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平一

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历代湖湘文化传人都有一种勇往直前的“主变”精神。本文拟选取古近代最有代表性的几位作一些考察，他们是屈原、周敦颐、王夫之、魏源、谭嗣同等，其中王夫之是承上启下最突出的典型。

湖湘文化缔造者之一的屈原被流放沅湘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也是他变革思想成熟的年代。他在湖湘十年中，充分思考了人生、自然、历史、社会等诸多哲理问题，而且在这块土地上，他怀着深广的忧愤和激情完成了他最有影响的杰作《九章》、《九歌》、《天问》、《离骚》这批闪烁奇光异彩的深邃诗篇。屈原正是因为对楚国腐败的内政不满而坚决主张改革政治遭谗流放到湖南的，虽遭流放，他并没因此放弃他的变革理想，他那永远激励着湖湘子弟的呐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中就是贯穿着永不气馁的主变精神。虽然他的改革蓝图没有实现，最后悲愤地自沉湖南汨罗江，但他的精神却永被后人记取。苏东坡说：“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魏源诗云：“纵浮吴楚云，难尽屈原心。”谭嗣同怀念屈原，写下“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的悲凉诗句。现代学者李肖聃认为屈原对湖湘的影响非同一般：“（屈子）流风所被，化及千年，此州之士，尽洗蛮风，登诸华琰。”（李肖聃：《湘学略》第232页）可以说，屈原是湖湘文化最早最突出的缔造者之一，而他对湖湘“化及千年”的“流风”中最有深度的思想当是他自强不息、敢于“求索”的变革思想。

周敦颐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哲人，曾国藩说，“宋之周子（指周敦颐）出于其间，作《太极图说》、《通书》，上与《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也。”（李肖聃：《湘学略》第123页）参加过维新运动，并参加了华兴会、同盟会的杨毓麟在著名的《新湖南》一文中更是将周、王、魏等对湖南人的影响论述得更为详细：“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无所表现，其影响仅仅及于学术而未大显。……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自是学子被服其成俗。二百年来，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邵阳魏默深治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及今人湘潭王氏（闿运）之于公羊，类能蹂躏千载大儒之堂牖而建立一帜。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立，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杨毓麟这里所说的周氏“师心独往”、王氏”自立宗主”、魏氏“首治之”、郭氏“发人之所未见”、谭氏“浩然独立”，都深刻说明了湖湘士子历来就有一股“独立之根性”。而这“独立之根性”的灵魂首先当是“变”；有“求新求变”的先知先觉，有“变易”思想，有“变革”胆略，才可能有卓然不群的“独立之根性”！而这种“独立之根性”的理论基础则来自周、王、魏、谭等人一脉相承的动静观、道器观和要求变革的发展观等哲学思想。

周敦颐上接《周易》的主变哲学，下开湖湘文化的主变精神。

在《周易》中，“变”是主要哲学精神，所谓“易”之道，就是屡变屡迁之道。因为“阴阳相推，变动不居，周流六爻之虚，上下无常，所以才说：唯变所适。”（[美]钟启禄著：《易经十六书》第140页）正因为天下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而变乃由动而起，所以易卦六爻以动为效。

周敦颐继承了《易》的主变哲学，并且将动静说引入宇宙生成论。他在《太极图说》中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生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大哉《易》也，斯其致矣。”周氏的动静观，通过249字的《太极图说》说明了运动与物质存在、发展、变化的关系，说明了事物自身存在的动力与活力，说明运动变化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周氏似乎已领悟到应该从物质的永恒运动中去理解事物的发展变化，但他的《太极图说》语言过于简约，对太极究竟怎样在动中生阳、静中生阴等问题探讨亦不够深入。对此，600年后的王船山作了有益的补充和发展。

王船山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人动，不息不滞。”（《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五章》）“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读四书大全说》卷十）“气机物化，皆有往来，原于道之流荡，推移吐纳，妙于不静。”（《老子衍》）

王船山从宇宙本质特点的高度说明了运动是物质的本质属性，他把自然界看作是永恒自我运动的物质过程。因此，他大力主张：“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并将“动”提到了“道之枢，德之牖”（《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一章》）的高度。还认定“善体天地之化，未有不如此者也” 他并由“动与静”而推衍出“变与化”的范畴，以说明“天地之化日新”的道理：“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风同气，雷同声，月魄，日月同明，一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视听同喻，触觉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类聚而化相符也。……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不能待其消之已尽而已死，则未消者槁。故曰：‘日新之谓盛德’。”（《思问录•外篇》）

王船山通过自然界的生化运动指出“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且这种“变”能“日新”，是谓“盛德”。这种“变”也是一种更新，是以“新”取代“旧”的过程。由他的变化发展观而推衍出“道”与“器”也不是不可变的。“道”可以随“器”变，法可以因时改。所以“道莫盛于趋时”（《思问录•内篇》），只有“趋时应变者”，才“可以日新而不困” （《张子正蒙注•大易》。为此，王船山对“道器”观作过精当的论述：“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奚患无道哉。……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尧舜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如其舍此而求诸未有器之先，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而不能为之名。而况得有其实乎。老氏瞀于此而曰道在虚，虚亦器之虚也。释氏瞀于此而曰道在寂．寂亦器之寂也。”（《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十二章》）

王船山反复地指明道、器二者的关系只能是“道”依存于“器”，“无其器则无其道”，“器”变则“道”也应随之而变，“时移势易，而是非然否亦相反相谢而因乎化”。（《庄子解•秋水》）按船山的道器观，社会的政治制度、立法原则、道德规范必然随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革。由此，王船山得出了社会应不断变革的结论：“道莫盛于趋时。”《思问录•内篇》)“趋时应变者，……可以日新而不困。”（《张子正蒙注•大易》）“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读通鉴论》卷二）

王船山的动静观、发展观、道器观总起来说，都贯穿了“变革”精神，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他的思想具有“破块启蒙”的意义，恐怕原因也就在此。湖南近代以来士子们都喜读他的著作，这也当是一个重要原因。魏源、郭嵩焘、谭嗣同等杰出的社会改革家就都继承了他的变革精神，而且对他推崇备至。

道光年间，魏源辑《诗古微》，其时，正值王船山的《诗广传》刚传世，魏源崇拜船山学识，乃取《诗广传》作为下编之下，题为《诗外传演》，并在此书《目录书后》中道：“又得乡正衡山王夫之《诗广传》，虽不考证三家，而精义卓识，往往暗与之合，左采右笔，触处逢原，于是风雅颂各得其所。”由此可见魏源对这位乡贤的敬重之心。

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不顾军务繁忙，竟然校阅和刊刻了《船山遗书》。可见曾氏兄弟对王船山的尊重。

以宣传洋务和西学名闻海内的郭嵩焘对王船山可谓推崇备至。1870年，郭氏主讲城南书院时，就在书院附近“张南轩祠”旁建了船山祠，以纪念王船山，1881 年，他创思贤讲舍，在讲舍内立船山像，并每逢船山生日，举行“会讲”，以表崇敬之心，广为宣传之意。郭嵩焘还特为船山祠写祭文，为船山像题词，祭文道：“惟先生钟灵衡岳，阐道湖湘。衍关闽濂洛之宗风，发《易》《礼》《诗》《书》之秘钥。建芳馨于私淑，资模楷于遗书。”（《郭嵩焘诗文集》第542页）《船山先生像赞》曰：“约礼明性，达变持危，阐扬正学，是曰先知。二百余年，星日昭垂，私心之契，旷世之师。”（同上，第541页）

此外，“湘潭罗正钧为<船山师友记》，清泉王之春又编《船山年谱》，浏阳刘人熙亦创船山学社于长沙，编行《船山学报》。其先，衡阳彭玉麟奏设船山书院，光绪中从祀孔子庙廷，而善化皮先生（即皮锡瑞）、浏阳谭嗣同皆好称引其说” 。（李肖聃《湘学略》第151页）这些足以说明王船山对湖南近代文化的深远影响和湖湘弟子对他的衷心景仰。

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的思想学风为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弟子继承，他是湖湘文化由古代向近代转换和更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弘扬船山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维新志士谭嗣同。谭嗣同对船山学说进行过深入学习和研究，他幼年时的老师欧阳中鹄，青年时代的老师刘人熙都是终身研究船山学的专家。欧阳中鹄号“瓣姜”，因船山号为“姜斋”，他乃取“瓣香姜斋”之意。刘人熙在长沙创办船山学社。专门传扬船山学，且有“可怜一卷船山学，壮岁抄书到白头”之叹。谭嗣同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立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指船山）之绪脉”（《谭嗣同全集》第294页）的雄心壮志。梁启超说谭嗣同认为王船山是几百年以来真正的通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6页），“文至唐已少替，宋后几绝。国朝衡阳王子，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谭嗣同全集》第490页）而且谭嗣同认为船山学说在各方面都可拿来作维新派的理论基础，如他说：“惟国初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同上，第323页）“王船山之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同上，第56页）“王船山邃于《易》，于有雷之卦，说必加精，明而益微。”（同上，第36页）

梁启超还说谭嗣同“好王夫之之学”，且“研究得很深”，而他“读船山书，都是壮飞教我”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74、184页)

为什么近代湖南这么多杰出人物都如此崇拜王船山及其学说呢？关于这一点，维新志士杨毓麟在《新湖南》一文中说得很明白：“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痦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

正因为王船山著作中饱含了种族之戚与家国之痛，故在沉寂了二百年之后，在近代中国面临深刻危机之时，船山高倡改革社会弊端、高扬爱国精神的学说在近代湖湘士子的心目中占据了一个奇特而显赫的地位。

但是，近代社会改革的内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他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由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亘古未有的亡国危机！

在这内忧外患十分深重的近代，湖湘士子总能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以爱国救亡为己任。他们冲破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阻力，探索着、思考着，如何才能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终于，他们找到了救国的共同途径——向先进的西方学习。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学习的内容、认识的水平以及具体的目标存有差异。这些湖湘文化的承接者和传递者先后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先驱，总是最先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魏源发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最初呼声，他那振聋发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震惊了千千万万爱国之士，而他编辑的鸿篇巨制《海国图志》百卷本中包含的变革思想则成为近代中国改革者前进的指南。

魏源高举王船山主张变革的旗帜，冲破顽固派叫喊的“天地之理不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束缚，坚决主张变法，他指出发展变化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法：“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魏源集》第48页）因为“气化无一息不变”，所以“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简易而能变通之法。”（《魏源集•筹鹾篇》）唯有改革才能进步，唯有改革才能生存，因此“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 （《圣武记》卷七）如果不变，则有亡国灭种之虞。魏源还将古今进行比较：“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故不可以“执古以绳今”。据此，魏源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魏源是近代中国最早正面提出变法的改革思想家，他的改革思想上承王船山，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

曾国藩、左宗棠是首先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的先行者。曾国藩1861年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左宗棠1866年筹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造船厂——福州船政局；曾国藩还第一个奏请清政府向美国派第一批留学生；与此同时，他们大力支持办新式学堂、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成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的举措为中国的现代工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郭嵩焘站在更高层次上，对洋务运动中的弊端提出了批评：“窃论今时办理洋务，一曰求制胜之术。其大本大原处不敢遽言也；……二曰了事。一切政教风俗皆不敢言变更，而苟幸一时之无事；……三曰敷衍。事至而不暇深求其理，物来而不及逆制其萌，几于坐困矣。”（《郭嵩焘诗文集》第195-196页）为此，他在著名的奏折《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了有别于洋务派的新命题：“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郭嵩焘的思想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框架，他把眼光从追求坚船利炮转到探索西方政治制度上来了，这是学习西学中一个质的进步，西学不再被单纯的理解为西方自然科学，它有了更深的内涵。

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改革思想更大胆，更彻底。谭嗣同在《报贝元征》书中引用了上文王船山关于”道者器之道”一大段文字，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根据。他说：“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夫苟辨道之不难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97页）这里的“器”指的是社会现实，“道”指的是治理社会的方式。也就是说，现实社会既已发生了变化，治理社会的方式也应随之来一个变化，即所谓”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故谭嗣同大声疾呼：“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谭嗣同文选注•仁学》第181页）

唐才常也反复强调变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变”与“新”是紧紧相联的，只有通过“变”才能达到“新”，没有“新”，社会也不可能有文明，而这种“变”必须要“有热力者”奋起行之。他说：“夫善变者有国之公理，日新者进种之权舆。……天地初不设一成格以限人，人岂容画不变之程以自限？惟有热力者，愈变愈新愈文明耳。”（《唐才常集》第145页）并大呼曰：“不变速亡，变则速强。”（同上。第146页）

湖湘文化中的变革思想是以湖湘学者历来就有的哲理思维能力为基础的。湖湘学者素有探索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兴趣，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哲理思考，到周敦颐深奥的“太极”探索；从王船山博大精深的古典哲学体系，到魏源、郭嵩焘等对“西学”源流的思考；从谭嗣同对“以太”的追求到黄兴、宋教仁等对封建政治制度的反思，无不留下探溯大本大源的足迹。他们总是喜欢从根源上去寻找宇宙或社会的发展规律，由此而得出救国强国的经验。而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这些先辈虽然以深刻的哲理思维作为其治学的根本，但他们却都没有陷入纯粹的逻辑推理中。在对大本大源进行艰苦探索中，他们又都不失诗人的浪漫和才气。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那样艰涩难懂，但其《爱莲说》又如此亮丽和充满才气。从屈原到王船山，从王船山到谭嗣同、到黄兴，都留下了才情横溢的瑰丽诗篇。总之，湖湘学者很少学究气，他们往往既是哲人、学者，又是才子、诗人。严肃与浪漫、深沉与才气总是那么和谐地统一于他们身上。那种不断求新求变、追求新事物的勇气和热情可以说大部分来源于他们这种特殊气质。严肃深刻的哲理思考与诗人的浪漫热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湖湘文化理论特色的奇异色彩：哲理与想象、深沉与浪漫、朴实与华美、苍劲与绵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理论光彩哺育了一代一代湖湘士民，使湖南风气朴而不失其华、古而不失其新，也使这种变革精神常变常新。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