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小札两则

陈书良

民国书坛的曾李高风

民国初年，衡阳曾熙（1861-1930）与临川李瑞清（1867-1920）齐名，书坛艳称南曾北李。因为当时画坛推崇四王，书坛讲究温柔敦厚，而二人则大异其趣。曾熙虽年长六岁，但出名较晚，居湖南衡阳，致力于《瘗鹤铭》诸帖，用笔藏转圆润，古意盎然。李瑞清出道较早，在上海卖字，标揭北魏碑拓，驰誉海内。我家就藏有一幅李瑞清的书法作品。当是宣统三年为罗瘿公所托的“珮珊夫人”所写，“汉武都太守汉”六个隶字，沉雄开拓，精彩绝伦。罗瘿公是近代诗人、京剧剧作家。“珮珊夫人”待考，应该是一位希求书道的女子。

其实，曾李交谊极笃厚，艺品亦很高尚，很多方面可令目下书坛汗颜。1915年，出于同气相求，在海上已大红的李瑞清不顾市场竞争，写信邀招曾熙来上海卖字，云：“君若不能以术称豪杰，真庸人耳！老而且负，犹欲执册奉简，吟哦称儒生，高言孔孟之道，此饿死相也。人方救国，君不能自保其妻拏，不亦羞乎？”情真意切，兄长口吻。曾熙来沪后，李瑞清还为他代拟了书画润格。后来曾熙在上海书画市场取得了成功，生活也慢慢丰裕起来。

李瑞清与曾熙都是书画俱擅，文史并重。李瑞清榜其居曰“玉梅花庵”，与曾之“游天戏海室”，都是他们的弟子张善孖、张大千、马宗霍、胡小石等日常聚集之所。曾之弟子必拜李，李之弟子必敬曾。李、曾二人又均好饕餮。李食量甚宏，一餐能尽百蟹，或百鸡子及馒头，常聚集十余人去小有天闽菜馆用餐。曾则家备湘厨，客至则留宴，肥鱼大肉，列鼎满案，主客谈笑纵饮。他们的学生从学问、书画乃至饮食、打扮都以老师为榜样。如曾熙擅写《黑女志》，蓄髯修秀，自号农髯，学生张大千也精研《黑女志》，甚至仿而蓄须，以至同门朱大可以诗打趣：“吾师曾农髯，书髯天下美。君能得其传，书亦可知矣！”在二十年代的上海，李瑞清，曾熙通过结社、办学、出版、展览等各种形式，培养了张善孖、张大千、胡小石等大批书画家。

1920年，李瑞清病故，曾恸哭欲绝，挽以联云：“道德我师，文字吾友；永诀此日，相期他生。”凄惨之痛，真挚之情，尽寓朴实之十六字中。

1930年秋，曾熙长逝于上海虹口寓所。9月30日，一众弟子在公祭时发起组织“曾李同门会”，成立筹备机构于上海西门路吕班路216号张善孖寓所，牌匾则为张大千所书。通过沪上《申报》等报纸公开向全国曾李两门弟子招募会员，刊发《通告》和《章程》。这以后，曾李同门会组织了多次活动，绵延了十余年，张大千、胡小石、马宗霍、朱大可等曾李门人，以同门会来凝聚力量，又以同门会来辐射教泽，培养出了程十发，杨之光，潘天寿，吕风子，丰子恺，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等书画巨子。

应该说，曾李同门会表现了曾李的生死情谊，其规模和系统性均开海上乃至全国书画界之先河。曾李同门会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风流绝响，前辈风雅，亦应是现时所应借鉴的。

容庚刻呈罗振玉印石小考

我藏有一枚旧印，印材是寿山芙蓉石，独角兽钮。印文：贵德真。边款：叔言先生诲正容庚刻呈。印石上乘，篆刻精美，相得益彰。容庚(1894—1983），广东东莞人，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又号永丰乡人，江苏淮安人，原籍浙江上虞，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刻者与受者的学术地位，决定了此印石的收藏价值。然而，这样一来又牵涉到两个问题。

其一，容庚是否精于篆刻。按易新农、夏和顺著《容庚传》(花城出版社2010年12月版)取材宏富，详尽地记叙了这位杰出学人的一生。容先生多才多艺，除研精古文字与考古学外，他的书法造诣高深，旧体诗词自成一家，还兼擅丹青绘事，才华横溢。《容庚传》还记载了容庚少年时随四舅邓尔雅学习金石。第6页又云：“1920年，容庚曾作《雕虫小言》，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卷二、三号，是为其文字刊行之始。该文述学篆与治印关系、治印方法，列举了详尽的参考书及赵撝叔、黄牧甫、吴昌硕、邓尔雅等近代名家。他由治印而问学，走进一个全新领域，眼界与心胸大为开阔。”近又读夏和顺兄整理的《容庚北平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5月版)，容庚子女容瑶等在《后记》中云：“儿女们寄宿，在开学时，要交齐一学期的学杂费、伙食费及住宿管理费，子女多，筹钱难，他靠代写字、画画、刻图章或割爱卖掉一些买来的珍藏字画来应急。”这些材料都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容庚能治印，而且达到了跻身市场的水平。我所收藏的容庚刻呈罗振玉印，印文“贵德真”三字阳文风格上将汉印与封泥字融合，拙不掩工，赏心悦目，可称民国篆刻高手。

其二，赠印发生在容、罗人生的哪一交集时段。按《永丰乡人行年录》载，1911年10月，罗振玉举家自北京赴日本，筑“宸翰楼”，后又于京都购地建“永慕园”。直到1919年3月才携家返国，居天津嘉乐里著书研学，时年54岁。这时容庚从东莞中学毕业后，尚在广东东莞谋职，时年25岁。第二年容庚始任东莞中学国文教员。1922年夏，他自寻出路，与其弟容肇祖到北京求学。可知此前容庚与罗振玉并无交集，当然也就没有赠印之举。

夏和顺兄整理的《容庚北平日记》编校精审，其起止为1925年至1946年，是容庚经历的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查其间并无赠印记录，就是两人的交往也是非常少。可知赠印应该发生在1922年夏至1924年底这一时段。

我认为，如果没有更新的可靠的资料发现(如容庚1922年夏至1924年底的日记之类)，赠印应该发生在1922年夏容庚首谒罗振玉之时。

据《容庚传》所叙，容庚从琉璃厂古董店打听到罗振玉的住所，7月3日，他带着三册《金文编》稿本，专程去天津嘉乐里求见大名鼎鼎的罗振玉。容庚后来在《甲骨学概况》中回忆：“十一年夏，余初至天津，挟《金文编》稿本谒之于嘉乐里贻安堂。倾谈三四小时，态度恳挚，如春风夏雨，使人乐而忘倦。翻稿数过，谓彼所欲作而未成者，属余务竟其成。”(转引自《容庚传》第8页)这一次容庚的拜谒效果是很明显的，罗振玉深重其才，引荐容庚进北大国学门，还提供了大量新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供其研习博采，从而使他走上学术成功之大道。拜谒当然是携有贽敬，这是社会人情。而罗振玉深好金石，容庚则是精于篆刻的风雅之士，奉呈寿山石印，以请“叔言先生诲正”，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