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人熙三位治船山学的弟子

王兴国

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号蔚庐。湖南浏阳人。他一生十分推崇王船山，其对船山学最大的贡献，是在清代末年培养了三个学习和宣传王船山的著名弟子，即谭嗣同、王芝祥和贝允昕；中华民国成立后，又积极倡办船山学社，并为此而竭尽了他晚年的全部心力。对刘氏创办船山学社笔者另有文章论述，本文着重介绍他如何培养三个治船山学的弟子，以纪念王船山诞辰四百周年，纪念刘氏逝世一百周年。

一

谭嗣同（1865—1898）师从刘人熙是在光绪十五年（1889）。这年四月，谭氏携其侄传简抵北京，拟参加顺天府恩科乡试。此时，刘氏任会典馆纂修官总校官。刘人熙一见谭嗣同，就感到他“才气横溢，瞻视不凡，前与瓣姜先生（欧阳中鹄）书，谓似陈同甫（亮）”⁽¹⁾。就是说，刘人熙对谭嗣同的第一印象，就是感到谭氏具有鲜明的“霸王经世”色彩，这与他自己青年时代的思想倾向十分相似。为了将谭嗣山的思想纳入儒家正统思想的轨道，首先就必须帮助他认识以陈亮为代表的“霸王经世之略”的学术根底浅薄。这就是1893年刘人熙在《复谭生嗣同书》中所说一段话的实质：“来书言往者不自揣，喜谈治世之略。乃正其不能自治之见，端此正道着同甫病处，亦冀足下久自见之，今知之矣，则知同甫之不足为学的矣。”所谓“同甫病处”，指陈亮与朱熹喜“谈性命而辟功利”不同，他专言功利而“嗤咄性命”。所以刘氏认为，“同甫之不足为学的”，就是说，陈亮的学说不足为学习的榜样。对于这段学习经历，谭嗣同在《报刘淞芙书一》中也有过记载：“既而薄上京师，请业蔚庐，始识永嘉之浅中弱植，俶睹横渠之深思果力，闻衡阳王子精义之学。”⁽²⁾必须指出，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叶适，陈亮则是永康学派的代表。但是两个学派不仅地域、时间相近，而且共通之处是都是主张功利之学，所以刘人熙与谭嗣同往往都是将陈亮与永嘉学派并称。所谓“浅中弱植”正是说的学术根底浅薄。“横渠”指张载，“精义之学”指理学，谭嗣同在《石菊影庐笔识·学篇》七十七说：“宋儒以善谈名理，称为道学，或曰理学。理之与道，虚悬无薄，由是辄易为世诟病。王船山先生乃改称精义之学，然不若六朝人目清谈元（玄）旨为义学也。义学乎！义学乎！其斯为学者正名之宏轨乎？”(3)这说明，谭嗣同与刘人熙都是将船山学说归之于理学的范畴。

谭嗣同

在刘人熙的指导下，谭嗣同“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他在1893年致刘人熙的信说：“前命肆力《四书训义》，伏读一过，不敢自谓有得也。然于‘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始知内省不疚之后，大有功力，非一省即已。虽然，功力果安在？以意逆之，殆《中庸》之云乎？夫欲不忧惧，必先省无可忧惧，所谓无疚也。无可忧惧，仍不能不忧惧，则亦忧惧之而已矣。故以无可忧惧治忧惧，不如以忧惧治忧惧。若曰无可忧而忧，无可惧而惧，是则可忧也，是则可惧也。”⁽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出自《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子”章：“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刘人熙在复谭嗣同的信中，首先肯定他所说的“以无可忧惧治忧惧，不如以忧惧治忧惧”，“非真为己者不能及此”。但是，刘氏认为，这种说法，“于理虽可通，而于‘司马牛问君子’一章本旨，则不免有牵合儱侗（笼统）之弊”。因为这章所说的“不忧不惧,盖指得失死生祸福而言，内省不疚，亦指一境一事而言。船山恐人不易明了，明言如司马牛兄弟之亡，岂内省有疚使然，无疚而忧惧是庸人为利害所摇一大病，则不忧不惧，正有知言养气全副本领。……来书未曙乎此，故不免支蔓。”⁽⁵⁾刘人熙这封信表明，他在指导谭嗣同读王船山著作时，是非常具体和细致的，其目的在于使谭氏能完整准确地理解船山思想。

刘人熙与谭嗣同之间师生之情虽亲密，但他们并不掩饰彼此之间的观点分歧。刘氏在1895年写过一篇《书〈兴算学议〉后》，对欧阳中鹄印行的谭嗣同所写的著名的《兴算学议》进行评论。刘氏在文章开头虽然肯定欧阳中鹄和谭嗣同“其心苦，其言辩”，但对谭嗣同关于“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的主张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取外夷之长虽然是必要的，“奈何取一二呫哔之士，使从事焉，且欲废科举以驱之。吾恐徒长浇风，使人弃四书五经为敝屣”。可见刘氏所坚持的还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刘氏对谭嗣同“盛夸外夷，若古之黄农”也十分不满，他说：“独不思数十年来外夷之荼毒我生灵者，狠若虎狼，毒如蛇蝎，有人之心，无不愤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孟子所谓率土地食人肉者，而谓有如是之黄农乎。此船山王子所谓杀之不为不仁，绐之不为不信者。正今日办洋务之枢纽。”刘人熙在最后指出：“极舍人（欧阳中鹄）谭生之旨趣，吾惧周孔之道，不难为土苴，是为郭侍郞（嵩焘）推波助澜也，岂不惜哉！”就是说，刘人熙认为，欧阳中鹄和谭嗣同不过是步著名洋务思想家郭嵩焘的后尘，并为之推波助澜的。值得注意的是，刘人熙在此文中再一次批判陈亮的功利主义：“陈同甫自诩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智勇，要其所见不出功利，岂非植根者浅与。”⁽⁶⁾这是因为谭嗣同这时的功利主义思想复萌。对此，谭氏在致唐才常信中说得十分明白：“来书盛称永嘉，以为可资经世，善哉言乎。往者嗣同请业蔚庐，勉以尽性知天之学，而于永嘉则讥其浅中弱植，用是遂束阁焉。后以遭逢世患，深知揖让不可以退萑符，空言不可以弭祸乱，则于师训窃有疑焉。夫浙东诸儒，伤社稷阽危，烝民涂炭，乃蹶然而起，不顾瞀儒曲士之訾短，极言空谈道德性命无补于事，而以崇功利为天下倡。揆其意，盖欲外御胡虏，内除粃政耳。使其道行，则偏安之宋，庶有豸乎。今之时势，不变法则必步宋之后尘，故嗣同于来书之盛称永嘉，深为叹服，亦见足下与我同心也。”⁽⁷⁾这清楚地表明，谭嗣同奉行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而刘人熙则并未因谭嗣同为国死难而讳言他对其著作的批评。例如，他在1915年发表于《船山学报》上的《〈尚书引义〉笺》中，当船山谈到“恍惚之间，若有见焉；窅寂之中，若有闻焉；介然之几，若有觉焉。高而亢之，登于九天；下而沉之，入于九渊。言之而不穷，引之而愈出”时，刘氏笺曰：“谭生之《仁学》，好知而荡。惜乎，未见其止也。”⁽⁸⁾“荡”有“荡漾、浩荡”之意。所谓“好知而荡”，是说《仁学》一书虽然知识面广博，但是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思想还未定型。可惜，他死太早了，未能看到他的最终造就。

王芝祥

二

王芝祥 (1858—1930)，字铁珊，为刘人熙之内弟。直隶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先在河南任知县，后调广西为知府监司。1907年署广西按察使，旋改名提法使。1911年任广西布政使，兼中路巡防队统领。辛亥广西独立后1911年11月被推为广西副都督。民国元年(1912)元月以北伐为名，率巡防6大队北上援鄂。3月，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三军军长兼本部高等顾问，并任南京留守府军事顾问。袁世凯当政，组织统一共和党与中国国民党合并，任国民党理事。唐绍仪组阁，与国民党协议，推王为直隶都督，被袁世凯拒绝，改任南方军宣慰使。后曾任国民党理事、京兆尹，1924年任侨务局总裁。此后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曾任中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

光绪七年（1881）春，王芝祥受业刘人熙门下，“其姊遂得相识，慕公为人，特存钟爱，王父光禄公屡谢媒妁，贤公而婿之，不以公清贫多病为虑也”⁽⁹⁾。目前我们尚未掌握王芝祥直接对船山思想的论述，但在刘人熙所撰的《〈尚书引义·舜典四〉笺》中，当笺到王船山谈肉刑的危害性时，刘人熙说：“王芝祥氏曾充河南普育堂委员，见其中残废之徒性与人殊，以是叹肉刑之必当废也。”⁽¹⁰⁾光绪十二年（1886）春，刘氏于坊间购得道光年间王氏守遗经书屋刊刻的《船山遗书》，他发现此书中所收的《四书训义》在曾国荃刊刻的金陵本《船山遗书》中未收，但认为这是部重要著作，在《钞〈四书训义〉数纸付家弟书》中写道：“国家以经义取士，讲章叠出，大约不离帖括之习。若夫抉经之心，执圣之权，未有若船山先生《训义》者也。先儒传经者众也，至有宋诸贤出，乃并孔孟之所以致此者而得之，是以大义立而微言彰也。船山此书，又并朱子之所以然者而得之，其示学者以希圣之途，可谓披荆棘而由康庄矣。虽其间颇有异同，要为紫阳之诤友，非若毛西河辈之攻击不自量也。此书板在湘潭，毁于兵火，已致书彭、曾两公，劝其刊以行世，未知能得否？”⁽¹¹⁾船山的《四书训义》是在朱熹《四书集注》的基础上对《四书》作进一步的阐释，所以刘人熙说它“并朱子之所以然者而得之”，尽管此书对《四书》的训义与朱熹的集注“颇有异同”，但这是属于学术上是切磋，与毛奇龄的《四书改错》一味对《四书集注》进行攻击不同。“彭、曾两公”指彭玉麟和曾国荃。但刘人熙的这一建议未能实现。他转而找其学生王芝祥筹资刊刻。于是王芝祥便以其家族的堂名“啖柘山房”的名义，于1887年重刻了《四书训义》。刘人熙为重刻此书写了一篇序。在序中，刘氏首先论述了船山的学术地位：“其为学，旁搜远绍，浩瀚宏深，取精百家，折衷一是。楚人士称之曰：‘周子以后一人而已。’天下学士宗之曰：‘孟子以后一人而已’。”序中除了说明重刻《四书训义》的原因外，还着重论述了朱熹的集注与船山有关《四书》几本著作之间的关系：“尝试论之，《集注》发四子之微言大义，并其所以至此者而亦传之，使学者得入其门焉。船山《训义》，发紫阳之微言大义，并其所以至此者亦传之，使学者得入其门焉。自有讲义以来，未之或能先也。……《训义》专以《集注》为宗，《稗疏》（《四书稗疏》）、读《大全》（《读四书大全说》）诸说半不羼入，盖其慎也。若心所独契，确然质百世而无疑者，则亦不与《集注》苟同。惟其深知前贤，是以不阿所好，功臣诤友，盖兼之矣。”⁽¹²⁾此序写于“丁亥正月元日”，即1887年正月初一日。到了这年“季秋月”即农历九月，刘人熙又以“小桃原里人”的名义写了一篇《啖柘山房本四书训义校勘跋尾》，刘人熙的老家是浏阳县枨冲镇小桃源里（今属杨家垅村），所以他自称“小桃原里人”。这说明，刘人熙为重刻此书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进行校勘。《船山全书》的责任编辑杨坚在《〈四书训义〉编校后记》中说：“啖柘山房本在付梓前颇费精勤，于底本误字每予改正。”⁽¹³⁾对于啖柘山房本《四书训义》的历史作用，刘人熙在《船山学报叙意》中有过说明，他在谈到近代《船山遗书》的刊刻过程及其社会影响时说：“道光之季，其（指船山）裔孙世全始刊其遗书经部于湘潭，未几毁于兵燹。同治之初，既平洪杨之难，湘乡曾氏兄弟爵为通侯，刊行遗书于金陵，世家大族乃有其书，然未通于社会也。光绪之季，废时文，改经义策论，坊间始刊行各种史论，及通县王芝祥所刊之《四书训义》,而应试之士子皆知有船山矣。”^(14）“这说明，刘人熙、王芝祥所刊行的《四书训义》对于在“应试之士子”中普及船山著作是起过较大作用的。而王阁运则在1915年写的《邗江王氏族谱叙》中说：船山的“故国之思，不咎君相，而但恨代者，以致二百年为乱党藉口。有王芝祥、刘人熙雠视故君，而亦藉口云船山之学。”⁽¹⁵⁾这一评论则是从政治上着眼的。

在民国初年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的过程中，袁世凯为了镇压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派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后任湖南都督；汤在长沙大肆逮捕国民党人，并清理谭延阊的势力。为免被殃及，刘人熙接受刘善泽的建议，暂避回浏阳，船山学社的筹办工作进度受到影响。不久，王芝祥借其好友陈宦(时任中华民国参谋本部次长)的关系，拜托汤芗铭照顾刘人熙，所以刘人熙被聘为都督府政治顾问，“汤都督芗茗(铭)送来政治顾问聘书”⁽¹⁶⁾。随后刘人熙被派北上调查直隶东三省垦殖状况，他 便利用这个机会到北京政府活动，促进了对创办船山学社的批复。在北京期间，刘人熙住王芝祥家，并且邀请王芝祥等人联名上书大总统袁世凯，加速了船山学社成立的进程。对此，《船山学社大事记》有记：民国二年秋，“时湖南都督谭延闾去职，汤芗铭接任，解散富训商校，以思贤讲舍为武

学社。蔚庐先生在京闻之，因会同鄂绅夏寿康、直绅王芝祥、苏绅张謇、庄蕴宽等，公呈大总统府，请准令行湘督，准予继承旧思贤讲舍及思贤书局，为船山学社社址；并查照湖南省议会议决，岁拨本社经常费四千元原案，由国税项下拨发”⁽¹⁷⁾

1915年9月1日湖南大公报创刊时报社同人合影

三

贝允昕(1865—1929),字元征，浏阳县船仓人。少与谭嗣同交往甚笃。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后在湖北抚署和福建、广西藩署掌管文案10余年，在浏阳文华、围山书院任过山长。戊戌政变后，贝氏慨叹“民智之不开，朝政之日敝，由教化之不行”,乃于光绪三十年(1904)去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回国后，在广西梧州师范学堂等校任教，旋返湘任中路师范学堂监督兼教务长及高等学堂法制、经济教师。1912年谭延闾任湘督，贝允昕任法制院院长。次年，他离长沙去北京，依国务总理熊希龄，任政治会议议员。1915年，回湖南任公立第一中学校长。适汤多铭任湘督，大量削减教育经费，学校被迫停办。该校教师罗元鲲等在贝允昕支持下，筹集资金，将学校改为私办，更名妙高峰中学，推贝允昕为董事会总理。1915年，贝允昕与刘人熙合办湖南《大公报》,他任副社长。创刊号上，他亲撰社论，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指出“妄图窥测神器，变更国体……国家危，莫大于此”,要“唤醒睡狮，遏彼凶残”。1925年起，贝允昕除主持妙高峰中学和湖南《大公报》外，还专司律师业务，担任长沙律师公会会长，并先后倡办财政学堂、新民法政学校、湘东女校等。湘中不少教师、律师皆出其门下，时人誉为“校长之长，律师之师”。

贝允昕对船山学的重视，与刘人熙的教导分不开。民国十九年(1930)出版的《船山杂志》第四期曾刊登一篇《贝 元征先生与船山学社》的文章称：贝氏“自幼从其外舅刘蔚庐先生受《船山遗书》”。在读了《春秋家说》后，贝氏慨 然说：“夷夏之防，其严若此，民族存亡，此亦匹夫之责也。”在读了《龙舟会》杂剧之后，他又感慨说：“以一弱女子而能深入盗穴，身报父仇。吾辈亡国数百年，曾(静?)吴(三桂?)之或报，须眉大夫，乃一女子之不若，其如所谓民族主义何耶?”从此以后，贝氏革命之心益坚，信仰船山之心益笃，而其创立船山学社之念，即已隐伏于此。文章进而指出，先生居恒以阐扬船山学说自负，足迹所到，辄以《船山遗书》自随。其家藏一书，丹铅灿烂，视为至宝，寝馈钻研，功无与匹。民国二(三)年，蔚庐先生创办船山学社，寓革命精神于社会教育，命贝氏主讲席。元征喜其如愿相偿，遂毅然身任其艰，推敲精义，广授稠人，昕夕不少倦。在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时，贝氏窥破隐谋，乃于讲授时唤醒同人。民国五年(1916)洪宪年号取消，湘中人士推蔚庐先生为湖南督军兼省长。蔚庐先生以先生参赞幕府，兼任船山学社社长。”这里所说“兼任社长”一说不确，据《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贝允昕于1918年秋至1919年秋担任过船山学校校长。在船山学社与艺芳女校为地界发生纠纷时，湘督张敬尧下令学社他迁，以社舍为艺芳校舍。贝允昕与社长彭政枢一道曾据理力争。⁽¹⁸⁾

就在贝氏任校长期间的1918年7月28日，湘督张敬尧中夜纵兵入船山学社，杀社员吴灿煌及客程鹏。对于程鹏的身份，《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是这样记载的：“客安徽程鹏由上海来，以外交后援会名义，向张督有所接洽，适就吴宿，遽与其难。”^（19）而《贝元征先生与船山学社》则是这样记载的：“民国八年张敬尧督湘，湘人恨之，较傅(良佐)尤甚。孙总理(中山)知湘人求解倒悬，至为迫切，乃派程烈士鹏、吴烈士灿煌为湘中生(坐?)探，乘便起兵，下榻船山学社。乃事不密，为张敬尧侦知，吴、程同时遇害。”此时，人咸以为贝元征危甚，有的人建议他避地而逃。贝氏说：吾以船山学说为己任，学说未明，吾将焉往? 况且畏危苟安，也是与船山学说相反的。结果，他没有躲避，而张敬尧素震贝氏之名，所以也不敢加害于他。当时，学社经费最苦，贝氏恒欲推广学社活动范围，以遂其平日服膺船山之素心，所以他不但在年终时不支一薪，而且由私囊贴洋五百元。

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3年湘督赵恒惕以“以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将自修大学查封，船山学社活动也被迫中止。此时贝氏与同人一道，力争恢复。大革命时，学社成了湖南省农民协会会址，大革命失败时，学社重被封闭。社中器具，百无一存。1928年，贝氏与王季范、彭绍湘、肖柏董、刘仲迈等人，“奔走呼号，力图恢复，四处交涉，笔秃唇焦，始克收回社址之一部。遂急进行社务，召集生徒，刊行杂志；每值星期，躬亲演讲，听者亡倦。今春(指1929年春)先生病。仍扶杖来社，规划指使，尝以社中虽略具规模，而百孔千疮，补苴有待，社址亦未完全恢复为缺憾。虽病不可支，而一遇演说，精神焕发，人亦不知为病躯也。先生性豪爽，不示人以衰态。今春尝示同人曰：‘船山学说，贵在实行，昔之责任，在我双肩，而今而后，恐负责者惟在同社诸君也。’闻者颇讶其不祥。先是，先生拟撰《船山人生观》一篇，刊入第一期杂志，甫成半稿，而病益加剧。易箦时犹语众人曰：‘余无所恨，惟斯文残稿未成，不无耿耿于心耳。’”此文作者最后感慨说：“呜呼!先生少读船山书，即别有会心。至临终语不及私，犹以发明船山学说未竟全功，引为缺恨，非所谓崇拜船山，始终如一者乎!”⁽²⁰⁾

(作者为本馆馆员)

注 释：

(1)(5)(6)(11)(12)(14)《刘人熙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第284—285、第305—306、第274—275、第312—313、第347页。

(2)(3)(4)(7)《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第122、第138、第529页。

(8)(10)(17)《船山学报》复制合订本，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第384、第1883页。

(9)刘忠焕：《刘人熙传》,网上资料。

(13)《船山全书》第八册，岳麓书社版，第980页。

(15)《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版，第663页。

(16)刘人熙：《蔚庐日记》第39册。

(18)(19)刘志盛、刘萍：《王船山著作从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第313页。

(20)《贝元征先生与船山学社》,《船山杂志》193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