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南 

　　屈原的精神气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特色，既有儒家“仁学”、老子《道德经》，又有湖湘文化的刚毅和激情，是北方文化与湖湘文化的结合点。这两者结合，催生了与日月同辉的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求索精神、独醒意识、高尚人格、刚正个性、坚持真理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浪漫主义的文学。毛泽东多次评论屈原是“天才诗人”“天才歌手”“伟大的爱国者”；他写的《离骚》是“骚体”的开源篇，为我国“骚体传统”奠定了基础；他“无私无畏，勇敢高尚的形象永远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一、屈原祖籍湖南汉寿县，汉寿是他的故乡。屈原是楚文化的开山祖，《楚辞》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湖湘文化情怀 

　　屈原，名平，又名正则，字灵均，是我国最早的大诗人。约生于战国楚宣王三十年（前340年—前278年）与楚王同宗，是楚武王之后。 

　　关于屈原的出生地有16种说法（注：《2015年屈原与楚辞文化研讨会综述》，见《云梦学刊》2015年第4期）。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籍贯与出生地一般来说是一致的。但对屈原来说，可能复杂些，他的父亲屈伯庸是楚国朝廷或地方的重要官员，住址可能有多次变动，但也不能排除汉寿是屈原的诞生地。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6日晚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曾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论中国文学，由《诗经》谈到《楚辞》，由北方文化谈到湖湘文化，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这里明确地指出“屈原生活过的地方”，“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是我的家乡”，是有依据的。 

　　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观楚辞全志载：原与渔父问答者多有，皆影响不足评，惟武陵龙阳，有沧山、浪山及沧浪水，又有沧港市，沧浪乡，三闾港，屈原港，参而核之，最为有据。”龙阳，即今汉寿县，属常德（古代武陵）地区。说明屈原与渔父对话是在武陵龙阳，即今汉寿县。 

　　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封于屈地，以屈为姓氏。公元前704年楚国熊通自立为武王，开拓濮地，即现在的澧水、沅水流域。屈原的祖先楚武王在汉寿建有皇城。楚平王（前528—前516年）在白马湖畔筑有采菱城。楚襄王在临澧县九里建筑了特大的澧阳城，这些，都是屈原先辈留下来的古迹。自1949年以来，在湖南地区发掘出土的4000多座楚墓，主要集中在长沙和常德（武陵）地区，说明古代武陵地区（包括汉寿、临澧等县），是屈氏世代聚居地。楚国被秦国灭亡后，有五六百王室成员隐居武陵龙阳的鹿溪，恢复熊姓。现在汉寿县丰家铺乡的鹿溪，仍聚居着熊姓。 

　　再从屈原的作品记载的草木、风俗、风土人情、神话故事、历史陈迹观测，表明屈原与西洞庭湖湿地有不解之缘—故乡之缘，故乡之情。《离骚》里记载的香草、名花、树木，有上十种繁殖于洞庭湖周边数十县，其中白芷、秋兰，澧水、沅水流域遍地皆有。屈原的作品，几乎篇篇都有对白芷、秋兰的赞美，都有以白芷、秋兰对自己美德的比喻。《九歌》是屈原依据楚国南部民间长期流传的祭祀之歌，加工改写而成的一组祭祀诗篇，约作于楚怀王十一年前后。当时屈原被楚怀王重用、信任。创作目的是求神降福，战胜秦军。“九”是表示多数，《九歌》的篇数不是九，而是十一。《九歌》的第一首《东皇太一》是通祀之歌，即迎神曲；最后一首《礼魂》是送神曲。中间九首歌各祭祀一位神灵，共祀九位。《湘君》、《湘夫人》是以尧帝的女儿娥皇、女英，即舜帝的两个妃子为题材。娥皇、女英听到舜帝死在九疑山，特从家里赶来奔丧，行至洞庭湖的君山，面对渺渺茫茫的洞庭湖无法渡过，相抱哭泣，泪水落在竹子上，留下了“斑竹一支千滴泪”的典故。她们痛哭无策，投湖自尽，化为水神，众称“湘灵”。《九歌·湘夫人》有“帝子降兮北渚”一语，即指娥皇、女英降于洞庭湖北岸。《九歌》通过赞美神祇，以祈求神的庇佑，保佑楚国战胜秦国，同时，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子孙繁衍的要求，对农业丰收的企盼。所以，《离骚》《天问》《九歌》等作品记载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宗教信仰，是屈原对故乡民间风俗、神话、信仰的写照，是楚文化的特色，是浪漫主义的诗篇。 

　　楚国时期湖南居民有相信灵魂之说。他们认为灵魂可以不死，可以脱离人的肉体，游离于他处，当人们重病或死后，往往就是这样。于是，民间产生了招魂的习俗，人们请来巫师，巫师通过一种神秘的仪式，如咒语、歌曲、跳舞等，便可以招回走失的游魂。《楚辞》中的《招魂》，是屈原流放湖南期间的作品，是为楚怀王招魂。诗人借用招魂的形式，抒发了返回郢都的强烈愿望和永不离开故国的忠贞不渝的情怀。《大招》也是为楚怀王招魂，重在陈述诗人的美政理想，以此激励亡魂归来，并希望楚怀王效法禹、汤、文王的治国理念。“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之语，就是一篇巫师招魂的咒语。这种招魂的习俗，直至近代仍广泛流行于湖南民间，张家界的传统剧《赶尸》，就是招魂。 

　　落叶归根，也是湖湘自古以来传承的民俗。屈原第二次流放到湖南，是从武昌出发，至岳阳后弃马登舟，由水路经洞庭湖溯沅水西行，一直到达湘西辰溪、溆浦等地，转而又经沅水回到洞庭湖；再溯湘水，经长沙，南登南岳，上九疑山，向舜帝（重华）陈述自己的人格修养、理想美政，以及遭到奸臣的谗言迫害，楚王失信于他的境况，诚请舜帝（重华）指引、导航，如何使楚怀王觉醒，重新施行他的美政；然后，由神龙引路，腾云驾雾，到达昆仑山，上到天宫，见到玉皇大帝……再回到人间，向诸神求索，再经岳阳、洞庭湖、汉寿到汨罗。然而，理想依然无法实现，国家危机日甚，楚怀王听信靳尚的“联秦拒齐”的外交决策，入秦谈判，被扣留，囚死秦国。屈原闻讯，悲痛至极，乃于公元前278年（另说是公元前277年）农历五月初五，自沉于湘江支流———汨罗江中。 

　　二、屈原是湖湘文化的开山祖，《楚辞》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湖湘文化情怀 

　　屈原曾任左徒，辅佐楚怀王（前328—前299年在位），对内主张政治改革，选贤任能，非理不从，非善不用，修明法度，革除弊政，反对贪污受贿，发展生产，富国利民；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强兵御敌。如他在《离骚》诗词中所言“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被赞称为“美政”。当时的形势是：战国七雄：韩、赵、魏、燕、齐、楚、秦，以楚、秦最强，楚秦势均力敌。屈原主张以楚齐联盟为主，联络韩、赵、魏、燕，对抗秦国，称为“合纵”。秦国宰相张仪主张秦国串联各国共同对付楚国，实行天下统一大业，史称“连横”。他针对屈原的“联齐拒秦”策略，全力破坏楚齐关系。楚国上官大夫靳尚接受秦国说客张仪的金钱贿赂，通过楚怀王的妃子郑袖刮枕头风，促使楚怀王确立“联秦拒齐”的对外决策，拒绝了屈原的“联齐拒秦”的合纵主张。随后，屈原又遭上官大夫靳尚的谗毁，使怀王失信，放逐汉北。在流放汉北期间，屈原作有《天问》《惜诵》《抽思》《思美人》《大招》《卜居》等诗篇，对楚怀王抱有幻想，希望他回心转意，继续贯彻屈原的“美政”和“联齐拒秦”的决策。屈原被从汉北招回后，担任三闾大夫，管理屈、景、昭氏王族事务和贵族子女的教育。在这期间屈原再次向楚怀王进谏，并阻止楚怀王前往秦国赴约。楚怀王仍然没有听取屈原的意见，一去不复返，被秦国扣压，客死于秦。可是楚怀王的继承者楚顷襄王仍然执迷不悟，排斥屈原，并轻信令尹子兰等人的谗言，将屈原第二次流放到湖南，屈原辗转沅、澧、湘水流域各地达十年。 

　　《楚辞》是西汉刘向汇编的，是以屈原的著作为主，收集了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等篇章，再加上贾谊、宋玉对屈原的怀念诗词。宋代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说：“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屈原是苏轼唯一的敬仰慕名者。毛泽东喜欢《楚辞》，不仅因为《楚辞》质朴，有文采，更因为《楚辞》具有人民性，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思想情怀。《楚辞》中的《离骚》所抒发的感情，如“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怨恨楚怀王、楚顷襄王高高在上，不了解人民的痛苦。他决心去寻找说服他们的理由，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乡国故土观念是很浓厚的，是以民为本，爱民恤民、为民与爱国主义的统一，是实事求是，上下求索与独醒意识，独立人格的统一，是坚持真理、坚守信念为真理而献身的统一。毛泽东对屈原以民为本、爱国爱民的高尚人格产生了共鸣。毛泽东曾写过一首《七律·忆重庆谈判》，其中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表达了他为救国救民，不畏艰难险阻的思想境界。当时党内外都认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是冒险。毛泽东回应，为了人民，为了和平，赴汤蹈火，也无所畏惧。 

　　早在1918年，毛泽东在《送纵宇一郎东行》的诗词里，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表达他对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肯定屈原是湖湘文化的开山祖。毛泽东《送纵宇一郎东行》是写给去日本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的七言古风。后来罗章龙写诗纪事，回忆他和毛泽东多次见面，讨论屈原、贾谊的诗赋，“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说明他们对贾谊的《治安策》、屈原的《离骚》都是喜欢阅读、研究、讨论的。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为湖南学生联合会撰写的《本会总记》，收录了当年在湖南学生中流行的一首充溢豪情壮志的歌曲：“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芳，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页）这首歌借用了屈原“沅有芷兮澧有兰”（《九歌·湘夫人》见《楚辞》第34页），颂扬了从屈原到五四运动的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最早最初源头，屈原是楚文化的代表，屈原是湖湘文化的开山祖。 

　　毛泽东一生喜爱《楚辞》。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外出都要带上《楚辞》。1957年毛泽东集中时间阅读了《楚辞》和朱熹《楚辞集注》、王船山《楚词通释》。1958年1月18日凌晨一点，毛泽东在广西南宁突遇国民党的飞机向南宁方向飞来，警卫人员要求他到防空洞去以保安全，他却泰然处之，聚精地阅读《楚辞》。毛泽东说：“《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注：1951年7月7日在中南海同周世钊的谈话）这个“价值”在于《楚辞》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具有鲜明的爱国情怀和民主色彩。 

　　毛泽东多次向国内外朋友讲，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诗人、天才歌手，“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50年他向世界文化名人评选委员会推荐屈原的《楚辞》，特别介绍了《离骚》的文学价值，认为它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篇，我们是他的继承者。1953年屈原被评选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文化名人评议委员会成员、苏联学者费德林公正地说：“屈原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屈原的诗歌是全人类的财富。”（注：转引《云梦学刊》2015年第6期第57页）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接着又向客人介绍：“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17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在这一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屈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对于屈原这种爱国爱民思想，不是人们容易理解、得到公认的。毛泽东与费德林谈话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屈原的功勋并不是马上得到人们的承认。那是后来过了不少日子，诗人的品格才充分显示出来，他的形象才真正高大起来。屈原是喝的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一杯甜酒。诗歌像其他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第16页）屈原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能与“日月争辉”的精神财富。 

　　三、《离骚》是“骚体”的开源篇，开创了浪漫主义的诗赋 

　　屈原在我国历史上是最有名的诗人。唐朝有45位诗人，撰有75首诗词，讴歌屈原。 

　　屈原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位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代表作是《离骚》。两千多年来被尊重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 

　　毛泽东最喜欢阅读《离骚》，一生不知读了多少遍。1958年他给江青信：“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注：1958年1月12日致江青信）“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注：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印发枚乘《七发》一文批注：“这是骚体流裔，而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离骚》开创了浪漫主义的诗赋，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在“骚体”中，“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注：1959年8月14日《关于枚乘七发》）。从宋玉、景差、贾谊、枚乘、李白、李贺、李商隐、王勃、辛弃疾……直到毛泽东，都传承了屈原开创的“骚体”。 

　　毛泽东第一次读屈原的名著《离骚》是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毛泽东最早最完整的手迹《讲堂录》，工工整整抄录了《离骚》和《九歌》全文。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在流放湖南沅水、湘水流域时期写的，是一首自叙政治遭遇和心灵求索的长篇自传抒情诗。《离骚》集中概括了屈原的政治观点和理想，概括了他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所受到的排挤和打击，概括了他对昏君统治下的腐朽政治的批判与控诉，体现了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斗争意识和人格完善意识。“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充分表达了诗人的人格、志向、爱国、爱民情怀。他漫游天上人间，寻找志同道合者，但遍游四方，没有找到志气相投者。于是，脑海里闪出“聊假日以娱乐”，消忧欢娱的错觉，随即俯视人寰，“忽临睨夫故乡”，又不忍心离开生我育我的故土。既然“国无人莫我知兮”，就只有遵循自己选择的道路坚定地走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投江自尽。在此表达过程中，《离骚》给我们展示出一个光辉的主人翁形象—忠君、爱国、爱民，敢于向楚怀王直言进谏，乃至批评。忠君与爱国的统一，忠君与直谏讷言的统一，是屈原爱国思想的特色。表里如一的忠臣，却遭到奸臣的诬陷、打击、流放，仍“九死其犹未悔”。这是毛泽东崇敬屈原和热爱《离骚》之所在。 

　　《离骚》充满美妙的梦想；毛泽东也是伟大、丰富的梦想家。毛泽东在1958年反复阅读《离骚》，介绍、推荐《离骚》，也许是出于对人民公社充满美妙远景的幻想，体现在他为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增写的几段文字内。他的诗词：“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注：《七律·答友人》）正是他继承和发展屈原的浪漫主义，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的具体体现。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从本质上说，也应来源于现实主义。 

　　四、《楚辞》《离骚》对腐败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 

　　1961年秋，毛泽东赋诗一首《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注：《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页） 

　　这是颂歌屈原的战斗精神和高尚人格的诗词。毛泽东把《楚辞》《离骚》比作“杀人刀”，是投向“艾萧”一类奸臣败类的匕首。人们记得，在这期间，毛泽东曾把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比作刀子，怒斥苏联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掉了，把列宁这把刀子也抛弃得差不多了。在这里，毛泽东批评了昏君楚怀王朝令夕改，不守信义，楚顷襄王听信谗言，把屈原放逐，就是丢掉了刺向奸臣败类的刀子。叹惜屈原生不逢时，没有遇到明君，正直贤德之士太少。楚国的贵族就像“艾萧”这种臭哄哄的植物，他们虽然腐败、贪婪，但势力却很强大，侵占了“椒兰”式的贤能人士的生存空间。屈原理想政治的不可改变和不可妥协的生活态度，使他只能是以死抗争。“一跃冲向万里涛”，生动地描绘了屈原抗争的精神面貌。在毛泽东的笔下，屈原不再是“形吟泽畔，容颜枯槁”的悲愁形象，而是坚强勇猛的战士，敢于以身殉国的勇士。毛泽东从政治的角度对屈原性格、理想的发掘，使这首咏史诗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远远超越了汉代贾谊以来所有赞美屈原的诗词。 

　　“年少峥嵘屈贾才”，屈原与贾谊，在毛泽东的心眼里都是历史上极有才华的人物，而且都在青少年时期就有政治头脑。毛泽东写的《七律·咏贾谊》，“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盛赞贾谊少年得志，卓越豪迈，是国家栋梁之材，他的《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策略和改革制度的主张，好比一个统军韬略，能够指挥百万大军，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才能。可惜还未进入权力中心，便遭到谗毁排挤，只得出任闲职，在长沙担任梁王的老师。在闲职任内又命运不济，遇上梁王堕马而亡的意外事故，职任所在，愧疚忧伤，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千古同惜长沙傅”，对于贾谊的早逝，作者深为痛惜。 

　　贾谊曾对屈原投江殉国的选择不以为然，认为与其如此，不如独善其身，做一个隐士。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摆脱梁王堕马而死的阴影，终于忧伤而亡。从实质看，这同屈原的投江并无区别，还是步了屈原的后尘。特别是他们的政治命运，都是因谗遭贬，壮志未酬。故毛泽东写完《七律·咏贾谊》后，又吟有《七绝·贾谊》：“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作者痛惜贾谊之情，尽在不言之中。 

　　五、屈原的形象永远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 

　　毛泽东最敬佩屈原修身洁行的人格；最敬慕屈原“九死未悔”的坚定信念；最敬仰屈原对理想的追求，对真理的探索；最敬爱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怀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最重视《离骚》的思想性，批判“君恶”，倡导民主。《离骚》通篇主旨：“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呼吁改革，希望楚国联络齐、韩、赵、魏、燕国，组成“合纵”阵营，统一华夏，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由于屈原被谗害、流放，他的内外政治主张无法实现，统一华夏的大业落到了秦国—秦始皇的头上了。 

　　郭沫若曾评论屈原的作品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说：“楚人是把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由楚所产生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永远存在的。” 

　　毛泽东很赞赏郭沫若的评论，还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橘颂》是屈原的早年作品，是一首咏物诗。《橘颂》通篇赞美橘树：“受命不迁”，生来就适应楚国南部的水土；“深固难徙”，根深蒂固难以移植到他处。绿色的叶子白白的花，累累的枝条锐利的刺，滚圆的果实，赤黄的皮肤洁白的瓤，表里如一与君子同质。诗人是以咏物言志，说他从小就有志向，而且是“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心胸开阔，无庸俗要求；头脑清醒，善于思考；固守信念，坚贞不屈。怀抱远大理想，追求高尚人格，坚守爱国爱乡情怀，忠君与爱国爱乡的统一，“受命不迁”与忠心直谏，敢于批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误国的统一。“苏世独立”，不随波逐流，“宁溘死以流亡”，也不苟合容忍，是屈原人格、屈原精神的精华。 

　　《渔父》一诗，是写屈原与汉寿一位渔父的对话。渔父实际上是一位隐士。隐士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隐士又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你何不掘起泥水助长浊流？世人都喝得醉醺醺，你何不也去与世人同醉？为什么要与众不同，苦思冥想，真言直谏？这不是自己放逐自身吗？屈原清澈地回复：一个人刚刚洗过头，一定要弹掉帽子上的灰土，刚刚洗过澡一定要抖去衣服上的尘埃。怎么能让自己洁净的身体蒙受外来尘埃的玷辱呢！我“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种独醒精神，为捍卫真理不惜牺牲的精神，在那天子式微，官宦贪婪，诸侯竞雄，世道溷浊的时代，极为难能可贵。 

　　毛泽东很欣赏屈原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不随波逐流，不与世同流合污的独醒精神、高贵品德。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抄录屈原的《离骚》《九歌》，就在这些句子旁重点圈点，在《讲堂录》中予以发挥：“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他的诗词《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其源头很可能来源于屈原的《橘颂》与《渔父》。 

　　《天问》通篇是屈原关于天地、自然和人世等一切事物现象的发问。诗词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一直问到动植物，石头、流水，珍禽异兽，神话传说，乃至圣贤豪杰，凶神恶煞，治乱兴衰，唐、虞、夏、商、周各代的传说，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探索精神。《天问》总计提出了154个问题。毛泽东说：“屈原的《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注：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至今《天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解答。毛泽东对屈原这种上下求索、坚忍不拔的探索精神，赞叹不已！而且把这种探索精神贯穿于他的一生，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 

　　《远游》是屈原神游天地的作品，是屈原忧患现实的悲愤诗。《远游》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游仙诗”的先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灵气。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屈原的“游仙诗”，《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就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词。《离骚》《九歌》《天问》《远游》的特点是“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充满浪漫激情，奇异想象，描述多彩多姿的神话传说。《离骚》《九歌》《天问》《远游》运用超现实的材料，驾驭云霓龙凤，驱动日月风雷，有时到了天堂，有时回到古代，有时登上世界屋顶，有时又沉潜到洞庭湖的水底，有时在天边抚摸着彗星，有时在飘渺的地方和女神谈恋爱……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这两首词遥承了这些词曲的风华。 

　　屈原的不朽诗赋，大多是他在两次流放期间写的。毛泽东如此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党的文宪》1994年第5期）毛泽东多次列举屈原、孙武、司马迁……遭受打击后，写出了《离骚》《孙子兵法》《史记》等不朽著作，启发年轻有为者不要怕受挫折，要多下基层，接触实践，就会大有可为，前途光明。 

　　（作者单位：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