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地下斗争的回顾

涂西畴

涂西畴（1914—2007）湖南省辰溪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参加中共湖南省工委军事策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大学教务长，湖南财经学院教授，湖南财经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

1949年元月下旬，我从广州回到长沙。经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同意，留我在长沙参加对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及其部属的策反工作。当时我的社会职业是湖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我回到长沙后，省工委成立了军事策反小组，余志宏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根据省工委安排，余志宏主要做程、陈两将军及其周围人士的工作，我和组内其他成员主要做程、陈部属及其中下层军官的工作。我们既各有对象和重点，又相互配合与协作。

3月中旬，省工委决定把“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以下简称“民促社”)交给我联系。民促社是经省工委批准成立的秘密统战团体，由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一区铁道军运输指挥部少将副指挥官陈采夫等串联组成，其成员是一批在湘爱国军人，如驻长沙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湘东师管区补充团团长刘鸣球、省水警大队长胡甫之、省保安司令部高参李峨九等。前段时期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刘寿祺和该社联系，马子谷在其中做了许多工作。

5月，陈采夫在省工委的部署下，前往湘西地区开展工作，并出任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我一方面组织“民促社”成员利用各种关系进行策反工作；一方面由姜和瀛、刘鸣球等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保护我地下工作人员和民主进步人士的安全。当时我化名“陈力”，确定陈采夫的儿子陈克朗为我的联络员，他名义上是“民促社”的秘书。我和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接触，都是通过陈克朗约定相会的。与“民促社”一般成员的联系由陈克朗负责。

据马子谷介绍，姜和瀛为人耿直而重交情，又是马的小同乡，诚心弃暗投明。我与姜联系后，他驻长沙的一个营掩护我党地下活动起了很大作用。姜的族弟姜定华，任程潜的警卫大队长，是保卫程潜起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刘鸣球也是马子谷的小同乡。经他策反后，刘所部补充团在掩护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胡甫之的水上警察大队，掌管三岔矶到猴子石的水上交通。他经策反后，对于我地下工作人员携带机密文件和军火物资等通往河西湘中地区，提供了方便条件。我经常与上述几位秘密接触。在长沙和平解放前的四个多月中，“民促社”成员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为策反第一兵团爱国军人团结起来推动陈明仁举义并掌握重要军事情报，省工委指示我策反该兵团参谋长文于一。事前，“民促社”成员郭洁诚向我介绍了文的经历。我们研究后，认为文能为我党做些工作。我同文接触后，文果然表示愿为湖南和平解放出力。他参与营救了被捕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数十人。1949年5—6月，白崇禧制订了一个军事部署及作战计划，文及时通过我转报了省工委。同年6月，白崇禧接到密告，令陈明仁将参加“民促社”的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等七人逮捕。姜因出差至邵阳而未遭逮捕。文于一即将此事告我并转报省工委。省工委指示文全力营救。文乃向陈明仁进言，陈明仁亦在审讯中设法庇护。一方面被捕人员如副团长孟文楷、营长刘元凯等矢口否认；一方面陈在审讯时指赵冠湘(告密者)挟嫌诬告。赵因无人证物证，又孤掌难鸣，最后赵败诉而孟等获释。白崇禧退驻衡阳前夕，曾下令第一兵团破坏粤汉铁路汨罗至渌口的桥梁以及长沙附近可供我军利用的水陆交通与通信设施，文将这一情况转报我党后，与各有关方面协同设法阻止了这一破坏计划的执行。

1949年2月，余志宏通知我说：经周里批准，由你化名“陈力”去做张严佛的策反工作。张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中将特务，弄不好会造成大祸，余知我有顾虑，便详细介绍了张的情况，说他虽是大特务，但已倾向进步，并已由其妻弟李石静(中共预备党员)做过一些工作。我接受任务后，即在长沙市西园北里一栋楼房里，由李石静引我与张见面。时已深夜，张与程星龄、马子谷等正在打麻将。我去后，他们停止了打麻将。张请我到隔壁一间房里交谈。几句客套话之后，张表示愿立功自赎，为湖南和平解放做些工作。我着重向他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并希他尽力促程潜、陈明仁举义；控制军统特务，保护我地下工作人员与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及时提供有关情报。张接受任务后说：“湖南有一部分军统部属我可指挥，但毛人凤派湘的一批亲信，我难以控制。”我对这点表示理解，希望他尽力而为。最后，我们约定联系办法。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决定策反张是正确的。张对促成程、陈义举也起了一定作用。

1949年5月，省工委交给了我新的任务，领导策反过来的国民党武装。当时策反过来的武装有：由方配姒策反过来的国民党长沙空军站蔡晋年部和桃江四县联防指挥部以及益阳保安一团；由汤菊中、汤子声兄妹和王平等策反过来的武装。汤菊中利用家族关系，策反了第一兵团十四军副军长兼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部，联系了国民政府交通部警察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张先正，第九总队第三大队长毛羽芳，湖南省保安第三旅少将副旅长兼第八团团长王谨权。当时省工委要我联系的还有公路总局总工程师兼长沙办事处主任成从修，长沙警备司令部机要文书曹博、李文深等。汤子声、方配姒作为我与前述人员的联络员。我化名“黎明”。

张先正是1949年6月3日经汤菊中介绍与我见面的，地点是戥子桥小学其妹汤子声家。张曾于同年3月20日，在醴陵火车站率警卫区队30余人，将一辆装有美式军械由江西运往台湾的列车截留，将这批武器返运株洲并缴到了长沙绥靖公署，计有各种枪支8000余件和大批弹药。张先正后被程潜明捕暗保。程潜对营救张的仇鳌说：“张先正暂关监狱中比在外面安全，在外面特务会暗杀他的。”6月1日，程将张释放。张与我见面后，即搜集其被打散的部队，参加了地下武装斗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暂五师代师长。湖南和平起义后任益阳专署参议，后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与陈采夫有交往的省工业会理事长、省参议员陈云章对我说：“湘东师管区司令蔡杞材，拥护湘省和平运动；省保安突击大队长陈扬汉，愿率部起义。”我将此情况向省工委汇报后，与蔡、陈取得联系。他二人在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陈云章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多方面的协助和支持，他家也是我们秘密会晤爱国进步军人以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地点之一。

“民促社”成员刘人奎，时任省保安独立旅旅长(后改为独立团)。经我们策反后，他在长沙至浏阳的公路线上，成为我们能直接指挥的一支军事力量。驻邵阳的原湘西师管区司令戴文，曾来长沙和我会晤过，并愿与中共邵阳地下组织领导的各种武装力量配合，为迎解而共同战斗。

总之，至1949年春末，由我直接联系策反和省工委策反并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共三万余人(不含陈明仁兵团和省工委领导的湘中地区武装)。这些部队重点部署的地域，是扼守通往湘西的要道，对切断白崇禧部湘西南的交通线，护卫湘中游击区，保卫省城免遭破坏，保护我地下工作人员及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长沙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活动更加猖狂。长沙克强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高继青，首先被特务于1949年6月中旬暗杀；接着，我地下党员李克欧又被杀害。随后，浏阳县黄卫中、王绳祖、朱高阳、黄竟存等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指挥员黄卫中被捕牺牲。“民促社”成员省保安司令部高参廖湘在邵阳遇害。我们派往益阳的湖南大学学生夏子安等三人亦被捕。省政府卫生处长龙伯坚，因掩护省工委书记周里和为我党游击队提供药品等，被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

上述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省工委感到白色恐怖严重，即由我派联络员陈克朗与张严佛联系。张约我至蔡锷路易天凤金号楼上会晤。张首先表示歉意，并说他的行动也有人监视。张还告诉我：“毛人凤又派了一批军统特务来到长沙，并已注意我的行动。我手下只有任建冰、黄康永等几个人，无法控制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钧所领导的一伙特务。毛健钧和新任国防部保密局湖南站站长夏松等，都是毛人凤的亲信。此外，白崇禧自己有个情报组织，最近亦很猖獗。”我知道他在叫苦，便要他尽力而为，多做工作。张表示尽力去做。

1949年6月下旬，省工委一度打算把一些同志撤出长沙，以防不测。但是，没有人愿离开这激烈斗争的阵地。我与余志宏、欧阳方等决定顶住这股黑浪，机智而勇敢地与敌周旋，直至长沙解放。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通电起义。通电发出后，陈明仁的第一兵团有半数官兵叛逃。但是，叛逃中的大批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都系裹挟而逃的。因此，不少人又脱离叛军投向人民。我这里要提到的是第一兵团第一百军直属炮兵连连长牟忆学。他倾向革命较早，由湖南大学教授林汉藩介绍与余志宏认识，接受了省工委的领导。后来牟又由我联系。他所领导的炮兵连在军长杜鼎叛逃时，一起被胁迫拖走。行至中途，牟趁黑夜和有利地形，摆脱了叛军部队，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回到长沙与解放军会合。

1949年7月20日，白崇禧总部陆、空联络通讯组长李人珍告我：“自己准备撤离长沙，我不愿跟随前往。”我即要他隐蔽起来，并以“长沙空军人员联谊社”的名义，团结进步官兵，保护空军站的物资器材，不让白运走。7月21日，白崇禧离长赴衡阳后，文于一告我：“白在离长前下了一手令给陈明仁，要其在解放军进到郊区时，将长沙至汨罗段铁路上的桥梁、长沙市内的交通设备、发电厂、自来水厂等一律炸毁。”陈明仁未执行这一手令。这时，周里指示我负责迅速组织地下军事指挥部。我与余志宏、欧阳方等研究，商定成立“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以姜和瀛(化名姜勋)为指挥员，刘鸣球(化名刘正)为副指挥员，我任政治委员。所有驻长沙市内已策反过来的部队，由指挥部统一指挥。当时长沙市内可以使用的武装，计有宪兵第十团的一个营、湘东师管区补充团、省水上警察队、省会警察部队、长沙自卫总队等，共3000多人，有力量制止敌特的破坏与捣乱。此外，第一兵团七十一军第二三二师亦由陈明仁调来长沙，担任警卫城郊、迎接解放的任务。蔡晋年、李人珍等已将空军站的人员串联起来，成立了防空组。我们把市内分成东南西北中五个布防区。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在两处设有指挥部；一是在太平街；一是在天鹅塘新化矿商段楚贤住宅的地下室。省工委书记周里曾详细审阅了我们的部署方案，亲自到段宅检查，并说：“不要让敌人破坏长沙一片瓦，要尽力保护长沙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持良好的秩序，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

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成立后，我们即要姜和瀛派宪兵将白崇禧留在城里的工兵爆破排赶出城，将他们已安装在各较大建筑物的黄色炸药全部取掉。白崇禧离长后，长沙的国民党特务感到末日来临，纷纷逃散。当张严佛告诉我夏松已逃至益阳家乡时，我即要郭洁诚电话通知益阳专员蔡杞材将其逮捕。蔡派人搜捕时夏已逃走。随后，我们又通过有关人员将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钧逮捕关押在宪兵团。后因陈明仁的干预，终将其放走。当时陈明仁已表示愿意通电起义，但坚持要放走毛健钧。为顾全大局，只好做出让步。

1949年7月31日傍晚，空军站蔡晋年急来向我汇报：“空军站接到衡阳电报，明天上午八时有要人乘飞机来长沙。”我一方面要蔡将这架飞机扣留。蔡亦认为这是为人民立功的机会，并说：“我可亲自驾驶这架飞机飞往华中解放区。”另一方面我忙将此事向欧阳方、周里请示，他们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后来姜和瀛告诉我：“飞机上来的是黄杰和邓文仪，还带来一批武器。他们可能是来劝说陈明仁的。”8月1日中午，姜和瀛又急告我：“陈明仁不同意扣留，连同毛健钧等，都要放他们回去。”当时我感到很吃惊：陈明仁已决定要通电起义，为何又要对蒋介石做人情。后省工委为照顾大局，指示我们不要扣留人和飞机。我们只好照办。

长沙解放后，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已完成其历史任务，随即宣告撤销。我和余志宏、欧阳方等向负责公安工作的徐启文、夏印、艾群等汇报了前段治安情况。张严佛亦将他所了解的军统组织和人员写成材料交夏印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