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

    笔者研究杨昌济近40年，编其文集前后也有3种，接触杨氏著作（包括译著）上百万字，但从来没有见过杨氏的亲笔字，一直以为遗憾。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邹小站博士的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杨氏1911年致吴稚晖一封信的内容，而此信我过去未曾见过。于是立即与邹博士联系，承他大力支持，从近代史所档案室替我复印了杨昌济5封致吴稚晖的亲笔信，1封致胡适的亲笔信。不久，邹博士又从另一个途径找来杨昌济致章士钊的一封明信片。这7封信，都是杨昌济的亲笔，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使我眼界大开。7封信主要是围绕3个问题展开的。

　　其一，是有关杨毓麟蹈海自杀的后事料理。过去我只知道杨昌济和杨毓麟都是在阿伯汀大学的同学，而不知道当杨毓麟蹈海时，杨昌济正在德国旅游。所以在笔者1981年所写的《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中对这件事是这样描写的：当杨毓麟蹈海的“噩耗传来时，杨昌济悲痛欲绝。他立即奔往利物浦，和其他友人一道，共同料理了杨毓麟的后事。……杨昌济等人便以隆重的葬礼，将杨毓麟的遗体埋在利物浦的公共坟园。”[1]这种说法，显然具有想当然的性质。现在新发现的信件表明，“笃生临命之时，曾发一书与昌济作永诀，又有书寄其弟，属昌济为之转寄。此信先寄至厄北淀，复由厄北淀转寄德国，昌济得信稍迟。虽星夜遄归，竟未得亲送其葬”。实际上杨毓麟的丧葬事宜是由吴稚晖与石瑛主理的，杨昌济事后代表杨氏亲属写信向吴稚晖表示感谢：“先生高义薄云，为之经营殡葬，表扬烈士之心迹，葬仪隆重，殁有余荣。闻先生三晚不眠，昌济感激至于无地。谨以同宗之故，代表其家属先鸣谢悃。”杨昌济因未能为杨毓麟“亲送其葬，中心疚悔莫可名状”。所以从德国返英国后，立即于“礼拜六、日至利物浦，同曹君埃布尔凭吊其坟”。杨昌济除未能亲自料理杨毓麟的丧葬事务之外，对于有关杨氏其他几件后事的处理都是十分积极认真的：（一）是促进杨毓麟丧葬费用的报销。当时吴稚晖和章士钊等人都曾找留欧学生监督钱文选要求报销，但钱氏以墓碑费用过高拒绝，为此杨昌济以杨毓麟亲属名义致函钱文选：“将笃生先生苦学致疾，感愤时事，蹈海自沉情节告之，并以丧葬之费约五十七八镑，请其由公开销。渠得此，侭可以作报告矣。”就是说，杨昌济的信为钱文选的报销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二）决定将杨毓麟的遗体埋在利物浦。杨昌济致信吴稚晖说，杨毓麟遗体“留葬英伦之说，弟二次作书与性恂（杨毓麟之兄杨德麟）皆力主之。其家人皆明白人，想不至力持旧说也。”这里讲的“力持旧说”指中国传统的尸骨必须还乡。对此，章士钊当时在致吴稚晖的信中说过：“先生所询葬事一节，钊意亦以葬于利物浦为得。笃生有族叔祖杨华生在此，然此兄今游德未归，钊即以此函询之，谅其意见亦必与吾辈同。惟不可必者，则死耗达于其家，其家人忍否令其葬于异域耳。……吾国顽陋之习未改，则重尸之念亦必未除，然即询其家人之见，此时亦无能待之。”[2]后来经过杨昌济与杨德麟商量，达成共识，同意埋葬在利物浦，杨德麟在回信中说：“如中国有重见天日之时，则烈士英灵自当随怒潮东返；不然，则大陆沉沉，猿鹤虫沙，生者且不知死所，归骨又奚为乎？”[3]（三）杨昌济事后写了一篇《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简要而准确地记述了杨毓麟的生平和思想；并且明确指出，杨毓麟蹈海时间是1911年中国农历“润六月十一日”，即公历8月5日。（四）将杨毓麟的诗稿寄章士钊，供公开刊印。这就是杨氏致吴稚晖信中所说的“检阅遗书，不觉陨涕。顷将其诗稿寄至行严兄处，以供先生印行之资。”这些诗包括《步华生先生韵》等8首，并有杨毓麟所写“改正近作那诃赖嗄诗，并呈新制乞怀中叔祖大人训正”等字样。这些诗于1914年发表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四号。

　　其二，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述。过去由于缺乏数据，笔者在写杨昌济的传记时没有涉及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而杨昌济致吴稚晖的这几封信则充分反映了他支持辛亥革命的鲜明立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他十分关注辛亥革命的进程：“读今日报，知国民军已获胜利。萨镇冰水师战斗不力，想是意存观望。袁氏要求明年开国会，内阁纯用汉人，已经允诺。然已晚矣。”这里所说，正是武昌起义之后的国内的政治进程，从杨昌济的语调可以看出，他对这次革命是抱着十分支持和同情态度的。（二）在1912年3月致吴稚晖信中，杨氏表达了他对革命成功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大局竟已粗定，曷胜欣慰。犹忆晤谈之时，昌济对于国事前途，不过存漠然之希望。乃不至一月，义旗猝建，风卷云驰，全国响应，何快如之。虽有多数志士捐驱殉难，无数同胞惨遭兵燹，并有无数之困难问题横于前路，然船已上岸，固普天同庆之时也。”（三）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在1911年10月21日致吴稚晖信中谈到武昌起义，自己在国外无法参与时，杨氏说：“弟在此亦无可为计，惟与行兄（章士钊）商议多发几个电报而已，有相知者告以弟之所见，冀可以少助舆论之势力。”杨氏的这段话实际涉及到长期被淹没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国际舆论议论纷纷，有同情者，有反对者，也有持中立态度者，于是杨昌济便与章士钊商量，选择那些比较倾向革命的外国舆论翻译寄至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刊登。对此事，章士钊后来也有回忆：“武汉起义之明日，英伦新闻界中，异议稍起，莫礼逊于克强（黄兴）尤多微词。愚审外邦舆论之力，可左右吾党之大事也。即择其议之袒己者，通电《民立报》，以安吾军心，主旨即在证明革命不足召瓜分之理。自后一日一电，或一日数电，如是者月余，愚发伦敦之电始休。”章氏此论，除了没有讲此事的起始是与杨昌济商议的结果之外，其余都是符合事实的。白吉庵在《章士钊传》中曾引多条《民立报》上当时所刊来自英国阨北淀特电。其中最早的一条是1911年10月16日。其标题：《欧洲关于中国变乱之要电》二则。其一云：“英国报界大声欢迎武昌革命党宣告共和政体，赞成黄兴为总统”。对于此事，当时《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一次讲演中也提到：“当时《民立报》驻英国的记者就是章行严先生。辛亥革命时，章先生首先打一个电报回来说，英国舆论主张对中国内政不加干涉。当时在国内革命进展上有极大有影响。”[4]这个功劳是应该记在杨昌济和章士钊两个人身上的。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士钊曾出任过一段时间的《民立报》的主笔，而杨昌济在英国也订阅了此报。说明他对国内政治十分关注。（四）杨昌济赞赏吴稚晖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态度：杨氏在致吴的信中说：“先生归国之后，以泯满汉、睦革宪、和新旧之主义，维持调护于其间，社会实深赖之。”杨氏在这里引用了《伦敦华侨致全国同胞电》的内容，但该电的原文是“泯汉满，和革党，调新旧”，而杨氏将“和革党”改成“睦革宪”，则其团结面更加广泛。杨氏又说：“时局粗定，百度维新，固急赖救时之杰。然争权揽势，恐亦不乏其人。先生超然高举，如鸿鹄之一举千里，良深钦佩。”这里讲吴稚晖“超然高举”是指吴氏在辛亥革命回国后，孙中山要他当民国教育总长，但吴氏坚决辞谢，他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官我是做不像的。”于是回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其三，杨昌济生命不息，研习不止。杨昌济1920年1月逝世后，北京大学出版部在这年下半年再版了杨氏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并请胡适写了一个《跋》。胡适在《跋》中说：“杨先生不幸于本年病殁。他是一个勤苦的学者，他临死之前不多时还有信托我问杜威博士欧美最新出版的伦理学书籍，可见他致死不懈的精神。”[5]这说明杨昌济致胡适的这封信，应该是写于1919年10月1日，距离他逝世只有3个多月。（一）杨氏在此信中亲自说明了他患病的情况：“弟因神经衰弱，消化不良，养静西山已逾数月。现虽大愈，尚未复原。惟本学期担任伦理学仅二小时，或可不多请假也。”“神经衰弱，消化不良”，都不是致命的病，所以杨氏说他“养静西山已逾数月”已经“大愈”。但其女儿杨开慧在《家父事略》一文中说这不过是他自己的自我感觉：“在西山半年，病时发时愈。九月间自觉其病已愈，因不忘大学职务，乃返京寓，预备授课。阅伦理学书，稍劳，病遂又发。次日有课，吾辈劝勿往，不听，卒往授课，一点钟而归。后实不能胜，吾辈劝入医院，始听。而病已过深，医药无效，卒至不起焉。”[6]这里也没有讲清杨氏到底是得的什么病。杨氏逝世后，在《蔡元培、范源濂等启事》说其病情时也比较笼统：“始为胃病，继以泛肿，养病西山，愈夏、秋两季。入冬以后，病势日剧，居德国医院受诊治。医者谓其脏腑俱有伤损，医疗匪易，而先生之病亦竟以不治。”[7]这个说法也比较笼统，没有确诊是什么病导致杨氏逝世。（二）杨氏的确如胡适所说的是‘致死不懈’的“勤苦的学者”。他在临死前三个月的1919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说：“我虽未老，然已届中年，但吾气浩然，仍怀迈往无前之志，以百年为期，尚可作五十年之研究也。要之学贵日新，与年俱进，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8]正是怀着这种豪情壮志，杨昌济给胡适写了这封信，努力搜寻国外最新出版的伦理学书籍。这种致死不懈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作者系本馆馆员）

　　注释：

　　[1]《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2]转引自邹小站《杨毓麟与章士钊的纠纷及其余波》，《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达化斋日记》1915年3月31日，《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42－643页。

　　[4]转引自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页。

　　[5]《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1页。

　　[6]李忠泽：《新发现的杨开慧三篇短文浅析》，《船山学刊》1915年第3期。

　　[7]《杨昌济集》第1224页。

　　[8]《杨昌济集》第671页。

附录：杨昌济致吴稚晖和胡适的信

　　稚晖先生大人执事：

　　笃生蹈海，诚为极可悲痛之事。无穷希望，一朝尽，固国民之公戚，非仅友朋之私痛也。

　　先生高义薄云，为之经营殡葬，表扬烈士之心迹，葬仪隆重，役有余荣。闻先生三晚不眠，昌济感激至于无地。谨以同宗之故，代表其家属先鸣谢ha。

　　笃生上有高堂，当不令闻此惨耗。其兄在奉天，顷已作书告之矣。笃生夫人甚贤，其儿女皆近长成，有其兄弟扶持，尚可无虑。所遗行李存泥北淀车站，收条现存敞处，但未知其钥匙之下落，容迟当为之取出寄归。

　　笃生临命之时，曾发一书与昌济作永诀，又有书寄其弟，属昌济为之转寄。此信先寄至泥北淀，复由泥北淀转寄德国，昌济得信稍迟。虽星夜遗归，竟未得亲送其葬，中心疚悔莫可名状。昨礼六、日至利物浦，同曹君埃布尔凭吊其坟，日暮不得归，今日始抵伦敦。先生若有何事物欲寄与其家人，昌济可为转达。容当趋渴恭闻大教。

　　专此即颂

　　侠安！

　　弟杨昌济  百十四日夕

　　稚晖先生执事：

　　奉到来示，于笃生先生殉义情形，了如指掌，感何可言。留葬英伦之说，弟二次作书与性愉皆力主之。其家人皆明白人，想不至力持旧说也。

　　墓碑必立，已无疑义。先生若属店主人开钱监之账，往索取之，渠当照付。弟顷作书与之，将笃生先生苦学致疾，感愤时事，蹈海自沉情节告之，并以丧葬之费约五十七八镑，请其由公开销。渠得此，但可以作报告矣。钱接公使馆转来奉天民政使张来电询问此事，盖性愉已知此消息矣。弟未发电与之，因葬事已妥，无庸过急也。何日立碑，弟当陪往。

　　专此即候

　　日安！

　　弟昌济  二十三号

　　稚晖先生执事：

　　奉来示并读致行、弱两君书，仰见爱国至诚，远谋硕画，欣慰之至。读今日报，知国民军已获胜利。萨镇冰水师战斗不力，想是意存观望。袁氏要求明年开国会，内阁纯用汉人，已经允诺。然已晚矣。弟在此亦无可为计，惟与行兄商议多发几个电报而已，有相知者告以弟之所见，冀可以少助舆论之势力。

　　弟固以先生所论求学百人之一自命者，于政治运动未暇多有所助。先生济时之杰，当此吃紧关头，必能大有所布置。惟贵体恐不宜过劳，尚望为国珍摄自爱，为祷。

　　专此敬候侠安！

　　弟昌济  二十一号

　　稚晖先生执事：

　　去岁大驾返国时，曾蒙惠书，因循未复，至以为歉。

　　大局竟已粗，昌胜欣慰。犹忆晤谈之时，昌济对于国事前途，不过存漠然之希望。乃不至一月，义旗碎建，风卷云驰，全国响应，何快如之。虽有多数志士捐驱殉难，无数同胞惨兵焚，并有无数之困难问题横于前路，然船已上岸，固普天同庆之时也。

　　先生归国之后，以泯满汉、睦革、和新旧之主义，维持调护于其间，社会实深赖之。昌济屏居海外，于此绝大运动未曾有丝毫之助力，深以为愧。

　　笃生先生墓碑已成，闻骆君已寄其照片前来，想已收到。现在大局粗，百事维新，需才正亚。如此品学兼优、热诚爱国之士，正为社会国家所倚赖，乃超然长往，良可痛惜。《诗》云：“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检阅遗书，不觉陨涕。顷将其诗稿寄至行严兄处，以供先生印行之资。尚乞酌夺。石君衡青处并乞致意。

　　此候

　　任安！

　　弟杨昌济  三月二十二日

　　（一九一二年）

　　稚晖先生执事：

　　近因春假，偕友人出外旅行一星期，昨夜归寓。承寄墓碑照片，甚为感荷。前接骆君耀宏信，知墓碑已成，渠已将照片寄与尊处。彼时弟意大驾尚在中国，故作一书寄与行严，请其转交。不知执事以何时返英？

　　时局粗，百度维新，固急赖救时之杰。然争权揽势，恐亦不乏其人。先生超然高举，如鸿鹤之一举千里，良深钦佩。

　　专此致谢，即候

　　着安！

　　弟昌济  十二日

　　适之先生大鉴：

　　许久不见，甚为思慕。弟因神经衰弱，消化不良，养静西山已逾数月。现虽大愈，尚未复原。惟本学期担任伦理学仅二小时，可不多请假也。

　　现值开之时，所有教授内容，亚须豫。弟所有伦理学及伦理学史书不多，将来须借尊处所有之书一阅，谨此豫约，请将尊处所有伦理学（英文的）书目开示，以便备参考，为荷。又请转央杜威先生，开一书目（伦理学之最新出者），以便属大学图书主任备教员及学生之参考。屑劳神，万乞原谅。

　　贵体想甚健，恐亦当节劳保重。是为至祝。此候大安！

　　弟杨昌济敬启  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