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治同

熊焰教授把她书稿《魏源研究论丛》发到我的邮箱里，并附上一封长长的信，说明成书的过程和编排的意图，并请我作序，看到这30多万字的新作，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熊教授是魏源研究专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她就开始注重有关魏源研究资料的收集。1993年她任隆回魏源图书馆馆长时，就在馆内成立了魏源研究资料中心，并编辑了《魏源著述研究书目》，为魏源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为她自己后来研究魏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十多年来，熊教授在魏源研究上，已先后出版了5部专著，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可谓硕果累累。就在去年3月，我刚拜读了她30万字的《魏源家世与师友考》，曾几何时，又一部大作即将付梓，我真为她的勤勉、敬业与成就感到高兴，也为魏源研究领域又绽新花而庆幸。我对魏源有敬仰之情，对魏源著作有钦慕之感，出于方向不同，并没有对魏源做过专门的研究，现在她要我这个外行来写这本新作的序，我感到有点力难胜任，唯恐旨意难明，误导读者，故不免有些诚惶诚恐。

认真阅读本书，觉得还真有些话要说。因为比较其他魏源研究的论述，它特点十分突出：

第一是论述的现实针对性。魏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史学家家、哲学家、改革家，是集装箱式的学者。他的著作，据《湖湘文库》所列《魏源全集》，计14本，近1000万字，内容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文献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文化、教育、科学、美学、军事、旅游、水利、商业、地理、堪舆等诸多方面。从魏氏生活的时代至今，近200年来研究魏源的学者无数，研究魏源的著作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论述的现实针对性。古文今用，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基本方针，为学术而学术，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则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会有更大的意义和更多的借鉴；对于普通读者，会有更大的启发，也更容易接受。熊焰选择了后者，书中的几篇重要文章，如《魏源改革发展观浅析》《论开启近代中国两次新风的思想家魏源》等，都把魏源的改革思想与200年来特别是当前中国的改革实际结合起来进行论述，指出“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梁启超语)。

那么究竟是什么思想能有支配百年人心的伟力，熊焰指出魏源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而经世致用就是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重要手段。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基本主张，孔子的修齐治平就是经世致用的体现，只是到了宋儒以后，儒家学说逐渐脱离实际，崇尚空谈。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重新倡导经世致用之说，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不可能有很大的实际行为。魏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和实践者。所谓“经世”，就是经营世事，所谓“致用"，就是尽其所用。经世致用说到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来面对社会现实，关注国事，关心民命，针砭时弊，改善朝政。

也就是用其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的核心就是改革，他不但倡导改革，而且亲力亲为，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例如他曾肆力支持陶澍主持的漕政、盐政改革，为之献计出力；他曾筹划过军事改革，以抗击英军的侵略；他曾参加过黄河等水利工程的治理：甚至还超前提出过“以川还川湖还湖”的生态平衡的主张。他为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就是为了实用和时用：他编撰《圣武记》，就是为救亡图存寻找一条出路：他编《海国图志》就是为了富国强兵。这些，在熊焰的文章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论述。更重要的是熊焰指出魏源改革思想的核心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发展的长远性。面对当时积弱积贫的国内形势，面对列强侵略瓜分的局面，全国人民时时都处在做亡国奴的恐惧之中，而统治者除了割地赔款外，别无长策之时，魏源的这一主张，不啻是震聋发聩、鼓舞人心的时代强音，不啻是可操作的治国安邦的良方，过去学者认为魏源所师之“长技”，只是指军工技术，熊焰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她认为魏氏所言之“长技”还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诸多方面，他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工商情况、民俗风情的介绍，绝不是无的放矢。他还特别强调“知夷情”、懂“夷语"、识“夷图”，“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款夷”等主张，都明证魏源所师之“长技”绝非武器之精良一项。熊焰还认为后来以曾左为代表的洋务运动，以康梁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以孙黄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都是在魏源这一思想的指导或影响下进行的，这就是梁启超为什么要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的原因。

熊焰不仅将魏源思想与近代改革运动联接起来进行研究，而且还将其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指出魏源是中国近代对外开放走复兴之路的先驱，他的先进思想如耀眼明灯，指引和鼓舞着国民实施改革开放，走近现代化之路，对今天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武器”。魏源的“便国利民”的以民为本的改革观，他的“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全面改革观，他的“因时因地制宜”“重本而不抑商”“缓本急标”的协调改革观，他的“师夷、制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其长，塞其害”的以我为主，借鉴外国的开放观，他的“与时俱变”的可持续发展观，他的“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国情观，他的“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竟之谓贫”“国以人兴”的人才观，他的“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民族自信心，都是救亡图存、治事救世之良方，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魏源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藩恢复了旧秩序，拉历史倒退：而魏源开启了新时代，推动历史前进。

熊焰特别提到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国际、国内重要会议上六次提到魏源，五次引用魏源的原话。总书记的重视，说明魏源思想对当前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将对古代思想家的研究，与当前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种现实的针对性，是本书的特点之一，也是本书的价值之所在。

第二是考据的缜密性。魏源由一个山村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前瞻性、开拓性和可行性是中国近代无人能企及的，跨度之大也是惊人的，这中间应该有他自己独特的家世、经历和故事，需要人们去调查，去考证，本书在这方

面也做出了特殊而巨大的贡献。考据学本是乾嘉学派的重要治学方法，是当时的学者为了躲避文字狱钻进故纸堆而形成的学问，因而受人诟病，但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基本方法，对近代学术发展仍有开启之功。郭沫若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事考据”是“舍路而不由”，可见考据是研究古人和古史的必由之路。对于魏源的研究，熊焰用考据之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她的考据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考据邵阳魏氏的源流，证明魏源是魏氏迁湘始祖万一公的15世孙，万一公为宋代名臣魏良佐的子孙，魏良佐是战国时期魏文侯的世孙，魏文侯是春秋时期毕万的世孙，毕万以功封于魏，魏氏由此得姓。毕万的儿子是魏武子。武子临终遗言要以其妾祖姬殉葬，他死后，其子魏颗将其改嫁，后来得到祖姬父亲结草为报。魏颗因功封于令狐，其子魏颉以封邑为姓，故魏、毕、令狐三姓实同宗同源。最后从毕万的祖先周文王推衍到后稷，再由后稷推到黄帝，从而证明魏源乃黄帝的嫡系子孙。这是魏源成长的根基。

二是考据魏源的家世。经熊焰考证，魏源出身于一个耕读商相兼的家族，其曾租父魏大公是国子监监生，因“力田经商，家财富饶”，其七个儿子有四名监生，两名贡生，其侄孙即魏源的伯祖父魏都是举人。魏源的祖父魏孝立，“农商兼营，家颇富有”，还读书进学成了贡生，并捐了个候补布政使理问，只是隐居未仕，魏源父亲魏邦鲁，虽然只是个小小的从九品巡检，后卒于山县主簿任上，但他在江苏、上海等地任职33年，自然眼界宽，见识厂。魏源的二伯父魏辅邦为县学增生，但学问深厚，“课子侄及孙辈甚严"，除自己亲自教学外，还延聘硕师，督促课业，据魏源道光二年《顺天乡试朱卷道光壬午科履历》，可知魏氏家族此时已有举人2人、太学生25人、庠生7人，贡生1人，廪生1人、业情20人，魏源生长在这样一个富有文化素养的家族里，生活在重教兴学的环境中，这是他成才的基础。

三是书中还特别考证了魏源的师友。魏源自许“友天下士，谋救时方”，他也真正做到了。据不完全统计，对魏源影响较大的师友有200多人，其中有老师刘逢禄、汤金钊、李宗瀚、姚学塽、董桂敷等，都是当时的大儒，对魏源学业的长进无疑有巨大帮助。而书中重点介绍了魏源的友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如陶澍、贺长龄兄弟、龚自珍、林则徐、邓显鹤、邹汉勋、陈起诗、陈况、周系英父子、何绍基兄弟等的交往情形，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另外对魏源与湖湘文化的渊源也作了介绍，这是魏源成才、成功的催化剂和营养素。

通过考据，使读者懂得魏源的成长与成才，绝不是偶然的，与其家族的历史渊源、文化氛围、师友交往以及家国情怀，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考据不仅缜密，而且真实，极有说服力。这些在她的著作《魏源家世与师友考》《魏源年谐新编》中有更为详尽的考证与记载，读者不妨一阅。

第三是辑佚的珍贵性。辑佚学本是考据学的分支，但它有独立的价值。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出已经散供的文献，以求恢复文献的原貌，叫辑佚。辑集佚亡之书，辑补缺佚之书，辑校脱佚之文，辑拾散佚之篇，辑录供失之书目，这是辑佚的主要内容。辑佚工作需要运用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校勘学等知识，需要有广博深厚的古典文献知识。而辑佚对于恢复古籍原貌，研究古人著作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魏源著作，通过湖湘文库辑录的《魏源全集》，似乎已无遗漏，但是正如该书的执行主编夏剑钦先生所言“岳麓书社曾对魏源存世著作进行了十多年的穷搜毕讨，可谓辑佚殆尽，但不意至今仍有遗珠之憾"，熊焰经过广泛的搜寻收集和清理爬梳，总算是部分地弥补了这个遗憾。书中辑录了《魏源全集》所遗漏的佚书、佚文，佚诗、佚联、佚札，其中包括8部存名存序的书，11部仅存书名的书，这些书，一方面对研究魏源生平、思想和著述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可以引起人们对魏氏著作搜集的关注，说不定有朝一日其中有些书能够重见天日，这岂不是魏源研究的一件大好事。特别要提到的是魏源给陶澍的一封佚札，它是魏源著述辑佚的最大收获，对研究魏源与陶的关系，对魏源思想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我们从中还可以窥见魏源思想的另一面，故弥足珍贵。

熊焰教授的新作《魏源研究论丛》的出版是值得庆幸的事，作为第一读者的我，亦感十分荣幸。写了上面的话，算是我的读后感言，如果我的解读没有违反著者的本义，而且对其他读者有所启发，那么我就没有辜负著者的重托，对读者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了。书的意义自在，请读者好好研读，浅言拙见，何敢言序！

2017年岁杪于邵阳学院李子园之无求斋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