上无为而治的这些范例，确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汉初无为而治的卓越成效。西汉初年在“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下，上层统治者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符合于当时国情民意的具体政策，从汉高祖的约法三章开始，逐年拨乱反正，发展生产，治国在汉初前三十年已初见成效，而后四十年便大见成效。特别是通过“文景之治”，经济繁荣已超过战国。到汉武帝初年七十年问，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④。人民与国家都富了起来，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盛世局面，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黄老无为而治在政治上的成效，无疑是显著的。⑤ 

　　后世的统治者，一些明智的君主也多效法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采用无为而治的方略，使国家达到中兴、富足和稳定。如东汉的汉光武帝、孝明帝，北魏的孝文帝和后来的宋仁宗和金世宗。他们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放宽政策，缓和阶级矛盾，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社会秩序得到相对的稳定，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这就是《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三、《老子本义》所显现的湖湘文化精神 

　　魏源研究《老子》并非无的放矢。 

　　魏源在学术理论上与龚自珍同属“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他生活在国难当头的年代，清政府的腐朽、鸦片战争的失败，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危亡已在旦夕。作为有血性有抱负的湖南青年怎么能不义愤填膺地站出来，承担起拯救危亡的民族重任，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追求真理是为了救亡，真理从哪里来?一是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取，二是从火热的斗争实践中总结。魏源勤于读书，善于研究，长于总结，善于运用。他生长在湖南，从小就接受湖湘文化的教育，继承王夫之“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又迅速地与当时的经世思潮相结合，使他成为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旗帜。 

　　在务实求真的道路上，魏源认为“不关军国要务，无视民族危亡”、“泥古不切时务”的陈腐学风，适足以祸国殃民而不能救弊维新，必须坚决扫除。可见他要把学术研究引导到干预政治和革故鼎新的轨道上去，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引导大家救国救民，挽救危亡。所以他以经世济民的宽广胸怀，写出了《老子本义》。 

　　《老子本义》是魏源早年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审慎的眼光对《老子》书来了一次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大审视，使湖湘文化精神从中得以发扬光大。 

　　(一)实事求是评价《老子》。《老子》自汉以后，到魏晋之时，士大夫崇尚清谈，《老子》遂成为玄学谈资。一方面军阀连年混战，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又不断入侵。统治集团的内讧有增无减。魏晋的名士们面对政治上混乱的局面，面对朝不保夕的无情杀戮，却毫无对策，只好利用《老子》中所讲自然无为的思想，祖尚虚浮，寻找心灵上的安慰。以虚代实，借以避祸。而国事却与日俱非，最后弄得国破家亡。后人以此为据，认为《老子》无治国之效，而有空谈误国之弊。魏源检阅历史典籍，列举历史上无为治国的有效案例，认为《老子》中的理论，只有根据各个时代的国情民意，对症下药才能救弊。非不可用于世，而是可以治理天下的。魏源感叹地说：“呜呼!甘、酸、辛、苦味不同，蕲适于口；药无偏性，对症为功，在人用之而已。”(《论老子》)所以运用正确，即可治国治民，运用不当，流于清谈，则祸国殃民。这就是对古代文化实事求是的一分为二的甄别精神。 

　　(二)务实求真，敢于创新。魏源在研究《老子》书时，针对历史上的种种论说(包括权威学者的论断)，敢于置疑，决不泥古。例如，他经过认真地检阅与考证，证明《老子》非老子所作，老子只不过是口述上古之文而已。这就把包括太史公在内的种种旧有的传统说法给否定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就是务实求真的态度，也是学术上的创新精神。 

　　(三)广汇百家，博采众长。这也是《老子本义》所具有的特点。魏氏在撰著此书时，观其引用书目及采录观点不下百家，把兵家、道家、墨家、儒家有关《老子》的评述，皆择其要加以引用和佐证。这显示了湖南人胸怀宽广、包容天下的伟大情怀。此书合众家之长，博采群秀，扬长避短，具有时代性和开放性，体现了湖湘文化博采众长的包容性。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务实求真，博采众长，创新求治是魏源撰写《老子本义》所体现出来的湖湘文化精神。魏源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引下，发愤图治，笔耕不已。他后来陆续撰写出《墨子章句》、《孙子集句》、《董氏春秋发微》以及经世致用的代表作《皇朝经世文编》和《海国图志》，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军事，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理想，为中国传统文化向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开端时期的领军人物。 

(作者系本馆馆员)         

　　[注释] 

　　①参见中华书局：《古史辩》第四、第六册 

　　②《论语·述而》 

　　③参见拙著《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第78页 

　　④《汉书·食货志》 

　　⑤参见《黄老无为而治与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重建》载《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24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