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柳直荀1921年三篇文章解读（二）

李忠泽   罗 慧

三

柳直荀的第二篇文章《毕业的意义》写于1921年5月21日，发表于同年6月《雅礼学生杂志》第七期毕业号上。此时适逢他从雅礼大学预科毕业，柳直荀想借此文向所有参加毕业典礼的同学们表示祝贺，同时也想进一步阐述毕业的意义。

《雅礼学生杂志》第七期目录

1914年9月10日，雅礼大学校（又称“雅礼学校”）建立大学本科（College Department或Collegiate Department），招入十一名新生，大学本科校长是1906年中国雅礼三位创始人之一的盖葆耐（Brownell Gage），大学预科（此时的“大学预科”相当于中学程度）校长是解维廉（William Hail）。1916年秋学校迁往麻园岭新校址，1917年6月，首届雅礼大学校本科有八位学生毕业。不过，由于雅礼大学校没有在中国政府注册，只能颁发毕业证而不能颁发学士学位证，结果导致不少学生不愿进入雅礼大学校本科深造。1919年2月21日，美国康涅狄格州议会通过第541号法案， 3月26日，该议会正式授予雅礼会颁发本科毕业生学位的权力。1920年9月，雅礼会进行学制改革，添设中学部，张福良（Fu-Liang Chang）任中学部主任。五年制的文理学院（Collgeg of⠼/span>Arts and Sciences）由两年大学预科（如前所述，此“大学预科”与之前的“大学预科”不是一回事）和三年大学本科组成。同时，湘雅医学预科归并雅礼。此后，“雅礼大学校”称呼变成“雅礼大学”。

1921年6月18日（星期六）上午十点半，雅礼大学联合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和湘雅护士学校在雅礼大礼堂（英文名是Atterbury Memorial Chapel）举行了雅礼会历史上首次毕业典礼。毕业生们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走出来，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雅礼大礼堂。毕业典礼由盖葆耐主持，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驻华代表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先生发表了演讲，威廉司（当时的中文名，James W. Williams）给二十一名1921年6月雅礼大学预科第十次毕业生柳直荀、彭礼祺、盛铿、赵却民、雷强、陈昭銮、应开识、万正为、曾昭亿、王光鼎、李丹、梁彦璋、林致周、谭冠龙、邬烈武、伍善同、陈志明、姜本宽、刘经邦、郑清泉和朱宝汉颁发毕业文凭；1917年至1921年6月期间二十二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包括黄溥、劳启祥、张君俊、欧阳峙（又名欧阳余庆）、刘斯仁（又名刘南山、刘兰生）、华楚书、文光（又名文南斗）、陈乃勋、彭慎行、王惠庭（又名王贤星）、朱明光（1919年夏季毕业后旋即得伤寒去世）、谢芳桂、黄国璋、欧阳孝纯（又名欧阳光，1923年暑假在上海病逝）、余德政、萧恩承、喻勋尧、唐数躬、左复、李振南、邓涤邦和吴家任，赫尔辉（Edwin D. Harvey）给其中参加毕业典礼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颁发学士学位证书；颜福庆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届十位毕业生张孝骞、肖元定、徐维达、任廷桂、高镜朗、梁鸿训、彭治朴、汤飞凡、吴绍青和应元岳颁发医学博士学位证书。

柳直荀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发文凭的仪式在英语中是Commencement，其实这个单词的本意是“开始”，也就是说此时毕业生经过多年的学习，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结束了全日制的学习阶段，可以开始从事更加高深的研究了。从这个角度说，“毕业”其实是人生下一个真正挑战阶段的开始，所以柳直荀认为将这个单词翻译成“毕业式”容易引起极大的误解，因为毕业二字“能引起自足的思想”，而这导致超过大半的学生毕业后“就和学术宣告脱离，再也不去研究了”。柳直荀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归结于祸害中国多年的科举制度。

科举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正式诞生于隋炀帝时期，科举真正成型是在唐朝。虽然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读书风气，增强了文科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袭制，使一些有才华的平民通过读书能有机会成为政府官员，但它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压制了学术创新和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还造成官场腐败。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

尽管科举被废除了，但是柳直荀认为它的遗毒依然存在。与中小学毕业生相比，大学生自认为学问已经很高了，自我满足感最强，所以很多人毕业后就不再学习和研究。其实在英语中，大学本科毕业是“undergraduate degree”，隐含着“尚未毕业”的意思，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本科毕业是不够的。一个人一生的知识绝大多数是依靠在学校打下的基础、在毕业后不断学习获得的，因此，柳直荀认为“研究学问是终生的事业，世界上的学术多得很，深得很，不是大学里三四年中所能够都知道的，所能够专精的”，所以他希望雅礼大学的毕业生不要受科举错误思想的影响，自认为“学问已经‘登峰造极’”，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世界上的学术没有‘登峰造极’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登峰造极’。”

柳直荀对雅礼大学的毕业生抱着极大的期望，说他们“是世上的光”，希望他们将来能影响社会，同时他也殷切地希望毕业生能以毕业之日当成起点，开始从事“精深的研究”，并带动社会一起“谋学术的进步”。如果能做到这些，既是个人的成功，也是雅礼大学的成功。柳直荀将“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这两句话当成送给毕业生的贺礼。

“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就是提醒毕业生毕业后不要自我满足、停滞不前，还要继续保持强烈的求知欲、坚持自己在求学阶段的理想和追求，这样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国家发展都至关重要。二十三岁的柳直荀能有这样的想法，充分彰显了他是一个热爱学习和研究、有着很高追求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有志青年。

据作者不完全统计，在上述至1921年6月为止的三十三名雅礼大学预科和本科毕业生中，毕业后曾赴海外（多数是美国）留学后归国的有十一人，在湘雅医学院深造后行医的有五人，在大学任教的有五人（四人担任过系主任或院长），在中学从事教育工作的有十四人，还有在1921年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病案室、使病案管理工作走向专业化的王贤星以及在其他行业勤恳工作的人（上述统计数字允许重复），可以说，他们基本达到了柳直荀对毕业生提出的“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这两个要求。

当今社会，科技知识日新月异，想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被社会所淘汰，人们就必须不间断地学习新知识和掌握新技能，反之就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更谈不上推动社会进步。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在数量上有了惊人的扩张，但在质量上良莠不齐。在校大学生知识面狭窄、技能市场化程度较低，加上产业结构问题，很多资金流向房地产和金融证券等泡沫经济行业，大量中低端行业对大学生吸引力不大，导致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很严峻。部分学生毕业后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目标和前进的动力。不少大学生为谋生计，毕业后要么是没有机会、要么是没有能力去研究现实中碰到的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和很强的科技实力支撑，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一直不高。高校科研环境也不尽如人意，浮躁、低层次重复式的科研较多，科技自主创新及科研成果转换滞后，某些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买办”思想较重。总之，中国在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柳直荀“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这两句话对大学毕业生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

柳直荀的第三篇文章是《女子参政问题评议》（以下简称为《女子》），写于1921年5月22日，发表于同年6月《雅礼学生杂志》第七期毕业号上。他在5月21日和22日连续发表了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其写作能力之强，可见一斑。这篇文章是三篇文章中字数最多的一篇，全文近三千五百字。以我们所能看到的民国时期印刷品、出版物皆“惜字如金”的风格，它应该称得上是长篇论述了。与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长于哲学思辨不同，柳直荀写作《女子》一文，采用的是以实证法进行演绎式分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种在刚刚过去的“五四运动”中促进在国内引入的西方学术方法，以其融汇了近代东西方人文学术的规范和体系，着重事实归纳，并且能演绎出一般规律的新的学术形态，正是当时中国的革命思潮，为不少学人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极力倡导和采用。如此，作为由雅礼会创办的长沙雅礼大学的在校学生，其学术背景，使得柳直荀在撰文论理时，这种学术自觉几乎是天然的。

所以，把《女子》一文通篇读下来，作者不禁感叹，柳直荀在成为职业革命者以前，已然是一位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了。他论文的写作方法，就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一篇问题意识强烈、范式清晰、写作规范、论证严谨的妇女参政问题述评研究的学术报告。

作者拟从常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文本写作的角度，对《女子》一文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女子》一文，问题的提出直截了当，即“在西方闹了两百多年的女子参政运动竟闹到中国来了”，而对待这种“洪水猛兽”，文章的论点是“这是很平常的事，用不着‘手忙脚乱’来抵抗”，非常明确。

接着，柳直荀用较大的篇幅，对观察到的国内外女子参政的形式和方向进行了综述，此实证研究过程中，体现了他较娴熟的叙事能力。柳直荀选取当时世界上三个主要的先进国家作为分析单位，通过深入观察和资料搜集，梳理了法、英、美三国各有特点的女子参政问题历程，对历史事件、法律动议和社会影响，各有介绍和阐释。比如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其宝贵思想遗产就是“自由”“平等”，所以，它也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就政治参与平等进行专项立法的国家。

在英国，关于女子参政的发展进程，柳直荀在分析中认为是充满了和平与激烈。从近代女子参政运动的始祖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1867年提出女子应有参政权开始，两派就以自己的方式，纷争不断。和平派是“唤起舆论的同情”，激烈派则“行为暴烈”，选举法中关于女子是否有参政权的法案，也在不断修改中。有意思的是，柳直荀的评述认为：“英国的国民性正和中国北方的人民一样，顽固守旧，不用极大的锤去打，是不动的。”即使这样，他还是肯定“他们的暴动在文化史上是有价值的，有意识的”。

关于美国，这个“最新的国”，因为它要摆脱原有的“欧式”阴影，建立全新的美国精神与美国文化，所以在女子参政问题上，朝野上下态度比较坚决，所以柳直荀认为“他们的运动也比较的易于成功些”。他们在1840年才提出女子参政问题，“到去年（1920），美国四十八州的全体竟将女子参政完全通过了”。说是容易，只是相对而言，其间八十多年的抗争，同样漫长而艰辛，尤其是此后的政治性别歧视，困境仍然存在。此是后话了。

行文至此，“中国的女子参政运动怎样？”是《女子》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柳直荀接着亦在文中进行了详细论述。

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正处于刚刚经历了摧毁王朝体制以重建现代民主的共和体制的关节点上，关于女子参政的话题，一方面大多数人还处在蒙昧状态，尚不知参政为何物，另一方面，却也有极少数人做出“石破天惊”的举动，引起舆论的热议及坊间的惊愕。比如曾被孙中山先生称赞为“巾帼英雄”的唐群英，在1912年，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后又在同盟会决议改组国民党时，质问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并在盛怒之下冲上台，打了他一记耳光的“掌掴事件”。这些“旧闻”，直至今日，主流均是给予肯定的，唐群英还被誉为“一代女魂”。但是，当时的柳直荀却在《女子》一文中很冷静地认为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事件，并不能说明中国女子已经参政。他甚至用很不屑的口气谈到这位同为湖南人的著名女士：“唐群英他们并没有真的觉悟，带着一种出风头的性质”。是否觉悟，可能是他认为中国女子参政运动的结果与英美等国结果的差距所在。

按照社会科学研究文本的结构，综述后即要开始运用资料阐明作者自己的研究结论了，《女子》一文正是这样。在这部分里，柳直荀以女性主义的范式，批判性的思考，客观、冷静地阐明女子应该而且能够参政的三个理由，并随后反驳了两个反对女子参政的理由，从法律上、男女身心的性别差异上、社会文化认知上、生活习惯上，乃至于国内外生活的观察中，方方面面，洋洋洒洒，以事实和数据进行了多方论述。对研究结果进行正反检验，显示了他良好的整合资料、逻辑演绎，以及文本撰写的学术功底。

与写作方式无关，但又引起作者注意的是，柳直荀在这部分内容里，表达了自己在女子参政问题上的态度，他写道：“我是不满足于现代政治的一个人，政客官僚，我固然反对，即清白的青年男子去从事政治运动，我也反对，因为我认为改造现在的世界，不是政治运动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也反对女子参政运动，我劝女子不要从事于参政运动。但若是现在的政治存在，我寻不出甚么理由去反对女子参政。”这段表白，现在来看，笔者认为，它是柳直荀《女子参政问题评议》研究后阐明的个人观点，从中，可看出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的不满态度，对女子参政运动的矛盾心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在两年后（1923年）入党，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选择。

按照研究文本写作规范，《女子》一文的最后一句，柳直荀没有忘记对帮助他完成文章的杂志和书籍致以特别感谢。这个细节，也是作者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体现，耐人寻味。

近百年过去了，今日世界，政坛上尽管女总统、女首相已不罕见，女性官员更是在平分秋色，但女子参政的问题，仍然是社会话题，学术研究的热点。即使在美国，也还要不时呼吁，才能引起关注与支持，中国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可说任重而道远。作者想说的是，1921年柳直荀就研究这个问题，体现了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以及民主思想的光芒。

五

柳直荀1914年至1924年在雅礼读书的十年期间，十分积极地参加学校的许多活动。例如，他在1918年12月第三期《雅礼学生杂志》中任副经理。同期第一页《校闻》“食堂新制”中提到，因为学校食堂采用传统就餐方法，很不卫生，学生们虽然很想改革除弊，但一直没有效果。后来青年会卫生部长李震鹏又提出此事，通过与同学和教职员工的协商，终于使学校同意“每人加用箸二、匙一以为由公簋取菜之用，又盘一为置菜之用”，这项使用“公筷、公勺、分食制”就餐的措施实行了几个月后，“同学均极称善云”；之后，柳直荀等六名学生还专项负责检查学校饮食起居卫生的情况，1919年6月第四期杂志的《校闻》第三页“注重卫生”中记载道：“校中于饮食起居之卫生素极注意，犹恐校役疏懒、有不洁之处，已由校中指定李君震鹏、吴君家任、柳君直荀、彭君礼祺、周君纯熙、谢君国瑛等六人，专司调查校内卫生各事，得随时纠正校役，与管理员之指导有同等之效力。”1921年1月，柳直荀还与陈睿共同发表了《校闻》，在第六期杂志第四十八页报道了“雅礼1920年秋季开学、同学赴美、理化教室落成、秋季运动会、周铁山新著以及为雅礼图书馆募款购书”的消息；1921年6月，柳直荀、谢国瑛、王光鼎和陈纯粹四人担任杂志第七期（毕业号）中文编辑；1922年5月，柳直荀任第八期杂志总编辑；1923年12月第九期杂志中，柳直荀和李师泌等十一人任编辑部成员，第十页“校内生活”一节特别提到“本校大学毕业同学会新选柳君直荀为本年会长”；1924年6月，柳直荀和陈睿等九人任第十期杂志编辑部成员。

雅礼大学预科1919年毕业生赖琏（又名赖景瑚）多年后回忆道：“在雅礼时，柳直荀与我私交最好，也最亲近，相约他学医，我学工。”虽然柳直荀之后选择学习教育学，并与赖琏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但赖琏始终认为柳直荀是“一个有理想有热忱的忠厚人”；二战初期拯救过一千多犹太人的中国著名外交官、1926年雅礼大学第十五次毕业生何凤山博士在回忆文章中特别提到“在创办协均中学的团体中大名鼎鼎的”柳直荀：“此人修长清秀，人极和蔼，惟不多言”，他深情地回忆了与柳直荀、柳瑟虎（何凤山的同班同学）兄弟俩在雅礼的交往，讲述了柳直荀、陈虔僧（又名陈乾生）、陈纯粹和李至哲校友创办协均中学的故事，以及他在协均中学执教的经历。

从这三篇文章可以看出，青年柳直荀十分重视雅礼图书馆及长沙文化的建设，号召大家“助款”“捐书”；他对雅礼大学毕业生提出“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这两个殷切的希望，期望大学毕业生能终生研究学问并带动整个社会学术的进步；同时，他受过良好的正规学术训练，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积极支持妇女积极参政、改造社会。虽然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如果柳直荀沿着学术这条路走下去，毫无疑问，他至少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甚至也能像他的一些同学一样成为教育学方面的专家、教授。不过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最后竟惨死在“自己人”的手里，的确令人扼腕痛惜。

六

第一作者负责分析柳直荀前两篇文章，并按照现代标点符号习惯整理输入柳直荀的三篇文章，收集相关照片（按照美国版权法，文中所有照片均无版权使用限制），使用ABBYY FinReader第十四版软件及Photoshop对三篇文章的影印本进行处理；第二作者负责分析第三篇文章。

第一作者（下同）感谢耶鲁大学手稿和档案部的Stephen Ross主任在购买《雅礼学生杂志》方面提供的帮助，也感谢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授权引用珍贵史料。作者也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Burke Library的BettyBolden女士（已退休）和Matthew Baker主任对作者在2014年年底查找雅礼会史料时提供的热情帮助。作者特别感谢湖南长沙的骆霞（柳直荀的外甥女）和衡阳的王道伟（柳直荀的外甥，其父母是雅礼中学和衡阳医学院的老教师王齐家和柳学水），骆霞与作者对柳氏家族历史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最后，作者感谢湖北大学教育学院赵厚勰副教授、长沙的王兴国研究员（退休）、王树泽和于鹏远、乌鲁木齐的黄继溥及湖北监利的李光荣对初稿提出的建议。

（作者单位：李忠泽，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罗慧，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