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蔡锷

谢本书

　　蔡锷去世至今已100年了。回顾蔡锷34年短暂的一生，除了领导云南辛亥革命，发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立下了丰功伟绩以外，其高风亮节的人品，廉洁自守的风范，亦为人所称道。

　　这里，我们先讲有关蔡锷的几个故事，来说明其高尚的人品和廉洁的风范。

　　故事之一：被警卫甩了两耳光

　　云南大学法律系教授李德家，是民初滇军高级将领李修家之弟，又是统治云南14年之久的唐继尧之妹夫（唐继尧三妹唐芸赓的丈夫），是留美生，早在20世纪40年就加入了民盟。他对云南近代历史典故非常熟悉，曾对我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1911年年底，蔡锷担任辛亥后首任云南都督。他上任不久，曾微服出访，体察民情。冬天的一个傍晚，蔡锷换上了便服，不带随从，走出了昆明五华山云南军都督府的大门，到大街上访问民情，了解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对于他在云南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甚有帮助。不知不觉夜深了，蔡锷返回五华山都督府大门口，正准备进门时，大门岗亭警卫大吼一声：“证件！”蔡锷没有带任何证件，又未穿军衣，警卫不认识年仅29岁的都督。他犹豫了一下，一声不吭地退走了。他想去后门，也许不会这么为难。

　　蔡锷来到五华山都督府后门，后门警卫也不认识都督，还是要证件。蔡锷不便说明自己的身份，遂回答：“请通报，我要会见都督夫人！”他想找自己的老婆来解围，士兵难以理解，对这位深夜来访的年轻人起了疑心，忍不住提起手来，“啪，啪！”甩了蔡锷两耳光。

　　响声惊动了在室内的参谋，年轻参谋走出来一看，一下慌了手脚，士兵怎么打了蔡锷？他赶忙上去，喊了一声“都督！”扶他进了门。蔡锷不便多说，要参谋同他到办公室去。蔡锷进了办公室，找来一张纸条，写了一个手令，交给参谋说：“照命令执行。”参谋看了手令，一块石头落了地，忍不住笑了一声说“是！”

　　原来，蔡锷的手令说，提拔后门卫兵为排长，立即执行。可是，当参谋到后门时，卫兵不见了，只有一支步枪放在岗亭内。原来，参谋扶蔡锷进门时，卫兵知道自己错打了都督两耳光，心里非常害怕，无可奈何，只好放下步枪，悄悄地逃走了。卫兵没有当成排长，这段佳话却留传了下来。

　　故事之二：蔡锷上班穿了一双烂布鞋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埏，也曾向我讲了一个蔡锷的故事。

　　李埏的父亲，曾是云南省咨议局议员。蔡锷要进行改革，就要借助参议会的推动。然而参议会由咨议局改组而来，议员大多也由咨议局议员转化而来。这些人中一部分是清朝遗老，年纪偏大，思想陈旧，蔡锷准备对参议会做一些调整。为此，蔡锷分别找每一位议员个别谈话，说明情况，征询意见。有一天，蔡锷约李埏的父亲到都督府办公楼交谈。谈话结束后，蔡锷亲自送李埏的父亲出大楼，扶下台阶，才转回办公室。

　　在大楼外等待接见的人，见到李埏的父亲出来后问：“见到蔡都督了吗？”回答说：“刚才送我出来的，不就是蔡都督吗？怎么会没有见到呢？”

　　问话人“啊”了一声又说：“我看他不像都督嘛，像个工友，怎么上班穿的是一件旧衣服，布鞋的后跟处也烂了。”

　　李埏说，这就是蔡锷，这是他父亲亲口对他说的故事。①

　　故事之三：不为亲属开“后门”

　　辛亥后，当蔡锷担任云南都督的消息传到蔡锷的家乡湖南宝庆（今邵阳）时，亲乡们都很高兴很兴奋。蔡锷有两个弟弟，一个叫蔡鍊（松墀），已25岁了；一个叫蔡钟（松垣），也19岁了，都在家乡当农民。蔡鍊决定先去昆明，看看大哥蔡锷能否安排一官半职。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步行，蔡鍊来到了昆明，蔡锷热情地招待二弟，派人陪他参观、游览。但过了一些日子，蔡鍊却没有离昆的表示，反而想在昆明找一个工作。民国初年，云南百废待兴，蔡锷要为弟弟安排一官半职，应是很容易的。然而蔡锷拒绝开这个“后门”，他对二弟说，你想在昆明工作，并不是坏事，但我作为都督，却有难言的苦衷，不好为亲属开这个“后门”。我看，母亲年纪大了，三弟还年轻，家里需要人照料，你还是回家吧。蔡锷给了二弟20元，让他还是徒步回到了老家。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若干年，我们不仅可以从云南、湖南两地听到有关这方面的传说，而且还可以从有关记载中，得到这方面的史料记载。②当时，湖南省财政厅长袁家普，鉴于与蔡锷的友情，曾考虑安排蔡鍊为湖南省铜元局局长，蔡锷也婉言谢绝说：“不可”，“恐年少，有误公事”。③蔡锷的态度令人起敬，更令人深思的。抗战时期，李宗仁路过湖南宝庆，曾去看望蔡锷家人，得知蔡锷家人仍在农村干活，没有人当官，他也非常感动。

　　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中，可以窥见蔡锷高风亮节的人品和令人崇敬的精神风貌。

　　蔡锷为官廉洁，为更多的人点赞。廉洁自守的事迹，以其辛亥后任云南都督时期，两次带头减薪之事例最为突出，两次减薪，从600元降到60元，减薪达90%。此外，他还做了若干节流、廉洁的具体规定。例如，不得侵吞缺额饷银，不得请客送礼，不得受贿和侵吞公款，兼职不得兼薪，不得挪用教育经费，非星期日不得请客；星期日请客，一席之费不得超过5元等等。一日省警察厅长因邻省警察厅长来访，非星期日请客，也请都督入陪。蔡锷即在其请柬上批道：“违背公令，罚薪半月。”④于此可见一斑。

　　蔡锷生活相当俭朴，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滥用一钱，更不会接受任何不义之财。1913年年底，蔡锷奉调北京，离昆前昆明部分绅商和群众及云贵两省有关人士，感于他的业绩，遂商议集资，为其建生祠、铸铜像，作为永久性纪念，并已集资足够的银两。蔡锷获知后，甚为不安，婉言谢绝说：“如将此款赈济两省（云南、贵州）贫苦的老百姓，可救活多少人的生命。铸我的铜像，只享受荣誉于一时，可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于是铜像未能铸成，生祠也没有建造。⑤经过说服和劝阻，筹集之款全部用于周济慈善机关，用于扶助贫民和抚育孤儿。云南省议会又决定，为欢送蔡锷，赠3万元作旅费，蔡拒绝接受，省议会也不相让，不得已蔡锷只接受5000元，以偿还各种亏欠和债务。

　　蔡锷艰苦奋斗一生，直到1916年11月初，在日本九州福冈医科大学医院弥留之际，想到的也不是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国之大事及护国战争的遗留问题。他非常感慨地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憾”。⑥然后口授随员，遗电国人四件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戴戡，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⑦无一言涉及私事。

　　蔡锷逝世以后，不仅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还欠债三四千金。后由“国葬”典礼余款及友人协助，才得以偿还各种债务。

　　其时，各方面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沉痛哀悼去世的蔡锷将军。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等给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电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电报追叙了蔡锷的历史功绩，然后强调：“综其生平，既富于韬略，优于文学，尤娴习政治，是以综理军民，措置裕如，滇、黔、川、桂之民，迄今思慕不置。而治事精勤，操守纯洁，尤足为当世官吏师法。今身后萧条，不名一钱，老幼茕茕，言之心痛，惟其功德虽在西南为多，其所设施有造于全国。丰功伟烈，中外具瞻，不有阐扬，何以光前励后！”然后建议：“赐予国葬，并将事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准予京师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置造铜像，以彰国家崇报之典，而为后来矜式之资。”⑧“身后萧条，不名一钱”，正是蔡锷廉洁自守一生的生动写照。

　　所以，毛泽东早年视蔡锷为做人的“模范”⑨，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蔡锷当之无愧的。

　　注释：

　　①上述两个故事，都是20世纪80年代，作者采访两位教授的记录。可参见谢本书：《护国军神蔡锷》（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第34-3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②周钟岳：《惺庵尺牍》，未刊手稿，藏云南省图书馆。

　　③袁家普：《蔡公遗事》，《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1日。又见曾业英编《蔡锷集》第15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陈度：《中国近世社会变迁志略》，未刊手稿，藏云南省社科院图书馆。

　　⑤根据蔡锷旧部、原松坡中学董事长何劲修回忆。见刘难方：《廉吏蔡锷辞铸铜像和理财》，昆明《史与志》2009年第4期第29页。后来昆明人民还是为蔡锷建立了祠堂，名曰蔡公祠，不过那是蔡锷去世后的事了，蔡锷当然不知道，亦无从拒绝了。

　　⑥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14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⑦《致国会和黎元洪电》，曾业英编《蔡锷集》第150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⑧《唐继尧等致黎元洪段祺瑞电》，曾业英编《蔡锷集》第1506-150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在该电报上署名的，焜除唐继尧外，尚有陈炳、刘显世、任可澄、吕公望、罗佩金等。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0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为云南省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