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康

徐特立(1877.2.1-1968.11.28)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处经师兼人师地位,早在延安时期,就备受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推崇,赞誉他为”先生”(毛泽东信,见下图,即老师)、“圣人”(朱德语),“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以他的战友李维汉、陆定一、成仿吾、周扬……倡议成立的”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为骨干,整理出版了《徐特立文存》(五卷本)和纪念文集《万世师表徐特立》(上下集),并推出了十几本论著和几十篇颇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此外,于光远、龚育之等介绍了徐特立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即科技哲学)学派”开创者之一,科技管理界则以武衡(国家科委副主任,中科院地学部院士)对徐老的回忆和论述最为权威。

徐特立现已出版的160万字亲笔文章,包含其主要论著,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另有一个独特的研究窗口,乃是徐老的生前藏书,尚余15000册,捐予湖南图书馆。内中约2000册有他亲笔批注,研究者可以结合书本内容窥见他的思想。这是极可宝贵的但却零散的片断材料,应当下大功夫予以考究和联缀。我们初步统计,其平装书5679册中,自然科学与文化教育图书约占1／4,政治、文学、历史、经济分别占1／5、1／6、1／7、1／11。外文书3095册中,经济、史地各占1／4,自然科学占1／5。这万余卷藏书基本上由他亲自购置,宏观上可知他的广泛兴趣,微观上更能体察其良苦用心。本文限于笔者水平和精力,仅就其部分藏书的内容和背景作一番浅表的介绍,对徐老批语的深入研究尚有待方家。

1949年9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摄于中南海颐年堂，左起，前排：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毛泽东。

二排：安子文、李克农、彭真、周恩来、齐燕铭。后排：刘澜涛、陈云、徐冰、陆定一

一、徐特立毕生的思想历程

1.唯心和维新(“思想杂乱时期”)。1886-1895年在私塾攻读及自学,儒、释(禅宗)、医、阴阳(卜算、堪舆);1895-1904为塾师,“康梁信徒”及吸取新学。青少年时”得唯心派的哲理,发展了我的思考力”。

2.“教育救国”。1905-1919年,“由科学教员转到教育科学”;1919-1926年,“五四”、留法(巴黎大学自然科学)、无政府主义和地方自治论。新学和同盟会员使他”一切科学知识都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在革命学说方面”;辛亥失望,“到五四时我才又复活过来”;1919年9月,他已42岁,毅然赴法国勤工俭学,做一个”拄拐棍的留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以惊人的毅力较快地攻克了语言关。在法期间,恰逢新化人杨卓新(后任湖南大学理学院长、代理校长)从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三位数学博士),又到欧洲几个名牌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曾请杨释疑解难,得以入读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到比利时参观考察教育半年,还去德国考察了4个月。1924年夏,他怀着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改进家乡教育状况的迫切心愿回到湖南,继续自己的教育生涯。

3.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1926-1928年,大革命、入党、南昌起义;1928-1930年,大革命失败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马列著作。

4.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酝酿。1930-1940年,苏区教育,后来徐特立表述为”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教育。江西苏区时期徐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代部长,主管苏区教育得心应手。

5.科技哲学、科技教育和科技管理。1910-1949年,参与研讨自然辩证法,认识到教育、科研、经济应当”三位一体”。在陕甘宁边区,1941年他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新成立的自然科学院(革命根据地科技教育与科技事业最高学府)的院长,工作侧重于科学教育方面。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哲学研究会的切磋琢磨;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期间准备进城接管全国科教文卫事业。

6.1919-1956年,“教育是社会的中心,也是生产的中心”,“手和脑并用”,运用”古今中外法”学习和借鉴。八大会议;中宣部和教育研究室,党史资料室,中国历史学会和地理学会,这些领导岗位上的实践。

(1957-1968,八十岁以后脑力衰退,少见其有公开表述的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老也面临无老经验可循,少国际成法可套,缺专业知识可用之状况,这是进京赶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遇到的问题。

二、为革命工作需要发奋读书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预言:“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徐特立已过古稀之年,自己给湖南第一师范师生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以三十年前赴法当老学生精神,在国内再来来一番大学习。

学习要有针对性,毛泽东号召:“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总是可以学会的。”[2]徐特立到了北京,最有利的条件是可读的书多了,除了新书,前门外的琉璃厂等处有大量的古籍和各种语文版本的旧书刊,所以他的藏书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那里淘宝得来。

共产党人要改造世界,首先应正确地认识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这就是作为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础的世界观。其中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是自然观,提升为科技哲学,可细分为自然观、科技观和科技方法论。徐老知道,对人类生物属性和周围环境的了解,天文学或许遥远,地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不可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短短几年间,在干部培训和思想改造中,树立历史唯物论观念,首先要学”猴子变人”,即达尔文的进化论加上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类人猿进化到能制造工具,就跃升成为人类)的学说,后者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专著专文,当代有中国自己的“北京人”“山顶洞人”等考古发现为证。从徐老藏书中看到还增添了《人种学》(日文,鸟居龙藏著,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类人猿之智力试验》(日文,宫孝一译,岩波书店1938)等外文资料。这个鸟居龙藏(1970-1953)是东亚通,甲午之后二年就到台湾,1905年到过湖南,都是开展少数民族调查,1939-1951年在燕京大学任教,依靠田野调查和历代文献(各种语文版本),考古学和人类学相结合,其成果受到国际(包括中国)学术界重视。

徐老保存有延安自然科学院时期的《地质学》(稿本,经他修改)、《地质参考材料》(抄本,经他修改)、《地矿学(二编)》(稿本,8册,部分章节有他修改留痕)。可知尽管根据地不具备建立近代矿业的条件,但小型的采煤,石油(延长有油井)还是需要勘探和可以着手开采的。又如《生物学资料》(7页,徐修改)、《生命之科学》(石沱译,摘抄,10页,校批)、《植物分类表》(延安自然科学院编,抄本,14页,手迹)、《化学稿件》(2册)等等。

徐特立在科技哲学方面的钻研堪称楷模,有下面这些藏书为证:

20世纪初期数学物理大师的哲学名著《科学与假设》(法国庞伽莱著,商务印书馆,1932.11),《物理哲学》(德国普朗克著,商务印书馆1938.7),《数理哲学序说》(日文,英国罗素著,平野智治译,弘文堂,1912)等,都被徐老收入囊中。庞伽莱比爱因斯坦还早。有相对论思想,数学方面也被认为是全能型的终结者之一(往后就不可能产生他们那样全能型的数学家了,因分支越来越多,顾此失彼),加上他善于从哲学上总结,这本书的启示性是巨大的。如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源于其师杜威,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究竟合不合科学?可向该书求解。普朗克则是现今世界科学界最大热点”量子理论”的祖师爷(1900年提出),经过波尔、德布罗意、玻恩、海森伯、薛定谔、狄拉克、爱因斯坦等的继续创新,到30年代建立了”量子力学”理论。普朗克对于感觉世界、物理科学世界和实在世界的联系与区别的认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丰富,当然远非20世纪普通人所能了解,徐老能收藏《物理哲学》,就是一种理解。至于罗素,先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考察,“五四运动”刚过,1920年6月初来中国,至次年8月因病回英国,在华做过60多场讲演。10月来湖南的讲演分别由留英的曾约农(曾国藩曾孙)、杨端六(经济学家)口头翻译,毛泽东以记者身份记录整理摘要发表于长沙《大公报》,那时徐老已随几批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罗素的科学哲学源于他对数学逻辑的深刻研究,这本《数理哲学序说》中文版译为《数理哲学导论》,是他的皇皇巨著《数学原理》(三卷本,与怀特海合作)的通俗简化,解说他那被称为20世纪初期数学三大学派(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之争的数理逻辑之说。徐老一直对数学和逻辑很有兴趣和造诣;另一位长沙人章士钊最早研究中国逻辑史的《逻辑指要》,也受到毛泽东的赞赏;1957年4月毛泽东召周谷城、金岳霖两位湖南老乡,以及冯友兰、贺麟等哲学家垂询对形式逻辑的看法,金岳霖在60年代出版专著《罗素哲学》。这些渊源可能有助于对徐老关注罗素逻辑著作的理解。

技术哲学这个分支在落后的旧中国还没有启蒙,那时日本学界也刚引进,永田广志译本《技术之哲学》(日文,科学主义社,1941),被徐老一眼看中。

科学技术发展历程既是科技工作者所应知,也为管理干部及群众所当知。徐老这方面的藏书可谓琳琅满目。综合类如《自然科学史入门》(上下册)(小田坂仁译,庆丰书房,1941),《自然科学发达史》(日文,额田晋著,日新书院,1943),《世界之科学》(日文,竹内时男著,亩旁书房1940);技术类如《古代技术》(日文,平田宽译,创元社),《发明五十年史》(日文,中村幸八著,出版株式会社),《机械发明史》(日文,富成孝马平译);国别类如《支那自然科学思想史》(日文,小和田武译,生活社1939),《三十年来的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编,1946.8)。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人类征服自然的故事》、《人和山—人类征服自然》等,则更加大众化。

专业类(按学科分支)那就更多了,如徐老熟悉的数学类,有《数学史》(日文,美国史密斯著,今野武雄译,纪元社1944),《数学史讲义》(日文,美国卡约黎著,一户直藏译,大鐙阁1928),《世界数学史物语》(上)(日文,三木重辰著,第一书房1943)《数学史研究》(第一辑)(日文,小仓金之助著,岩波书店,1939);到思想史、教育史如《数学思想史—数学家之科学的理想》(日文,河野伊三郎译,岩波书店,1943),《科学的精神与数学教育》(日文,小仓金之助著,岩波书店1937),《数学教育史》(日文,小仓金之助著,1932)等。其中史密斯在20世纪初涉足亚洲数学史,在日本找到合作者三上义夫,间接从三上那里了解一些中国古代数学史。可惜史密斯未重视青年茅以升介绍的李俨(中国数学史的开拓者,后成为中科院院士),失之交臂。卡约黎的数学史早有中译本,徐老还要看日译本。

中国古代化学知识零散,地理学以沿革地理、地貌地物描述、制图等见长,而地质探矿为新中国基本建设和工业化所急需,徐老藏书有所反映,如《化学史通考》(丁绪贤著,2册,商务印书馆,1936.3)《地质学小史》(叶良辅著,商务印书馆,1934.6),《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张鸿钊著,商务印书馆,1940.12),《中国地史》(山根新次著,张资平译,商务印书馆,1942),还有《数理地理学》(北田宏藏著,管怀琮译,商务印书馆,1937.12)

中国古代农学领先于世界,新中国要解决6亿人吃饭问题,老祖宗的宝贝不能丢。徐老书上的《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中国农科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科学出版社,1959.12),《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氾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7.2),《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知识一一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石声汉著,科学出版社,1957),《五谷史话》(万国鼎编,中华书局,1961.4)说明其关注度,湖南一师老友辛树帜(也是毛泽东友人)主持,辛的高足石声汉(湘潭人)等,对农史研究卓著贡献。

火药火器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马克思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打败封建主义的因素之一就靠它。西方不能数典忘祖,冯家升这本《读西洋的几种火器史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7.12)有所正本清源;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植根于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蒸汽机与机器应用),《资本主义工业与科学》(日文,大河内政敏著,科学主义工业社,1936)有所诠释。

徐老的祖父是中医,自己也自学过中医。而民国时期余云岫挑起了”取消中医”之争,新中国初期(乃至今日)也存在如何看待中医的问题。徐老购置了三本余云岫著作《医学革命论初集》(上海千顷堂书店,1950.1,三版,有批注),《医学革命论三集》(大东书局,1937.1),《皇汉医学批评》(上海社会医报馆,1931.12),从根子上全面了解这场争论。

科学技术需要不断创新,科学技术方法论应为万众所掌握,日本人由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经验有参考价值。徐老关注这个趋势,例如《独创的研究之方法论》(石川龟久弥著,京都印书创立事务所),

徐特立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他先后撰写了《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怎样发展我的自然科学》《祝“科学园地”的诞生》《实业教育五十年史》(文部省实业学务局,1935)。

一般水平的《自然科学概论》(张生辰、罗克汀编著,山东新华书店,1949.7),到国际热点的《科学问题论文集》(学习译丛编辑部编译,学习杂志社,1955.4),都为徐老收入眼底。

三、研读科学技术事业管理知识

中宣部对科学技术系统的思想和业务发挥着领导作用。早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担任院长期间,徐老就指出:“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盲目发展,而应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它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3]

又说”如果粗枝大叶而为之,与枝枝节节而为之,没有整个发展科学的计划,科学的前途是暗淡的。”要有计划地进行科学建设必须知道科学是什么,科学建设的中心任务在哪里,建设的程序怎么样,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科学建设。[4]

这里有《加强自然科学工作的建议》(屈伯川,复写,6页,1941.8),屈伯川是延安罕见的工学博士(留德学习化工),在自然科学院和边区工业部门得到重用,后来长期任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领头的管理科学教育家。徐老没看错人。还有《参观东北工业后的感想和建议》(胡庶华,抄本,1949.12),胡庶华是老一辈留德冶金专家,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湖南大学校长,精通技术和管理。胡从国统区到解放区,内行看门道,又有新旧经验教训能作对比,徐老重视这份抄本。徐老再作一份抄本的是《东北自然科学的工作概况》内部报告(11页,1951.7),比胡的参观考察更全面深刻,因为东北是工业基地(日苏插手多年)。此外,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被安排为新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之一,虽则受苏联影响中国取消了社会学学科,陶仅分管国际联络和图书出版等部门,其《关于科学研究的几点意见》(21页)却事关全局,提供徐老等领导参考。

徐老的藏书包括有《牛顿原理批判》(赫深著,何封译,新知书店,1937.2,有批注)。提起此书,说来话长,1943年年初,扭转二战大局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尚未结束,1月份延安科学界竟能召开牛顿诞生300周年纪念大会,本身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前途和中国命运的乐观与担当。徐老作的主题报告《对牛顿应有的认识》说,牛顿拿数学来综合生产的经验,就产生了他的力学,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果。如果科学不民族化、具体化和行动化,就是”为科学而科学”,没有很多实际意义。因此,“有远大理想,有独特目标,主张自由研究,主张探讨批判,耐心从事,长期埋头”,“着重实验”成为他的主要特征。“实践是科学的母亲,又是科学的尺度,真理要拿实践来检查”[5],这与格森(赫深的通用译法)《牛顿原理批判》有什么关联吗?原来,30年代初格森参加苏联代表团(团长布哈林)出席伦敦召开的国际科学史大会,作的这篇主旨演讲震动了国际科学界,影响到贝尔纳、李约瑟等左翼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家注意研究科技进步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所谓”原理”是牛顿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简称,牛顿”自然哲学”指物理学。

徐老进一步发挥了格森该文的论点,强调“没有实际的理论是空虚的,没有理论的实际是盲目的。所以学科与术科是科学不可分离的两面”。“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的发展。技术直接地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才会使科学家的眼光放大,能照顾全局。”[6]

那么一时看不到在生产上应用的学问又该如何对待?徐老收藏的《绝对微分学及其几何上与物理上之应用》(意大利列维•齐维塔著,汤璪真译,汤曾与他讨论,徐有批注。绝对微分学即张量分析,是研究黎曼几何和相对论的工具)可解此疑。译者汤璪真是毛泽东在东山学校的同学,留学德国,任北京师范大学代理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从香山搬入中南海后,抽空亲自去汤家看望(并邀黎锦熙等作陪),晤谈欢聚达八九个小时,可惜隔了一两年汤教授即急病逝世。徐老以往与汤似无交集,但从黎锦熙等家乡老友处当知悉此事。而徐老尤其欣赏标题中数学的”应用”一词。他可能知道爱因斯坦为了将狭义相对论推广到广义相对论,专门找数学家格罗斯曼学习张量分析(即绝对微分学)。汤璪真对这前沿数学分支既然有深刻独到的研究,故而值得关注。

看看50年代徐老孜孜不倦搜求到的一批书籍目录,大多来自域外,或是未刊本、手稿,有些书涉及当时的禁区或冷门,有些书未曾在国内传播。例如:

《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徐特立,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印,1953.6)源于斯大林晚年的重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及时翻译过来。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说,过去没来得及认真读斯大林这本书,现在号召高中级干部好好研究,并带头写出很多评语。此文表明,早在1953年徐老就做过仔细研究并以其笔记提供家乡干部阅读了。

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使得学者们认真研究,得出一批成果,这里看到如《资本主义经济恐慌史》(抄本,7页),《景气循环之本质》(6页)等。

经济管理是一门关乎国计民生而实践性很强的大学问,尤其是数量化的检测和动态研究,如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前者是统计性的描述,后者是分析性的演绎,像《数理经济学研究》(中山伊知郎,日本评论社)和《技术经济学(上、中、下)》(高山洋吉译,科学主义工业社,1942),尽管当时中国知道这两门学问者甚少,徐老却深知这种“把脉”方法值得掌握。

计划经济要求计算平衡供求关系,不能拍脑袋,《发展工业技术计划概要》(余平著,1919.2,油印)提供早期样本;而标准化必不可少,这里有《原经济部中央标准局工作概况》(1950),《中华人民共和国度量衡暂行条例草案》(1951,油印),《固定资产管理的实务》等。徐老还认为不能完全排斥市场功能,所以收藏有《市场要论》(内池廉吉,岩松堂书店,1929)等。

大规模的工农业建设,多懂些专业知识是有好处的,如《建筑工程监工须知》(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基本建设处,1950.6),《建筑师与营造业》(方镛声编著,刘士能、卢少侯校订,正中书局,1918.7),《蒸汽透平运转规程》(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电业管理局生产技术处透平科1950,7),《食粮管理与农业仓库》(日文,中野修文著,帝国产业社1943)等。

此外,如《日本工业史》《日本交通史》《日本铁道史》《商品学》《支那商业论》等专业性的史和论也见于徐老书架上。

现代管理学者们尽管知道“管理哲学”,如人性假设,人本论,“人力资源”说,却比较空泛、单薄,徐老则早有领悟。

在使用人才方面,徐老主张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并做到人尽其才,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长处。他尖锐地指出:“不民主的社会,埋没人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不埋没的只有千分之一。”因此他提出在使用人才上要发扬民主,希望“科学界发展争论”,,“在理论上不做最后的结论”。[7]

当美欧日企业的人事管理已提出开发人力资源任务的时候,《人的资源论》(美浓江时次郎,东京八之社,1941),《支那的人力资源调查资料》(斋藤荣三郎,东京伊藤书店,1942)等书应运而生。1912年美国的泰罗出版《科学管理原理》,核心是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问题。日本学者新野行则(1913)和上野阳一(1918)翻译为”能率”,我国学者杨杏佛译为”效率”(1915),各有千秋。但日本正在实现工业化,如获至宝,结合该国的实践,推行科学管理编著《务能率讲座》(高田琴三郎,岩松室,1942),《产业心理学》(桐源葆见,千仓书房,1938).《工场组织的实际》(小野宽德,东京,1940)等应用书籍。我国长期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直到改革开放才大力推行,徐老则是思想上的先行者。

四、对李森科事件的持续观察

延安自然科学院开设农学系,系主任是曾在北京大学学习的中共早期党员乐天宇。乐氏擅长林业,在带领师生考察边区森林资源时发现了南泥湾,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大生产当了好参谋,是徐特立的老战友和爱将。解放战争时期,延安的这一批能办理高等学校的干部,组成了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后又成了管理若干高校的骨干,如新建或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等。那时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经济上、文化(也包括科学、教育)上”全盘学苏”。在生物学和农学领域,苏联教条主义的政治环境孕育出的科学怪胎李森科,挟斯大林、赫鲁晓夫所赐的尚方宝剑,几十年内扮演了一出震惊世界、贻笑大方的闹剧丑剧,毒化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科学风气。从1930年起,李森科趁着西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基础”基因”看不见摸不着(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诬之为唯心主义的产物,可以容他浑水摸鱼以自己”创造”的”米丘林遗传学”取而代之。1948年8月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李森科作《论生物科学现状》报告,发出了全面声讨和消灭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总攻击令。

1949年2月,伴随着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国的米丘林学会成立,乐天宇为会长。他们错误地以为应该紧跟苏联,大力传播”米丘林遗传学”,在中国的生物学、农学阵地上也来一番”总攻”,消灭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苏联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3月,派出斯托列托夫、努日金、伊万诺夫等专家来华,不遗余力地宣讲”李森科主义”。中国米丘林学会与之紧密配合,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作为北京农业大学(华北大学、北大、清华三校农学院合并)主委(校长)的乐天宇,因操之过急过猛,逼走该校遗传学教授李景均(到了香港再到美国,后来当选美国遗传学会会长),违反了那时党中央要求“必须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方针,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毛主席批示:“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处理。”[8]结果乐氏遭到组织处分;李森科的伪科学在当时的环境下却继续席卷全国。到了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美国提出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基因”实体被显示出来,并逐渐获得国际科学界一致认可(如今已是中学生常识);加上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李森科从伪科学被逐步揭穿到政治上也失势。

中共中央及时获悉苏联在有关李森科问题上的变化,毛泽东还看了东德执政党对待该国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正确做法的报道,要求中宣部邀请科学院等单位的负责人员讨论。经过调研,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指出,“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中宣部长陆定一对”双百”方针作了系统阐述,强调要反对给自然科学扣上政治帽子、反对用一种学派压倒一切的做法。根据指示,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召集中科院和高教部的负责人,认真研究了我国遗传学界贯彻“双百”方针问题,决定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两派的主要学者们参会,14天内56人发言,达成的共识是容许两派都存在和发展。1957年3月举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接见遗传学家谈家桢时认真听取了汇报,表态:“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此后(到1966年),毛泽东又3次接见了谈家桢,鼓励他”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

1958年李森科重新得到赫鲁晓夫支持,加上”反右”“拔白旗”形势,我国的李森科追随者又趁机揪人算账,仅以湖南为例,医学院的卢惠霖(摩尔根弟子、翻译《基因论》)和农学院的裴新澍(孟德尔数量遗传学家)两教授都受到严厉批判。由于中宣部出面和有关部门实地调查,1962年才为他们甄别平反。十年动乱中,中宣部自身也成了”阎王殿”,遗传学教研再遭冲击和停顿。

以上事实表明,徐老作为负责人之一的中宣部,在这场来自以苏为首的国际共运高层意识形态大戏中,大体上(因为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扮演了实事求是的角色,这也是徐老一贯坚持的科学态度。从徐老藏书中可以看到,他一步不拉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李森科的总动员令,他书架上就有两个版本《论生物学界的现状》(曹毅风、刘群译,东北新华书店,1949.10),《论生物科学的现状》(北京新华书店,1950.10)。接着是李森科的专著《新遗传学原理—米丘林遗传学是什么》(华北农大农业生物科研室译,1949),《遗传及其变异》(雷先柯著,李景均、陈延熙译,中苏友协总会,1950.1),这里雷先柯(Т.Д.Лысенко)即李森科的另一译名(译音雷比李贴切,先不如森准确),这反映李景均也在研究李森科学说,只是不愿人云亦云。徐老特意收藏参看(按:李森科及其徒众的文献译成或编成中文的有几百种,上千万字,徐老没有一股脑儿收集)。这里继续按出版时间清点,有两位苏联钦差大臣的《米丘林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斯托列托夫著,李何译,中苏友协总会,1950.3)和《努日金博士讲演集初译》(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生物科研室译,1950),以及《米丘林选集》(华北农科所译,人民出版社,1951.8)。国人自编的《遗传选种要义》(乐天宇主讲,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2.1),特别是中宣部科学处编译的提供青岛会议的资料《关于米丘林生物学与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论争的一些材料》(孟庆哲、黄青禾等编,1956),介绍了苏联以政治干预科学争论,以势压人乱贴唯心主义标签的情况。

与此相关的还有不起眼的一份《植物分类表》(延安自然科学院编,抄本,14页,手迹)。李森科事件闹剧中,有一折是1955年原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先骕编的《植物分类学简编》提到苏联也有一些批评李森科的声音,竟引起在华苏联专家”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污蔑”,导致胡先骕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和极不公正的待遇。可见青岛会议前气氛之肃杀。徐老这本分类表在时间上早得多。另外,徐老还收藏《米丘林学说》(抄本,7页,校批修改),《生物学史》(汤姆逊著,伍况甫译,商务印书馆,1931.1),日文《生物学史(下)》(巴陵宣祐著,科学史丛书,1912)中,《细胞遗传学研究法》(西三市三著,养贤堂,1933)等,反映他从延安时期就打下了基础,不断积攒知识库存,持续关注,而表态慎重,不轻易公开,因为地位身份不同。

(作者系本馆馆员)

主要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1329页.

[2]《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1370页.

[3][4][7]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5]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室:《试论徐特立教育学说的形成与特征》,《北工教育》1989年第2期.

[6]陈志明:《徐特立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433-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