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程 

一、我国古代与血吸虫相关的记载　　 

　　日本血吸虫病病原的证实，距今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日本人古罔顺（1897年）、河西健次及小川瑳五郎（1904年）等分别在病人的尸体或粪便中发现虫卵；桂田富士郎（1904年）在猫体中、藤浪鉴在病人尸体中先后发现成虫。当时，桂田富士郎把这种寄生虫命名为“日本住血吸虫”。由于是日本首先发现的缘故，所以后来人们把这种血吸虫称为日本血吸虫。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经有久远的历史。但最早从何时开始流行？流行的历史有多久？由于没有确切的记载，已经无从可考。血吸虫病在20世纪初被证实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引起此病的真正原因。在我国中医学中，把血吸虫病归属在“蛊症”的范畴，称之为“蛊”“蛊毒”“蛊胀”“水肿”“溪毒”“水毒”“症”等等。 

　　在我国的医学宝库中与血吸虫病类似的记载和论述相当多，现列举如下：远在公元前十五六世纪，我国已有类似血吸虫病的记载。在《周易·挂象》中有“山风蛊”的记载。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书》记载有数百药方，其中医治“蛊”的药方就有5例。 

　　《内经·灵枢·水肿第五十七》记载：“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这种症状同现代血吸虫病晚期症状十分相似。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水毒中人，一名中溪，一名中洒，一名水病，似射工而无物。”“今东间诸山县，无不病溪毒，春月皆得。”“春月皆得”同血吸虫病感染的高峰期是基本吻合的。“山间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雨天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虫即“着人身”，符合血吸虫病感染的途径。至于“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当代血防工作者的研究证实：血吸虫病的媒介钉螺是一种水陆两栖的螺类，既能浸处在水中，也可以爬行到岸，附着于稻茎上及岸边杂草的叶上，或攀附栖息于水边浅滩的芦苇上。在钉螺体内尾蚴大量逸出，水中尾蚴密度极高的情况下，即使在潮湿的洲滩上或沾有露水的河湖岸草地上行走，或采集芦叶，捆扎、运送湿草，也可感染血吸虫病。【1】 

　　隋朝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射工候》记载：“江南有射工毒虫……夏月在水内，人行水上，及以水洗浴，或大雨潦时，仍逐水便流入人家，或遇上牛、马等迹内亦停住……初得时，或如伤寒，或似中毒……或恶寒热。”该书《水毒候》记载：“自三吴以东及南诸山郡、山县，有山谷溪源处有水毒病，春秋辄得”；该书的《沙虱候》也记载道：“山间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雨天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初得时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粟，以手摩去，上痛如刺……令百节疼强痛，寒热”，“病发之时身体乍冷乍热。手足烦痛无时节，呕逆,小便赤黄，腹内闷，胸痛，颜色多青”，“不治，乱下脓血，羸瘦，颜色黑而死……其脉沉濡，腹内鸣唤，皮内如虫行，腹胀满如虾蟆”；“水毒气结聚在内令腹肿大，动摇有声，皮肤粗黑，名水蛊也”；“由经络痞涩，水气停聚在腹内，以其病腹内有积块，坚强在两肋间，膨膨胀满，遍水肿，所以谓之水症”；“以其病与射工诊候相似，同呼溪病，其实有异，有疮是射工，无疮是溪病。初得恶寒，头微痛”。该书中对“蛊毒”症状的记载与今天的血吸虫病染病初期的临床症状、流行季节特点、感染途径相类似，说明早在隋朝就有人对“蛊毒”有了比较细致的观察与记载。 

　　当然对上述记载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根据上述文献提供的临床症状和流行地区分析，“沙虱”病更接近于今日的恙虫病。【2】姑且录此聊以备考。 

　　苏颂《本草经》：“蛊痢下血，男妇小儿腹大，下黑血，茶脚色或脓血如淀色。” 

　　翁藻江《医钞类编》：“蛊胀者，中实有物腹形充大，非蛊及血也，其症腹大按之有块，四肢瘦削，发热不退。” 

　　唐朝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中也记载道：“有人患水肿，腹大四肢细，腹坚如石。小劳苦足胫肿小饮食便气急，此终身疾不可强治”；“凡卒患血痢或赤或黑无有多少。此皆是蛊毒，粗医以断痢药处之，此大非也”。这种症状同人患上血吸虫病劳动力逐渐丧失、晚期难治十分相似。 

　　清朝喻昌所著《医门法律·胀病论》记载道：“凡有症瘕积块痞，即是胀病之根，日积月累，腹大如箕，腹大如瓮是名单腹胀，不似水气散于皮肤，面目四肢也。”又有《寓意草议郭台尹将成血蛊之病》记载：“男子病此者甚多，而东方沿海一带，比他处更多……至弥月时，腹如抱瓮矣。”这段记载不仅对胀病“腹大如箕，腹大如瓮”的症状描述同晚期血吸虫病临床表现十分相似，而且其中关于男女感染情况的描述十分相近。 

　　综观以上有关我国古代医学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和论述，这种“蛊毒”病无论在流行区域、流行季节还是感染途径，以及感染后的主要症状都同现代的血吸虫病极其类似。这说明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在很早以前就对血吸虫病有了某些认识，并且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一定的防治经验；同时，也说明了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有着久远的历史，流行范围广泛，对广大民众的危害十分严重。 

二、新中国成立前湖南洞庭湖区与血吸虫病相关的记载 

　　20世纪初期以前，湖南洞庭湖区俗称血吸虫病为“大肚子病”“筲箕臌”“水臌胀”“扬子热”“洞庭热”等。 

　　湖南洞庭湖区是我国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1972年和1975年我国科学家分别在长沙马王堆女尸轪侯利苍之妻辛追和湖北江陵（即三国时荆州南郡）男尸五大夫遂少言的肠壁和肝脏中都发现了形态结构保存完好的血吸虫卵。根据墓内随葬文物记录，辛追葬于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遂少言葬于西汉文帝十三年（前167）。这说明两湖地区早在2100年前已有血吸虫病流行，特别是作为贵族夫人和江陵五大夫这样的官员都患有血吸虫病，可以推测当时的流行情况如何普遍和严重。 

　　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发生在东汉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孙（权）、刘（备）联军以区区数万之众，却能打败号称拥兵80余万（估计实际兵力不少于30万）的曹军，究其原因，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曹军突然感染瘟疫，有多处史料可以佐证： 

　　瑜曰：“（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今又盛寒，马无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等败退，引次江北。（《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三国志·蜀书·刘璋传》） 

　　时又疾病，北军多死，曹军引归。（《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引军北还。（《资治通鉴》） 

　　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松之注） 

　　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曹公……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那么曹军感染的是哪种瘟疫呢？学者分析说：尽管目前对赤壁和赤壁之战所在的具体地点、范围还有许多不同意见，但基本上都认定是位于长江流域中游、以两湖平原为中心，无论是蒲圻赤壁还是武昌赤壁，都是严重血吸虫病流行区。在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合称两湖平原）上，河网交织，湖泊密布，沃野千里，水草丰茂，是钉螺的适宜孳生地，因此也是血吸虫病的严重流行区，这里恰巧也是赤壁之战的核心或外围战场，并且交战前为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 

　　血吸虫病的感染高峰季节为春、秋季，夏季则是钉螺释放血吸虫尾蚴的高峰时期，因此都是人们容易发生感染的时期。而冬季为枯水期，气温又低，人、畜下水活动大幅度减少，故不易感染血吸虫病。在两湖平原，盛夏与初秋是涨水季节，加之此时气温高，人们喜好裸体下水游泳，以解除暑热的困扰。这种行为增加了接触疫水的机会和增加了体表接触疫水的面积，故易造成感染。且由于接触疫水的时间长，故感染也重。 

　　赤壁之战开始于盛夏，结束于隆冬。但曹军转徙集结、决战前的训练演习及两军大大小小的遭遇战、前哨战等活动大都集中于夏末和秋季。曹军在感染高峰季节频繁地活动于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故极容易造成军人的大量感染，使其陷于恐惧、绝望，丧失战斗力。 

　　所以学者认为：除了其他多种因素外，具有泰山压顶优势的曹军到赤壁之战前已是“病来如山倒”，由庞大精锐的曹军士兵组成的“军事泰山”在血吸虫病的袭击下演变成“兵败如山倒”，旬月之间丧失战斗能力。在孙、刘联军的强劲反击面前全无还手之力，无奈之下，只能烧船自退，仓惶北归。【3】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战役发生在冬季，并非血吸虫病的发病时间,【4】录此聊备一说，但古代血吸虫已肆虐于湖南洞庭湖区则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还有人考证，认为长期在洞庭湖编练水师的孙吴大将鲁肃，和晚年泛舟洞庭湖曾写下“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的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均因患血吸虫病死亡而葬于岳阳。 

三、常德确诊中国血吸虫病的首例病人 

　　血吸虫病在湖南洞庭湖区正式被证实是在20世纪初期。1905年，常德广德医院美籍医师罗根氏（O.T.Longan）对收治的常德县周家店一位姓郑的青年渔民，采用现代医学方法从粪便里检验出血吸虫卵，确认为血吸虫病人，并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湖南省一例由日本血吸虫引起的痢疾患者》。该文报道：“患者姓陈，18岁，生长于湖南省常德县周家店，12岁开始打渔，粪便中带血，情况日差；15岁时病情进一步发展而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患者仅4英尺6吋（约137cm），恶液质样，但不消瘦，并无钩虫病所常见的浮肿。上腹部和胸下部示怒张的浅表静脉。肝左叶肿大到体中线左边、剑突下4横指，肝右叶在肋缘下2横指处可扪及，脾稍大。尿清亮，琥珀色。患者从未发现尿中带血。尿含微量蛋白，但镜检未见异常。患者主诉腹痛一日数次，继之便血。每24小时平均4次大便。两次粪检均见粪便中有不少的血及黏液。显微镜下见到鞭虫卵、十二指肠钩虫卵及蛔虫卵。”【5】还发现一种卵，后认定为血吸虫卵。这是湖南洞庭湖区，也是中国发现首例血吸虫患者的报道，同时也证明了常德市是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从此以后，相关的报道不断出现，血吸虫病在这一区域的流行情况也日渐明朗。 

　　1910年，罗根氏在江西庐山牯岭检查一位仅13岁的美童粪便时找到血吸虫卵。随后，他在对美童的病史调查中得知：两年前他曾经在岳阳附近的黄沙湾湖畔经常游泳，患此病已经有两年，后来罗根氏致函黄沙湾湖滨中学教师询问该地此病流行情况，复函称：“该校某生原无此病，但经在黄沙湾湖畔游泳后亦发生与美童相似之症状。”【6】此为血吸虫病在岳阳流行之首次报告。1914年，罗根氏再次报告美军在湖南洞庭湖区感染血吸虫病。在他的报告中称：“一艘Quitos美舰七名水兵，在洞庭湖岳州附近，感染了血吸虫病。”【7】这是湖南洞庭湖区有关军队士兵感染血吸虫病的最早报道。 

　　此外湖南有关血吸虫病的报道不断涌现，现部分列举如下： 

　　常德：广德医院继任院长ToteII（1924）进行了连续7年的实验室观察，发现1905年收治病人粪便标本中有1%-2%含日本血吸虫卵。根据病人来源，在常德县、澧县等5个乡镇做现场调查，并在常德县周家店和澧县渡口做居民粪检63例，发现血吸虫病人38例，感染率为60.3%，感染者中男性占93%，女性占7%。当地居民在热天及温暖季节，有饮用生水，全年在池塘、溪流中洗衣、捕捞鱼虾、螺蛳、蚌壳等习惯。随后在长沙、益阳、岳阳等地陆续发现了病人及钉螺。【8】 

　　益阳：1910年，益阳城见到两例病人（Voget,1910年）。 

　　华容：1914年，华容见到病人（Laning,1914年）。 

　　沅江：1924年，通讯询知沅江有病人（Faust及Meleney,1924年）。 

　　岳阳：1911年，长沙所见病人皆来自岳阳（Hume,1911年）。 

　　湘阴：1924年，通讯询知湘阴有病人（Faust及Meleney,1924年）。1927年，长沙测验肝功能的对象中血吸虫病病人来自湘阴（谢少文等，1927年）。 

　　长沙：1914年，在长沙检查120人粪便，其中1人粪便中发现血吸虫卵（Reed，1914年）。1915年，湘雅医院有9例血吸虫病病人住院（Reed,1916）。 

　　衡阳：1907年11月到1908年1月见到3例血吸虫病病人，皆是白水（衡阳以南50里外湘江边）人，皆因驾木排到过洞庭湖、汉口、南京等地（Peake,1909年）。 

　　湘潭、湘乡、零陵：1924年，通讯询得这3县有病人（Faust及Meleney,1924年）。 

　　醴陵、邵阳、宁乡：前湘雅医院病案中有来自这3县的血吸虫病病人。【9】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人们对洞庭湖区血吸虫病流行的区域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循序渐进逐步认识的过程。1905年罗根氏在常德发现血吸虫，从而确定常德有血吸虫病流行，但是具体流行情况如何，当时还无法明确。随着血吸虫病在湖南洞庭湖区各县市的不断被发现，人们对血吸虫病的流行区域逐渐明确。1924年，浮士德·麦利隆（FaustMeleney）在对洞庭湖区血吸虫病流行情况经过长期深入的调查之后称：“洞庭湖西边，血吸虫病在常德城附近及常德县四周流行。”【10】这是血吸虫病在湖南洞庭湖区区域流行情况的首次报道。到了1937年，对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有了更加明确了解，当时有人在进行细致的调查后报道：“本病之流行，以沿洞庭湖四周四百公里之区域为最烈，东之岳阳，西之常德，北之华容，南之沅江、湘阴等县尤甚。”【11】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对湖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最为准确的描述之一。 

　　1920年，津市医院收治“大肚子病”2例，为津市民国时期仅有记载。【12】据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风俗篇》记载：“临湘县云溪象骨港，因江堤久决，地多潮湿，每发生大肚病，致死者极多。”【13】 

　　1943年湖南全省医院收治血吸虫病人25人，其中岳阳4人，临武1人，汉寿10人，道县4人，湘雅医院6人。【14】治疗措施及效果未详。这一数据表明湖南血吸虫病为害的主要为环洞庭湖地区（岳阳、汉寿），非洞庭湖地区的临武、道县可能是在疫区感染后输入的。全年仅收治血吸虫病人25人并非感染者少，而是绝大多数病人无力支付昂贵的医药费或其他原因不能进入正规医院治疗。 

　　人们在对血吸虫病的研究中还发现，血吸虫病不仅能够感染人，而且能够感染家畜。1922年朱恒壁在岳阳于犬体内发现血吸虫成虫。这是有关家畜感染血吸虫病的最早的报道。【15】此后，在其他家畜中也相继发现血吸虫病的存在。 

　　1913年日本人宫入、铃木二人首次证实钉螺是日本血吸虫的中间宿主，当时把它命名为宫入贝。“钉螺”这个名字是由我国学者陈方之、李赋京命名的。他们于1930年在江苏、浙江两省的农村做现场调查时，依据群众对钉螺的形象称呼而提出来的。 

　　钉螺在中国发现早于血吸虫病。1881年，德国贝类学家克洛多（Gredler.V.）根据德国神父傅克斯（P·Fuchs）寄给他的采自湖北武昌府的三个螺标本，经鉴定是一个新种，后定名为“湖北钉螺”。这是我国发现钉螺的最早报道。稍后陆续有人对湖南洞庭湖区几个县市的钉螺分布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澧县：Heude氏1889年在洞庭湖区域及澧县新洲找到尖塔形、壳面有直纹的小螺蛳，命其属名为hemibia；Annadale氏1924年把Heude氏所得的标本归为Oncomelania属。 

　　岳阳：Meleney氏1924年3月在岳阳洞庭湖边找到大量钉螺。 

　　长沙：Meleney氏1924年在长沙的湘江边未能找到钉螺；吴光1941年报告，据友人来信说长沙附近确有钉螺；陈国杰、陈祜鑫1949年在长沙捞刀河等地未找到钉螺。 

　　湖南洞庭湖区一些县市先后发现了血吸虫病病例和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钉螺，证明当时所谓“扬子热”“洞庭热”“大肚子病”等都是血吸虫所致。一些中外学者对该区域血吸虫病流行情况进行了简单的现场调查、生活史研究，并根据调查及相关文献资料整理成专著而发表，使中国血吸虫病流行问题为世界医学界所了解。但由于中国当时政局动荡，战乱不已，统治者根本无暇顾及血吸虫病防治，成立相关的专业机构、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自然就成为一句空话。加上当时公共医疗基础条件和技术水平相当落后，除少数医院（如湖南湘雅医院）能够兼治血吸虫病外，其他医院或个人都束手无策，这就导致农村病人或无钱医治，或无处求医，预防工作更无从谈起。因此，血吸虫病在湖南洞庭湖区迅速蔓延，严重流行地区出现“父死有人抬，儿死无人埋”、田地荒芜，路断人稀的悲惨景象，严重危害着疫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原省政府参事）        

　　【1】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湖沼地区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人民保健》1960年第2期，第89页。 

　　【2】参见朱师晦：《我国古代岭南的恙虫病》；康白：《论我国古代在沙虱热方面的成就》，载《中华医史杂志》1955年第4号，第251－253页，1956年第11号，第1027-1031页。 

　　【3】参见李友松：《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1卷第2期。 

　　【4】参见初德维：《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无关》；季始荣：《对〈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的商榷》；田树仁：《也谈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之关系》，载《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12卷第3期第116、124-125、126-128 

　　页。 

　　【5】任光辉主编：《临床血吸虫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6】陈国杰、邓一韪：《岳阳县血吸虫病初步调查报告》，《湘雅医刊》1950年第2期，第43页。 

　　【7】陈国杰、邓一韪：《岳阳县血吸虫病初步调查报告》，《湘雅医刊》1950年第2期，第53页。 

　　【8】任光辉主编：《临床血吸虫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9】材料均引自陈祜鑫编著：《血吸虫病的研究和预防》，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页。 

　　【10】浮士德·麦利隆：《日本血吸虫病的研究》，转引自王克英主编：《洞庭湖治理与开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11】相济时、徐荫棠、吕静轩：《湖南日本血吸虫病之临床观察》，转引自中共岳阳县委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岳阳县血防志》,1989年,第36页。 

　　【12】津市志编纂委员会：《津市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0页。 

　　【13】转引自临湘市志编纂委员会：《临湘市志》，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560页。 

　　【14】湖南省政府编：《诊治各种传染性及寄生虫性疾病患病人数分表》，1944年，载《湘政七年·卫生类》，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74-4-278。 

　　【15】中共岳阳县委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岳阳县血防志》，1989年,第8页。 

　　【16】以上均引自陈祜鑫编著：《血吸虫病的研究和预防》，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