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 

　　郭振墉(1870—1943)，名本尧，字振墉，号涵斋，乳名增之、增子，以字行。法名宽慧。湖南湘阴人。郭崑焘之孙，郭庆藩之次子。光绪十五年(1889)县试、府试均列前矛，录取为童生。次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举人。经过礼部考试，授内阁中书。晋升为候补道，五品衔。民国时曾任安徽检察厅长。晚年信佛弥笃，在家吃长斋，捐款建庙修塔，还经常向穷人发药施粥。死后遗命以佛家仪式安葬。长子郭道为，又名郭群，字筱涵，曾任湖南省水灾善后委员会职员，省文献委员会编辑组长，主编省志。 

　　李肖聃说：“振镛幼习庭闻，长而登第，于其家建寿曾之阁，追慕湘乡公之为人，其志固矫然异乎常人矣。近乃归心释宗，博稽经律，深诋昌黎韩子之陋，其言博辩，儒者不能难之。”郭振墉“追慕湘乡公”(曾国藩)的表现之一，是将曾文正公祠中的曾国藩遗像临摹下来，置于其寿曾阁中。他在遗像旁所写的短序日：“辛酉(1921)四月，摩刻湘乡曾文正公像于寿曾阁上。于是距公祠之废阅十稔矣。”然后是赞词。词日：“道世交丧，五学榛荒。孰燎其毒，监昔则臧。魏魏曾公，友倭师唐。功烁区夏，教施外邦。祠四十年，国典晦亡。褒衣广袖，岳立斯堂。匪惟寿公，树人之纲。彼驾也覂，我轨厥常。大梦奚觉，大昏奚明。乾坤不毁，奉此心香。” 

　　郭氏家史关于郭振墉“晚年信佛弥笃”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因为郭氏信佛的时间可能比较早。据长沙铁炉寺《妙华老和尚事略》记载，郭振墉曾向妙华和尚(1830—1907)请益的故事： 

　　郭涵斋(宽慧)精究内典有年，专心念佛，一日相率访师，有怀疑未吐者师即先锋揭破。涵斋惊省，知师契悟异常，忏悔谢罪曰：弟子学佛有年，疑翳未决，今蒙慈示洗我留碍，嗣后不敢再疑老和尚了，但有一问：“‘黄檗之棒、临济之喝’，是否能超凡入圣了生成佛?”师即振威一“喝”!问日：“闻否?”日：“闻。”良久师又问：“闻否?”日：“不闻。”师日：“喝久声消无故不闻，有此喝时，有非是有，因无故有；无此喝时，无非是无，因有故无；有无之声是生灭法，闻性不随生灭转，即有即无即入圣道，此喝不作一喝用，有无不及，情解俱忘，到有则纤尘不立，道无则横遍十方，不生不灭，非佛非心!即此一喝能入百千万亿喝，百千万亿喝能入此一喝，是故入圣有余。”如实[是]涵斋惊觉省悟……即请皈依，与大供养。 

　　妙华法师逝世于1907年，即使郭振墉在这一年皈依他，也还只有37多岁。 

　　而此时，郭氏已“精究内典有年”，这说明，他从青年时代就已经精究佛教了。 

　　郭氏自青少年时代即与敬安法师有交往。因为敬安法师的父亲曾是郭振墉家佃户。聂云台居士在《四十年亲历灵感汇记》中说，民国十六年(1927)，他偕湘阴郭涵斋居士朝普陀，遂至阿育王寺礼舍利。先至天童寺礼佛，天童寺为有名之古道场，距阿育王寺甚近。清末时，高僧八指头陀住持此庙。八指头陀本农家子弟，其父为郭居士家佃农，居士幼时常共游戏，后其父舍头陀与寺僧为徒，素未读书，在庙学课诵，始略识字。聂云台的这段回忆为我们提供了敬安法师与郭振墉家关系的史料。 

　　郭振墉后来还皈依了虚云大师，并且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与宝生法师等，力促虚云大师继承沩仰宗法脉。因为宝生法师在这年出任大沩山密印寺住持。《虚云老和尚文汇·书问》中载有郭振墉致虚云法师的信两封。 

　　其一： 

　　师尊座下，昨上一笺，谅蒙垂察。湘省近来信佛者多，苦无领导。吾师为宗门山斗，后进楷模，故敢请屈驾回乡，讲经开示，俾末法众生，发生善根，增长慧命，亦息灾救劫之初愿也。瞻望杖锡，毋任迫切。 

　　其二： 

　　师尊座下，久疏笺问，孺慕弥深。敬维杖履康强为祝。南华修造，计必日新。闻寺事正交观本法师，传付得人，道场光大，幸慰无量。广州连被敌机轰炸，摧残达于极点。闻曲江亦时虞不靖，不审南华可安居否?此间居士林同人，拟接法驾还湘暂避。去春曾闻吾师谈及出家后，迄今未回乡。如精神尚健，为桑梓弘法一行，亦是一段大因缘，在四众中莫不馨香祷祝者也。大沩密印寺，粗具规模，一切尚须整理。宝生大师，备函奉请驻锡兹山，出于至诚。山中与外缘隔绝，洵为高年养静之地。于工程经费琐屑之事，决不敢以此上累清修也。禅宗衰替，继续乏人，孤负祖庭，令人增歉。务恳俯允贲临，成就众生之愿为荷。如已定局，请即电示，或快函告知，以便由林中寺中公推二人加函前往欢迎也。 

弟子郭宽慧顶礼六月十一日 

　　虚云大师在《复郭涵斋宽慧居士》的信中说： 

　　衲为南华建设计画，常时发生种种困难。其间尤以塑佛像事，为难更甚，不得已赴香港作将伯之呼。甫于古历本月初四返寺。案例手书二件，及宝公大札一件，均阅悉。承蒙宝公及诸檀那不弃，以大沩山家风嘱咐，殊不敢当。然藉此可以偿回乡之愿，亦是快事。惟南华功行，至圆满之日尚远。观本监院，今春放戒，另有其他因缘，衲并未将南华寺传与。不过仿福建鼓山旧例，临时开戒一期而已。远道传闻，或有失实。况修造南华，值此进退维谷，万分困难之际。此事既由衲担任，似有全始全终之必要，便不能因困难而退，就此卸责。衲既不能离南华，自难分身于南岳，只得有负雅爱，及宝公盛情。疚歉之处，容后领责。讲经一节，亦姑俟诸将来也。此间荷六祖庇荫，一切甚为安全。敌机虽常过境，并无举动。南华又与市镇远隔，似无其他危险。如风声紧急，请至荒山暂避何如?【1】 

　　虚云大师虽然没有回到沩山密印寺，但是他却同意继承沩仰宗法脉，为沩仰第八代。他在《禅宗五派源流》一文中谈到这种情况时说： 

　　余居南华，甲戌(1934)夏，长沙郭涵斋宽慧居士，南岳宝生长老，与九成了照首座等，相继由大沩山来，恳请兴修大沩。意以此宗居五家之长，惜乏后嗣，致祖庭息焰，现系济宗钟板。此次遭匪焚毁，尽为灰烬，决议改弦更张，恢复沩仰一脉。大众以予寿高腊长，为诸山敬信，请余继振沩仰宗。余因南华未能谢责，情不获已。……虚云德清谨识。【2】 

　　郭振墉与印光法师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曾请印光法师校阅华悟栖居士所编的《卫生集》，以便印刷流通。印光法师校阅后写了一篇序。印光法师此序写于民国二十一年(1931)。从这篇序可知，此书是由郭振墉捐资印刷流通的。 

　　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郭振墉与张昕、朱寅亮等居士发起在长沙县雷山古唐寺诵《华严经》，半月1期，共10期，期满，于6月问举行华严法会7天，禁屠3日，地方善男信女参加者数百人。 

　　郭振镛的著作很多。有《湘军志平议》一卷、《漕川宦迹》一卷、《老子校注》、《历代遗民文钞》、、《郭汾阳奏议纂校》一卷、《管子校注》、《涵斋集》、《清闻山馆经义》、《江忠烈公后集》一卷、《补遗》一卷、《胡文忠公遗文》一卷、《湘军兵制》三卷、《湘军兵法》十卷、《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类编》、《孙子校注》、《芬陀利室杂钞》、《烬馀别稿》二卷，《后汉书郭太傅补注》一卷，《曾文正公语汇》，《郭庆藩行述》一卷，《韩文公论佛骨表纠缪》、《儒门放生》、《释门法戒录》、《居丧念佛通仪》(清稿本，不分卷)。其中有的刊刻了，有的流失了。往下，我们着重介绍一下郭氏所著的《韩文公论佛骨表纠缪》以及他所编的《儒门放生》。 

　　《韩文公论佛骨表纠缪》是郭氏自己所撰写的著作，以清闻山馆名义出版于1931年(辛未)，约2.4万字。正文之前有杜本崇和叶尔恺的序。正文之后附有郭氏所写的((韩文公论佛骨表书后》(上、下)、((韩文公与大颠书》、《朱子考韩文公与大颠书》及郭振墉的案语、郭振墉所写的《跋明教大师非韩后》。正文为专驳韩愈的《论佛骨表》，杜序、叶序及郭氏的《书后》等文，则涉及对韩愈的整体评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先看看郭氏是如何纠韩愈《论佛骨表》之缪的。必须指出，郭氏为了避免偏于儒释的某一派的立场，在驳韩愈的观点时，特别注意引用先儒的有关论述作为论据。对此，他特别作了说明：“余惧儒家者流，不知有佛，托于韩氏以自蔽也。故于此表，亟引儒先之言驳之(张商英《护法论》、刘谧《三教平心论》多辟韩语，有通行本，故不录)，并以质世之党同伐异，与好读韩氏之书者。”【3】 

　　其一，纠韩愈将夷夏对立之缪。韩愈在表中说：“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等，竭力宣扬其夷夏之辨之思想。郭氏引用了许多儒家学者的言论，如刘勰的《灭惑论》，刘克庄《送高上人序》，曾巩《菜园院佛殿记》，叶适《鲍野宗记序》，文天祥《送僧了敬序》等文的言论，论证了韩愈的夷夏之辨的不合理。在驳韩愈“佛本夷狄之人”时，郭氏除了引述《列子》、柳宗元、欧阳守道等人的言论进行批驳外，还引证了韩愈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中所说的“扬子云称，‘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吾取以为法焉”后指出：“既举在夷狄则进之之言为法，而又数数以夷狄排佛，何也?至所作《韩滂墓志铭》，滂韩氏子，其先仕魏，号安定桓王，考王名茂，昌黎六世祖也。《魏书·韩茂传》，父耆，永兴自赫连屈丐来降，是其祖亦戎狄中人，昌黎何独不讳?”【4】这是说，韩愈既然那样拼力以“夷狄”的原因排佛，为什么不想一想，自己也是“夷狄”的后裔呢? 

　　其二，纠韩愈将儒释对置之缪。韩愈在表中又说：佛“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所谓“法言”，就是合乎礼法的言论。韩氏将儒家的思想当做唯一正确的标准，以此来衡量佛家思想为“非法”。为此，郭振墉引用古代儒家学者肯定佛家与儒家有相通之处的言论，以证明佛教的合理性。在谈到“法服”时，郭氏引用《孝经·卿大夫章》指出：“此章经文法服、法言、法行，专指卿大夫言之，先王并未尝制佛之服饰，昌黎此论，徒见其不明经义而已。”【5】在驳韩愈说佛“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时，郭氏引黄溍《送养直师序》：“始吾闻浮屠氏称其道爽然不与孔子异，而世儒恒讥其去尊卑，略贵贱，无君臣礼。其果然哉?厥今薄海内外，郡县所置，主僧之官，辄与角立，凡府署之崇，慊从之盛，往往视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听命承事之有加焉。吾于是知尊卑贵贱不可卒废，而浮屠氏果无以独异于人也。正法念经，尽忠立孝，济国治家，行谦让之风，履温恭之道。”又引王应麟《广恩崇福寺记》：“夫秉彝好德，人之良心，释氏以空寂为教，若外乎伦纪，然其书有《大报恩篇》，言孝与儒合。”【6】 

　　其三，纠韩愈君王信佛求福得祸之缪。韩愈在表中说，在佛教未传人中国时，许多帝王，如黄帝、少吴、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太戊、武丁、周文王、周武王、周穆王寿命都超过或接近百岁，在位时间也很长，“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佛法在汉明帝时传人中国，明帝在位就只有十八年，以后到了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梁武帝虽然在位四十八年，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对此，郭振墉首先引金履祥《通鉴前编》说，黄帝时，蚩尤暴虐于天下，兼并诸侯。少吴时九黎乱拂天常，不遵王命。颛顼时有不才子日梼杌，帝喾有不才子日实沈阏伯，而子挚荒淫无度，不修善政，即位九年，为诸侯所废。此见之于史者。他又引证了一些经、史、子书的材料之后说：“孟子明言天下未定，何谓因无佛即安乐寿考。”【7】郭氏还针对韩愈所说汉明帝以后诸帝“事佛渐谨，年代尤促”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事实表明“亦未必然”。周武帝是灭佛的，其崩年也只有36岁；唐武宗也是灭佛的，崩年33岁。所以，郭氏说：“是二君者，皆毁灭佛法，而年代亦促，何也?宪宗日：‘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宜宪宗斥为狂妄不可赦也。”【8】 

　　其四，纠韩愈说宪宗真心事佛“伤风败俗”之缪。韩愈在表中对于高祖议除佛教的诏书未能贯彻表示十分遗憾，对于宪宗迎佛骨人大内的影响，更是危言耸听，认为既然帝王真心事佛，百姓必然转相仿效，因而会导致伤风败俗。对此，郭氏指出，沙汰僧道虽然是高祖的旨意，而罢此沙汰者则是太宗李世民，因此不能怪当时的群臣“材识不远”。至于所谓转相仿效，“出于百姓之自然信心，何疑为佛所惑?”针对“伤风败俗”之说，郭氏引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慧远法师尝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是教源，济俗亦为要务。窃谓此说，有契理奥。何者?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醇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也。又引王安石《答曾子固书》：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所以郭氏的结论是：“佛法为辅助教化之事，风俗有赖焉。”【9】 

　　其五，纠韩愈对佛菩萨大不敬之缪。韩愈将佛指舍利说成“枯朽之骨”，不但不能进入“宫禁”，而且要将它“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对此，郭氏说，韩愈虽然引用了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但按程子的说法：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所以，“昌黎于佛，匪惟不信，其不敬莫大焉。”郭氏又引用韩愈《师说》：“孔子师郯子苌宏师襄老聃。”并指出：昌黎固自命觚排异端，攘斥佛老者也，而未尝以孔子师老氏为嫌，殆所谓不耻相师者欤。今于奉佛则引为奇耻，且不得侪于老氏，窃所未解。这说明，韩愈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10】 

　　郭氏在《(韩文公论佛骨表)书后上》指出，有人认为韩愈的“谏佛骨”，是其倔强之性使然，但郭氏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客气”的表现。所谓“客气”，就是一时的意气，一种偏激的情绪。正如郭氏所说：韩氏不知儒释异同之故，而惟门户自限，入主出奴，后学承风，往往逞私臆以快一时之口，非好胜之一念误之欤?彼其说日，口不言先王，不知君臣父子，此忿其外而遗其中者也。庸知所谓“四恩”，非即国王父母师长众生乎?所谓“五戒”，非即与五常异名而同实乎?韩氏之谏佛，匪惟未析其理，即事实亦多歧误。徒以祸福寿天之词，冀动主听，而于明心见性之荦荦大者，罔有闻焉。《唐书·韩愈传》讥其文章纰缪，匪惟其文，其为人之进退无所据甚矣。故日：谏佛骨非倔强，乃客气耳。不然，何以甫至潮州，即表请哀怜，至陈封禅不经之说，冀谀朝廷而离贬所。此视其主为何如主?而其自视又何如耶?【11】 

　　对于郭振墉的《纠缪》，时人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肯定。杜本崇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就认为此书“广辑事证，旁引理论，于原文句梳字栉，批摘瑕颣，几无完肤，其用心可谓勤矣”【12】。叶尔恺则认为，“涵斋盖深见夫韩氏之文，雄奇卓荦，睥睨今古，硕儒魁士，罔不沉酣其中。虽于义理有不惬处，而盛气陵驾，足使人震讋其言，默夺其气，眩惑后来，良非浅鲜。乃为之援据事实，疏析义绪，其极虑殚精，引证翔实之处，固亦有足补嵩大师所未及者。当此晦盲蔀塞之时，岂特建法门之金汤，亦足开学林之迷雾。”【13】李肖聃则说：“有名振墉号涵斋者，为侍郎(郭嵩焘)从孙，其弟崑焘意城之后也。以举人治学，晚而奉佛，尝为《韩文公(谏迎佛骨表)纠缪》。湘潭孙征君文昱以为涵斋此文可以不作。”【14】 

　　《儒门放生》，为郭振墉所编，1935年(乙亥年季秋月)由公益书局出版。全书约3.8万字。据郭氏在此书序中称，他编此书是受了冯煦的启发。他说：“金坛冯中丞梦华先生尝以放生之说为儒者所不道，拟辑《儒门放生》一书，以解放生始于释氏之惑，见所著《蒿盫随笔》中，书未成而卒。”【15】冯梦华，名冯煦(1842—1927)，梦华为其字，号蒿庵。江苏金坛人。累官至安徽巡抚。人民国纂《江南通志》。“在江南月课膏火所入，集同志为放生之会。其《蒿盒随笔》有日：‘今何时乎?万方多难，而半菽不饱者，几遍宙合，亦安忍纵口腹之欲耶?’”【16】郭氏在此序中还论述了其放生思想： 

　　盖人者受命于天，天之心如是，人之心亦当如是也。失其所固有，即失其所以为人矣。若能尽己性以至于尽物之性，尚有何化育之不可赞哉?间尝推论大化之流行，而叹寒暑之所以推迁，人物之所以繁殖者，皆此生生不息之理而已。敬斯理一日壅阏，则戾气所积，其中于人者，即有水旱疾疫偏灾之虞，积之久而杀机启焉，劫运成焉。何也?以其失所受而不思所以救其失，遂足干天怒而召人祸。然其间能自拔于死亡垂尽之余，剥极而得复者，必于人道未尽泯没者也。彼徒见獭祭鱼然后渔于泽，豺祭兽然后猎于田，谓王者不过取之有制，甚者侈引《周礼》膳夫疱人内饔外饔兽人戏鳖人腊人等设官之备，以为天生物以供人用，不如此似于儒之道背而驰焉。不知圣人非教人以饮食害心也，为之礼以等夷之，不得已也。余避乱海上，先生(指冯煦)示随笔，辄心志之，辑斯篇所以成先生之志欤。先生于国运之沦胥，生民之凋丧，其隐痛每于言论间见之。然则欲辑是书之意，又岂徒为放生已乎?【17】 

　　郭振墉的这段话表明，他辑《儒门放生》，并不是为了和佛教争放生权，而是为了说明放生是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而且郭氏宣传放生的思想，与冯煦一样，不止是停留在宗教层面之上，而是具有更深的现实的政治意义，即反对当时侵略者和统治者的战争暴行。《儒门放生》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文”，辑选古代有关放生的诏、疏、碑、铭、记、论、书、引、说、志、文、赋等30多篇。第二部分辑选有关放生的诗100多首。第三部分为附录，辑选历代正史及其他著作中一些人物有关放生的言论数十条。 

(作者系本馆馆员)    

　　参考文献： 

　　【1】郭道西主编：《湘阴郭氏家族史全书》，长沙求实印刷有限公司2006年印制，第155、458459页。 

　　【2】《李肖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3】吕芳文：《曾国藩正立遗像题记刍议》，《船山学刊》2007年第3期。 

　　【4】《妙华老和尚事略》，禅心的博克。 

　　【5】聂云台：《四十年亲历灵感汇记》。 

　　【6】虚云老和尚文汇·书问》。 

　　【7】虚云法师所写的《禅宗五派源流》附于《联芳集》后，此文不仅简述了禅宗五派的源流，而且追述作者自己与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之关系和传承，有利于了解虚云法师身祧五宗及中国禅宗衍变的情况。 

　　【8】—【17】郭振墉：《韩文公论佛骨表纠缪》，清闻山馆重光协洽(辛未，1931)仲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