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乡贤刘人熙诗集，见其《蔚庐四十五自定稿》中《冬日杂诗寄三弟人蓉》有云：“衡阳王子真天人，遗书万卷妙入神。自诡五百生名世，可有三千拜后尘。”自注曰：“王子同县人祝进士松云，述王子之言曰：‘五百年后，吾道大昌。’”诗中“遗书万卷”虽有些夸张，但诗人相信祝松云进士所述的王船山预言，还真被说中了。实际上不到五百年，王船山的学说在他去世两百年后的清朝末年，刘人熙的学生谭嗣同就发出“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的呼唤，并称赞：“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他在所著《仁学》中，弘扬船山学精义，主张“民本君轻”，便直接影响了清末的反清排满思潮。随后，许多青年志士争读船山的《黄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心弦像触电一样震得直跳，“蓦地把二百年来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过来”（梁启超语），使船山学说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了促成辛亥革命的思想武器。

清末民初的“真儒”刘人熙，不仅一生服膺船山，致力于用船山学说昌明正学，称船山是接近孟子“亚圣”地位的大学者，说“楚自周子（周敦颐）以后，惟船山”，还在辛亥革命之后心忧天下，笃信船山学说是救时的良方，从而创办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以船山学为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去革新天下，复兴中华。

清末民初时期，人们争相阅读的船山著作，主要来自两种版本。一种是同治四年（1865），由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资，在金陵刊行的《船山遗书》，共57种，288卷。二是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店用铅字集印的《船山遗书》70种，358卷。金陵刻本传布广，影响大，但对船山原著多加窜改、删削。如原著中指斥“夷狄”和其他触及清朝贵族忌讳的词句，都加以删改，或大开空格，“母后临朝”“垂帘听政”“牝鸡啼曙”之类，全都唯恐触犯西太后而打了空格。至于太平洋书店本，除新收录的13种著作外，其余也就是金陵本的翻版，没有进行自己的独立的校勘工作。最可笑的是，当时已是民国二十几年了，而书中对金陵本所打下的避讳空格，并未找旧刻本或抄本予以填正，而仍然保留空格，一个不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30余种船山著作的标点本，使船山著作的整理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相对于整个船山著作来说，为数太少了，且其中有些著作并未选用最好的版本。

岳麓书社1982年成立伊始，就将整理出版《船山全书》作为重要任务，报请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规划。1982年12月，岳麓书社《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成立，指定由资深老编辑杨坚同志担任全书的总责任编辑，开始进行全书的规划和发凡起例工作。随后设立编委会办公室，由杨坚兼主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兴国同志任副主任，开始进行船山著作的版本收集。值得庆幸的是，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了船山遗著的手抄本10多种，60多册，其中包括王船山的重要哲学、史论著作《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和《宋论》等。这些抄本是王船山的后代在乾隆年间抄写的，对于订正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刻本的删改，和填补金陵刻本的空格，极为有用，可以恢复船山论著的本来面目。

编委会还聘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萧萐父、杨伯峻、张舜徽、周大璞、姜书阁、羊春秋、马积高等著名学者为顾问，负责指导全书的校勘整理工作，并调集社里几位高素质的编校人员，协助杨坚同志的编校工作。通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至1996年年底，一套被誉为“全、信、优、新”的岳麓版《船山全书》被整体推出，共16册，1039万字。其中第1—15册为王船山本人的著作，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含船山存世著作73种；第16册为附录，收船山传记、年谱及有关杂录等研究资料。

岳麓书社新版的《船山全书》，较之金陵本、太平洋本两套全集，有它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是船山著作收录之全，这次整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历史上原先两次汇编船山著作，太平洋本所收较之金陵本更多，而岳麓版的《船山全书》又比太平洋本多收了三类佚稿：第一类是已刊行的著作中，因各种原因而被删落了的篇章，计有《礼记章句·序》一篇、《诗广传》四篇、《读通鉴论》五篇等；第二类是未经收录的成部著作，计有《四书笺解》十一卷、《箨史》一卷、《惜馀鬒赋》一卷等；第三类是其他集外零星撰述，计有传、记、叙、跋、歌、辞、铭、联等五十余篇，新编录为《拾遗》二卷。以上三类，合计为二十余万字。

二是依据可信的旧抄、旧刻以及船山手稿，订正两种版本的白框、墨格、窜改、删削，恢复了船山著作的原貌。船山著作撰于明、清易代之际，自《四库》著录起，就遭到了窜改、删削。道光年间王氏守遗经书屋本的编校者邹汉勋，不仅对船山某些著作的原文作了篡改，且以大量白框隐去真字避讳。金陵本则一方面纠正了一些篡改，一方面又羼入新的错误，包括臆改、径删、章句的窜乱和某些著作多得出奇的避讳空格。岳麓版的整理，由于广泛搜集了船山著作的手稿、家刻和旧抄，以它们或作底本，或与金陵本、太平洋本对校，便使那些用白框、墨格隐去的字，以及那些窜改、删削的地方，都洞烛无遗，尽还原貌。如《船山全书》第十二册中的《张子正蒙注》，由于用了船山十二世孙王鹏家藏的船山手抄“朱宏燝较本”为底本，便不仅解决了旧刻本的墨格悬案，补正了船山之子王敔校订时所删改的文句，还发现了自王敔所录副本起，以后各本相沿脱落文句的原因。船山抄本每面九行，每行十七字，他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重订后，其子王敔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抄录副本，就发生了跳行脱落，恰好每跳一行就脱落十七字的现象。此后，照王敔抄录的副本所刻的湘西草堂本，刘氏抄本，以及相沿的道光年间衡阳学署本和同治金陵刻本，凡有脱落处，字数便都与船山手抄本一行十七字相合。我们用此抄本为底本，与其他各本对校，竟发现各本相沿之脱文有40余处、240余字，讹误20余处、20余字。此本保留船山著作原貌的情况，后来竟被北京大学主编《儒藏》的汤一介先生慧眼识珠，于是派人来联系，其《张子正蒙注》一书遂采用了岳麓本，而不用中华书局本。

三是力求搜齐船山著作的所有版本，精心校勘，审慎标点，第一次实现船山所有著作的系统编排、点校。船山著作的版本很多，杨坚同志都收集复印，如《读通鉴论》达16种本子，《宋论》12种。整理工作的第一步，便是从各种版本中甄别选用一种最佳者作底本，然后利用多种版本进行会校会勘，审慎处理，择善而从。船山著作，民国时期始有句读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有加标点的单行本，这次整理中据以为底本的旧抄、旧刻中，也有前人曾加以圈点的，或中华书局转让的王孝鱼先生校点稿（24种），但这还不是全部的船山著作。而这次整理是对全书进行新式标点，并进行编目、标题、分章、分段。这对现代读者来说，确能提供阅读船山著作的方便。

岳麓版《船山全书》出版后，学界反映热烈，评价很高；与此同时，全书的编校质量也为学界所关注。为了求得一个更为完备的、缺失尽量少的船山著作版本，2003年岳麓书社决定将全书修订再版，并请已离休多年的杨坚先生回社担此重任。2005年，杨先生又邀笔者协助审读其第九至十三册。孰料正值全书即将修订告竣之时，2010年3月16日，杨先生不幸因病辞世。杨先生去世后，全书的扫描、校改以及进一步规范体例等未竟的工作，则由岳麓书社湖湘文库项目部承担。

归纳起来，这次修订大致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辑佚补遗。全书初版以后，陆续发现了几篇失收的船山遗文，计有千乘堂倪氏四修族谱收录的《麦园记》、滋德堂均陂刘氏三修宗谱收录的《昆映府君墓志铭》和《龙太君墓志铭》。此外，第十册《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唐玄宗第六论《放姜皎归田》，初版（包括通行各本）仅存残文116字，此次据旧钞本补脱文378字，使《读通鉴论》版本更臻完善。

二、择优更换个别底本。第十二册所含八种中的《识小识》《择首问》，原以金陵刻本为底本，此次修订均改用新发现的湖南图书馆藏衡阳刘氏钞本，明显优于后来的包括金陵刻本在内的刻本。

三、正讹补漏。通过重新核对底本发现初版文字上的讹误与缺漏，然后进行正补，是这次修订工作的主要任务。通过核对，发现各书存在的讹误多寡不一，多者如第九册《说文广义》，因原稿抄写错漏与排版致误而失校者，有误将“女几山”作“女兒山”，“如推排状”作“如推排然”之类十数处，而“从”排作“從”则百余处。又原稿抄漏，如《宋论》原据船山手稿抄漏“光宗亦是人也，而心亦动”等情况，这次修订均予以补正。

四、编辑体例的进一步规范。一是某些特殊字形的标准化，如猺、獞等，都规范为瑶、僮。二是杨先生对大量校注文字做了悉心修订，从而表述更为精准。

经过精心修订的《船山全书》，自2011年再版以后，更受广大读者欢迎，也必将为船山著作的传布和船山学研究的昌盛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岳麓书社）

王船山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