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昆田 

1909年11月13日南社第一次雅集于苏州虎丘，前排左三为柳亚子，中排左二为陈去病。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其时距“文革”结束已有五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开始吹遍中华大地。耀邦同志对辛亥革命重新作出了全面的、赞扬的评价，也寓有对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需要实事求是，以辩证唯物史观，重新给予正确评论之意。因而引起了各界人士和中外媒体的重视。我当时特别注意到他在讲话中一口气接连列举了三十三位对辛亥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知名人士，其中有陆皓东、郑士良、邹容、陈天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熊成基、刘静庵、焦达峰十位，都是当年为反清革命赴汤蹈火而英年殉难的烈士。其他有詹大悲、张培爵、朱执信三位则是在辛亥革命后被军阀所杀害。而给我更有深刻启示的是他提到了黄兴、宋教仁、廖仲恺、蔡元培、陈去病、柳亚子、居正、于右任八位知识界的革命家，他们都是南社巨子，宋、廖两人又是垂芳青史的英烈，而其中陈、柳两位更是当年南社的创始人与领导人。其他如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也都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与南社人士有密切交往的共产党内的元老。因此，从那时开始，我就深感有重新认识并深入研究南社的必要。我还认为南社研究是一个既古老而又时新的课题，它的内容涵量非常丰富，它的历史意义非常深远，它的时代价值更需要作崭新的、合乎逻辑的揭示。到1987年由民革中央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在苏州联合举办柳亚子百岁诞辰暨南社成立八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就首先提出成立南社研究机构并把南社作为一门专业研究的学问(后称南社学)的必要性，当时立即得到自美国专程远道而来的柳无忌教授(柳亚子长子、时年80岁)的全力支持，自此以后，经过我们多方努力，促使南社这个曾经光耀一时、又隐没多时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辛亥革命已过去一百年。在这光阴如白驹之过隙的三十年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了在上海与苏州两地已先后建立了南社纪念馆(前者为上海南社纪念馆、后者为中国南社纪念馆)；编辑出版了三套《南社丛书》(共21种，包括南社人士专著与南社研究者的各种有关著作)以及其他各种有关南社的专著；在北京、上海、苏州及江苏省、云南省五地以及美国(其具体联络机构设在香港大学)先后建立了研究南社的学术团体；举办了各种有关南社研究的讲座、论坛和专题研讨会；目前我们还在上海文史研究馆的大力支持下编纂一部《南社大辞典》，并开始筹建南社基金会。应该说，我们对南社的重新认识与探索研究工作，比起三十年前，已大大加深和跨前了一步。同盟会对发动辛亥革命的作用巨大，毋须置疑。在梳理同盟会与南社历史后，我以为同盟会与南社是发动辛亥革命的一双犄角。这里且以《同盟会与南社》为题，作一次多角度的回顾与深层次的追述，以求正于大方。 

　　从时序上说，孙中山领衔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8月20日，南社成立于1909年11月19日，而辛亥革命(即武昌起义)发生于1911年10月10日。这三件历史大事从时序上与内在关系上是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的，当时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同盟会与南社是发动辛亥革命的一双犄角，也有人把它们比喻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二者缺一不可。还有一种说法：同盟会是兄，南社是弟，兄弟携手合作，把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给推翻了。更有一种说法：同盟会以武力革命鸣锣，南社以文事宣传击鼓，文武同举才造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辛亥革命。这些比喻与说法都很形象化，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这里就先从同盟会的成立为引子。大家都知道，同盟会不是从东方地平线上突然冒出来的。它的组成是由此前若干革命团体为基础的自愿大联合。这些革命团体中，有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夏威夷创立的兴中会，有1903年由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长沙创立的华兴会，有1903年由蔡元培、陈去病等在上海建立的光复会，还有宋教仁等于1904年在湖北武昌，以研究科学知识为名，实际上是进行反清革命而创立的科学实习所等。由此可见，同盟会的建立，一开始就是国内外密切配合的。它的组织基础是以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主，它的社会纽带是海内外知识分子中的各种自由职业者。同盟会最大的特点是它并不成立于祖国大陆，而把它的基地与总部设立在日本东京。20世纪初，东京一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一万华侨，其中大量的是为了探求中国的出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还有一部分是躲避清政府迫害而东渡日本的知识界有志之士和学有专攻的留学生。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由欧洲抵日本，时在东京的李书城与邓家彦(二人后均参加南社)首先往访，并提出建立统一的革命团体，接着就在7月29日晚，孙中山在东京阪田町程家柽(后参加南社)寓所与黄兴、宋教仁、田桐、白逾桓、张继等(以上5人后均参加南社)共商筹建“中国革命党”，后经黄兴提出“革命党”之字易招官方注意，乃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平时简称“中国同盟会”。7月30日即召开70余人参加的同盟会筹备会，并于8月20日正式宣布同盟会成立，通过了由黄兴等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会章》。(以上均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的《辛亥革命史料选辑》所刊田桐《同盟会成立记》)。当时同盟会就拥有一大批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东京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除上述李、邓、程、黄、宋、田、白、张外，尚有高旭、朱少屏、廖仲恺、马君武、吕志伊、冯自由、汪兆铭、雷铁崖、唐群英(女)、何香凝(女)、汪东、熊克武、谷思慎等(上述13人后均参加南社)，他们不仅满腔报国热忱，共同筹划，最先入盟，成为骨干，而且在以后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的各项活动中，都起过多方面的重大作用。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在国内及国外相关地区设立分会(又称支部)。当时在国外不少地区，由于孙中山的广泛交往关系，早有社会基础，除日本东京、横滨等地外，主要在东南亚，有新加坡(当时称星洲)、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越南的西贡与河内、缅甸的仰光；在欧洲有德国的柏林、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美洲有美国的旧金山、芝加哥、纽约与夏威夷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等，都建立起人数不等的分会。同盟会中的杨赓笙、景耀月、冯自由、田桐、张继等都先后担任过各海外分会的负责人或新闻机构的主持人。而在国内则是革命对象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领域，要建立内陆本土同盟会分支机构的任务，显然更为重要与艰巨。孙中山对国内同盟会分会负责人的选择及任命，毫无疑问，要更为重视和严谨。在这里我从各种历史资料上，汇录查证并梳理后，特制如下一表，以资考览。 

　　这里所列同盟会在各地的分会组织，当然在创建时有先后缓急之分。当时首先考虑到要在清政府统治相对比较薄弱以及海内外信息交流与交通最便捷的地方，设立分会，因此同盟会最先是将全国分为东、南、西、北、中五大根据地，其中东部与中部是重中之重。东部是以江苏(当时上海属江苏)为中心，中部是以湘鄂为中心，而在江苏又以上海外国租界为重心，湘鄂两地合称为中部同盟会分会，而其筹备处，当时也设在上海中国同盟会国内各地分会会长及负责人一览租界。所有同盟会在国内的分会都是秘密机构，其会员在回国后以及在国内发展的会员，都随时会遇到被清政府逮捕和杀害的风险，所有分会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国内组织各种反清力量，包括各种军事起义，募集资金及武器，扩大舆论宣传，并不断壮大自己的革命队伍。孙中山众望所归，是同盟会的当然会长，但他名声大，早已被清政府悬赏逮捕，所以是无法公然回国的。于是在1905年同盟会一成立，他首先授权高旭回国筹备并主持同盟会江苏分会(高原籍是江苏)。高旭在东京很早与孙中山相识，又因他以革命诗文与活动能力蜚声海外，所以很早得到孙中山的倚重。当时孙中山曾把自己的私人印章授予高旭，相当于他的特派代表，在国内可代他行使其临时决策(此事是由高旭夫人何昭、也是同盟会会员所口述，当为确实)。事实上高旭在上海的外国租界秘密建立了同盟会的江苏分会可以说是上海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播下的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第一颗种子。 

　　高旭本人有宣传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快在国内发展了许多会员，包括柳亚子、姚石子等同盟会早期会员在内，并促成当时属于江苏省区内的上海、松江、苏州、常熟四地都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同时也协助宋教仁等先在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分会的筹备机构。因此，到1906年的7月20日，孙中山乘法国邮轮经过上海，在黄浦江口停泊期间因清政府防范严密不能登岸，就在邮轮船舱内秘密约见高旭，同往者尚有朱少屏、陈陶遗与柳亚子；后来经高旭联络，孙中山又两次分别约见了秋瑾、陈其美、姚勇忱、宁调元、熊克武等同盟会会员。这三次重要而又带有神秘性的约晤，在一般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上都没有记载，也没有广为人知，但从高旭、柳亚子及熊克武等留下的有关史料文学记述中都能证实其事。我们感到最大的遗憾是孙中山与他们的谈话内容都没有详细记录，可能当时也不允许有文字录下；但我们完全能测定孙中山专程来沪，主要是要通过高旭等人来了解国内的最新革命形势，对今后同盟会各地分会的工作，当有所布置与筹划。而实际上高旭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国后，首先于1906年4月9日在上海创立了一所健行公学，也就把同盟会江苏分会的核心组织设在该校：在学校后面的房屋又挂了一块名为“夏寓”的门牌(即夏昕渠住家，夏以教师身份出面，亦为同盟会会员)也就是地下组织秘密开会的地方，高旭平时也住在这里；后来又怕因开会而来往的人员多了，惹人注意，所以分会又搬到上海八仙桥鼎吉里四号。当时高旭必然会考虑到，同盟会是谁都知道的反清革命机构，一旦暴露一定会遭到摧毁，所有会员都会有杀身之虞。而另一面，又必须不断壮大革命组织力量，因此，就很有必要建立隐性的并且对外可以公开的，社会层面及群众基础比较广的外围组织机构，同时对同盟会国内分会也是一种掩护。再看当时国内社会已经出现一种新情况，有为数不少的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经受过西方新文化的洗礼，吸取西方民主结社等观念，再加上国内原来还有一批热中于中华文化复兴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一贯关心国事、天下事，要继承与发扬明代东林党，以及几社、复社等流风遗绪，并付诸实践，以身许国。这两股潜力，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潮流。因此，当时已经在各地，特别是在对外信息交流频繁的城市，在不长的时期内就出现各种名称不同的爱国社团组织。例如早在1897年陈去病在江苏吴江创立雪耻学会；1903年高旭与高燮等在江苏金山(现属上海)创办觉民社，1906年黄宾虹、陈去病等在安徽徽州创办了纪念明末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的黄社；1906年秋瑾在浙江绍兴创立蠡城学社；1906年7月柳亚子在江苏吴江发起成立并推举高旭任会长的青年自治会；1907年4月陈去病在上海创立国学保存会；同年8月陈去病又在上海发起成立神交社；1908年1月陈去病在上海创立文社，接着于2月他在杭州为纪念秋瑾烈士而成立了秋社；同年4月陈去病又在绍兴组织匡社。这许多不同名称的民间进步社团组织，有的以学术为掩护，有的就是用一两个有涵蓄意义的字词为名称，为的就是要避免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其中陈去病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组织家、宣传家兼实干家。所以高旭在孙中山接见后在考虑如何扩大革命组织基础并增强群体力量时，一定会想到上述的种种社会团体，因此他会向他的老朋友陈去病去信。而陈去病在答酬高旭时，就出现了“要我结南社，可谓张一军”这样两句诗。显然，高旭早已考虑到要成立南社这样的革命团体(且不去考证南社的名称，究竟是由谁先提出)，而陈去病更把它看做相等于开张与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高旭是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自然认为不宜再兼任南社的社长，所以他建议由陈去病出面来结社。陈去病同意高旭的建议，积极推动南社的发起工作，但他考虑到让年纪更轻的人来当领导更好，所以后来又推选了满怀爱国热忱、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的柳亚子来担任南社的第一任社长。这就使南社一开始就形成一种不拘年龄长幼、不论资排辈、废弃官本位并强调自觉奉献的优良传统。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清，中国同盟会与南社，一先一后、一外一内，堪称是革命的共同体。也由于两者处境不同，所以工作方法，也因地而异。但是殊途同归，二者所具的共同目标，都是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二者所标榜的宗旨与口号，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至于南社之取名为南，含有多种隐喻，而其最通俗的理解，按柳亚子的说法，就是反对北庭(清王朝)的标帜。当然也可以说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同盟会在国内不便公开，其工作是秘密的；南社在社会上则可以挂着人文的招牌，广泛交酬，团结各种层次、多种行业的社会知识分子，走向反清革命的轴心，它具有当时同盟会所无法起到的许多作用。再看一下具体事实。当时同盟会中原来身居国内的及由海外返国的会员，其绝大部分又都是南社社员。有些是先加入同盟会，后加入南社；有些是先加入南社，后加入同盟会。用什么身份出现，可因时因地而异。这也可以说是当年反清革命的志士们所特具的一种智慧和策略。事实上南社一成立，已加入同盟会的陈去病就把在此之前，与他有关的各种革命社团中的许多积极分子，尽量介绍他们加入南社。而高旭与朱少屏又几乎把绝大部分在国内的同盟会中的骨干一齐介绍进入南社。柳亚子交游很广，又把文化界、教育界及新闻界中许多有识之士引进南社(均见南社社员当年原始入社登记表)。上述三方面的成员都是分散在各界的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知识分子，其中不少还是能文能武、多才多艺与学贯中西的拔萃人才。当时南社以国内信息量最发达又远离清王朝政府所在地的上海为根据地，同时也像同盟会一样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福建、广东以及辽宁等地先后设立南社的分支机构。所有分支机构的成员也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知识界人士当时也以加入南社为荣，南社也因而一度成为一面标榜爱国、强国与崇尚先进文化的旗帜。 

　　我在本文本章节中共列举57位知名人士(包括同盟会分会负责人一览，重复的不计在内)，除孙中山当时在海外，秋瑾于南社成立前已殉难，其余都是南社社员，因此，南社与同盟会、可以说是合二而一，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同盟会中的先进人士，也都是南社中的骨干和引领人，他们对辛亥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同等、同位、同步的。他们都是以国家兴亡与社会进步为己任，是走在那个时代的前列、有代表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都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先锋，即使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可以据有光辉的一页。 

(作者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南社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书目： 

　　①《中国近代史词典》，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②《辛亥革命词典》，章开沅主编，武汉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③《南社人物传》，柳无忌、殷安如主编，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④《中国新闻事业图史》，方汉奇、史媛媛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⑤《革命逸史》(上中下)，冯自由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⑥《辛亥革命史》(上中下)，章开沅、林增平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