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泽

　　（接上期）

　　三、迁回长沙  重建雅礼

    雅礼师生正式迁往长沙的日子快到了！1945年12月初，学校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对他们进行行前动员。雅礼三十八班的周汉槎告诉笔者，由于他在沅陵附近有亲戚，所以没有跟其他同学一起坐船迁往长沙，而是之后自己坐木炭汽车离开的。与湘雅分院离开沅陵时一样，雅礼中学用拆下来的木材做成木筏，上面堆满了桌椅，这些将被用来重建长沙校区。12月22日，莫伦德、迪克巽和雅礼师生一起从沅陵上船，计划经过常德到长沙，船上堆满了行李和设备。后来统计数据显示，包括从沅陵房子拆下来的东西在内，这次搬家总共花费了一千零五十万法币。船队共有五条帆船，莫伦德和迪克巽分别乘坐其中两条，各自负责带领约二十位学生，每条船上各有一位厨师和一些船工，离开前的晚上大家几乎一夜未眠，忙着装箱子。应开识和其他老师分别在其他三条船上带队。1945年9月入学白田头初中部三十九班、应开识的儿子应选道（今年八十四岁）告诉笔者，他们一大家人和伯伯应勉吾(在迁到沅陵的福湘女校任总务长)浩浩荡荡同乘一条船出发。因为莫伦德带的东西比其他老师多得多，所以他开玩笑地说：“因为我的东西占了很多地方，我猜船上的学生不是太高兴”出发后的头两天天气不太好，到第三天结束时船才航行了约三十公里。因为天冷，加上船上又没有暖气，所以莫伦德几乎整天躺在两层厚实的军用睡袋里。不过接下来的九天里天气和风向都很好，每天行进约五十六公里。一路上，船基本上是在山间航行，偶尔有些险滩和峡谷，风景很美，船停靠在各式各样的小村庄和集镇上。每天，大家都在船上吃早餐和晚餐，伙食中包括鱼、鸭、猪肉和牛肉，每顿饭都有至少一个荤菜，量也管够，莫伦德和迪克巽再补充点所携带的美军配给口粮和水果。雅礼的师生们在小村庄里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晚上吃着橘子和花生，12月24日平安夜那天还下雪了，第二天度过了一个真正的白色圣诞节。尽管船上又冷又挤，但对学生来说，整个行程就像过节一样的快乐。在船靠近长沙时，雅礼的学生们不由自主地唱起歌来！莫伦德解释道：“因为学生们就要回到他们可爱的家乡长沙，就要见到离开四到六年的家人了”1946年1月3日，在外颠沛流离了近八年的雅礼师生们终于回到了长沙！

　　战后的长沙城也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原先的闹市区现在成了一片废墟，需要好几年才能重建。不过，已经有大批的木料运抵码头，长沙人民在辛勤地工作着。据估计，当时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居民已经回到长沙，但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学校回来了。由于长沙只有极个别的学校能在1946年春季开学，所以申请雅礼中学的人数创下历史纪录，多达一千人！可惜学校地方有限，加上雅礼一直坚持高水准，所以只录取了一百名新生。湘雅医院已经开门，她为很早返城的居民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1946年1月22日雅礼中学迁回长沙后打地铺的学生宿舍

　　莫伦德1945年10月曾与湘雅的美籍医生裴文坦（William Winston Pettus，后于1945年11月18日驾机为湘雅医院运送物品时在贵州不幸撞山牺牲）去过雅礼校园，与那时相比，1946年1月他们到达校园后发现情况有了很大的提高。事实上，盛群铎等人从9月份开始，先后完成了教学楼、德士楼、胡美楼等临时校舍的修建，为雅礼创造了过渡的教学条件，还利用旧发电机为学校通电。莫伦德在1946年1月31日的信中称赞道：“盛群铎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做了很多令人钦佩的重建工作。校园已经被清理过，被烧毁的墙已经重新砌好，一座临时兼做宿舍的大教室除了二楼的地板需要铺上，其他已经基本完工。屋顶也修，下面首要的事就是修内墙和内窗”缺少修房子的原料，他们就用在校园里找到的砖头和从沅陵水运来的木料。修房的总费用是两千万法币，大部分由雅礼学会的一笔专项基金支付，但因为物价很高，尽管花费不少，房子却很简陋。莫伦德后来在同年5月16日的信中说：“窗子上没有玻璃，就用纸糊着，家具也是很粗糙的。楼上一个宽敞的大房间被当作三百五十位学生的宿舍，里面没有床，只是用竹片标出学生放置被褥等个人用品的地方。”

　　由于长沙在战争期间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所以战后房子极端短缺。雅礼学会答应将其在长沙校区所拥有的洋房借给学校和教师使用。一栋房子被用做图书馆和小教堂，另一栋被用作科学实验室。同时，这两栋房子里还住了七十位学生，他们没有床铺，就睡在地板和阁楼上。其他房子里也住满了教师及其家属，其中三栋的部分地方兼做办公室。由于食堂也被日寇烧毁，所以雅礼计划在1946年5月后用从沅陵带来的材料建食堂。当时他们将教室当成食堂。建造食堂、澡堂和办公室的最低预算是四千八百万法币。在食堂开建前，学校暂时用以前的教堂兼礼堂做学生集会的地方，这座建筑仅剩墙还没倒，由于屋顶和门窗都被烧毁，所以只能在天晴的时候使用。

　　1946年1月，应开识请迪克巽担任训导员（宿舍辅导员），那幢房子里住了四五十位学生，迪克巽成了学生们的“大哥哥”。莫伦德说：“如果你进宿舍，因为学生们睡在地板上，所以按规矩你必须脱鞋子，以保持地板清洁”由于迪克巽身高一米八三，有时还留着胡子，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学生都有点怕他，所以应老师也请他在新学期里担任学监助理。何家声老师的儿子何麟书（1955年五中高七班校友，后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院长、教授）告诉笔者：“在沅陵时雅礼学生给迪克巽起了个外号，叫‘迪克宝’，可能说他有点呆头呆脑认死理的意思。”对于迪克巽，一位英文名字叫的雅礼学生在一篇英文作文里写道：“我认为迪克巽是雅礼最有意思的人。当他用明亮而闪烁的眼睛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些害怕。他慢慢地说话，以便我们能听清楚。他穿中式服装时像中国人，穿西装时像美国人。他张开大嘴笑的时候伸展着脖子，搞得我们也一起跟着笑”胡天圣曾提到迪克巽做错的一件事，那是1946年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雅礼的学生们还在睡梦中，迪克巽走进王志云的卧室，用英语大声喊着“起床”，并用脚踢同学们的头，所有同学都被惊醒，走进王志云的卧室一看，发现他正在向迪克巽提出抗议：“今天是星期日，我们在校园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你为何如此粗鲁地踢我们的头。”迪克巽也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只好向同学们道歉。

　　雅礼三十八班（1950年冬季毕业）的校友李雨田在2006年《雅礼简报》上登的一篇文章中生动地讲述了他与迪克巽的故事。李雨田在1946年春插班进雅礼读初二，一天早上，他因患感冒，所以在迪克巽高声喊着“起床”的时候爬不起来。苦于当时英语不是太好，他只能拼凑了几个英语单词指着头说“这里热”、指着脚和手说“这里凉”、指着嘴巴说“这里没东西进去”（指胃口不好、两天没吃饭了）、指着腹下肛门说“这里没东西出来”（指拉不出大便）。虽然迪克巽似懂非懂，但看后露出一丝笑容离开了，然后又匆匆返回，领了一位校医帮李雨田看病，转天他就能起床出操、上课了。过了几天上晚自习的时候，迪克巽喊李雨田的名字，他惴惴不安地站了起来，不知道又犯什么错。当迪克巽复述了李雨田如何用简单而生硬的英语描述病情的经过之后，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这时，迪克巽来到他的身旁，抚摸着他的头，对学生们说：“想要学好英语，就要像他这样大胆地说！”此后，三十八班英语会话的风气逐渐加强了。李雨田的同班同学余建宣在2007年《雅礼简报》写道：“迪克巽极为认真负责，每晚均来查房，为同学盖被加毯，问暖嘘寒，亲切一如父兄”他接着提到，有的学生躲在被窝里，蒙着头用手电筒照着看小说，迪克巽就挠他露在被子外面的脚底，学生还以为是别人开玩笑，一看是满脸大胡子的迪克巽，吓得立刻丢书睡觉，从此再也不敢了！应选道今年向笔者提到曾经教过他一学期的莫伦德和一年的迪克巽老师时仍然记忆犹新，他说：“莫伦德个子非常高，但十分平易近人。迪克巽略矮些，学生犯错时他眼睛一瞪，因为留着大胡子有些吓人，所以学生们更喜欢莫伦德一些”不过，李雨田认为，虽然有些同学认为“迪克巽最凶、最恶、最不给面子”，但正是因为他一丝不苟地管理、教育学生，才使同学们“逐渐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敬爱师友的品德、严守纪律的行为、按时起居的生活和遵守公共卫生的习惯”。

　　莫伦德和迪克巽不仅在雅礼中学教英语，而且还和学生一起参加课外活动。学生们邀请他们组成一个“中美篮球队”与长沙市的其他篮球队比赛，教学生唱耶鲁的歌曲。学生们也经常看望他们，同时也可以练习英文，这对于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1946年6月的一天，雅礼的毕业班去岳麓山举办了野炊活动。迪克巽、俞道存（此时已回雅礼）和师生们爬到山顶看道教的云麓宫，山脚下是有着孔夫子传统的湖南大学，半山腰上有一座佛教寺庙麓山寺。午饭前，大家玩游戏，都很开心。吃完可口的午餐，大家围坐在一起，应开识请迪克巽讲讲耶鲁的故事，在俞道存的建议下，迪克巽又讲了他在耶鲁四年的学习生活，接着俞道存回忆了在耶鲁读研究生的故事，劳启祥和应开识也补充了当年耶鲁给他们留下的特别印象，迪克巽看出应开识对耶鲁有着持续多年的深情。

1946年雅礼师生，前排：何家声（左二），后排：俞道存（左一）、迪克巽（左二，高个子）。

经过雅礼三十八班周汉槎和三十九班应选道辨认，这张照片应该摄于离雅礼中学步行十分钟左右的

长沙老火车站北站，当时雅礼师生常去游玩。周汉槎指出，前排右三（手叉腰、穿短裤者）

是他的同班同学徐莘香（后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教授，2012年2月22日不幸去世）

　　6月21日，迪克巽跟随应开识参观雅礼学会在长沙初创时的地址“西牌楼”。这时的西牌楼出租给五家卖高档布料的布店，他们在那里喝了茶，应开识给迪克巽指出那里的一些老楼并告诉他过去常去理发和买糖果的地方。第二天是端午节，也是赛龙舟的日子。迪克巽大概是第一次过这个节日，所以格外显得有些新鲜。雅礼放一天假，每人都吃了咸鸭蛋、甜米糕和包子，下午还有龙舟比赛。十几位男士在两位旗鼓手的指挥下协调划桨。每条龙舟的前端有一个龙头，大家都穿着大红的衣服，显得很高兴，还能听到城里到处放鞭炮的响声。

　　莫伦德和迪克巽一致认为在雅礼工作带给了他们丰富的经历。迪克巽深深地感受到了教务长应开识对雅礼的忠诚是无法言表的。现在，两位外籍教师与中方教师变得更加熟悉。迪克巽在1946年9月15日的信中提到：“王齐家老师（注：雅礼校友柳直荀烈士（李淑一的丈夫）的妹夫）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的人，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事实上，我在这两学期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我与他及陈积华老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沅陵和在长沙的头几个月中，我觉得与雅礼的年轻教师们十分陌生，但是我现在对他们有相当的了解。”另外，迪克巽与湘雅的柳瑟虎医生关系也不错。

　　四、师生友谊 源远流长

　　莫伦德和迪克巽在雅礼中学的任期到了，虽然目前史料没有准确记载他们离开中国的日期，但莫伦德的通信显示他是在1946年6月离开的。据1946—1949年在雅礼工作的“耶鲁学士”James Scherer（中文名是石哲民，现年九十一岁，住在芝加哥附近）回忆，迪克巽是在1947年春离开雅礼的。

　　莫伦德乘坐一艘坦克登陆舰沿着长江向东，然后坐一艘到旧金山的军舰回国，之后坐火车横穿美国大陆到了纽黑文，担任雅礼学会执行秘书。1950年他获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社会学博士，1949—53年在马里兰州的威玛学院（William and Mary College）讲授人类学和社会学课程，之后基本上一直在弗吉尼亚州的兰道夫-麦肯女子学院（Randolph-Macon Women’s College，建于1891年，2007年7月1日变为一所男女混合学校，并更名为兰道夫学院）做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莫伦德出版了数本专著，并发表了不少文章。他是一位反对美国种族隔离的人权斗士，1981年获弗吉尼亚州杰出奖（Peer Eminent Laureate of Virginia），1985年获母校—伯明翰南方学院—杰出校友奖。

　　莫伦德回国之后继续与雅礼学生通信往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联系在1949年之后中断了二十多年。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莫伦德以前在雅礼的学生有机会到美国去，每当此时，莫伦德总是邀请他们到他所执教的人类学课堂上讲述中国的事情，讲述他们后来的故事。莫伦德很惊讶地发现他以前的学生们英语那么好，虽然已经有二十五年不讲英语，但是他们讲得很清楚，口音也不重，课堂上的学生们都能听懂，这说明英语直接教学法是很管用的！学生们对他们的演讲十分感兴趣，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见过从中国来的人。

　　迪克巽回国后曾在年代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大专院校做学生管理工作，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期曾分别担任阿拉斯加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学院和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技术学院的校长，不过上述学校后来都因缺乏资金来源关门了。1982年左右在沙特产油地宰赫兰（Dhahran）任高级技术专家，1984年后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做顾问。1992年，迪克巽在耶鲁1942届同学毕业五十周年纪念书中特别提到他1943—1947年在雅礼教书时所遭遇的天冷、生病和物质匮乏造成的苦痛，还有臭虫、跳蚤和老鼠的骚扰。他满怀深情地说：“将近五十年过去了，以前雅礼的学生仍然给我写信、打电话，或者当他们来美国访问时还来看望我！”。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996年，在阔别中国半个世纪之后，八十岁高龄的莫伦德和享有弗吉尼亚州“桂冠诗人”称号（Poet Laureate）的妻子玛格丽特重返雅礼！他们先到香港待了两个星期看望女儿开罗尔（Carol），之后原计划坐气垫船到深圳与曾经在雅礼中学执教过的英国人谭世安见面，不幸的是，谭世安就在莫伦德成行前去世了。听从开罗尔的建议，莫伦德与妻子从香港直飞长沙，参加两天后的雅礼中学举办的九十周年校庆。他们抵达长沙机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然后下榻在长沙著名的华天大酒店。雅礼三十八班的学生（1950年冬毕业）庄伦和三十三班（1948年夏毕业）的柳正壁为他们精心准备行程计划。莫伦德见到了他以前的学生们，商量写一本回忆抗战时期在沅陵艰苦生活的书。虽然这本书后来并未公开发行，但在2002年他们终于完成了这本书，并赠送给了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

　　莫伦德于2005年5月22日去世，享年八十八岁。迪克巽在2004年3月17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从1943年莫伦德、迪克巽赴雅礼教书到现在，弹指一挥间，七十四年过去了。这期间，雅礼中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师生们再也不像抗战时那样过着颠沛流离、缺穿少吃、担惊受怕的日子。现在，他们在宽敞明亮、拥有现代化设备的学校里工作和学习。可是，我们应该记住那段苦难的历史，不能忘记曾经为今天的雅礼打下坚实基础而默默奉献、坚忍不拔的老一辈雅礼中外教师、学生和员工们，从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以便将“雅礼精神”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参考书目

　　1.Staff Correspondence,RU232,Box 85,Folder539YaleUniversityLibrary,Manuscript and Archives 

　　2.Interview of Prof.Morland,Samuel Proctor Oral History Program at University of Florida,February 20,2002 

　　3.Student Remembrance of the Yale School in China(Yali) During the War of Japanese Aggression,Liu,Zhengbi and Kenneth Morland,eds.,RU232,Box 26,Folder 901-902 Yale University Library,Manuscript and Archives,September 2002 

　　4.Staff Correspondence,RU232,Box 60,Folder 105 Yale University Library,Manuscript and Archives 

　　5.Yale-in-ChinaReport,1943—1946 

　　6.Yale Banner Public ations 1942 and 1943 

　　7.The Yale’ 42 Story,50 Years Out,Yale University;First Edition,1992 

　　8.《雅礼简报》，1986—2015年

　　9.《雅礼中学建校九十周年纪念册》，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0.《百年回望》，百年雅礼纪念丛书，刘维朝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

　　11.《群英荟萃》，百年雅礼纪念丛书，刘维朝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

　　12.《湘雅春秋八十年》，刘笑春、李俊杰主编，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

　　（作者单位：美国达特茅斯学院）

　　致谢

　　文中所有照片均由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ChinaAssociation2016年9月授权引用。作者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和档案部的StevenRoss先生帮助购买相关史料以及NancyF.Lyon女士帮助查找迪克巽的史料，作者特别感谢佛罗里达大学口述历史项目主任PaulOrtiz教授授权引用2002年对莫伦德教授的采访录。作者十分荣幸地与莫伦德的女儿CarolMorland博士多次交流。另外，作者感谢达特茅斯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的同事HeatherCarlos女士帮助绘制莫伦德、迪克巽从纽黑文至沅陵的线路示意图（中文地名由作者加上）。最后，作者还要感谢雅礼中学校友应选道、周汉槎、王令慨、柳正壁、李雨田、王树泽、胡越生及雅礼中学第一任中国人校长黄溥博士的儿子黄继溥先生对本文富有建设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