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经世思想——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 绛

 湖湘文化是华夏文化姹紫嫣红园地一朵绚丽的奇葩，它渊远流长，缤彩纷繁。“惟楚有材”，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宛如璀璨群星点缀在三湘历史的长空。他们既受到湖湘文化的哺育和陶铸，湖湘文化又因他们而得到传播和弘扬。晚清重臣左宗棠就是这个星群中耀眼的一颗，他的事功得益于承继湖湘文化传统，而他的经世思想又为湖湘文化添写了新的篇章。
　　历史上的湖湘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家以内圣外王为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主张道德培养与事功追求的统一。与中国其他区域的文化相比，经世思想传统在湖湘文化中表现特别突出。开创湖湘学派的宋儒胡安国，潜心研治《春秋》，奏称：“〈春秋〉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他著《〈春秋〉传》，便是出于“思济艰难”、感慨时事的现实需要［1］。胡安国子胡宏同样关注现实，志在经世，“口诵古人之书，目睹今日之事，心维天下之理，深考拨乱致治之术”［2］。张栻曾在碧泉书院师事胡宏，他他主持岳麓书院，反对以应付科举、猎取利禄为教育目的（“为决科利禄计”），以浸淫词章为教学内容（“习为言语文辞之工”），明确提出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在于“传道以济斯民”［3］。岳麓书院传习理学，而以经世致用的学风著称于世，集中体现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及至近代，封建王朝步入末世，中国面临千年未有的变局，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陶澍、魏源等一批湘籍士大夫倡导经世致用，成为了19世纪中叶勃兴的今文学派一支中坚力量。陶澍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4］。贺长龄委托魏源编纂煌篇巨制《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倡导经世，呼唤改革，“三湘学人诵习成凤，士皆有用世之志”［5］，这部著作为湖湘文化吹拂起一派新风。魏源是晚清经世派的杰出代表，针对当时社会文恬武嬉，日趋腐朽，他深叹：“愤而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6］他和龚自珍在那“万马齐喑”的“可哀”时代，热切呼吁“自改革”［7］，振聋发聩，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左宗棠深受湖南乡邦先贤经世学风的熏陶。他早年就学张创办的长沙城南书院，师从书院山长贺熙龄，并且参加岳麓书院所设湘水校经堂的学习和课试。贺熙龄“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对左宗棠尤加器重［8］，赋诗赞许他“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在诗题注云：“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9］左宗棠也深受贺长龄和陶澍的感染，有机会饱读两家丰富的藏书，经世学识大为增进。他因贺长龄之托，在陶家作塾师八年，胡林翼说他“在文毅（陶澍）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议论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尤为近日楚材第一”［10］。贺长龄勉励他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11］陶澍见他言论志向，也期许他“将来勋业当在我上”［12］。左宗棠对魏源更是服膺备至。他不但推崇《圣武记》“诚著作才也”［13］，而且认为“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魏源）与定庵（龚自珍），实则龚博而不精，不如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而《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14］。
　　左宗棠早岁便怀经邦济世的志向，三次会试不第，写诗述怀：“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綮元非令仆才。”［15］他写下一副“志趣固不妨高”的名联激励自己和子弟：“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16］科场偃蹇坎坷并没有令他灰心失意，避世隐居，相反地，他“益屏弃词章之业，刻厉于学”［17］。他曾自述：“山居无事，正好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皇朝经世文篇》、《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18］他钻研地理，绘制舆图；精读农书，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涉足军事学，探讨历代兵事；他还关注荒政、盐政、河政、漕运和时局形势。他痛感宋学空疏，汉学繁琐，嘲讽当时许多士子“博极
群书，不知五谷；宁奔走于风尘，而怠荒于稼穑；名为学者，实等游民”［19］。左宗棠继承湖湘文化经世的传统；“穷经将以致用”［20］，是他治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奠定日后功业的思想基础。
　　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重在身体力行，不在空谈玄理。尚践履、重躬行，是湖湘文化基本精神所在。胡宏说：“学即行也。”“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21］张栻说：“学贵力行。”“学者若能务实，便有所得。”［22］王夫之同样强调“君子之道，力行而已”［23］；“知而不行，犹无知也”［24］。
　　湖湘学者这种重践履、躬力行的务实精神，表现在内圣、外王两个方面。它既包括个人的人格修养，也包括应用世事的政治实践。修德和立政的统一，以儒家道德规范作为修身的圭臬，以经邦济国作为应世的目标，既讲求义理，又注重经济，是湖湘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陶澍认为为学“唯以实而不以华为能”，“有实学斯有实行，有实用”［25］，他主政两江，革除弊政，整饬吏治，推行漕务、盐政、河工等方面的改革不遗余力。魏源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26］他指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27］。联系实际，务实力行，是湖湘文化可贵风格的具体表征。
　　左宗棠告诫子侄：“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28］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在他一生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中。前已述及，左宗棠早岁僻处山乡，即已致力于经世学问的探讨，出山以后，晚清的政治社会条件更为他提供了施展经世抱负的平台。张栻云：“儒者之政，一一务实。”［29左宗棠正是认真务实的儒者：他总督闽浙，察吏惩贪，兴利除弊；经营西北，修渠、治道、筑堡、栽树；主政两江，治理淮河以灌田济运，增复盐引以裕课便民，增制船炮以加强防务。凡此种种，都表明他为政一方，关心民瘼，致力于办实事，求实效，绝去浮靡，不务粉饰。他促成新疆建省、台湾改制，也莫不是从他对西域边疆和东南海防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在建议试造轮船奏中称：“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30］他以“求是堂艺局”命名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表明他对实事求是精神的追求。在《〈海国图志〉序》中，他进一步阐述“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乃是西方科学技术“日新而月有异”的根本原因［31］，表现出对西方务实学风的高度赞赏。直到临终遗疏，他还在呼吁“上下一心，实事求是”［32］。左宗棠的整个政治生涯凸现了湖湘文化这种浓烈的务实精神。
　　经世思想既然要求面对现实，而现实却非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它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通经致用必然要求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摈斥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求新求变的变革精神始终贯穿于湖湘文化传统。王夫之将变革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道莫盛于趋时。”［33］“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是以可以日新而不困。”［34］魏源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为学。”［35］他鼓吹：“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36］这与胡宏“大变革之者，其功大；小变革之者，其功小；不变革
者，必沦胥以亡”［37］，前后呼应，如出一辙。魏源根据西力东侵、国门开启的新形势，向国人介绍世界知识，提出筹海制夷的纲领，将经世与变法、变法与学习西方结合起来，将晚清经世思潮提高到新的阶段。
　　左宗棠同样强调中国要变法图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他十分形象化地阐明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必要性：“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的结论是：“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38］他截铁断钉地指出：“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39］
　　突破传统的巢穴，冲决固有的桎梏，变革要求勇于进取、敢为人先，这种勇敢开拓的精神是湖湘文化又一熠熠生辉的亮点。向西方学习，除了需要敏锐的思想认识，更需要力排众议、摆脱阻力的勇气和魄力。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他们的时代，顽固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师事夷人”之类论调，依然充斥朝野上下的舆论［40］。向西方学习，——虽然还只能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器物层次，但它反映了时代的迫切要求，是当时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魏源在举世以谈洋务为耻的氛围中，突破“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力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左宗棠自诩是魏源主张的继承者，将自己试造轮船看作是魏源主张的实践——“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41］。他说，“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他乐观地预见，学习西方的风气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馀。行之数年，……尚何外侮之足虑乎。”［42］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与曾国藩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同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嚆矢；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制造和驾驶轮船的学校；他设立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和甘肃织呢局，在落后的西北，揭开了工业化的序幕；他第一个用机器凿井、治理泾河，则为中国水利近代化的先声。左宗棠大胆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人员，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开拓创新的精神使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共同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湖湘文化这种勇于任事、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和湖南人坚强不磨的刚毅性格分不开的。湖南人的性格，《史记》言其“剽悍”，《隋书》谓为“劲悍决烈”［43］，近代梁启超则称“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44］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45］。这种性格在左宗棠身上有鲜明的体现。他恃才傲岸，好胜负气，尝自称：“仆早岁志大言大，于时贤所为多所不屑。”［46］他自比诸葛亮，治军事与郭嵩焘以“老亮”、“新亮”相称［47］。1859年初，左宗棠起用之前，咸丰帝和郭嵩焘有一段对话，鲜明刻画出左宗棠的倔强性格。咸丰帝问：“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缘故？想系功名心淡。”郭答：“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所以不肯出。”咸丰帝说：“趁此时人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也莫自己遭蹋。汝须劝劝他。”郭答：“臣也曾劝过他。他只觉自己性太刚，难与时合。”［48］左宗棠雄杰自喜，俯视流辈，特立独行，大开大阖。他年近古稀，犹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率兵西征，豪迈不减当年。曾、左晚年不和，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写了一副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挽联既颂逝者、又复自谴责。虽然两人“所争在谋事之大，而不及其私事”，左自称“晚以议论时事，两不相合”，彼此“非好相攻击也”［49］。《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云：“予颇疑曾文正为一极深沉有心术之人，性毗阴柔，实师黄老。而左文襄则为阳刚，好大言出奇计之人，但粗豪耳。两人赋性绝不同，故不易合。”［50］性格的差异毕竟也是两人不和的一个原因。
　　湖湘文化激荡着爱国精神，绵延不绝，它推动湖南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赴汤蹈火，前仆后继。这种爱国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远溯屈原，屈原孤愤沉湘，《离骚》哀叹：“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以“皇舆”指他所忠爱的楚国。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张和他的岳麓弟子，也都力倡民族大义，坚决抵抗金人南侵。“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51］明清之际，王夫之奋举义旗，抗清救亡；其后隐居荒山，通过著作对朱明覆亡作理性反思，抒发眷念故国的沉痛情怀。
　　在崇尚理学的湖湘文化熏陶下，左宗棠心目中的爱国也是等同于忠君，他的爱国思想与理学坚持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纲常联系在一起。正是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他效力朝廷，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的一名主将。然而在他的时代，列强步步进逼，民族危机严重，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成为时代主要的历史任务。外国侵略和边疆衅端，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君国之忧”。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只是一名偏僻山乡的私塾教师，却密切关注战局发展。他在写给老师贺熙龄的信中一再诉说，自己“埋头牖下，如蛰瓮中，军中议论，末由闻问”，见到“洋事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山居无聊，言念时艰，不胜愁愤”［52］。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为他“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53］。他痛斥琦善“奸谋误国，贻祸边陲”，主张将其斩首，“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54］；一直到40年后，他仍然愤慨于“洋务实坏于伊手，固为正论所不与”［55］。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在湖南巡抚幕府，他同样痛心疾首英法联军侵犯京畿：“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56］《北京条约》签订后，他说：“銮舆返宫，根本幸尚无恙，然辱甚矣。”［57］痛恨之情尽显笔端。俄国侵占伊犁，新疆危急，他已年逾六旬，衰病侵寻，依然义不容辞西出玉门，他在给刘锦堂的信中写道：“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58］南疆底定，他表示：“吾辈数书痴一意孤行，独肩艰巨，始愿亦何曾及此！而幸能致之者，无忌嫉之心，无私利之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59］。这与他一向服膺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或福趋避之”崇高的爱国精神先后辉映。中法战争时期，他奉命与彭玉麟筹划海防江防，他告诉家人：“我与彭宫保（彭玉麟）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60］他感慨海上用兵以来，“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文如林则徐，不幸为忌者所间，武如陈化成，以身殉国，上奏表示：“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61］拼命疆场、视死如归的气概。他的诗句：“人生堕地必有死，死者体魄同蜕委。所贵浩气万古存，能塞苍冥立人纪。”［62］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文天祥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它们同样是对浩然正气的讴歌。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去世，此时《中法和约》刚签订不久。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令衰朽残年的左宗棠满怀悲愤，终生遗憾。他在遗折中写道：“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他分析战后形势，指出各国虎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他再一次呼吁：“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63］。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表现出无限的关注和深深眷恋。
　　左宗棠的经世思想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为了挽救皇朝命运，追求国家富强，他务实求变，开拓进取，发扬了儒家匡时济民的经世精神。他的毕生事功使经世致用、开拓求新的湖湘文化光大发扬；他不但在言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引进西学，将西学融入传统经世之学，更赋予湖湘文化以新的时代内容。
　　虽然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倡导者一样，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引进西学，他们学习西方，只是停留在器物层面，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封建政治体制，但是它毕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使中国终于跨出了闭关锁国的门槛。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突破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藩篱，在批判洋务运动的声中蓬勃兴起。是湖湘文化又一次以其求新求变和爱国精神，使继洋务运动而起的维新运动在湖南大地上生气勃勃，如火如荼，走在全国的前列；湖湘文化的传统得到了又一次新的发展和张扬。
　　一位左宗棠传记的作者说：“时代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他所处的时代。”［64］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湖湘文化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培育他的湖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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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胡安国传”，《宋史》，卷435，列传19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册，第10074页。
［2］“书·与吴元忠四首”，《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7—108页。
［3］“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南轩文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绵邑法墨池刻本，卷10，第1页。
［4］“尊经书院课艺序”，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1840）两淮淮北士民刻本，卷37，第38页。
［5］“近代人才之培植”，黄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8页。
［6］“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7］龚自珍“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见“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8］左孝同《先考事略》，引自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8页。
［9］“舟中怀左季高”，贺熙龄《寒香馆诗钞》，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卷4，第3页。
［10］“上程晴峰制军（采）”，胡林翼《胡文忠遗集》，同治三年（1864）武昌节署刻本，守黔书牍，卷2，第31页。
［11］“请将前任云贵总督贺长龄事绩宣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七》，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页。
［12］李伯元《南亭笔记》，卷8，江苏古籍书店2000年版，第103页。
［13］“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14］“答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页。
［15］“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56—457页。
［16］“联语·331家塾”，《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69—470页。
［17］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7页。
［18］“与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19］“与张玉夫”（丙午），江不平校订《左宗棠家书》，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版，第9页。辑入《左宗棠全集·附册》，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20］“会试文·癸巳科第一问”，《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06页。
［21］“知言·中原”，《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页。
［22］胡广等纂修《性理大全》，卷49，第4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3061页。
［23］“论语二十”，王夫之《四书训义》，卷24，《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998页。
［24］“论语五”，王夫之《四书训义》，卷9，《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08页。
［25］“钟山书院课艺序”，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1840）两淮淮北士民刻本，卷37，第38页。卷37，第36—37页。
［26］“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页。
［27］“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28］“与癸叟侄”，“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21页。
［29］“与施蕲州（少路）”，张《南轩文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绵邑法墨池刻本，卷26，第1页。
［30］“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3页。
［31］“《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6页。
［32］“遗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605页。
［33］“思问录内篇”，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16页。
［34］“张子正蒙注卷七·大易篇”，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76页。
［35］“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7—48页。
［36］魏源《圣武记》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6页。
［37］“中兴业·易俗”，《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8页。
［38］“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3页。
［39］“答陈俊臣”，《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17页。
［40］倭仁奏，《筹办夷务始末》，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同治朝，卷47，第24页。
［41］“《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7页。
［42］“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75—576页。
［43］《湖南通志》，光绪十一年刊本，引自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46页。
［44］“南学会叙”，“饮冰室文集之二”，第66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册。
［45］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48页。
［46］“答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页。
［47］“名贤手札跋后”，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光绪壬辰（1892）刊本，卷7，第20页。
［48］《郭嵩焘日记》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204页。
［49］李肖聃《湘学略·曾左学略第十五》，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7页。
［50］“曾左赋性各异”，黄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3页。
［51］“丽泽诸儒学案序录”，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7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34页。
［52］“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8、21页。
［53］“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54］“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55］“与陕甘总督谭文卿制军”，《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732页。
［56］“答胡润之”，《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57］“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4页。
［58］“与刘毅斋京卿”，《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59］“答刘克庵”，《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
［60］“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1页。
［61］“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62—263页。
［62］“题王君遗像有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62页。
［63］“遗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页。
［64］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驰英声于学海，郁文采于翰林”

——李肖聃先生的道德文章

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邱 昶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又独具强烈地区色彩的湖湘文化，千百年来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士子、文化名人。特别到了近现代，真可谓人才辈出，淋漓尽致地彰显其“惟楚有材，於斯为盛”的辉煌。如果说，在《中国古代名人词典》中记载的1700多名鸦片战争以前的历代名人中，湖南只有23名的话，那么，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间，湖南浸然成为风雷激荡之地，群杰雄起之区。在湖湘文化熏陶下的湘军将帅、洋务官僚、维新志士、硕儒大家、革命先驱，各种叱咤风云的人物次第登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雄踞近现代中国精英宝库的半壁江山。而在灿烂的星河之中，有一颗博学耿介的文星显得十分耀眼，他就是誉满三湘大地的著名学者、文史学家、教育家和词章家李肖聃先生。
　　李肖聃（1881—1953），名犹龙，字肖聃，号西堂，笔名星庐、桐园等，中年以后以字行。湖南长沙（原善化）人。清末生员。1911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13年任梁启超秘书。其后历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湖南大学教授，北平国学院教授兼文学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李肖聃秉性刚直，博学多才，其一以贯之的节操义行、高风亮节的道德，治学为文、“振采欲飞”的文章，一向有口皆碑，至今尚为士林所称道。

李肖聃之道德篇：“驰英声于学海”

　　李肖聃出身贫寒，全赖刻苦力学，以至于成就。他一直传承中国知识分子外和内介、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一生自奉菲薄，而待人极厚；生性耿直，对人毫无城府；努力实践湖湘学派“始于修身，终身济世”的主张，生平毫无世俗之好。生活虽然清苦，但他“穷则独善其身”，不乐从政，屡却政界要人之聘，专事教书卖文为生。1916年，黎元洪嗣位为总统，湖南国会议员拟上书荐李肖聃入总统府办事，李肖聃婉言却之；后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多次馈送重金，请他任官职，他毅然拒绝；1925年，张学良将军幕府求贤，友人力荐李肖聃，并称“但往一见，必有厚赠”，李肖聃以“慈母垂老，难以远游”为托词谢却。凡此种种，无不因李肖聃先生能廉洁自持而在学海之中传为佳话。特别到了中华民族的危难关头，李肖聃更显出其高风亮节。抗战中，他严词拒绝日本侵略者要他出任长沙敌伪维持会会长之职，虽被威逼凌辱，乃至被捆吊在树上挨耳光，仍然毫不苟且屈从，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义凛然的气节。
　　生活虽然清苦，但李肖聃却于民族大义之上泾渭分明，不坠青云之志。他极力推崇、追随清末民初的维新派人士，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声气相通，特别与梁启超交情至契。1913年，李肖聃任梁启超的秘书，相依83天，为其撰文十数篇，有的被选入《饮冰室全集》。他对梁启超的评骘一秉至公：“要之五十年来，中国书生以文学议论主张国事，移易人心，启发天地之新机，光大中华之国命，盖未有能及梁者。”(1)他在各种笔记、漫语中记录梁任公的事迹十分详尽，不啻为此命世雄杰立一小传。李肖聃对维新人士的倾情嘉许，对维新运动的衷心拥护，还表现在他对革命学生运动的热情支持上。1935年冬，长沙一中学生响应北京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举行“一二·二”示威游行。时任一中国文教员的李肖聃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十分支持，在长沙一中学生会成立大会上，他慷慨命笔，写了一副“一中”的嵌字联：“一以贯之，自强不息；中流砥柱，其命维新。”充分表达了他自强不息、以维新为己任的志向和抱负。
　　然而，最能体现李肖聃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的，莫过于他与《蝶恋花》词中人的深厚情谊。在毛泽东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首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口气就提到4位人物：“我”（毛泽东）、“骄杨”（杨开慧）、“君”（李淑一）、“柳”（柳直荀）。而这4位家喻户晓的人物，都与李肖聃先生有着非同寻常的亲情关系。
　　1917年冬，李肖聃从北京回到湖南，曾问老友杨怀中：“学生中亦有奇士乎？”杨先生告之：有毛生泽东、蔡生和森均能“忍劳苦，制嗜欲……非常人也”(2)。自此，李肖聃对毛泽东特别器重和赏识。杨怀中曾对毛泽东说：“你的文章要送给李肖聃先生看。”毛泽东因此时常到长沙顺星桥登门拜谒肖聃先生，谈古论今，切磋古典文学，畅谈体育锻炼（李肖聃喜欢打拳），同时把自己写的文章送肖聃先生指教、修改。后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还经常走访李肖聃。1950年4月，毛泽东在给李淑一的信中，关怀备至地嘱咐：“肖聃、午亭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3)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回长沙，毛泽东也必定吩咐他们去看望李肖聃。1959年，毛泽东在长沙蓉园接见李淑一时，还对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说：“你认识她吗？她叫李淑一，开慧的好朋友，李肖聃先生的女儿。肖聃先生是我的老师。”
　　1920年，杨怀中在北京逝世，杨开慧随其母亲扶灵柩回长沙，经李肖聃介绍，杨开慧到福湘女子中学报到就读。当时，反封建思想意识很强烈的杨开慧剪着短发，学校当局说她是“过激党”，不愿收录。李肖聃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什么激进不激进？她是我朋友的女儿，朋友死了我得照料，出事由我负责！”义正辞严的话语使校方无言以对，迫于李肖聃的声望，学校当局只好收下杨开慧。从此，杨开慧与李淑一同窗共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30年，杨开慧被捕入狱，李肖聃心急如焚，邀同杨怀中生前的好友曹典球、柳午亭等人竭力营救，甚至写信给何键想作最后的努力。但终因杨开慧宁死不屈，营救未能奏效而壮烈牺牲。为此，李肖聃悲愤不已。
　　1924年，李淑一与柳直荀结婚。1927年马日事变，时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柳直荀被迫转移，李淑一带着儿女回到父亲李肖聃的寓所。李肖聃竭尽全力帮李淑一安排生计、抚育子女，以此支持女婿的革命活动。1932年，柳直荀被王明路线的代表陷害，牺牲于湖北洪湖周老咀，李肖聃万分悲恸。1939年6月，在李淑一38岁生日时，李肖聃特作五言长诗相赠，慰之勉之开导之。诗中写道：“人寿难百年，所贵垂英声。”深情地表达了一位深明大义的父亲，对献身革命的爱婿的深切理解和对女儿的无比疼爱。
　　李淑一，又名伯仪、守一，在弟妹中排行老大。李肖聃对长女疼爱有加，不仅支持她“抚孤成立”(4)，支持她与柳直荀的结合和柳直荀的革命活动，支持与她有着特殊关系的毛泽东、杨开慧那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对她那份忠贞和执著更是倍加赞赏，有李肖聃1951年在病中的赠诗为证：“谁如仙子舞灵葩，门有阿仪蕴圣华。崭角佳儿通电掣(5)，知音娇女在天涯(6)。自夫亡命归依母，哀父衰年又顾家。弟侄百端都累汝，他年应作画图夸。”其言亲切感人，其情至爱至深！
　　师生、世交、父女、翁婿，与《蝶恋花》词中人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肝胆相照的交往和血浓于水的情谊，构筑了李肖聃先生独特而又精彩的人生，因而使其在尊崇“厚德载物”的芙蓉国里名倾一时，为众所钦。

李肖聃之文章篇：“郁文采于翰林”

　　李肖聃不仅是一位志存高远的爱国者，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和著述颇丰的学者。除了大量翻译著作之外，主要的著述有《湘学略》、《西堂闻见录》、《中国文学史》（三册）、《星庐笔记》、《泉山丛话》、《云门漫话》、《都门杂记》、《思贤日记》、《灵岩日录》、《亟斋日札》、《劝学浅语》、《湘学叙录》、《曾国藩》等以及《感旧》、《南游》、《怀古》和《北游》等4本诗集共400首诗。此外，从1912年至1949年37年间，他还为北京的《亚细亚报》、《新民日报》，湖南的《民治日报》、《湘报》、《湖南日报》和长沙的《大公报》、《黄汉湘报》以及《湖南文献汇编》撰述文字。据不完全统计，共撰述文章600多篇百余万字。一生著述丰硕，可谓著作等身。李肖聃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教育和学术研究，而在研究上的主要业绩是述乡土学术。因此，可以这么说，在他众多的著作中，《湘学略》和《星庐笔记》可视为他的代表之作，也是他的传世之作。
　　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湖湘文化自两宋建构以后，随着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南书院的普及与文化传播的拓展，不断取得长足的发展。自宋代以降的一千多年间，涌现出了周敦颐（濂溪）、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李达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和学术巨子。历代的人才群体，不仅是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湖湘文化积累、创造的主体，为湖湘士民留下了光辉的学术思想和灿烂的学术著作。“惟楚有材”这一豪言壮语，不仅仅是表述湘省“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杨怀中语）的盛况，其精神内核更是体现着一种浓厚炽烈的文化乡恋情结，表现为三湘父老乡亲对湖湘文化的一种高度的自信，并且把继承先祖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处于清末民初历史转折关头的湖湘学人李肖聃，正是怀着对乡邦文化这种弥足珍贵的情感，出于对乡邦文化的自护与酷爱，“将以致维桑之深敬，阐南学之灵光”(7)为旨趣，历时22载，撰写并辑录成《湘学略》一书，于1946年付印；1985年12月由岳麓书社重新校点、出版。
　　《湘学略》原是李肖聃在1924年应长沙《大公报》之约所撰的湘贤著作序跋和评论、综述的文章。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湖南大学（当时迁辰溪）教书时，曾以此为讲义，向湖大学生讲述湘学源流。后采纳友人、时任湖大文学院院长谭介甫教授的意见，扩充旧文，乃成新著。
　　《湘学略》从北宋的周敦颐评述到民国的杨怀中（加上附录），前后一千多年，而重点是明末王船山以下300年，涉及学术人物百多人，共有26章。内容丰富，文字简练，刊世以来为学林所传诵。如“述濂溪学略第一”对大哲学家周敦颐的综述，就十分详尽地评说了其代表著作《通书》和《太极图说》。李肖聃在该章的提要诗中说：“《通书》启圣，太极象天，卓尔元公，实牖宋贤”(8)，与朱熹的《濂溪先生像赞》所写的“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我人”(9)十分吻合，实属难得。在“述鹿门学略第二十一”中，李肖聃对“南斗一星”皮锡瑞（鹿门）的评价真正做到了恰如其分。皮先生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心灵相通，交情甚笃。因而“政变以后，为群小所厄，身罹党禁”(10)，《清史》也不为其立传。李肖聃义愤填膺，秉笔直书：“以先生之学，钩深致远，卓荦沉冥，当世巨儒，早有定论，岂假良史之词而声名始传于后哉！”(11)字字掷地有声，读之令人击节！
　　《湘学略》所论到的人物，虽然籍贯限于湖南，但其中的大多数已然超出一乡一省的范围而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有的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借助《湘学略》了解和研究湘贤的思想与事业，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李肖聃的另一传世之作《星庐笔记》，是他于1932年51岁时“窜居山洞，追忆旧闻，共得百章，录成一卷”(12)，历6年之功而成书的。
　　《星庐笔记》辑录的是李肖聃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上涉邦国大政，下及里坊民事，乃至前朝掌故、学术源流、趣闻轶事等，无不原原本本、娓娓道来。既无党同伐异之见、向壁虚造之言，也“非欲雕琢曼词，以哗众取誉也”(13)。对政界名流，如咸、同以还的曾国藩、曾纪泽、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度、袁世凯、黎元洪等，均有记述。或载其行状，或录其言论。既可裨正史之缺失，又可添士人之趣谈；对学界俊彦，如王运、王先谦、章太炎、黄侃、曾运乾、杨昌济、高步瀛等，也皆有叙说，称赞其才华见识，议论其著作文章，都极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星庐笔记》还记叙了众多湘籍文人学士，这些人多为世人所不知，生前行事大都湮没。所幸此书保存了一批宝贵的地方史料，成为后世方志编修的重要佐据。
　　《星庐笔记》记录人物的事迹简约明晰，行文洁净，时有妙语横生，趣事迭出。左宗棠居功自夸，杨度恃才自负，王湘绮借送妹为赴任解嘲，佛门弟子寄禅转作诗坛高手，留下“不堪满眼红尘态，悔逐桃花出洞门”等名句，等等，读来无不饶有兴味，令人爱不释手。书中还记叙了一则李肖聃亲历见闻、亲身参与却又不为外人所知的诗坛逸事：梁启超在为《饮冰室全集》编诗话时，龚冠谭戴，误以为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诗为谭嗣同所作。李肖聃寄书加以纠正，梁启超也因此作诗解嘲：“宣尼低颜弥勒笑，一场公案太空疏。版权所有分明甚，事出南华非僻书。”(14)像这样的口述历史，实属“独家新闻”，吉光片羽，极为珍贵。此外，该书还收录了许多文、联、诗、词，可谓灿若美玉玑珠，熠熠生辉。而作为名噪一时的词章家，李肖聃自己也有不少佳句辑录其中。如挽谭延联：“湖海一身轻，别后重建，握手凄然嗟我老；文章千古事，众中相许，抚心犹恐负公知。”(15)送黄宇逵诗句：“平生跌宕清狂意，都在高歌对酒时。白发卖文难自活，青山埋骨尚含悲。”(16)对仗工整，意味绵长，足见其诗词的功底。
    “官禄自贫文自富，天公终竟是怜才。”这是杨树达教授送给李肖聃的诗句，他还十分推许李肖聃“博涉书史，能为文章”。大学者章士钊则称李肖聃的文章是“振采欲飞”，称其作品为“联史”。“驰英声于学海，郁文采于翰林。”这本是李肖聃对前贤顾炎武等的评价。笔者以为，这样的评价，对于秉笔撰述以成汗青之功的李肖聃先生来说，也是毫不为过的。

 注：
(1)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7月版，第39页。
(2)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883年7月版，第58页。
(3)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给李淑一的信。
(4)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给李淑一的信。
(5)“佳儿”指李淑一的儿子柳晓昂，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
(6)“娇女”指李淑一的长女柳挹群，1948年于湖南国立师范音乐系毕业，后去台湾省台北市工作。
(7)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12月版，《自叙》。
(8)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12月版，《述濂溪学略第一》。
(9)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12月版，《述濂溪学略第一》。
(10)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12月版，《述鹿门学略第二十一》。
(11)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12月版，《述鹿门学略第二十一》。
(12)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7月版，《自叙》。
(13)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7月版，《自叙》。
(14)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7月版，第40页。
(15)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7月版，第32页。
(16)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7月版，第55页。
  

钱沣与清前期湖南教育发展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刘泱泱

　　钱沣逝世至今已有300余年了，人们对他似乎逐渐淡忘，特别是历史知识甚缺的年轻人，更茫然不知其为何许人。然而，钱沣在当时却是一位甚有作为并且颇具影响的人物。他逝世后，时人多称誉他“有为有守”、“亮节清风，到处口碑”［1］，他的事功与品德也由此彪炳史册。《清史稿》立有《钱沣传》，他还先后入祀云南乡贤祠和湖南名宦祠。云南地方志和湖南地方志对他的事迹有更多的记载。本文拟先简介钱沣的生平事迹，然后论述他对清前期湖南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钱沣其人其事
　　钱沣(1740—1795)，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是清乾隆时期著名的御史、学政。他出生于乾隆五年，逝世于乾隆六十年，可以说完全属于乾隆时期的人物。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钱沣31岁，中辛卯科进士，选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检讨，派充国史馆纂修。四十五年(1780年)，他40岁，任广西副考官。次年，授江南道监察御史，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四十八年(1883年)，他43岁，先任晋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又以通政司副使兼湖南学政。在湖南学政连任二届，先后六年，督学育才，卓有成效。后以母、父接续丧亡，回籍服丧。五十八年(1793年)服除北上，一度遭劾降调户部主事，以员外郎候补，但不久又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至六十年，卒于任所，享年55岁。
　　钱沣在政治上最为轰动当时的，是他在监察御史任内，多次参劾贪腐的权贵，正气凛然，丝毫不假情面，“以抗直闻天下”［2］。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刚担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就上疏弹劾陕西巡抚毕沅。先是，甘肃发生虚报旱灾，骗取巨额赈款，及将“捐监谷”折银，伙同私分重案，业已办结，首犯原甘肃布政使、已升浙江巡抚王宜望，及陕甘总督勒尔谨并道府以下各官25人被处死，其他被判刑者又数十人，但曾两署陕甘总督的陕西巡抚毕沅却漏网。钱沣获悉案情后，立即上了一本《劾陕抚疏》，义正词严地指出：“现任陕西巡抚毕沅，前任陕西巡抚时，曾奉命往署督篆。以陕甘接壤，折捐，冒赈纷纷，肆行无忌已久，宜有风闻。追亲握督篆，非一朝夕，一切钱粮案件归其核定咨题，当不啻燎若观火。乃不亟为遏止……惟瞻徇前政，畏避嫌怨……实非大臣居心之道。”并认为：“比使此案早发一日，则播恶不致如此之深，入于刑辟之徒亦可不致如此之众。”奏请“将毕沅比照议处，益昭宪典之平，而各省督抚大吏亦益有所儆惕”。［3］乾隆接纳了钱沣的意见，将毕沅罚降三级。此事轰动朝野，咸以钱沣“甫入谏垣，辄弹大僚”，实属难得，“一时有‘鸣凤朝阳’之誉”。［4］
　　次年，山东又揭发出以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为首，借“纳贡”为名，层层勒索，贪得无厌，致州县仓库亏空累累大案。钱沣又迅即上奏弹劾。他深知此案所涉甚深，为准备可能带来的灾难，出奏后，即“归寓呼仆治装，或远谪，则即出都门”［5］。乾隆命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和珅与左都御史刘镛前往查办，而令钱沣随同协办。和珅不仅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贪官，而且与国泰私交甚密，他先派家丁前往山东通风报信，饬国泰等早作防范。途中又试图拉拢钱沣，“君(指钱沣)在道衣敝，和持衣请君易，君卒辞”［6］。抵山东省城济南后，先往查勘附廓历城县仓库，和珅知已有备，装模作样令随从“抽盘数十封纹银无短”，便不让再查，“遽起回馆”。钱沣先已同刘镛多次“密商”对策，预计到这种情况，便不动声色，当即封好仓库。而于次日另行率员开仓彻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按清制，库存银均以五十两为一铤，不同于市面流通的碎杂银两。而现所查得者，则多系圆丝杂色银。经诘问库吏。供称为应付检查，仓促从商铺借来充数者。钱沣当即出示召商领回所借出银两，仓库复为之一空。接着，钱沣又率员按察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仓库，情况如出一辙。铁证如山，和珅亦不便再为维护。于是，共同奏报朝廷，将国泰、于易简拿问，交刑部治罪。后赐死狱中。这场有勇有谋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进一步扩大了钱沣在朝野上下的影响，“当是时，先生(指钱沣)之名满天下”［7］。
　　乾隆五十八年，钱沣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其时，和珅更加飞扬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且与领班军机大臣阿桂等不和，军机处办事都坐不到一块。钱沣甚为忧虑，毅然向乾隆上了一本《请复军机旧规疏》，首先写道：“我朝设立军机处，向来大臣与其职者，人皆萃止于中，用以集思广益，仰赞高深。地一则势无所分，居同则情可共见，即各司咨事画稿。亦得有定所而无殊歧。诚尽善不易之法也。乃观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军机处。大学士和珅，或入止于内右门内旧许大臣暂止之庐，或入止于隆宗门外近造办之庐；大学士王杰，则止于南书房，尚书董诰同之；尚书福长安，则止于造办处。每日仅蒙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则各还所处。虽亦有时暂至军机处，而事过辄起。一切咨事、画稿司员，未免趋走多歧。以我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怀刑，浃于肌髓，决不致因此遂启角立朋党之萌。然行之万世而无弊，实莫过于率由旧章。”接着指出：内右门内切近禁寝，不宜随便入止，更出更入，以防日久与内监等狎熟，滋生事端；南书房以备几暇顾问，应于军机事件既毕之后，再入未迟；隆宗门外直庐及造办处，则各色应差皆得觇听于外，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因而奏请“敕饬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止军机处……其圆明园办事，亦同一体”［8］。此疏写得文字委婉，凭情据理，但矛头直指和珅，防止“角立朋党”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乾隆览疏，谓“钱沣所奏甚是”，“切责”和珅等改正。［9］
　　钱沣多次与贪腐权贵作奋不顾身的斗争，一方面受到朝野上下如潮的好评，另一方面也遭到以和为首的贪官污吏的妒忌。“当是时，凡大臣簋不饬者莫不惴栗，而竟有谓‘银工子［10］得志，敢狂肆乃尔!’”［11］“自是嫉者愈众，忌者愈深，欲求先生(指钱沣)瑕隙以中伤之。”［12］只是由于钱沣廉洁自守，谨言慎行，特别是由于“上邀主眷”，即乾隆的相知相信(乾隆对钱沣的评语是：“老实正经”、“敢言”、“尚知持正”等［13］)，他们的阴谋陷害未能得逞。唯一的一次“险情”是：乾隆五十八年，当时钱沣因学政任满和丁母、父丧离开湖南已三四年，对方竟然利用一些陈年往事大做文章，进行参奏，说什么钱沣以通政司副使兼湖南学政时，湖北荆州发生洪水垮城，孝感县有活埋人命之案，钱近在邻省，不往查勘；又，湖南有匿丧应试和揭发违禁书籍二案，钱未及处理完竣，即匆匆回籍奔丧。奏上，“部议甚严”，欲予罢官。但乾隆却敕部臣：“钱沣尚知持正，加恩以主事用。”旋选户部江南司主事。引见时，复奉特旨：“以员外郎即用。”既补户部河南司员外，不久又擢任湖广道监察御史。这伙贪官的倾陷仍未得逞。
　　这里要说说钱沣之死。钱沣死时年仅55岁，不足为老，且正当上奏《请复军机旧规疏》之后，乾隆命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方期大用之时。另据记载，此前他还伴乾隆往巡滦阳，未见有何不适。但归后不久，便报病卒。他为什么死得这么早，而又这么快?一般的说法是：钱沣受命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后，“和珅益喋君(指钱沣)，而高宗(即乾隆)知君贤，不可谮，则凡军机劳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贫衣裘薄，尝夜入暮出，积劳感疾以殒”［14］。《清史稿·钱沣传》则除了袭用这一说法外，又加了两句言简意重的话：“或谓沣将劾和珅，和珅实酰之。”即谓钱沣可能是和用毒酒毒死的!此话出自正史，不可小视。钱沣去世过早过快的原因，尚可进一步探究。但考以上两种说法，和都脱离不了干涉，则是毋庸置疑的。

钱沣对清前期湖南教育发展的贡献

　　钱沣虽然以在监察御史任内多次弹劾贪腐权贵而“名闻天下”，但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还应首推他在任湖南学政期间对湖南教育发展所作的贡献。钱沣逝世70余年后，湖南湘阴人郭嵩焘就这样说过：“先生(指钱沣)终身宦迹在吾楚。”［15］我理解，这里的“宦迹”主要指政绩，或为“宦绩”之误。时任湖南巡抚的云南景东(今澂江)人刘崐也说：“钱南园先生……视学湖南时，风规气概，至今人犹思之。”［16］
　　钱沣任湖南学政前，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曾充广西副考官。当时，门生纷纷带上礼物(“贽仪”)求见。但钱沣一概拒收，恳切地对他们说：“寒士至京会试，斧资不易。但愿勉为名臣循吏，吾与有荣矣。”清廉、爱才、为国求贤，这正是优秀教育行政官员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
　　钱沣是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到湖南就任学政的。“至任后，按试各郡，绝干谒，不受棚规，取士一秉至公”，受到广大士子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至有“钱(沣)来不要钱”之语，传为美谈。后来任满离开湖南，又值丁忧回籍奔丧之时，他也拒绝了上下各方一切馈赠，甚至沿途所经地方，官吏无有知之者。这种人格感化力量，是无可估量的。
　　钱沣督办湖南学政，以“用严”传颂于时，而又以关爱士子见称于世。他曾于澧州试院大厅后壁，用大字体刊布所撰《用严说》一文，文字不多，但足以警世，见者肃然。文曰：“宽则慢，微独无以警无良，尝因之诖误善类。故道莫尚于严，且未有用严而己敢偷惰者。自鞭之道，亦在是矣。”［17］显然，此文寓意在教育、警醒士子，也用以鞭策自己，以及一切从事教育管理的人员。钱沣“任湖南学政，风俗峭厉。每试士，正襟坐听士，目炯炯，终日不倦。文取清真雅正……试卷逐细校阅，凡字画破体省俗，必与谴责……”［18］又“谆谆训以力学制行。有引用错误及字迹舛讹者，手自戒责”。但同时，钱沣对士子们又十分关爱。他“容貌庄严，又极和平，雅好崇奖士类。凡以诗文就质者，必面指其瑕而亟扬其善。蔬食留宾，高谈不倦。士类无不心悦”。即便对品行较差或违纪犯规的士子，他也是多方指点教育和挽救，而不轻施惩罚。“及留任，凡六年，未尝褫一诸生衣顶。”［19］
　　钱沣千方百计培养选拔人才。“视学湖南时，所得京俸悉出以助修会馆，又与里人增设府县两学乡、会(试)卷金”，以减少士子远道赴试资金短缺和旅居不便的困难。“衡阳、清泉(今衡南)拔贡向由两学酌取一名，沣以文风日盛，奏允各拔一人。”［20］每轮岁试过后，他都要选取试卷中的精品佳作，汇编刊刻，先后编成《湖南试牍》、《续刊湖南试牍》二书，分发给士子阅读，引导士子“学圣贤之道，而代圣贤之言”，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而不要“止此不进”，更不可藉此“觇使者(指学政)之所好，而为揣摩之术”。平日，“凡有一艺投者，罔不竭尽所能，相与砥砺”。［21］因而在湖南督理学政六年中，“得士为盛”［22］，培养选拔了不少人才，并从此开创了湖南人才蔚起的新局面。经查，在钱沣担任湖南学政期间，所培育、考选的生员、举人，其后［23］中进士者30人，担任知府、司道以上官员者16人，从事教育和学术著有成绩者2人，其中佼佼者，如赵慎畛，官至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周系英，官至吏部侍郎；杨健，官至湖北巡抚；唐仲冕，官至陕西布政使、护理巡抚；欧阳厚均，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致仕后任岳麓书院山长凡27年；等等。这在过往湖南科举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里附带说说从清初湖南建省至乾隆末湖南科举发展和人才选录的历史情况。湖南建省较迟，从元、明以至清康熙前，都只是湖广行省的一部分。康熙三年(1664年)，湖南正式建省了，地域、政治、财赋经济、司法刑狱都与湖北分立了，但在整整一个花甲即60年的长时间中，在科举取士方面，却竟然一仍旧辙，没有摆脱对湖北的依附地位。“湖广乡试，旧系合闱。湖南学额与湖北等，而赴试者不及湖北十之三，中试者准此。”［24］原因在于，湖南尚没有分立考场(即“分闱”)，每逢“大比”之年，应试士子仍须远道赴武昌参加乡试，“远者数千里。又界洞庭之险，五六月盛涨时，风涛陡发，覆溺须臾，多有一家父子兄弟尽葬鱼腹者。以故人视为畏途，或终身为诸生不与试”［25］。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两省士子参加乡试机会的极不均等，录取的极不公平和极为悬殊，并相应导致两省士子在会试的参与和录取上的明显差距，从体制上严重阻碍了湖南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经查，康熙三年湖南建省后，迄康熙末(康熙共在位61年)，58年间，湖南共举行乡试18科(含恩科，下同)，录取举人382人，最多一科34人，最少一科8人，平均每科21.2人；而湖北，同时期共举行乡试20科，录取举人1145人，最多一科84人，最少一科11人，平均每科57.2人。这就是说，无论就录取总数，抑或每科平均录取数，湖南均只及湖北的约1/3。会试情况更为悬殊，此时期湖南举人共参加会试17科，取中进士43人，平均每科2.5人；而湖北举人共参加会试21科，取中进士198人，平均每科9.4人。［26］因此，湖南一些有远见的主政者，如巡抚赵申乔、潘宗洛(均江苏人)、李发甲(与钱沣同为云南人)等，相续多次奏请湖南、湖北分闱试士；李发甲除两次上疏恳请分闱外，还迫不及待地倡俸建立了贡院以为尽速实行分闱的准备(旋因未奉允准分闱，便将其改建为湖湘书院)。湖南广大士子及各界人士，更是不懈地多方呼吁和争取分闱。在他们的持续推动下，这种状况到雍正初终于有了可喜的转变。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雍正下达上谕，中称：“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由洞庭湖，湖水浩瀚无涯，波涛不测，六七月间，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朕心深为恻然；或至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才之意。今欲于湖南地方建立试院，每科另简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场，永无阻隔之虞，共遂观光之愿……”［27］由于湖南“贡院已有成规，递得于次年二月举行乡试”［28］。这样，就破除了湖南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的一大制度障碍，为以后湖南人才蔚起开辟了道路。这点，我们从分闱后湖南科举取士发展的情况看得很清楚。经查，分闱后，湖南雍正朝共举行乡试5科，考取举人297人，平均每科考取59.4人；乾隆朝共举行乡试27科，考取举人1545人，平均每科考取57.2人。科子考取数，都较分闱前康熙时翻了一番有余。有了乡试举人的成倍增加为基础，会试中进士的人数也相应有显著增加：康熙朝科平仅2.5人，雍正朝猛增至8.8人，乾隆朝5.96人［29］”。不仅较分闱前有飞跃般进步，即使与原先大大超过自己的湖北比，亦开始显露出赶超的趋势。如湖北乡试录取数，雍正朝科平55.4人，乾隆朝科平50.8人，［30］均一变而低于湖南(会试录取率仍稍高于湖南)。这就清楚地表明，雍正湖南、湖北分闱，实是湖南科举史和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湖南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转机，为此后湖南人才辈出开辟了道路。惜乎迄今为止，许多湖南教育史和人才研究著作，对此尚没有足够的注意。
　　钱沣正是在湖南、湖北分闱，破除了湖南人才成长的一大制度障碍的大背景下，充分施展其作为的，加上他清廉、公正的人格魅力，尚严而又爱士的办学风范，育才、求才的目标追求，培养、选拔人才的得力措施，因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湖南各界人士长期怀念钱沣，同治七年(1868年)，亦即钱沣逝世已70余年后，奏准将他人祀湖南名宦祠；同治十一年，又将他的遗诗、遗文、重要奏疏汇编成《钱南园遗集》刊行于世，广为流传；光绪十一年(1885年)刊行的《湖南通志》，也立有《钱沣传》。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注释：
［1］见袁文揆：《钱南园先生别传》，载《钱南园遗集》卷首，清同治十一湖南官书局刊本。
［2］刘崐：《钱南园先生文集叙》，载《钱南园遗集》卷首。
［3］此《疏》全文，见《钱南园遗集》卷四。
［4］袁文揆：《钱南园先生别传》。
［5］袁文揆：《钱南园先生别传》。
［6］姚鼐：《原刻南园遗诗序》，载《钱南园遗集》卷首。
［7］程含章：《钱南园先生墓志铭》，载《钱南园遗集》卷首。
［8］此疏全文，见《钱南园遗集》卷四。
［9］袁文揆：《钱南园先生别传》。
［10］钱沣家世贫，其父世俊曾为银矿工人。
［11］袁文揆：《钱南园先生别传》。
［12］程含章：《钱南园先生墓志铭》。
［13］综合各钱氏传记、墓志铭等资料。以下凡引自前注《别传》和《墓志铭》者不一一加注。
［14］姚鼐：《原刻南园遗诗序》。
［15］郭嵩焘：《钱南园先生遗集跋后》，载《钱南园遗集》末尾。
［16］刘崐：《钱南园先生遗集叙》。
［17］文见《钱南园遗集》卷四。
［18］《湖南通志》卷一五，《名宦》十四，《钱沣传》，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19］《湖南通志·钱沣传》。
［20］《湖南通志·钱沣传》。
［21］见《湖南试牍序》、《续刻湖南试牍序》二文，均载《钱南园遗集》卷四。
［22］《清史稿·钱沣传》。
［23］这里系据乾隆四十八年至嘉庆四年(1783—1799)16年间科举资料统计。
［24］左辅：《重修(李中丞)祠堂记》，见《湖南通志》卷七十四，《典礼》四，《祠庙》一。
［25］《湖南通志》卷一三，《名宦》十二，《李发甲传》。
［26］以上分别据光绪十一年刊《湖南通志》与民国十年刊《湖北通志》有关科举资料统计。
［27］见《湖南通志》卷首之一，《诏谕》一。
［28］《湖南通志·李发甲传》。
［29］以上据《湖南通志》卷一三六、一四一、一四二有关名单统计。
［30］见《湖北通志·选举》有关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