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曾及其最早的湘人西藏印度锡金纪行
时间: 2019-03-29 09:03
——《藏輶随记》介绍
许康
陶思曾(1878—1943)字叔惠,号啸岳,湖南安化县一都小淹人。清两江总督陶澍曾孙,因景仰先曾祖,故取名思曾。
1923年陶思曾任浙江高等检察厅长时着官服照片
一、家艺与留日生涯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自称桃花渔者,印心石屋主人。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官至两江总督,兴修水利、整顿财政、倡办海运、革新盐政。追赠太子太保衔,谥“文毅”。张佩纶赞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
1840年,左宗棠的业师贺熙龄推荐他到陶澍老家当家庭教师,教澍之独子陶桄读书。后桄学有所成,与左公长女成婚。所以,陶思曾又是左宗棠的曾外孙。
陶思曾十五岁举秀才,悉心经世舆地之学,曾入时务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乡试中副榜,旋以湖南首批官费生,派赴东京法政大学留学。
陶郑夫妇先是在宏文书院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然后陶思曾升入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
法政速成科的学生以官费留学生居多。1905年6月第一期留学生中有67名毕业,陶思曾乃其一。从第一期到第五期的毕业学生总数共有1070人。日后这些法政留学生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涌现了一批著名的人物。(丁相顺:《晚清赴日法政留学生与中国早期法制近代化》)
留学期间陶思曾参与同学夏同和(状元)、杨度等人编写、翻译“法政粹编”丛书(1905年出版)工作,该丛书是西方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经日本传入中国的首批教材,数量近30本。该丛书的《刑法各论》由陶思曾编译,以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的讲义为主,并参以其平日之学说,略附以他家之理论。全书共分为四大部分:(一)绪论;(二)关于公益之重罪轻罪;(三)对于身体财产之重罪轻罪;(四)违警罪。本书虽然体例简单,缺乏理论深度,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该书出得最早,使我国刑法在名称和概念术语方面得以近代化。
光绪三十一年(1905),陶思曾卒业归国,劝说湘抚庞鸿书创办法政学堂,受聘为教务长。
二、藏印边境口岸巡行
1905年日俄战争后,清政府调湖南巡抚赵尔巽去东三省奉天(沈阳)“善后”,从湖南物色一批官绅干才去帮忙,陶思曾被选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陶处理奉天赈捐案有功,奖叙道员,分发四川。总督赵尔丰(赵尔巽之弟)委为商务、矿务两局会办。时清廷有废银两改银元之议,陶上书主张改元作为银本位货币制。
光绪三十四(1908),陶因会办商务,被委为调查西藏开埠事宜委员,乃由沪泛海经新加坡、印度入藏,在亚东(与锡金、不丹接壤处)、江孜两地踏勘埠界,测绘地图。事毕,经缅甸、云南返四川。陶思曾深入高原雪域,輶车所经凡路程远近、山川险要、气候、物产、民情风俗等,均逐日详加记载,辑成《藏輶日记》《滇蜀纪程》二书稿。既回成都,英、法、德、俄领事交相索阅。陶恐泄国防机密,启列强觊觎之心,删其要点,仅纪行程,重编为《藏輶随记》。后为英领事骗取,逐日披露于《泰晤士报》。民国十二年(1923),陶履任杭州,从意领事处获悉此事,不觉悚然,自幸早有防备。
清朝初期中期为巩固边防,多次大规模用兵西藏,军驿制度趋于完善;西藏地方政府也逐渐建置驿传,对外通道不仅增多,且台站、程站之设置、划分初具体系。陶思曾得知,若由内地四川入藏,有两条路:
川藏线由明至清,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至康定的“小路茶道”;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昌都。而拉萨的北路茶道(贾大权: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这条由雅安而康定而拉萨的川藏线今天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自打箭炉(康定)出口至藏,计程不及五千里,共安台(站)八十四处,安汛十三处。”各站或有把总一名,或仅士兵数名。在巴塘设守备一员,兵五十名,“总管自察木多东乍至打箭炉一路之塘汛。在昌都,原驻云南路官兵一千名,雍正十二年内减至四百名,留驻游击一员,领驻其地,总管以西至藏一路之塘汛官兵(《西藏志•台站•程站》)
另有青(海)藏线。沿路至拉萨也有台站、程站,并载有人家、道路、柴草等乌拉费(按:藏语,即差役),其他人等更不得擅派乌拉,清朝对逃亡藏族群众予以安抚,青藏线很快得以恢复,这条通藏大道自唐初及于民国,存在1300多年。
还有新(疆)藏线。赵润藩《藏游日记》载新疆于阗至拉萨之道,“六月二十四日起程,十二月初四到达。此路虽有程站,而旅途艰险,人烟稀少,水草供应不足,均视为畏途,故少涉险”
西藏与邻国通道尤属险恶,西藏南邻尼泊尔、不丹、印度,西毗巴基斯坦,喜马拉雅山及帕米尔高原的互塞,只能在少数山口寻求通道,《卫藏通志》载,“后藏以西,山大站长,牛驴多致疲乏。宗喀至济咙以外,道路异常险仄,牛马均不能行,背运番夫,雇觅甚难。”(《西藏志藏通志》第397页、427页、40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藏地边界,雪泽最早,如宗喀通拉山等处,常年八九月间,即已大雪封山。”
去西藏亚东经帕克里一带,“卓林拉里雪山峙于右,堪布雪山峙于左,高原中启,远旷极目,山无树木,野无居人……风寒特甚,割面如刀,迎风行者,往往不能吐息。故南行之藏人,多以绒布遮其面鼻”(陶思曾《藏随记》)。
作为主要出口之济咙,其状况是“一路乱山杂沓,皆系羊肠鸟道,其间更有奇险削壁,直撑霄汉,下临大溪,水声如雷……路已绝矣!土人凿壁,横插木条,上铺石片,下无竖柱,悬于半壁,宽仅二尺,距水面七八丈,人履其上,跛跛有声。偶一俯视,心胆为之俱裂。此奇险,实平生所未经,亦平生所未闻也”境内象岭、飞越岭、丹达、瓦合、鲁公拉等,“已云险矣,若置之此地,如登阶拾一级耳。凡如此者三处,一处约半里许”由济咙三日而至热索桥,“大河一道水西流,有木桥以通往来,南岸为廓尔喀界,北岸为西藏界。两壁夹立,上有一线之天,下有数席之地,无居民”。“申未之安,雾气迷漫,触鼻腥臭,至次日日出方息。河水尽黑,据土人云,瘴毒正胜,人不可饮”(赵成中《使廓纪略》)另一主要出口之亚东,“……多云,冬季尤甚。每日午后四五时,则白云漫漫,由竹巴(原注:布丹地名,为布丹入藏必由之路)一带高山中喷涌而出,劲风乘之,顷刻间遍布于亚东、靖西之山冈,细点如雾,十丈之外,即不相见”(陶思曾《藏輶随记》)似这般国与国之间的通道,真是世界屋脊奇观。
三、《藏随记》日程摘载
《藏輶随记》一卷,宣统二年铅印;三年辛亥九月再刊。
(导言)
“光绪三十年(1904),英兵入藏、达赖出亡。英国大佐荣赫鹏Younghusband(扬•赫斯本德)遂与西藏大员噶布伦暨别蚌、色拉、噶尔丹三大寺主持等,议和于拉萨。订约凡十款,偿兵费50万镑(合卢比银750万元),西辟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亚东已于光绪十九年通商而该约复言及之),为印藏通商之埠,是为《拉萨条约》。其时事变仓促,政府相距悬远,未及干涉。三十二年四月,乃命侍郎唐绍仪与英使萨道义,改订条约于北京,以《拉萨条约》为附约,偿款撤兵。朝廷眷顾西藩,将欲改纪其政,知非川藏联络一气,不足以免杆格而壮后援也。三十四年二月,特简护理四川总督边务大臣赵公为驻藏大臣,给尚书衔,增拔帑银50万两,而将湖广总督赵公总制四川。三月《藏印通商条约》成,凡十五条,查办事件大臣张荫棠,带同西藏噶布伦汪曲绝布,与英员韦礼敦签押于印度之噶里噶达(印度之首府,条约作喀勒克塔。按:今译加尔各答)。外部电告钦帅,速遴员前往监督三埠,并别(按:另外)派员考察一切,假道印度。赵公保奏三品衔四川试用道陶思曾、候补道胡嗣芬、罗长、候选主事周嗣培,”还有同知衔吕逢辘翻译,农学生郑濂考察农务。
日记摘载
六月二十八日(7.26)趋院禀辞,启程,回里省亲。
七月十二日(8.7)至万县,七月十八日(8.14)于宜昌,七月二十三日(8.19)回长沙。
八月十七日(9.12)抵沪,八月二十八日(9.23)到香港。
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二十二日(9.24—10.16)在广州,购测量器具(获悉达赖到河北定州,九月四日北行上京)。
九月二十三日(10.17)乘金生(Kumsam)轮,香港发,为渣甸公司船,5千吨,350马力,12里/时,1899年英造,船长Buller(布勒)。
九月二十八日(10.22)抵新加坡三等舱华人600登岸去(此地20万华侨,左秉隆任领事。
九月三十日(10.24)复行。
十月二日(10.26)到Penamg(20万华人。
注:槟榔屿)。
十月六日(10.30)见Bengal(注:孟加拉)海岸。
十月七日(11.1)入Hooghly(按:胡格利河,恒河支流之一)河口,午后抵Calcutta(注:加尔各答,今西孟加拉邦首府,印度第三大城市)。
十月十六日(11.9)行。
十月十八日(11.11)见注:喜马拉雅)山脉),至大吉岭(注:城,藏语“金刚之洲”,靠近喜马拉雅山脉南麓。
十月二十日(11.13)会郭寿全(云南丽江人,在Shampa办酒税,早年父种茶来印度),等待英印当局办理护照事宜。
十月二十六日(11.19)出发,至Kalimpong(按:噶伦堡)。
十月二十九日(11.22)至白东(Pedong),过山抵哲孟雄(注:锡金,Sikkim).十一月一日(11.24)复行,十一月二日(11.25)上Lingtu(原注:龙头山,旧立有英藏界石),至Gna-tang(按:纳汤,今那塘),空气稀薄。
十一月三日(11.26)上(原注:14900英尺。
按:则里拉山口),至Yatung亚东),晤靖西厅同知马俊生、税务司张毓棠、千总冯骥云。
十一月四日至十一月十四日(11.27—12.7)惊悉两宫龙驭宾天,举哀三日。
十一月十五日(12.8)在亚东关,测量。
是通往南亚要道,光绪十九年通商条约开埠。
至卡竹康巴庙(80人),查炮垒(十七年建)。
十二月三日(12.25)测绘完毕,返靖西,十二月七日(12.29)营。十二月八日(12.30)至Table–Land应指帕里镇,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城镇,被称为“世界第一高城”。
亚东商埠鼎盛之时为货物中转站)。
十二月九日(12.31)过唐拉山、宿碉房,十二月十日光绪三十年英藏交兵处,至Kala。
十二月十一日(1.2)至Kangma(按:康马县),十二月十二日(1.3)至交兵处。
十二月十三日(1.4)抵江孜(县,镇)。
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三十日(1.5—1.21)履勘埠界,前商务委员高思洪立碑处(被印兵拔去)。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一月四日至二月十四日(1.25—3.5)测量。
二月十五日(3.6)绘图完成。
陶思曾了解,从印度有两条道路入藏到阿里,即:
1.Simla(按:似应为Shimla,西姆拉,上巨中人作用峭壁而筑的深山旅游避暑城市,海拔2000米至3000米,有铁路公路可达)—Totling(按:头灵,即今西藏阿里地区托林,有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古格王朝遗址及千年古寺托林寺);
2.Simla(按:Shimla)—Kasimir(Ladakh)(按:所记意为克什米尔所属拉达克。拉达克别名小西藏,首府列城,是今中、印、巴领土争议区,时绝大部分由英印实际控制。
二月二十日(3.11)至宜塘,至扫扛(交兵地),二月二十一日(3.12)抵康马,交兵处。
二月二十二日(3.13)至沙马达,途经战地。
二月二十三日(3.14)不戴墨镜就会发生Snowblind(注:雪盲),抵噶拉,二月二十四日(3.15)文至夺金。
二月二十五日(3.16)至堆浪,途经战地,二月二十六日(3.17)至帕克哩,大雪,二月二十七日(3.18)至靖西大营格林卡。
二月二十八日(3.19)—闰二月(3.22—4.19)至三月七日(4.26)驻靖西。
三月八日(4.27)过咱利山,宿那茨(出藏境),三月九日(4.28)上山,险峻,至石塘镇,三月十日(4.29)宿阿利。
三月十一日(4.30)至白东,三月十二日(5.1)至噶伦绷(按:噶伦堡)。
三月十三日—三月十七日(5.2-5.6)接电令经印度回国。
三月十八日(5.7)至大吉岭(按:Darjeeling),寓钟广盛号。
三月二十一日(5.10)乘火车至希立古里(按:Siliguri)换车。
三月二十二日(5.11)渡恒河,午至噶里噶达,寓天益号。
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八日(5.13-5.17)等待,决计由缅甸出云南返四川。
三月二十九日(5.18)郑濂等乘轮赴香港。
四月三日(5.21)乘Sethopia轮往Rangoon(注:仰光)。
文史四月六日(5.24)抵Rangoon,四月七日拾遗(5.25)午乘火车赴Ava(按:阿瓦)。
四月八日(5.26)晨抵Mandalay(注:曼德勒,在缅甸)。
四月九日(5.27)游云南商人“迤西会馆”,四月十一日(5.29)乘火车,过江(轮)至SagaingShore(按:缅甸实皆海岸),车行。
四月十三日(5.31)抵Bhamo(按:缅甸八莫,新街)寓汉人街。
四月十四日(6.1)乘马(商队),上见野人山。
四月十五日(6.2)发猛莫至茅草地,四月十六日(6.3)至芭蕉寨。
四月十七日(6.4)渡库里河(中缅界河)驻蛮综(按:可能为今芒艾)。
四月十九日(6.6)至弄募(按:可能是弄莫雷。)
四月二十日(6.7)至干崖土司所,(原注:旧城厅,该土司曾留日。
按:属今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
四月二十一日(6.8)至南甸厅(按:南甸宣抚司署,今德宏州梁河县)。
四月二十三日(6.10)至沾益关。
四月二十四日(6.11)至腾越厅,晤迤西道刘远弼观察、总兵张嘉纪、镇军江蕴琛司马。
四月二十八日(6.15)至橄榄寨,四月二十九日(6.16)至红木树,四月三十日(6.17)过潞江桥(铁索16条),即惠人桥(光绪二年建),过哑泉,至蒲缥。
五月一日(6.18)至永昌府。
五月二日(6.19)至水寨。
五月三日(6.20)过澜沧江铁索桥至沙阳。
五月五日(6.22)至黄连铺。
五月八日(6.25)下关(按:属大理市)。
五月十六日(7.3)至楚雄。
五月二十二日(7.9)抵昆明,谒沈帅。
六月一日(7.17)至大板桥。
六月七日(7.23)东川(按:属会泽县)。
六月十二日(7.28)昭通(市)。
六月二十日(8.5)盐井渡。
六月二十四日(8.9)横江。
六月二十五日(8.10)叙州府。
六月三十日(8.15)资州。
七月四日(8.19)抵成都。
七月五日(8.20)赴南院禀见销差。
陶思曾日记忠实地记录了1908年7月26日至1909年8月20日一年零一个月(391天)的行程。出发前在长沙家里只待了十天左右,此前几年先从长沙到东北工作,又调往四川,纵横全国。陶思曾只带名随员,冒险犯难,途经异国他乡,远赴高原绝域,确实不愧陶左的贤孙,也是湖湘弟子的骄傲。
四、法政教育和司法实践
宣统二年(1910),陶思曾受委任四川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民国元年(1912),任湖南都督府参事兼法政专门学校校长。
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招收政治经济科第一、二、三班,政治科第一、二班,法律科一至九班,经济科第一班。先后共15个班,432人。现存的一份1913年经济别科毕业证上,钤有校长陶思曾签章,并附有38门功课名称及成绩,如人伦道德、宪法、法学通论、经济原论、殖民政策、农业政策、交通政策、政治史、外交史、国法学、租税论等,成绩下还有教师签名盖章。
民国四年(1915),陶思曾被北京政府政事堂法制局参议。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拂袖归湘。次年,湖南省议会成立,被推举为议长。值讨袁军兴,湘督汤芗铭夜逃,陶与第一军军长曾继梧深夜至督府护印,被推为秘书长。不久,谭延闿复任都63督,陶改任湖南高等审判厅厅长。未几,以司法官三应回避本省调任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长浙检察湘十年,颇著成绩。民国11年(1922)杭州第一师范物学生中毒,死124人,一时震惊。陶督同杭州地方检察厅悉力侦查,真相大白,主犯落网。他注重对囚犯施行教诲,以明法度。又于各监狱设立习艺工场,聘技师传授各种工艺;销售产品,以部分补贴囚犯生活,并择优提奖。
陶曾与杭州检察厅厅长夏超结为金兰之交。夏超(1882—1926),字定侯,浙江青田人。夏超从父习经史。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入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毕业后留校任学生队队长。夏超受秋瑾的影响,加入光复会,后又加入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同盟会浙江支部会长。后任广西督练所科长。辛亥革命浙江光复后,夏超返浙,任都督汤寿潜幕僚。后历都督府副官长、省警察督练所主办、杭州警察局局长、浙江全省警务处处长。民国十五年(1926)夏超任浙江省长。时广州革命政府特务委员钮永建、吴敬恒(稚晖)活动经费告急,夏超派马叙伦持款11万援助。10月上旬,邓演达努力,广州政府任命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中将军长。11月15日,北伐军抵南昌,夏超兵分三路,由杭州进军至嘉兴后,宣布浙江独立,誓师北伐。中共江浙区委与钮永建合作,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0月17日,夏超率部进军嘉兴,遭孙传芳部打击。10月22日率残部向余杭退出。孙传芳军追击,夏超牺牲,以致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失败。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褒恤令,追赠夏超为陆军上将。
陶简悼之余,绝意官场,遂弃职回湘。1931年8月,船山学社社友呈省政府改组船山学社,“整理讲学机关以崇先贤而重文化”,公举赵启霖为社长,陶思曾为船山学社副社长,颜昌为研究部主任。在他们和董事会带领下,编辑《船山学报》,举办讲演,开会讨论,购置书籍,组织阅读,举行季课考试,定期改选等。1937年长沙屡遭日机轰炸,乃返归安化故里。1943年7月21日病逝,年66岁。著有《藏随记》《区田代耕研录》《景恒堂诗文稿》等,译有《刑法各论》。
(作者为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