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八百谷晃义 

　　随着维新运动的急进化，清廷对进士科也进行改革，而且此次改革，甚至包含把进士科吸收到经济科里边的内容。五月五日，清廷又下了上谕“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为策论”[1]。同月十二日，御史宋伯鲁奏请“将正科(进士科)与经济岁科合并为一”，清廷应宋折即日发表上谕说，等下届乡会试时把两科并为一科考试，至于生童岁科试，不等下届立即改为策论。[2]此后同月二十二日礼部上奏提出详细章程，还是说“以四子六经为根柢”，首场试四子书论、经论、史论各一篇，另外询问是否仍旧试五言八韵诗。[3]六月一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上奏主张“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采取“先博后约，随场去取之法”。他们的方案是考试全三场中第一、二场出有关经济之学的考题，第三场才试四书义、五经义。这种构思若能实现，科举将面目一新。三日，清廷应此折命礼部“详议条目颁行”。此上谕还说“嗣后一经殿试，即可量为授职，至于朝考一场，着即行停止”[4]。此后礼部提出《科举新章程》，几乎照样采用了张、陈两人的方案。[5]绪戊戌年的科举改革，进行得如此迅速。 

　　那么，上述中央的科举改革，在湖南怎样施行？对湖南的士大夫社会有何影响？维新运动时期的湖南，由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和其后任徐仁铸、长宝盐法道黄遵宪等维新派占据省政首脑。他们站在国家权力的一方，积极推动维新政策。关于科举，湖南根据中央的方向积极改革。但在京师举行的会、殿试和虽在各省省会举行但由中央派遣考官的乡试，自然不在湖南自身的改革范围之内。在湖南进行的，是对县试和由学政举行的岁、科考的改革以及为了让湖南士大夫周知中央改革的宣传活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初一日，南学会在长沙孝廉堂第一次开讲，听众多达三百余人。皮锡瑞在会上演讲，提倡学会和讲学的益处，谈及经济科说：“前有上谕，京师开大学堂，各省并开学堂。今又有上谕，开经济特科，学堂保送人材作为经济科贡士。从此四海之内，学校如林，讲学一事，更不容缓”。[6]皮锡瑞把学校、经济科以及他们的讲学，理解成相互密切关联的事。从听众的角度看这个发言，参加讲学则意味着为他们开辟通往学校和经济科的新途径。此后，作为湖南维新派言论基地的《湘报》，把有关中央科举改革的动静逐一报导，让湖南的士大夫周知有关经济科的信息。譬如，前引正月初六日的总理衙门覆奏登于二月十六日的《湘报》第二号，五月五日的改四书文为策论的上谕和十二日的对宋伯鲁奏折的上谕登于五月十六日的第一百二号，五月二十二日的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登于六月十六日的第一百十八号，五月十二日的宋伯鲁奏折登于六月十八日的第一百二十号，六月一日的张之洞、陈宝箴的奏折登于六月二十四日第一百二十五号，五月十五日的请设京师大学堂的总理衙门奏折和《京师大学堂章程》，分别刊登于从七月初一日的第一百三十号到五日后的第一百三十四号。[7] 

　　不仅在野的皮锡瑞等如此宣传，省政首脑也出来表态。湖南巡抚陈宝箴和学政徐仁铸，在二月十五日的《湘报》第一号上联名发表告示。他们在告示中引正月初六日的上谕，接着说：“今钦奉谕旨，增开特科、岁举两途，吁俊之典极隆，登进之阶愈广”，以强调朝廷开了新的上升途径，并说“除札饬各厅、州、县遵照劝导士绅多设学堂，并将书院课章酌改。以资造就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通省贡监生、童人等一体知悉”[8]。省政首脑如此对省内的士大夫公示湖南根据中央科举改革的精神实行改革，那么被“劝导”的士绅们又如何反应呢？首先是作为经济科基础的学堂的情况。据周秋光研究，大致情况是，除了已设的时务学堂之外，还新设了宝庆府新化县实学堂等十所学堂。至于旧有的书院，除了省城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对其课程加以改革外，省内各地的书院也进行了改革。[9]关于学会，南学分会、法律学会等学会在省内各地接踵而立，其中大多数的章程提到经济科。而且如周秋光指出，此等改革不是由官府直接指导的，而是由地方士绅、尤其以生员为中心的底层士绅进行的。 

　　至于县试改革，有两种情况：一为由积极的地方官主导；二为以生员为主的士绅向知县进行请愿。三月十二日的《湘报》第二十四号报导说，浏阳知县黎筑云把上述巡抚、学政变通书院的告示张贴城乡，县试的第二、三场专用时务、算学考试。这位黎知县很积极地参与改革，同月二十二日的第三十二号刊登了黎知县特意强调经济科意义的实施县试的通知和第二场时务题，然后二十七日的第三十七号刊载了第三场的考题，并报导说，黎知县把陈宝箴的变通科举各示和徐仁铸《輶轩今语》刊刻颁发[10]。还有闰三月二十三日的第五十九号，刊登了益阳县第二场考题，也可看到有关经济之学的考题。以上两县的情况是由地方官主导改革的例子，那么下面看看生员们积极运作的例子。据三月二十九日的《湘报》第三十八号报导，长沙府湘潭县的生员向知县请愿，要求从县试第二场开始允许选择四书文以外的专业试题。该县知县的回答是：既然另有经济科考试，故不必特意更改县试的内容，但如果有擅长经济之学的学生则可以另外考试，把优异者向省城的书院推荐。之后四月十八日的第七十九号报导，岳州府巴陵县的生员有同样的请愿，被知县照样采纳；五月初八日的第九十五号报导，长沙府攸县的生员等打听到长沙、善化两县县试的第二场根据陈宝箴的指示用时务、策论等考试，于是向该县知县要求仿照长、善两县加以变通，知县同意在第四场用时务、算学考试。这样，一部分士大夫积极响应省政首脑的“劝导”，选择学习经济之学，而且自行请愿变通县试。他们的请愿虽然没触及最重要的第一场，但其意义不可忽视。 

　　由此可见，湖南士大夫对科举改革的反应很不错。那么他们都是向“向西方寻找真理”而参与“救国大业”的吗？笔者认为并不可能。皮锡瑞在其日记里写道，一月二十九日正准备南学会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南学会听讲凭单，索者甚众，早已售罄，不知他处有否？讲学久不举行，人多以为戏剧，欲一新眼界，且有误以为学堂招考者，恐有人携考具，更成笑话矣”[11]。后来维新派的宣传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时候，皮氏还说“外府、县办学会，右帅(陈宝箴)颇疑其人未必可信”[12]。皮锡瑞、陈宝箴都认为参与南学会的活动，办学会的人不一定能信赖，多有一知半解甚至对新学全无理解者，这说明当时在湖南支持维新运动的士绅参差不齐的情况。“人多以为戏剧”或许真是一则笑话，但有人“误以为学堂招考”，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笑话，却暗示了湖南士绅为何支持维新运动的理由。 

　　浏阳县合并旧有的各书院设立致用学堂的时候，谭嗣同撰写公启说道： 

　　圣天子毅然改图，涣其大号，首变科举，抑置虚文。苟非知时应变之才，将不容其进取钥不有专门擅长之学，很能与彼书升钥且遍设学堂，已有明诏改并书院，迭沛纶音，多士登进之途既宽。学堂出身者，准其一体乡试，而更将破格予官。教习优保之例并启，训迪有方者，准其据实奏闻，而随即量材器使。加以抚部陈公(宝箴)最重实学，学堂、学会广立于省城，学院徐公(仁铸)尤薄时文，手谕条教，屡颁于黉序，无非勉人为识时务之俊杰，庶几合群以挽国步之艰难。[13] 

　　谭嗣同的意图很明显。他呼吁说：“科举今天已经改革了。如果你不能应着时代的潮流，没好好学新的学问，怎么能出人头地？八股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把学堂和学会为基础的新制度的时代来了。”与省政首脑观念极其接近的谭嗣同的宣传，很明显把经济科视为晋升之途。 

　　闰三月初五日的《湘报》第四十三号，收录了岳州府巴陵等四县生员的改革书院、设立学会的请愿书。他们袭用谭嗣同的发言说“幸逢国家式焕新猷，屡下明诏，变通科举而抑置虚文，开设学堂以讲求实用，使群勉为识时务之杰，以共挽夫(扶？)国步之艰。我岳州仍守旧闻，不知变计，其何以上应明杨(明扬？)之典，下成通达之才乎？”[14]生员位于士大夫阶级的最下层，对他们来说，作为晋升之途的经济科很有吸引力。此岳州府生员的禀稿充分说明他们为什么要支持科举改革。 

　　此后，闰三月初六日的《湘报》第四十四号刊登了学政徐仁铸按临宝庆府时所发表的有关实施经济科考试的告示。据此告示，湖南在学政按临之际先于他省举办经济科的预备考试，等经济科正式举办的时候优先推荐优异者。两日后的第四十六号刊登了此时的经济科考题。闰三月十二日的第四十九号刊登了时务学堂第三次招考题，二十一日的第五十七号登载了其覆试试题。这两则报导可以说是让湖南士大夫周知经济科大概的出题范围、内容。从五月二十四日的第一百零九号的蔡艮寅(蔡锷)《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开始，《湘报》开始注销时务学堂学生和南学会会员的优秀作文。这应该是周知对经济科的对策的了。 

　　湖南的维新派除了宣传作为晋升之途的经济科之外，还通过学政按临，积极宣传经济之学的用处。三月二十三日的《湘报》第三十三号报导说：徐仁铸按临宝庆，参加考试的时务学堂学生中有邵阳附生蔡艮寅科考一等第三名，邵阳童生李洞时、新化童生戴哲文院试获准入县学，则获得生员的资格。[15]三月三十日的第三十九号刊登了宝庆院试和其覆试的考题，其中掌故有“万国公法义比春秋，试广证其例”“拟设游历工会论”，词章有“经济科颂”“南学会开讲颂”等有关经济之学的考题。笔者在前章已谈过，清廷通过五月十二日的上谕已经决定学政的考试立即废四书文用策论。因此以后发表于《湘报》的考题以这道上谕为后援，给予湖南社会的压力应该更强。六月二十一日的第一百二十二号预告说，接着按临衡州，学政继续按临各地，七月初六日的第一百三十四号有按临衡州府时候的科考和院试的考题，两天后的第一百三十六号有按临永州府、桂阳直隶州、郴直隶州的考题，再次天的第一百三十七号有按临长沙府属时候的院试的考题，每次都有经济之学的考题。然后七月十一日的第一百三十九号发表了此后按临的行程，考题也随按临的行程逐一在《湘报》上注销。 

　　按临此事涉及童生、生员的身份，对基层的士人来说意义甚大。《湘报》在报末刊载各种广告，自五月十八日的第一百零四号至七月初九日的第一百三十七号注销“本馆新到／刻各种时务书”广告。自两天后的第一百零六号起，其广告末添加了“院试匪遥，时务书急宜购阅，第恐距馆较远者，购取为难，现寄存南阳街经济书局分售(自第二天的第一百零七号起，分售的书店加了南正街维新书局)”等字样。[16]此广告等于说若不读“时务书”，连生员也做不成，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利诱行为。除了湘报馆的广告外，在院试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报末还登了几则有意思的广告。在五月初八日的第九十五号报末，有一家文渊馆的书贾宣传他们即将要出版的《经济六门文萃》，说“六月中旬先出舆地一类”[17]。此书若真出，那应该是面向新式考试的新举业书。但在上述经济特科要考的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中，没见“舆地”一类，《经济六门文萃》一书似尚未直接把自己与经济科连上。但再过三天，我们就可以看到更露骨的例子。五月十一日的第九十八号登上了《经济萃报》的广告。其广告说“此报广辑中西各报，照经济特科六门分类纂录，七日出报壹册，每册约叁拾余页”，“定于六月出报”。《经济萃报》不知有没有实际出版，也不知道与从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一百零八号开始注销广告的《经济报》是否为一个报纸。发表《经济报》广告的办事人员四人中有张通典。张氏是积极参与湖南维新运动的当地士绅。[18]《经济萃报》与《经济报》如果是一个报纸的话，也可以算是一个湖南的维新派积极利用经济科的实例。见于六月十五日的第一百十七号的《博文报》广告也说，该报“选集中西各国时事新论，荟萃群报菁华，按经济六门分类，订阅一报，足抵数十种报，洵策论之津梁也”[19]。文中“经济六门”很可能是经济特科的六门，而且还直接说该报是“策论之津梁”，该报馆利用经济科扩大销路的意图很明显。我们还可以在六月二十一日的第一百二十二号上，看到“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门宫九十四卷”的《经济策论汇纂》的广告。省内书贾在经济科这一新的制度上看出了商机，纷纷策划有关书籍、报刊的出版，在普及经济科并改变省内风气的时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大概自五月到七月左右，《时务学堂课艺》的盗版以及冒充其书名的赝品在省内出现。[20]这应该是书贾的射利行为，出现的盗版和赝品本身应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了。但该现象的出现也意味着，当时省内的风气已经有所变化，学习经济之学成为一种“潮流”。 

　　杨树达这一年在长沙应院试，后来回忆当时说：“肄业时务(学堂)诸生未入学者，是年大抵获隽。”[21]如果杨树达的这个回忆没有错，时务学堂学生在此年院试的成绩是引人注目的。考试的内容已经改变，而且时务学堂学生的成绩颇为出色，那么其他的考生也不得不面对经济之学了。“真理”“救国”这样的问题，对一般的士大夫来说是很遥远的。但考试的内容并不遥远，是跟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不管其思想内容是“新”还是“旧”，甚至于没有思想，他们都必须面对这种“考试”、“生活”的问题。 

　　这年四月二十四日，御史宋伯鲁代康有为上奏折请废八股文。康有为在此奏折中说道：“臣愚以为科举为利禄之途，于今千年，深入人心，得之则荣，失之则辱，为空疏迂谬之人所共托久矣。科举不变，则虽设有经济常科，天下士人谁肯舍素习之考卷墨卷，别求所谓经济哉？”[22]康有为说，八股文的弊害甚大，但它和士大夫的晋升密切有关，难以改革。那么怎么办呢？维新派在湖南的做法就是，为了让士大夫“肯舍素习之考卷墨卷”，开辟了另一条“利禄之途”。 

　　叶德辉对“康学”在湖南蔓延的情况感到很大的危惧感。他在光绪二十四年读徐仁铸的《輶轩今语》后，为了反驳其所述的内容，翌二月完成了《輶轩今语评》。站在公羊学立场的《今语》提倡“经学当口说、传记二者并重”，对此叶德辉反驳说“口说托之传闻，失多而得少”，并不可靠，接着说“治学之人，唯有不知其言之失实者。惟考试为利禄之途，颇足以震荡风会。故揭其用心如此，以待来着辨焉”[23]。徐仁铸发表《輶轩今语》，是掌一省文衡的学政宣布了自己的学术指向，对省内学生的影响极大。叶德辉也当然知道这一点。叶德辉还说：“近日徐学使按临衡州，试题有《伊尹学派论》，与试者皆茫然。后询应试者以伊尹有何学派，则曰任恤也，任侠也。于是湘中士子无不知有康学矣”。[24]省政首脑对维新政策的宣传，有“仕进之途”如此强力的武器。保守派认为，康有为的弟子们来湘宣传师说，“我省民心，顿为一变”[25]。这种说法固然太夸张了，但让他们有如此感慨与恐惧感，可见作为“利禄之途”的科举，对士大夫的吸引力如何之大。叶德辉为了反对维新运动编辑了《明辨录》，在其序文中提到他的年轻学生石陶钧、刘焕辰、黄骏三人[26]。其中石、刘两人入了时务学堂，黄骏虽然不知最后有没有考上，但至少参加了入学考试。[27]石陶钧和刘焕辰还参加了湖南不缠足会。王先谦、叶德辉等所谓“保守派”，时务学堂刚成立的时候还没有站在反对的一方。不缠足会的活动也与政治、思想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学堂和学会运动对水平型社会关系的需求，会在跟清朝理想的社会秩序之间发生矛盾。更直接的问题是，以八股文衡量考生道德能力的传统科举被新的经济学取代，意味着传统士大夫的再生产方式不再有效，并使不能适应新方式的人难以生存。在地方最积极展开变法政策的湖南省，在野的士大夫为何成为最大的阻力？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上述有关科举和仕进的问题。 

　　（作者单位：台湾慈济大学） 

　　注释： 

　　[1]《德宗实录》，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丁巳，页3821b-c。 

　　[2]《光绪朝东华录》，第4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甲子，页4106-4107。此次宋折是由康广仁起草的(《我史》，光绪二十四年，茅海建注，页464-465)。 

　　[3]《戊戌变法档案史料》，5，《礼部尚书怀塔布等折附清单》，页224-227。 

　　[4]《光绪朝东华录》，第4卷，光绪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乙酉，页4137-4142。 

　　[5]湘报馆编，《湘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06年)，第163号，《礼部遵议科举新章折》，页1614-1615，第164号，《礼部遵议科举新章续录》，页1625-1627。 

　　[6]《湘报》第2号，《皮鹿门学长第一次讲义》，页13-14。 

　　[7]《湘报》第2号，《总署奏牍》，页11-12，第102号，《上谕电传》，页939，第118号，《上谕补录》，页1129-1130，第120号，《奏折补录》，页1154，第125号，《湖广督宪湖南抚宪合陈妥议科举新章折》，页1209-1212，第130号，《筹办京师大学堂奏折》，页1263-1264，第131号，《筹办京师大学堂奏片并章程》，页1275-1278，第132号-第134号，《续录京师大学堂章程》，页1287-1289，页1296-1298，页1307-1308。除此之外，《湘报》还详细报导有关中央科举改革的上谕和奏折，在此不再赘述。 

　　[8]关于省内各地的南学分会、学会，参见王尔敏，《南学会》，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页101-133，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6章第3节〈戊戌时期的主要学会和报刊〉，5〈湖南〉，页568-622。 

　　[9]譬如，《湘报》第60号，〈法律学会章程〉，页517-518，第105号，《积益学会章程等》，页972。 

　　[10]刊登时务学堂学生和南学会会员作文的，有《湘报》第109号(蔡艮寅)，页1019-1020，第110号(黄颂銮)，页1033-1034，第113号(郑宝坤)，页1069-1070，第114号(黄颂銮)，页1081，第115号(黄颂銮)，页1093，第116号(张伯良、黄颂銮)，页1105-1107，第143号(曹典球)，页1393-1394，第144号(许功肃)，页1403-1404，第145号(向振翔)，页1413-1414，第146号(向左周)，页1423，第147号(贺嵩焘)，页1433-1434，第149号(许崇勋)，页1453-1455，第151号(江跃龙)，页1473，第153号(杨昌济)，页1495-1497，第155号(辜天祐)，页1517-1518，第156号(张伯良)，页1529-1530，第158号(辜天祐)，页1553-1554，第161号(蔡艮寅)，页1589。其中许崇勋、江跃龙、杨昌济是南学会会员，其他的都是时务学堂学生。在北京发生政变的信息传到湖南后，第165号，页1637-1638，第166号，页1649-1651还刊登了曹典球的作文，第167号，页1661-1664刊登了许功肃的作文。 

　　[11]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页29。 

　　[12]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页193。 

　　[13]《湘报》第11号(二月二十六日)，《改并浏阳城乡各书院为致用学堂公启》，页84-85。 

　　[14]《湘报》第43号，《岳州府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县士绅公恳改变书院章程及推广学会禀并批》，页347-348。 

　　[15]《湘报》第33号，《时务学堂捷报》，页261。 

　　[16]《湘报》第106号，《本馆新到／刻时务书》，页991。 

　　[17]《湘报》第95号，页872。 

　　[18]关于张通典，参见张式弘，《南京临时政府内务司长张通典传》，《湖南文史》第43辑，1991年8月，页191-196。 

　　[19]《湘报》第117号，页1125。 

　　[20]《湘报》第107号(五月二十一日)，《学堂告示》，页998，第130号(七月初一日)，《宪札照登》，页1264-1265。 

　　[2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页。 

　　[25]《戊戌变法档案史料》，5，《掌山东道观察御史宋伯鲁折》，页216。 

　　[23]苏舆编，《翼教丛编》(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根据光绪二十四年刊本影印，1970年)，卷4，《輶轩今语评》，页178-179。在此说《輶轩今语评》于二月成书，根据叶德辉在序文中自署“光绪戊戌仲春”。叶德辉读《今语》的时间，由于《翼教丛编》卷6，《叶吏部与俞恪士观察书》有“今岁正月得见梁(启超)代宛平(徐仁铸)所作輶轩今语”(页447)而定。 

　　[24]《翼教丛编》卷4，《长兴学记驳义》，页273。《湘报》第134号，《徐宗大师按试衡州府属经古并正场题·清泉文童》里，有《伊尹学派论》考题(页1310)。 

　　[25]《翼教丛编》卷5，〈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页349。 

　　[26]《明辨录》叶序(邝兆江，《湖南新旧党争浅论并简介〈明辨录〉》，《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页105-111)。 

　　[27]石、刘为时务学堂学生，见于《湘报》第112号，《上陈中丞书·湘报馆按语》，页1063。关于黄骏，在《湘报》第55号，《抚宪第三次招考时务学堂学生挑覆榜》，页468中能看到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