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宏业投江自戕日期新考

——兼考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期

邓江祁

 

1906年5月，革命党人禹之谟、宁调元等人组织长沙万余名学生，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于岳麓山。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四号的《本会总记》中称此举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然而，一百多年来，对于这一“惊天动地”之事发生的时间和此次被公葬者之一的姚洪业的投江殉国日期，史学界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迄今为止主要有五种说法：一是3月3日说。二是3月7日说，三是3月27日说，四是4月6日说。五是5月6日说。以上各说，明显错误的有三种：3月3日说将阴历用作阳历，即将3月27日说征引的姚宏业 《遗书》中所署“三月二日灯下书”误成为阳历3月2日”，因有“3月3日蹈黄浦江而死”之结论；而3月7日说则为误将3月7日作为清明日。至5月6日说，则明显晚于宋教仁1906年4月22日日记所记“闻知姚剑生在上海蹈江而死”之文字，因而不足为信。因此，上述三说均可排除。而剩下的3月27日说和4月6日说均持之有据，辨之有理，倘无新的史料参考，一时确实难以取舍。

此外，关于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日期的说法主要有四种，即5月23日说、5月29日说、6月10日说、7月11日说。

鉴于上述两个问题具有紧密的关联性，笔者在此文中将重点对姚宏业投江殉国日期进行考论，兼及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期问题。

1991年，刘泱泱先生在《师生战友—黄兴与姚洪业》一文中，就姚洪业投黄浦江自戕问题作了论述：“姚洪业殉国日期，各资料记载有异。主要有三说：一、汉叔《姚烈士洪业传》记为‘黄帝四千六百另四年四月十三日’。此日期如系阴历，则公历为5月6日，显属错误。因《宋教仁日记》早在4月22日就已记载在东京‘闻知姚剑生在上海蹈江而死’事；如属公历，则阴历为三月二十日，对照以下二说，亦嫌过迟。二、宁调元《清明日忆友姚竞生》诗注云：‘至清明日，遽捐躯黄江。’该年清明为阴历三月十三日，公历4月6日。三、孙家杰《益阳之胜地与名人》姚传记为‘三月初三日’。

姚《绝命书》署为‘中历三月二日灯下书’，次日蹈江。三月初三日公历为3月27日。本文采用第三说。”这样，刘泱泱先生也以“姚传记为‘三月初三日’”为据而主3月27日说。

由于3月27日说所征引的史料来自有关姚宏业的年谱及其所附姚宏业的遗书，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因而此说遂被广大学者所采用。文海、孔祥吉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梁小进、杨锡贵所著 《长沙历史风云》（1997年），刘金春主编的《岳麓风景名胜》（1998年），民政部主编的《中华著名烈士》（2000年），张清所著《百年百日》（2001年），周秋光、莫志斌主编的《湖南教育史》（2008年），田伏隆主编的《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2009年），王邦杰、王卫方主编的《湖南古今名胜词典》（2010年），万里主编的《湖湘文化辞典》（2011年），刘丽珍、陈胸怀主编的《岳麓山寻古探微》（2015年）等众多著作以及臧筱春论文《姚宏业和中国公学》（《档案时空》1988年第3期）、岑生平论文《一腔热血化碧波—记姚宏业》（《湘潮》2002年第5期）中，对于姚洪业投江自尽的日期均采用3月27日说。

至于4月6日说，主要见之于一些时人和学者的著述。宁调元1907年《清明日忆亡友姚竞生》诗序云：“至清明日，遽捐躯黄江。”1906年清明为阴历三月十三日，即公历4月6日。

1906年读了姚洪业遗书而大为感动、主动投考中国公学，后又为该校校长的胡适于1929年《中国公学校史》一文中说：“干事姚宏业先生激于义愤，遂于四月六日投江自杀，以身殉学校，遗书数千言，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

1988年杨天石、曾景忠编《宁调元集》所附《宁调元师友要录》说：“姚宏业(1887—1906)，字竞生，湖南益阳人，长沙明德学堂学生。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因反对日本政府限制中国留学生的《取缔规则》，愤而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同年4月6日(清明节)，因中国公学经费不继等故，愤而投黄浦江死。”

1989年，周富道、马宣伟《熊克武传》中谈及 熊克武1906年与姚宏业一起筹办中国公学时说：“筹办组成员姚宏业，不忍中国留学生苦心筹建的‘中国公学’就此夭折，而遭人耻笑，遂于1906年4月6日愤然投黄浦江自杀。”

2003年，陈希亮在《安徽史学》第1期发表《姚宏业投江日期考订》一文，通过征引1907年1月《汉帜》第一期上《伤姚宏业烈士》一诗中 “烈士死之先一日，曾至友人某处诀别，是值寒食节”之自注、中国公学1925年6月订立的《修学章程》中关于“姚宏业殉学纪念日（阴历三月十三日）”之规定、胡适《四十自述》中“（姚宏业）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杀”之话语以及宋教仁日记中之相关记载等史料，最后得出结论：“5月6日说肯定是错误的，3月27日说似乎太早了一点，只有4月6日说比较符合事实。”对于3月27日说，陈希亮认为，《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上所载之《姚烈士宏业遗书》中未发现有署明的日期，因此《姚氏下梅塘支谱》中所引日期是否为遗书中所原有尚存疑，即便有，比较准确的记法应该是“三月初二 日”而不是“三月二日”，何况姚氏族谱刊刻于1915年，由于时间相隔较久，“三月三日”很可能是“三月十三日”之误，因此，他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族谱断定姚宏业死于3月27日是缺乏说服力的”。

2010年，陈希亮又在《近代中国》第20辑发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期补证——兼考姚宏业生年卒日》一文，再次论述：“根据中国公学档案及胡适、宁调元、郑孝胥等当事人的记述，4月6日说当无疑义。”

2011年，由严昌洪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中，对姚宏业投江日期也有考辨，其1906年度的条目中记载：“4月6日(三月十三日) 湖南归国留日学生姚宏业因办理中国公学之事，遭遇阻扼，愤而自沉黄浦江。”接着，该书又登载了《岭东日报》1906年4月24—25日加载姚宏业的遗书全文和以中国公学学生之名，为之所加按语以及胡适于1908年5月至9月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姚烈士传》中关于姚氏蹈江前后之经过（“在三月十一日那晚，写了一封遗书”，三月十三日“便是姚烈士殉国投江的大纪念日了”），最后说：“今引《岭东日报》及《竞业旬报》史料，可知姚氏当在4月6日晚至7天后尸体被发现中的某个时间自杀，纪念日定于是年清明，确有凭据。”

4月6日说，由于出自一些时人和学者的著述，可信度也较高，因而亦被一些学者所采信。夏东元主编《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1995年），王渔、王砚平著《伟人之初林伯渠》（1996年），黎跃进等著《湖南20世纪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超越》（2006年），陈书良《辛亥前夜的细节长沙》（2011年），郭汉民编《湖南辛亥革命人物传略》（2011年），邵盈午编《民国范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2012年），落尘著《民国的气质》（2012年），冯资荣、何培香编著《邓中夏年谱》（2014年）等著作以及禹坚白《湖南各界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日期考》（《益阳市文史资料》第13辑）和《关于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期的再订正》（《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3年第1期）等论文中，关于姚宏业的投江日期均采用4月6日说。

由于史学界对于姚宏业投江殉国的日期各有所据，各执一词，难以定论，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相关事务时也就难免出现失误。1990年10月，长沙市政府为岳麓山陈天华、姚宏业合葬墓所立介绍碑中说姚宏业“1906年5月投黄浦江殉国”。对此，学者郑坚明知有误，但也感到十分无奈：“关于姚宏业投江殉国的时间问题，史学界有多种说法。根据宁调元《清明忆亡友姚竞生》一诗之序文，说姚宏业投水在1906年4月6日清明节。又据中国公学档案及胡适、郑孝胥等人记述均是4月6日。但在《姚氏下梅塘支谱》中姚宏业之兄姚宏陶所录烈士遗书末尾署有“中历三月二日灯下书”，姚宏业于次日即三月初三投江，这一天对应西历即是3月27日。究竟是‘4月6日’还是‘3月27日’，笔者认为应存疑待考。介绍碑所示‘1906年5月’更须考证。”

有鉴于此，笔者就此问题查阅了相关史料，并有重大收获，下面择要进行述论，应当可为姚宏业投江殉国的时间问题作出最终的决断。

第一，据笔者查考，姚宏业的遗书（以下简称 《遗书》）曾分别在上海《时报》1906年4月17—18日、《中华报》1906年4月26—27日、《通学报》1906年第1卷第10期（5月1日）和《直隶教育杂志》1906年第15期（10月18日）刊（连）载，这应当是最早一批公布的姚宏业的遗书，且这些《遗书》末尾均有“中历三月十一日灯下书”的字样。

如前所述，3月27日说的主要依据就是刻印于1915年的《姚氏下梅塘支谱》中关于姚宏业蹈江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日卯时”的记载。族谱是研究本族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生平，尤其是人物的名字号及生卒日期的重要史料，具有延续性和权威性。但对于一些长期在外活动的族人，族谱有关记载的相关资料必须来源于外。对于姚宏业而言，其名字号及出生日期，族谱的相关记载应当具有权威性，因为姚宏业出生在家乡，幼时在家乡生活，其名字号由其长辈确定，所以关于姚宏业这些方面的信息，族谱的记载当然是可信的。但姚宏业逝世在外地，其族谱上这方面的信息显然系根据来自外界的消息而定，外界传来什么，族谱就记载什么，因此，族谱这方面的记载就因外界传来的消息正确而正确，错误而错误了。这样一来，投江殉国的日期就不能简单地以族谱的记载而定。再者，《姚氏下梅塘支谱》卷十五所载《遗书》后有“兄宏陶谨录”的字样。由此可见，《姚氏下梅塘支谱》收录的《遗书》不是姚宏业通过邮局寄回或家人送回，而是后来抄录而来，并非原件。既是抄录，难免会在抄录过程中出现失误。据笔者查考，姚宏陶所收录的《遗书》与上述《直隶教育杂志》上刊登的《遗书》在文字上有20处不同。这就证明，姚宏陶所抄《遗书》中的“中历三月二日灯下书”系“中历三月十一日灯下书”之误。因此，《姚氏下梅塘支谱》中关于姚宏业蹈江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日卯时”的记载也就是错误的记载了。这样，前述3月27日说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第二，另据笔者查考，1906年4月13日（三月二十日）出版的《国粹学报》刊有姚宏业的好友、《国粹学报》主编邓实所撰《祭姚烈士剑生文》一文，第一句就是“维丙午三月十三日，烈士姚君蹈江而死”。

如前所述，胡适1908年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姚烈士传》中提及姚宏业投江之日是“三月十三日”。如果说胡适上述记述是事隔两年之后的回忆的话，那么邓实所撰《祭姚烈士剑生文》一文应为最早明确说明姚宏业投江殉国确切日期是“丙午三月十三日”的文献资料，离姚宏业投江之日仅七天。而且此文又以祭文形式发表，因而更为慎重，也更具权威性。

由此可见，上述新史料的发现，不仅以当时最早的史料进一步证实了4月6日说的正确性，而且也不可辩驳地证实了3月27日说因所凭史料不实而不能成立。所以，姚宏业投江殉国的确切日期只能是1906年4月6日。由此亦可证，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日子就是5月23日。因为参与此事的宁调元于1907年《清明日忆亡友姚竞生》一诗的序中有云：“越四十七日，余等扶其柩，合葬于麓山之阳。”经查，1906年4月6日清明日之后的第47天，即为5月23日。

这样，长期以来，史学界关于姚宏业投江殉国及禹之谟、宁调元等人组织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期问题的争论，终于均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作者单位：湖南省教育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