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本书

　　一

　　2014年年初，中纪委网站廉政论坛“读书推荐”栏目，对外推荐56 种书，其中一种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传记。中纪委官网推荐词中称，曾国藩是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是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有人推荐他为千古第一完人，但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忠于清室，又饱受争议。

　　我要说的是，曾国藩还应是兵学家。蔡锷编纂之《曾胡治兵语录》，就是证据。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湘籍辛亥革命先驱墨迹诗文选集”丛书中，有一本书叫《蔡锷墨迹诗文选集》（谢本书主编，2013年9月版），收入了根据新发现的蔡锷手迹，校正了的《曾胡治兵语录》。这个新版还选登了该书手迹中的序、第一章将材、第五章勇毅、第八章仁爱、第十章和辑、第十二章战守的影印件。

　　《曾胡治兵语录》的编纂者蔡锷亦非等闲人物。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是近代著名的军事家、爱国主义者。在他仅仅活了34 岁的短暂一生中，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了云南反清起义，建立了云南军都督府，进行了一系列有一定成效的改革；二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立下了功勋。这两件事，奠定了蔡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他一生克己奉公，操守纯洁，廉洁自守，忠心爱国，至死不渝，应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完人”。“身后萧条，不名一钱”，“淡泊明志，夙夜在公”，这正是他一生操守的生动写照。

　　蔡锷不仅以卓越的事功彪炳史册，而且以伟大的人格感召后人。毛泽东曾将蔡锷与黄兴相提并论，视为做人的“模范”，故在中国近代史上“黄蔡”并称。朱德则将蔡锷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他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和“指路明灯”。胡耀邦把蔡锷列为我国辛亥革命时著名的风云人物之一。

　　1911年（辛亥年）年初，年仅29岁的蔡锷从广西调往云南新军，在担任新职之前，曾集中一段时间，就清末名将、晚清重臣曾国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二人著作中，有关兵事、治兵的言论，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2类编纂，附以蔡锷自己的按语，编辑而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关于成书经过，及写作缘起，蔡锷在该书序言中有清楚的交代。他说，自己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来到昆明，准备赴国防前线，与侵略者决一死战，并没有时间也没有打算从事文墨，沉溺书斋。但是，云南的新军第十九镇统制（相当于师长）钟麟同“嘱编精神讲话”，乃奉命应付。为此，就曾国藩、胡林翼二人著作中，有关“治兵言论，分类凑集，附以按语，以代精神讲话。我同胞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可见，蔡锷编纂此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是要“代精神讲话”，而且鼓励人们超越“先贤”，以成“丰功伟烈”。《曾胡治兵语录》既可看作是曾国藩、胡林翼的兵学著述，也可看作是蔡锷的兵学著作。

　　二

　　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之际，在该所图书资料室一堆无人问津的资料中，偶然发现了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的手迹原稿，非常高兴，遂将手稿影印了一份留存。该手稿连封面共78 页，纸面相当于大32开的信笺，白色信笺中有直竖的红条格子，每页可竖写11行。蔡锷用毛笔草体书写，书法艺术，别具一格，潇洒自如，骨气犹存。这是一份珍贵的、从未公开面世的蔡锷的手迹原件。

　　手迹原稿书名为《曾胡兵事语录》，正式出版时将“兵事”二字改为“治兵”。封面注明为“宣统三年（1911年）季夏于云南军次”。手稿中有一段文字后来印刷出版时，不知何故被删去了。这段话进一步说明了蔡锷编辑此书的具体原因。他说：“或曰：子湘人也，四五年来，于役岭峤。桂人谓子爱湘仇桂，群相龁齮，徒效犬马之劳，终遭薏苡之谤。曾、胡亦湘人也，且其一身历史，颇为两粤人士所诟病，至今尚蓄怒未已。今子汇辑是书，倘桂人持此，为吾子庇湘仇桂之铁案，以证子之罪，子将何辞以解？余曰：曾胡者，中国之伟人也。伟人之行，从得而崇拜之；伟人之言，从得而服膺之。余之抄辑是篇，盖欲以身励而励人，固不知其所谓湘焉。知其所谓桂，果桂人以此罪余，余其甘罪无辞矣。宣统三年季夏，识于云南三十七协军次。”从这里可知，蔡锷在广西任军职四五年后，由于一次误会，造成广西掀起“驱蔡”出境的风潮。虽然误会很快得以澄清，蔡锷名誉得以恢复，然而风潮影响，也成为蔡锷编辑此书的原因之一（关于1910 年间广西“驱蔡”风潮之始末，笔者亦有新的材料发现，详细论及此事，参见拙著《蔡锷大传》第48-53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三

　　《曾胡治兵语录》的内容，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作详细的介绍，我们举出第八章、第十一章两个例子说明，以见一斑。

　　第八章仁爱。蔡锷引曾国藩语：“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感恩矣。”“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又引胡林翼语：“必须谆嘱将弁，约束兵丁，爱惜百姓，并随时访查，随时董戒，使营团皆行所无事，不扰不惊，戢暴安良，斯为美备。”

　　蔡锷附以按语说，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仁慈贴切，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皆可付之一炬”。他希望军人要把军营当作“第二家庭”，而且其关系，较之固有家庭，“殆将过之”。他指出，“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益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

　　第十一章兵机。蔡锷引曾国藩语：“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说，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妙，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又引胡林翼语：“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有可胜不可败之将，无必胜必不胜之兵。古人行师，先审己之强弱，不问敌之强弱。”“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无敌，然后围城。兵法所为‘十则围之’之义也。”

　　蔡锷引用了曾、胡语录之后，附以按语说：“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他说“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两语，更足以概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这是由于“临阵分枝者，则以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队、预备队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之聚中、展开，及战术上开进等是也。”

　　《曾胡治兵语录》一书完成后，当时没有公开印刷出版，只是作为蔡锷进行宣讲的材料。蔡锷去世后一年，即1917年，在上海首次刊印发行。梁启超写了一个“序”说：“松坡既死于国，事越一年，国人刊印其遗著《曾胡治兵语录》行于世。世知松坡之事功，读此书可知其事功所由来矣。”

　　蔡锷编纂此书，附以按语，对曾国藩、胡林翼赞赏备至。然而，蔡锷编纂此书，主要还是针对当时民族危机以及清廷的腐败无能，希望加以“挽回补救”。这种思想，在蔡锷所加按语中，有明显的反映。正如他说，编辑此书，是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和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所引起，目的是为了“厉兵秣马”，以对付外国的侵略。

　　1924年，在广州建立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将《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教材，印发学员。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鼓吹“仁民爱物”是“军队的命脉”，正与曾、胡的若干观点相吻合或较为接近。为此，蒋介石看中了《曾胡治兵语录》这本书，并亲自增辑“治心”一章，加以序言再版发行。蒋介石在“序”中说：“余读曾、胡诸集既毕，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饷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国战史于将来。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集此治兵语录一书，顾其间尚有数条为余心之所欲补者，虽非治兵之语，而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语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左宗棠）之言，可为后世法者，附录于其后。”“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这也说明《曾胡治兵语录》在当时已有较大影响。1943年，刘达武编辑之《蔡松坡先生遗集》出版时，蒋介石为该遗集写序，再次提到蔡锷所撰《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二十年来，已为军中习通之书，其有裨于励志立心者，为效弥溥”。

　　四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曾胡治兵语录》的认识，虽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上评价愈来愈高，并将其视为一部语录体兵书，是中国古代（指辛亥革命以前，该书虽成书于1911年的辛亥年，却恰巧在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以前）十大兵书之一。有人统计，中国历史上的兵书约有四千部、三万卷左右。而著名的十大兵书则是《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诸葛亮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曾胡治兵语录》。该书首先在1913年出版的《武德》杂志第4、5、6、7期连载，1917年以后曾多次重印。1919年李根源在广州印行，1924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印行。这本书蒋介石非常看中，把它与《俾斯麦传》《曾文正公家书》视为“书中三宝”，将它作为黄埔军校“人各一编”的读本。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印行，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此后有1995年巴蜀书社、1997年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多种版本。其中，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图文并茂，并加了近30万字的战例说明和解释，封面以醒目的字样注明“黄埔军校重要教材”。

　　《曾胡治兵语录》不断重版，不断走俏。但是《曾胡治兵语录》的手迹，却从未公之于世。而且，所有后来重版的版本，依据的都是蔡锷去世后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年首次刊印发行的版本。这个版本出版时，蔡锷已去世，本人不可能校对。加上蔡锷的手迹本，未曾发现，也没有人根据手迹校正过。而收入《蔡锷墨迹诗文选集》的《曾胡治兵语录》，不仅收录了蔡锷的部分手迹，而且根据手迹校订了全书文字，改正了之前出版物中与手稿不符之文字50余处。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根据手稿校订过的最完整的版本。

　　                                         （作者系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