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先辉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导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朝廷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自此以后，中国主权受到严重损害，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就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威逼和欺诈手段，在我国重要的商业城市里，强占一些区域做为他们居住和管理的租界。他们在租界里，建立了完全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殖民主义制度，形成“国中之国”。

　　自1845年至1905年的60年内，帝国主义除了在北京建立使馆界以外，还在上海、广州、厦门、天津、镇江、九江、汉口、重庆、杭州、苏州、沙市、福州、鼓浪屿等地建立租界。这个时候，西方的商人，传教士作为殖民主义的“舶来品”侵入了常德，常德的对外贸易也因此被写下一页受屈辱的历史。

　　早在咸丰四年（1854），英国的大英公司货船由伦敦航行至香港，英国的货物首次由广东经汉口后进入岳阳、常德。为了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英国于同治五年（1866）成立了中国航业公司（太古分公司），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势力已沿长江流域进入洞庭湖地区，并深入到常德腹地。

英国太古行业公司的船只

　　由于常德是川、黔、鄂三省边区，以及湘西三十县的桐油、生漆、木材、药材、皮毛、水银、丹砂、冰碱、土靛等物资的集散出口地；也是粮食、棉花、水产、大布、铁器，苏杭绸缎、湘赣陶瓷、京广货物向湘西和川、黔、鄂输入之地。素称“吴蜀咽喉，湘黔户牖”“五省通衢”“鱼米之乡”。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据岳州（岳阳）关统计，岳州关进出口贸易额为1354000关平银。其中常德的进出口贸易为617000关平银，常德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到岳州关进出口贸易额的半数，因而引得帝国列强对常德的贸易市场垂涎三尺。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自行颁布《内港航行章程》，外国商轮可以自由驶入内港。次年常德设立了邮政支局和电报局。1900年，日本英佛矿业会社一艘浅水汽船由岳州开往常德，并航行至桃源县兴隆街。英、日两国军用轮船开始在洞庭湖区探测水道。1903年，日本海军派出一小队水师来到湖南勘测岳阳至常德的水道，撰写《湖南水路记》和绘制湖南水路图。1905年，“各国兵轮，络绎洞庭，往往行驶常德、湘潭以上赴渌口、株洲一带……极长湖内外数百里以延袤，随处可游弋自如”。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后，岳阳、长沙先后正式开埠，英国和日本商人开始“得陇望蜀”，企图把常德沦为帝国主义争夺利润，掠夺资源的重要逐鹿之所。

　　光绪三十年（1904），英商贝纳锡首先以赴湘游历为名进入常德，在下南门外大河街张挂“英商豫亨泰洋行”和“英商轮船转口公司”二块招牌，被常德府县和民众阻止。此事英国领事曾照会湖南巡抚交涉。

　　据清朝人朱寿朋主编的《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5月湖南巡抚端方应英国领事要求，向慈禧太后、光绪帝奏请批准常德、湘潭开设外国租界。外务部于8月25日奏请慈禧太后后批准所奏《如所议行》。

　　次年，湖南巡抚派岳常澧道道台韩庆云来到常德筹办外国租界，并颁布《常郡开埠告示》，遭到留学生和常德商民的激烈反对，他们群起集会呈文《具控到京》，而且“邀集郡城八省三堂董事在育英堂会议商埠事宜”，在向韩庆云“面陈利害”的同时，并向长沙省洋务局据理力争，使得常德开设租界末果。

　　次年清政府决定常德以“寄货港”名义对外开埠。常德商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商务总会。然而外国商人纷纷来到常德，先后开设洋行29家，使得本地的土布业一蹶不振。常德的商贸企业在外货倾销、军阀混战和政府横征暴敛的不利形势下艰难地发展。这一年，英国太古洋行新建的“湘潭”轮开始航行常德，并于1907年在常德大河街营建太古码头、仓库、货棚和趸船等设施。同年日清汽船办事处也在常德派驻人员。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俄国、荷兰、丹麦等国的商人接踵而至，导致常德商号林立，牙行（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价格的居间行商）普遍设立，进出口贸易增加。这一年岳州关的进口额为173102关平银，出口额为316956关平银。从此以后，湖南境内的内河航权几乎完全操控于外国人手里。

　　那时候，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来到常德修建油栈输入煤油，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美孚公司和德士古公司也接踵而至输入石油。

　　清末年间，由于中国丧失贸易主权，常德的进出口贸易完全被外国洋行控制，严重地破坏了常德的地方经济发展，因而激起常德爱国人士的强烈不满，曾两次发生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斗争事件。一次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方应英国、日本等国要求，奏准将常德和湘潭开辟为租界，遭到学生和士绅强烈反对未果。一次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3月16日，朝廷将常德辟为“寄货港”，常德民众群起反对。

　　（作者单位：常德市宏德实业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