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笃清

　　古代湖南，由于封闭的地域特征和知行合一、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的影响，使湖南的优秀人物具有一种隐伏在性格中的特立独行的特质，从而成就了他们思想或功业的不朽。从屈原、王夫之，到近代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无不如此。而在中国这块古老文明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划时代变革，亲手参与缔造了中华民国，埋葬了专制统治，并推翻了又想做皇帝的袁世凯，被称为“中国革命之拿破仑”之黄兴也具有这种特质。

　　黄兴出自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宅心仁厚，恂恂然有君子之风。可是他外圆内方，内心倔强，一旦认定了追求的目标，便会无所顾忌，勇往直前，扎硬寨，打死仗，屡败屡战，表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

　　在当过传胪或点过翰林的塾师教导下，黄兴熟读“四书”“五经”，也长于八股文写作，十八岁第一次应秀才考试，以自己不满意的八股文稿给两位亲友，他们誊抄上卷双双取中附生。他在著名的城南书院读书，得到过大儒王先谦的教诲，为文敏捷，成绩优异，月课总能获奖。凭着这些膏火银，他足以自养，无须家中负担。二十二岁时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为善化县千余考生中取中的三十四名之一。受到著名的维新人士学政江标的赏识，在全省岁科两试的生员中，以“名诸生”调湘水校经堂学习。该学堂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分经义、治事两斋，专课全省通晓经史，熟习掌故之士”。黄兴入学未久，就以“特出者，复调湖南两湖书院”。两湖书院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的一所新式学堂，经费充裕，多聘名师，除经义外，与湘水校经堂一样，注重时务与科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可“期于他日出为名臣，处为名儒”。黄兴在这里参加过十二次考试，有六次获第一名。

　　凭着这样的才华、学识、修为、学历，黄兴完全有可能走通千百年来为国人所艳羡的科举之路，考中举人、进士，点翰林，然后跻身官场，当大官，享富贵。因为明清科举能不能考得上，全看八股文写得怎么样。从黄兴不要的两篇八股文能让两名誊抄者取中秀才，在岳麓书院受到过擅长从八股文中识辨才学之士著称的王先谦的赏识来看，他就具有了走通科举的首要之能。加上他论、策、诗词都写得好，又写得一手雄劲端整的好字，有各种走通科举所必备的本领，是助他经科举上青云的有力支撑。

　　即便他在湘水校经堂学习时，“尚无革命思想，惟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故放弃科举之路，他还可以走当时很吃香的洋务之路去谋荣华富贵。在两湖书院时，因时务与科学均学得好，加上“文似东坡，字工北魏”，受到总督张之洞和书院监督梁鼎芬的赏识，两次派他赴日本。头一次是去考察教育，第二次是选拔公费留日读书。只要他遵从张之洞的旨意去做，回国后至少会得到张之洞的重用，当个把机器局之类的会办是毫无问题的。这也是当时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事。

　　然而，这两宗泼天富贵之路都被他放弃了。因为他逐渐认识到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使中国面临亡国瓜分的危险，只有奋起革命才能救中国。所以他去考秀才只是为了慰抚双亲，他在《别母应试感怀》诗中说得明白：“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考中秀才以慰父母后便与科举告别，也放弃了可为今后升官发财做铺垫的赴日考察，独自起程回国。这种难为流俗所理解，不为天下人所艳羡之途的特立独行，反映了黄兴为救国救民而甘愿舍弃私利的崇高精神。

　　在为己与无我中选择无我，敢为天下人所不敢为之事，展现了黄兴特立独行性格的又一面。

　　自庚子事变后，黄兴树立起以民族革命推翻腐败专制统治革命思想起，便走上了一条时刻与颠沛流离、枪林弹雨，与株连九族，与死神拥抱的道路，并且做到了越是艰险越向前，敢为他人所不敢为之事，凡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之事，他几乎无役不从，多次罹于绝境，但“虽九死其未悔”。

　　1904年他组织华兴会，欲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泄，官府在全城搜捕黄兴。黄兴还与来逮捕他的捕快迎头碰上，靠视死如归的镇定与高度的智巧，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才逃脱。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张之洞札行臬司，悬赏严拿。第三次是奉孙中山之命，赴广东肇庆发动起义，广东抚署探知黄兴由日本至香港，已备文港英当局要求捉拿引渡。而黄兴驻处周围，暗探密布，随时有遭绑架、暗算、逮捕之可能。他面对凶险泰然处之，在寻求到新的机遇时从容撤离脱险。

　　最为凶险的是1911年3月29日的黄花岗之役。在准备工作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为时势所迫，也为鼓舞党人斗志，黄兴决心亲率敢死队去攻打两广总督署，捉杀总督张鸣岐以谢国人。事先，他分别向各地党人写了绝笔书，在给孙中山、冯自由的绝笔书中表示了义无反顾的必死之心。

　　起事时黄兴率敢死队直扑督署，途遇警察，即开枪杀之。至督署他们吹着冲锋号，射杀守护卫队，冲入二门，总督张鸣岐翻墙逃走，黄兴等搜寻不获，便出东辕门，正遇敌救援部队，经枪战不支，所剩十余人便徐徐退出。至街市又遇巡防营一大队，敌见革命军人少，奋力反扑，弹如雨注。黄兴躲入一民居中由板壁向外暗射，毙敌前冲者十多人，才迫敌退走。黄兴乃率残部且战且走，战斗持续至第二天，最后只剩他一人，右手被打断两指，才避入一家小店，得以脱逃。在遇到同志后，“黄晕，无药以救，乃以葡萄酒饮之。及醒，欲裹手与清吏拼”，经党人力阻乃止。在推翻清专制统治的过程中，黄兴始终以这种敢于担当，不畏生死，屡败屡战的湖南骡子精神，以特立独行的风格，赢得了世人的崇敬，也建立了丰功伟绩。

　　不贪权位，遇事退让，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是黄兴特立独行风格的又一表现。

　　在推翻清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孙黄”是并称的。两人也各有千秋；孙中山长于理论阐发和宣传鼓动，筹措款物；黄兴为人笃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讲求践行，故多主持同盟会中的各种实际事务，特别是主持发动武装起义。在当时的革命阵营中，黄兴的个人威望因其品格的高尚，往往高于常驻国外的孙中山。如在留日学生中，黄兴的影响一度就比孙中山高。然而，黄兴认识到在日本的革命志士人数虽多，却漂泊无定，势力微弱，只有大联合，把尽可能多的革命者团结起来，才能把推翻专制统治的大事办好。所以，他毅然与孙中山联合，成立同盟会，尽管以他为首的华兴会实力最强，他个人在留日学生中的威望如日中天，却力扶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自己当其助手。“克强先生对于总理，必恭必敬，可谓‘夫子步亦步，趋亦趋’。”因为他懂得，一个革命政党需要一个有威望的领袖，树立他的威望，避免内部的争权夺誉，才能加强组织的团结，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去推翻专制统治。

　　正出于这种以团结推翻专制统治为尚的理念，黄兴树立了“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功成而不居”的行为准则，当他与孙中山发生矛盾时，均以此为解决问题之指针，如国旗之争时，他忍让、屈从，“为党与大局，己勉从先生（孙中山）”，使矛盾化解。

　　1907年，由于对日本政府给予孙中山“馈金”的使用有意见，章太炎、张继、谭人凤等党内高层要求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而孙中山悖然大怒，严词拒绝要他引咎谢罪的要求。在这个同盟会面临分裂的关键时刻，黄兴为团结党内同志，特别是使党的高层与孙中山和谐相处，致函东京同盟会本部，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他明确表示，自己决不会出任总理。由于黄兴态度坚决，在党人中威望崇高，故妥善地化解了党内的倒孙风潮，从而维护了革命事业。

　　1909年，同盟会内又爆发了第二次反孙风潮。其直接起因是专任海外筹款的孙中山，无分文接济同盟会本部，全靠黄兴等东借西挪维持，致使债台高筑，工作运转不灵。特别是同盟会总部机关报《民报》，困难更巨，连印刷费都付不出，主编章太炎有时只靠啃几块麦饼充饥。为了支撑《民报》，使其能“以言论鼓舞”革命，他多次拍电报，写信，呼吁南洋党人给予接济，但“或无复音，或言南洋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至期则又掩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为摆脱困境，《民报》编辑陶成章于1909年9月去南洋，向孙中山面陈困境，请予接济，孙“出其手表等物，嘱往变款，以救燃眉之急”，陶认为这是在搪塞，因孙中山上年在新加坡创办了《中兴日报》，投入大量钱物，并不差钱，故与孙“争吵不休”。后陶成章欲“回浙办事”，希孙资助，孙“推以近日经费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他自己到华侨中募款，却受到孙中山亲信的破坏而无果。凡此种种，引起了同盟会诸多人士的不满。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孙中山对同盟会总部许多人反对他已心生芥蒂，此时在积极扩大、整顿南洋各地分会，委胡汉民为支部长，形成了与东京本部对峙的另一个中心，创办《中兴日报》即是为与《民报》对抗。在这种心态下，自然不会资助东京本部。

　　陶成章认为孙中山种种作为有违《中国同盟会总章》原则，便联合党内骨干，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粤、鄂、湘、浙、闽、苏七省同志的名义，发布了《宣告孙文南洋一部分之罪状致同盟会书》，除历数孙中山“残贼”“蒙蔽”同志之“罪状”外，还针对孙中山在南洋另立中心，不顾《民报》等问题，提出“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布南洋各机关，令其直接东京总会”等九项要求。

　　黄兴又一次表现出了特立独行的风格，他一面拒绝陶成章等的要求，再三劝说他们收手，并致书远在伦敦漫游的孙中山，要他“海量涵之”。还以“中国同盟会庶务”的名义，致信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同志，为孙中山做辩解，叮嘱他们为大业而支持孙中山。为团结全党，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和声誉，黄兴竭尽苦心。纵令他对政局有极强洞察力，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可是，为了革命大业，他总是唯孙中山马首是瞻，即使与孙有原则上的分歧，也是小争而不是大争，只把问题提出，任其依违。即便受到误解甚至诬蔑，他也本着“事苟有济，成之者何必在我”，“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任怨而不辞”的态度，牺牲自己，去维护孙中山的威望，这种特立独行，足可光耀千古。

　　功成而不居，是黄兴特立独行个性的又一表现。

　　对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黄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被他称为“此复神州第一功”的辛亥武昌起义，他也为功甚伟。

　　由于事起突然，武昌起义时同盟会高层无一人在场，武汉党人中无一阅历丰富，德高望重，为全国人所信服的压台人物可控局面。而面临的军事、政治压力却如山巨大，革命的火种有瞬息即被扑灭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兴赶到武昌，“旋赴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闻黄到，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线将士听到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黄兴的到来，起了振奋士气、安定民心的巨大作用。

　　随后，黄兴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在他的运筹指挥下，处于绝对劣势的民军在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下坚守汉阳一个月，粉碎了敌人欲“一拔”“根据”，使革命“冰散瓦解”的图谋。武昌起义的风云人物居正说：“自黄克强坚守汉阳以后，各省得乘机大举，次第响应，使革命军声威日壮，基础日固，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使当日无克强，则汉阳能守与否，尚属一问题……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之崛起。”即是说，有了黄兴指挥的汉阳一月坚守，为全国各地树立了样板，鼓舞了人心，动摇了清廷的信心，促使各省独立，才使辛亥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黄兴居功甚伟。可是，当各省代表及浙、苏、沪都督在上海举行的共和联合大会上投票公举他为“假定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时，他却坚持不就。代表将他的军说：“黄大元帅苟不俯从众请，其如全国人民何？”黄兴答：“孙中山将次回国，可当此任。”他就是这样，功成不居，将唾手可得之民国第一任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连武昌起义爆发后很久都不知道，对它无尺寸之功的孙中山。

　　可是，黄兴的忍、让，委曲求全是有底线的，即一切为推翻专制统治。无论何人，如想重搞专制，他会坚决反对。袁世凯欲搞专制统治，甚至恢复帝制，他在宋教仁被刺后，组织发动了“二次革命”。对他过去处处谦让的孙中山也是这样。当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欲在党内搞“一言堂”，党员要宣誓，盖手模“附从孙中山”，实行个人专制独裁时，他持不同政见，并不顾攻击，拒不参加，说：“惟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

　　以上种种，都是黄兴为反对专制，推行民主，以异于常人的思维方法与行为方式去分析看待问题、处理问题所表现出的特立独行，也是绝大的政治智慧，值得今人在处理各种棘手的政治问题时揣摩与效仿，也使我们对这位伟人更加尊崇与怀念。

　　（作者系我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