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现道林寺古碑

岳麓山，是每一个长沙人都熟悉的“母亲山”。然而，真正对岳麓山的每一条小路、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都熟悉的人，恐怕并不算多。

一日，和一位朋友在岳麓山上寻访完杨树达墓之后，我们沿着一条小路下山，来到了一个叫做“新至善村”的红砖老楼小区。我们继续往山下走，随即看到一条长约十米的石阶路。石阶路由花岗石铺成，多为普通的老麻石。不过，让人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仔细端详，能发现诸多麻石面板上均刻满了字。“景德寺光绪十一年夏月刊/僧海慧老和尚墓”“景德寺光绪十年秋月刊/僧茂庵老和尚墓/ 嗣孙宏智”　“景德寺光绪十年秋（月刊）僧茂能老和（尚）”……“景德寺”字样的麻石多为和尚墓碑，立碑时间多为光绪十年、十一年，即1884年、1885年这两年。笔者毕业于湖南师大，得知师大有景德楼，后面为景德村。想来，“景德”的得名即来源于“景德寺”。我们在新至善村发现石碑的此处，或为以前景德寺和尚的墓葬区。

正思索着，低头又看见一块有字石碑，清楚地刻着“□□景德二寺”，说明这里除了旧景德寺遗迹之外，还另有一寺。赶紧拨开盖在字上的落叶，多认出一字：“□林景德二寺”。遗憾的是，“林”之前还有一字，已被水泥封住一半，只露出一个走之底。不过，依照字形，仍然可以推断，此应为“道”字。碑文应为“道林景德二寺”。

历来只见于诗歌与古籍中的“道林寺”，此刻，正以触手可及的实物形式出现在我眼前。

最早是在杜甫的一首游岳麓诗《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得知道林寺。杜甫晚年漂泊潭州，在湖湘大地留下了不少纪行诗。他在这首诗的开篇写道：“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麓山”“道林”，即岳麓山上的麓山、道林二寺；紧接着第二句“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麓山寺的寺门俯视着洞庭之野，道林寺的殿脚延伸到了赤沙湖。二寺在今长沙，“洞庭野”在湘北，“赤沙湖”则位于今洞庭湖以南的益阳。面对麓山、道林二寺，向来以写实著称的杜甫，竟然采取了难得一见的夸张手法，足可见杜甫对此二寺的喜爱。两寺当时的繁盛则更是可见一斑。

　

“□林景德二寺”古碑

　

岳麓、道林二寺在当时并称“湘西二寺”（此湘西非湖南省西部，据《长沙地名古迹胜览》载以及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证实，“湘西”指湘西县，是吴国为防止蜀汉入侵、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东南设置的一个县，县治在今长沙市岳麓区），曾出现在众多诗人的笔下。如韩愈的游记诗《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杜甫《清明》中“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此都好游湘西寺，诸将亦自军中至”刘禹锡《唐侍御寄游道林岳麓二寺诗，并沈中丞姚员外》“　湘西古刹双蹲蹲，群峰朝拱如骏奔”……

作为湖南佛教的发源地，湘西二寺之一麓山寺始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有着“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盛誉。和全国其他所有寺庙一样，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历经浩劫。好在1700余年后的今天，它依旧傲然挺立于山林之中，每天接受着络绎不绝的信众和游人的虔诚朝拜。

相较之下，现已片瓦无存的道林寺，其命运则更为曲折。

二、道林寺的兴衰

道林寺，建于六朝（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唐朝时声名鼎盛，明正德年间被毁，清顺治时期择另地重建，民国时期因年久失修塌毁。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潭州（今长沙）人欧阳询曾专门为寺庙题写了一块匾额：“道林之寺”，取“道之丛林”意。

早期的道林寺为律宗寺庙。律宗，因重研习及传持戒律而得名。南朝王奂出任湘州刺史时，通经律论、更精戒律的僧人释志道随之前来长沙，任道林寺住持，开启了律宗教义在潭州的传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因为政治上长期分裂，战争频繁，越来越多的人将精神寄托在宗教上，因此寺庙信众数量庞大，道林寺的规模也随之逐渐扩大。

到了佛教文化最为鼎盛的唐朝，道林寺早已声名远播，文人墨客士人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在湖湘历史尤其是诗文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沈传师、裴休、宋之问、杜甫、骆宾王、韩愈、刘长卿、刘禹锡、韦蟾、李群玉、杜荀鹤、裴说、李建勋、齐己等人都曾流连于该寺，创作出许多精彩的传世诗文。

得到众多士子文人青睐的道林寺，命运却并未因此一帆风顺。唐武宗时，因佛教寺院不断增多，耗资严重，朝廷发起了一场佛教史上声势空前浩大的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道林寺的寺院财产也被剥夺，庙宇遭废，经籍散失，这是道林第一次被毁。

道林寺到宋代时改为禅宗，禅门临济宗高僧圆悟克勤曾任住持，宋徽宗赐其“佛果禅师”称号，南宋高宗又赐“圆悟禅师”，其《碧岩录》被奉为禅门第一圣典。在禅宗的吸引以及高僧的弘法下，道林寺在宋代达到了鼎盛，生徒众多，一时在岳麓山流传起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民谚。

然而，到了明朝正德年间，道林寺突然遭到无妄之灾。当时的湖南守道吴世忠突然下令，毁掉道林寺。道林寺的地界被划入旁边岳麓书院的范围，道林寺从此一蹶不振。这是道林寺经历的第二次被毁。

清代顺治年间，因原址已属于书院范畴，果如上人另外在岳麓山峰之北择地，对寺庙予以重建，道林寺的名字又重新出现在世人眼中。乾隆年间，道林寺又经历了一次重修，但一直香火寂寥。

民国以后，初年尚存，其后因为年久失修而倒塌，时间已不可考。道林寺最终从世人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

三、道林寺被毁原因微探

曾经繁极一时的古寺为何会消失？

道林寺在历史上先后共经历过三次被毁，原因各有不同。这里重点谈谈前两次。

1.道林寺第一次被毁：“会昌法难”

印度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南北朝时，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佛教开始迅猛发展，到唐代达到繁盛阶段。唐初几任君王都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势力逐渐膨胀。大量民众为躲避赋税，或出家为僧，或投靠寺庙成为佃户，寺院经济迅猛扩张。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需向国家赋税，僧侣也都免除赋役，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从而威胁到中央的统治。到唐武宗时，佛教势力过大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显著问题。加之武宗本人信奉道教，于是，他即位以后，就开始着手筹划起灭佛运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全国大量僧尼被迫还俗，寺产良田被悉数没收。佛教由此遭受到了有史以来最沉重的打击。道林寺自然也无法幸免，寺院财产被夺，僧人还俗，经籍散失，庙宇第一次遭废。

唐宣宗即位后，恢复佛教，道林寺僧人疏言前往太原求取佛经，成功运回佛经5048卷。道林寺因此得以重建，并且再度成为佛门重地。这一事件可以在今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一件唐长沙窑扑满（古代的存钱罐）上得到充分印证。

在这件扑满的腹部，褐彩竖排书写了长达6行58字的铭文：“潭州准造道林寺，幕（募）主施二千五百人，各舍钱一千文，写大藏经五千卷，经藏一和，舍利塔一[和]，藏满即略施同福。大中三年七月日僧疏言白。福德藏。”

从铭文中得知，大中三年，潭州政府准许（重）造道林寺，并向2500名施主每人募资1000文钱，并得大藏经5000卷。“大中三年”即唐宣宗时期，公元849年。“写大藏经五千卷”这一字样也与僧人疏言从太原运回5048卷佛经的历史记载相吻合。

这件有着明确历史纪年标识的文物，正是当年道林寺在第一次被毁之后，因重建向众人进行募资的实物见证。

2.道林寺第二次被毁：“儒佛之争”

清康熙《长沙府岳麓志》（以下称《岳麓志》）中记载：“道林历后唐马殷重建，结构崇隆，廊院云连，僧众至三百余。历宋更甚。国朝弘治中，寺制犹存。正德四年，守道吴世忠谓寺为淫祠毁之，以木石修书院……”

清同治《长沙岳麓书院续志》（简称《岳麓续志》）中也说道：“明正德四年，守道吴世忠毁之，以其材修书院，寺遂废。国朝顺治十五年，僧果如重建寺于岳麓峰之北，即今道林。”

文中均明确提到明朝正德四年，也就是1509年，湖南守道吴世忠下令毁掉了道林寺。

好端端的，一个政府官员为什么要毁寺？

这里不得不提及中国历朝由来已久的儒佛之争。

儒佛之争，历史上最有名的热点事件大概要算大文豪韩愈的“谏迎佛骨”。唐元和十四年（819），沉迷于佛教的唐宪宗打算把法门寺的镇寺之宝——释迦牟尼佛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称为开塔仪式，据说可以岁丰人泰。听到这一消息，当时担任刑部侍郎的韩愈，立马写下言辞激烈的《谏迎佛骨表》，上表宪宗，对迎佛骨的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并称佛已死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宪宗阅罢当即大怒，本想当场处死韩愈，因众臣劝谏，权衡再三，最终将其贬为了潮州刺史。

这场“谏迎佛骨”之争，其实质即为一场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战。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一直牢牢占据着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的正统地位。它既能有效地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秩序，同时也符合群众百姓的切身利益。是故，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始终不变。而佛教则截然不同。佛教讲求修行，首先就将儒家“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不敢毁伤”的理念抛到脑后，剃度出家，并且提倡超脱尘世、看淡生死，这与儒家一贯宣扬的忠孝之道和“入世”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在佛教传入很长一段时间内，儒家一直对其秉承着排斥与攻击的态度。

这一争斗从道林寺的兴衰轨迹中可窥一二。

《岳麓志》记载：“道林寺……隋唐为律院，宋改禅，自圆悟雪岩主持，宗风大振……”，“道林历后唐马殷重建，结构崇隆，廊院云连，僧众至三百余。历宋更甚。”

宋代，道林寺为何突然由律宗改为禅宗？又为何宗风大振？

相对于传统佛教宗派，禅宗如同一头被放出笼子的兽，自由奔放，打破了佛教许多固有的形式与理论。最后，禅宗甚至发展到呵佛骂祖、烧毁佛经的地步。不同于传统佛教，禅宗提倡“明心见性”，认为佛不在庙宇、不在深山、更不在天上；他们认为心中有佛佛自生，人人皆有佛性，立地即可成佛，一切皆应立足本心。显然，禅宗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与道家思想，已然从佛教中独立出来，自成一派。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禅宗是佛教和儒家融合与斗争的阶段性成果，是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的结果。兴起于唐朝的禅宗，到宋代进入了发展的繁盛期，一大批士人纷纷研佛参禅、通理禅意。例如在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诗作中，禅意处处可见。因此，道林寺在宋代改为禅寺，并在著名高僧圆悟（克勤）、雪岩（祖钦）的主持下，“宗风大振”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吴世忠毁其寺”，理由是道林寺属于“淫祠”，必须拆。拆毁之后的砖石材料则被用来重建旁边的岳麓书院。

何谓“淫祠”？《礼记·曲礼》：“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即“过当”“过量”，同“淫雨霏霏”。不符合国家礼制的祭祀，不在国家祭祀范围内的庙宇，即为淫祀或淫祠。通俗地说，就是不被统治阶级所承认的民间信仰。

先秦以来，淫祀现象便已有之。历代统治者也都有禁毁淫祠的措施，力图整顿妖巫坏俗。其中有明一代，捣毁淫祠开展得最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将这项“破封建迷信”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例如海瑞在应天做巡抚时规定：“各府县境内有寺观庙宇庵堂等项，查非额设，系是淫祠，即兴改悔（毁）。”（清陈炎宗《佛山忠义乡志》卷三《乡事志》）

而明正德十六年（1521）至嘉靖初年，按察司副使魏校在其督学广东期间，大毁“淫祠”。“照得，粤秀山一城之镇。故有观音阁，今改而新之，崇奉宋广东漕宪周元公遗像。顺民也。山之左为迎真观，右为悟性寺。因并废之，塑奉程淳公遗像。南有仁皇废寺，塑奉朱文公遗像，即其旧扁更为濂溪明道伊川晦庵四书院。迎真观之左有天竺寺,改为崇正书院,合祀四先生……　”（《庄渠遗书》卷9）

这段记载中，明朝官员魏校在其就任的短短一年时间内，以广州城为中心，选择粤秀山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捣毁了大量淫祠：将观音阁、迎真观、悟性寺、仁孝废寺分别变为濂溪、明道、伊川、晦庵四书院；将迎道观之左的天竺寺改为崇正书院，令广州府属学校的学生分属书院。原先被供奉祭祀的菩萨佛像，也纷纷变成朱熹等儒家先贤的遗像。

作为百姓自发进行祭祀的民间信仰，淫祠历来盛行鬼神巫风，对一地民众民风的形成具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皇家权威，对抗了儒家的正统伦理秩序。于是有明一朝，中央自上而下发起了这场大规模毁祠行动，其实质是以符合儒家礼义秩序的官方祭祀，来改造底层群众的民间信仰。

明代中后期，正如魏校一样，在拆毁完淫祠之后，相当一批具有理学背景的官员，特别是阳明弟子，通过捣毁淫祠，获取相关资源来修建地方书院。作为儒生接受儒家教育、传播儒家理念的重要场所，书院可以说是儒学的象征。除此之外，还有的官员以毁淫祠为名，将其扩大化，大量攫取地方佛寺道观的地产和田产资源。

道林寺的第二次被毁正是处于这样的大背景中。

时任湖南守道吴世忠在《兴复书院札付》中说道：“岳麓书院风水背戾，所以屡兴屡废，今欲修理，必须略移向址，方可长久等因。据此为照……随将淫祠拆卸，一应木石砖瓦搬运赴院，……将新旧木料竖崇道祠、尊经阁、大成殿、讲堂、仪门、两斋、两庑、号房。”（清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六）

“道林寺，唐马燧所建精舍……今岳麓山左屈子祠为道林遗址，而憩春（原）[园]北有道林小庵，盖明正德四年守道吴世忠毁其寺，以木石修书院。”（《广湖南考古略》卷二十六《金石》

相关地方志文献中均明确提到，正德年间，吴世忠拆毁道林寺，并“以其材修书院”。毫无疑问，这里的“书院”即岳麓书院。从民谚“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可以看出，道林寺曾与岳麓书院关系密切。而事实上，岳麓书院从创办之初就与佛寺密不可分。

南宋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四《赠了敬序》云：“碑(古麓山寺碑，唐李邕撰文并书)言：‘书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璇，一名某，念唐末五季(907—960)湖南偏僻，风化凌

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时经籍缺少，乃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从麓山寺中割地而建，这就是岳麓书院前身。至北宋，潭州太守朱洞在此基础上，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因得到了官府的支持，书院在宋朝迅速发展成为岳麓山上的儒家阵地，与此前山中林立的佛寺道观形成了抗衡局面。

岳麓山上的儒佛两教，由此开启了在融合中不断交流与斗争的复杂关系。细心的好古人士会发现，著名书法家李邕的传世代表作《麓山寺碑》今天并不在麓山寺，而在岳麓书院园林一角的碑亭中。此即岳麓山儒佛斗争的结果和一大见证。

明朝初期，因前朝战争及官方大力发展官学教育的原因，书院衰落。《岳麓志》载杨茂元《重修岳麓书院记》言：“破屋颓垣，隐然荒榛野莽间。其址与食田，皆为僧卒势家之所据矣。”而明朝正德年间，朝廷对书院采取支持鼓励的方针，书院复兴，进入了极盛时期。此时湖南官员吴世忠以悖逆风水为由，因风水需要，将道林寺冠以“淫祠”的名义，进行强行拆除，同时对岳麓书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向扩建。由此可见，在历来此消彼长的儒佛斗争势力中，有明一代的总趋势是儒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道林寺在这第二次被毁后，从此一蹶不振。

　

修复崇圣祠明伦堂时出土的明代建筑石构建

走在今天的岳麓书院，从右手边进文庙，绕过大成殿后门继续往里走，有一处游人甚少之地，为明伦堂和崇圣祠。就在这片草地里，分别散落着几件“明石刻”麻石构建。如果石构建原属于道林寺属实，道林寺因“淫祠”之名被毁也属实，那么，这几块被随意散落在文庙一角的残件，还真有些垂头丧气、供人围观的儒家“战利品”意味了。

四、道林寺旧址考

关于道林寺的旧址所在地，未能在地方志文献中找到相关地图，仅留存零散的文字记录，且各书叙述不一，因此显得模糊难辨。

一说见于清康熙《岳麓志》：“离碧虚盘纡而下，衍为平拓之区者，道林也。林蔚茂而谷幽清，得碧虚之气，大江在其襟袖……久废，山坳有道林寺，今学佛者犹能循其故处结庐建刹，而精舍遂无继者……”

碧虚即岳麓山主峰碧虚峰，为岳麓山海拔最高处，其左右各有一条山脊蜿蜒而下。沿着碧虚峰盘纡而下，在一片 “平拓之区”，即道林寺遗址。“平拓之区”，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之地，应指岳麓书院山前一带。但书中又云：“道林寺在书院山左……今果如禅德于顺治戊戌重开渐次兴建成钜观。”书院大门正对东面，书院山左，即岳麓书院的北面。果如禅师于顺治戊戌年，也就是1658年，重建道林寺。照这一说法，寺址又应大致位于今湖南大学红叶楼处，而此处是一片较为狭窄的缓坡空地，这与“平拓之区”的描述似乎自相矛盾。

另一说在岳麓山下空旷之地，即屈子祠旧址一带。《岳麓续志·杂记》云：“古道林寺基久失考，乾隆中罗（典）院长建三闾大夫祠，发土得古砖，后土人于祠前阡陌中锄出石磉，广径盈三尺许，又石砌数层约长四五丈，或曰，此即道林寺旧址也。”

乾隆中期，罗典任岳麓书院山长，因修建屈子祠，动土发现地下有古砖，后来当地人又在屈子祠前的土埂里挖出了石磉，也就是柱础，直径超过了三尺，同时还发现了长四五丈的数层石阶。“广径盈三尺许”，三尺为一米，也就是挖出来的柱础直径超过了一米，如果数据属实，这个柱础所承托的这座建筑物之规模雄伟、气势恢宏可想而知。故而当时大家都认为，这里应该就是道林寺的旧址所在。

又据清光绪《广湖南考古略》记载：“今岳麓山左屈子祠为道林遗址，而憩春（原）[园]北有道林小庵。盖明正德四年守道吴世忠毁其寺，以木石修书院。逮国朝复建于麓峰之北，非其旧也。”　按此分析，岳麓山左屈子祠为唐宋道林寺旧址，吴世忠毁寺后，清朝重建于“麓峰之北”，“非其旧也”。

唐宋道林寺旧址与清道林寺旧址，并非处于同一地点，这似乎可以解释上文《岳麓志》中自相矛盾之说。由此可见，唐宋道林寺遗址应位于屈子祠旧址处，而清道林寺遗址则位于麓峰之北的某一处山坳中。

1.唐宋道林寺遗址考

文献中提到的憩春园和道林小巷早就不见踪影，但屈子祠似乎还可考。经查阅资料得知，今湖南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交界处的五教斋（两所高校的教职工宿舍，产权各占一半）即屈子祠旧址，具体位于今湖南大学知新村、学生第四食堂旁。湖南本地媒体《潇湘晨报 》 曾经于2010年11月刊发过一篇新闻《200多年的五教斋即将被拆》。文中称，五教斋是师大地面上最古老的建筑，具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是“曾经三分之一的‘屈子祠’，唐道林寺遗址”。因规划需要，五教斋最终于2011年之后被拆除。

　

拆迁前后的五教斋对比图

图/小张哥、梅子酒（网名）

就在这个位置，一千多年前，曾经伫立着久负盛名、人声鼎沸的道林寺，又迎来过文人墨客争相凭吊的屈子祠。如今，却在一片残旧荒颓的光景中静坐，无人问津。这样的对比不得不让人感叹。

2.清道林寺遗址考

《岳麓志》云：“……久废，山坳有道林寺，今学佛者犹能循其故处结庐建刹。”《广湖南考古略》记载：“逮国朝复建于麓峰之北，非其旧也。”综合推断，清道林寺旧址应位于麓峰之北的某一山坳处。

《岳麓续志》又云，景德寺“在岳麓峰之北，与道林相近”。结合笔者之前在新至善村发现的花岗岩石碑来看，附近的“景德寺”碑多为清光绪年间的景德寺和尚墓碑。那么是否可以据此推断，“道林景德二寺”一碑，即为清代道林寺与景德寺之间的界碑？因此处地形为一山脚缓坡地带，其西南方向即为一小山坳。如界碑属实，那么，清道林寺遗址应就位于今湖南师范大学新至善村的西南侧不远处。

仅有的几块残碑无法开口说话，这些疑问也不知谁能来解答。答案也许会被永远埋在地下，随着古寺的消失一同远去了。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