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致治

泱泱同志：

　　10 月24日在长沙一晤，转眼又过了两个月了。从长沙回来后，即想就您在长沙会上的总结性发言，谈点感想，因为杂事缠身，特别是邵阳学院学报约写一篇关于魏源的文章，已是一拖再拖，还有明年是林则徐诞辰230周年，福建东宇影视公司拟拍一个大型历史人物文献纪录片《林则徐》，十二集的拍摄提纲需要审查尽快寄回，加上两岁多的小孙女和我们住在一起，经常要来身边缠扰，做事简直无法集中精力。因此，提笔给您写信，也就拖到今天。

　　您在发言中提到研究黄兴资料的甄别和史实的考订问题，很值得注意。史事的考订，去粗去精，去伪存真， 是研究历史最基本的功夫，也是立论的基础，但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你在会上提出《自勉规则》的真伪问题，我第一次从陈维纶文中看到时，只感到对后人很有教育启迪作用，却从未考虑真伪问题。你提出疑问后，觉得确实值得深入考查，但难度也很大。从我一生的治学经验中，总觉得要把有些问题弄得水落石出，的确不是易事。以黄兴首次赴日时间来说，您先提出这个问题，后来我从《忆黄兴》一书中读到汪谦写的《黄兴留日与上师书》一文后，觉得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所以才写了《黄兴首次留日时间及其思想转变小考》，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发表，算是基本确定他首次赴日，不是1899年，也不是1901年或1902年，而是1900年。至于何时动身?何时回国？只能大体推定为1900年4 月15日以后的事情，但具体日程仍然无法依据可靠资料确定。到了2009年9月，武汉举行了“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李细珠提供的论文中，提到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保存的“张之洞档案”中，查到了一份与黄兴一道赴日本考察的游击刘金水回国后向张之洞的汇报《赴日考察报告》。内中叙述了出国经过，才彻底弄清了黄兴此次出国的日程是这样的：

　　（1900 年）四月初六日（5月4日）晚上，乘太古公司鄱阳商轮东下。

　　四月初九日（5月7日）中午，抵达上海，因为候船，小住数日。

　　四月十四日（5月12日）上午，乘日本三菱公司博爱凡商轮东渡。

　　四月十六日（5月14日）半夜，抵达日本长崎。

　　四月十八日（5月16日）至神户。四月二十日（5月18日）中午抵横滨换乘汽车一小时抵达东京。（此文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3期）

    这样，首次赴日的时间搞清楚了。而回国的日期，由于刘金水等武将因国内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入侵，奉张之洞之令，武将一律提前五月下旬（阳历6月中旬）回国，才有黄兴托他们带回，沦来存汪谦手中的那封信。至于黄兴何时回国？仍然找不到具体材料，依据黄兴回国后与庚子自立军相关人士往来情况，只能断定在8 月初。由此可知，要真正把问题弄得水落石出，的确不是易事。

　　关于《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一文的作者问题，我看《武昌革命真史》时发现这个问题，就凭曹亚伯与黄兴密切关系信以为真。但后来查了曼华写的《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十一节《民报撰著人署名索引一览表》，指明犟哉乃宋教仁笔名，我就觉得曹亚伯说“犟哉”是黄兴笔名可能有问题。所以您的纠正是正确的。

　　由于年龄不饶人，我们这一辈人对黄兴的研究已接近尾声。关于黄兴今后的研究，除了新资料的发掘和考证辨误之外，培养后继人是个很迫切的问题。这可以和开展新的研究出新成果结合起来。如此既可培养新的研究人才，又可推进黄兴研究向纵深发展。当前有项研究工作可以考虑的，是毛注青《黄兴年谱》的增补工作。1985 年毛注青去世，至今已三十年。这三十年间，无论是资料还是研究成果，应该说和三十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怎样把新发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通过增补或者重编，在三五年内，编出一本《黄兴年谱新编》为开展新的研究提供一本新工具书，奠定新的基础，我认为具有重要意义。此事在三年前，华中师大有个研究生袁晨，要去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那里去从事黄兴研究，陶德民和袁晨都曾征求我的意见，“当今开展黄兴研究，应从哪里找突破口？”我即向他们建议可在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的基础上，综合新研究成果，发掘新的资料，重编一部《黄兴年谱新编》。但后来无下文，可能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从湖南情况来说，您可和邓江祁商量一下，能否由您和他合作，完成此项工作，我也愿意助成此文，尽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信昨天动笔，今晨才写完，就此搁笔。

　　新年快乐！

　　向全家问好！

　　致治        

　　2014 年12 月29 日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