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刚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特征，中国文化也固然具有同样的特征。 

　　按照传统的划分，中国古代史可分为相延续的两大部分：较晚近的部分从夏代算起，是见于正史的中国王朝历史，约有四千年；较早的部分是夏以前的历史，习惯上称其为史前史。本书所称的湘西史前遗存，即采自这个习惯划分法，涵括湘西自夏代以前的所有遗存。  

　　据考古发现所知，中国史前史至少延续了一百七十万年，对于这段漫长的中国历史，史书中仅散见零星的神话和传说。因此，如何依据地下出土的文物资料，科学地复原和重构中国史前史，是摆在当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面前的重要任务。 

　　中国史前史的复原和重构，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远比撰写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史要艰巨得多，因为那些史前地下遗存是十足的无字天书，要正确地诠释它们诚非易事，考古学家们所能做的，就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和新发现的资料，不断地完善其研究结果并使之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中国史前史的复原和重构，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段历史的构成要比三代王朝时期和帝国时期的历史复杂得多。因为在三代国家产生以前未有成熟文字的史前社会，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不同自然环境里生存的人群，其生产生活方式和所创造的文化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它们之中每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均反映其各自人群的历史，随着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和汇聚，它们又显现出一些共同的时代特征①。中国史前文化的这种统一性与多样性，虽不可简单地等同于王国和帝国时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但二者之间当具有潜在的因果关系。因此，研究和重构中国史前史，既要有大视野、跨区域的全面研究，同时又要有不同区域文化的研究，而后者恰恰是前者最重要的基础。本书的写作，就是作为区域文化研究的个案呈献给读者的。 

　　这本书命题为《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它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把湘西作为一个文化区域来研究，此区域里已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尤其是重点突出了这个区域里的一个点——高庙遗址。这是因为高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及其所揭示的文化内涵，不仅在湘西沅水流域和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链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且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二层意思则是把湘西史前遗存与传说时代的中国古史结合起来，用湘西及其邻近地区所发现的史前遗存去研究和重构传说时代的中国古史或其中的某个片段。因为湘西不仅属于湖南，而且是中国的一个区块，这里出土的史前遗存是中华远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与传说时代的中国古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湘西作为自然地理概念，它是指沅水的中、上游流域，包括沅水支流以及沅水的上源地区，大抵为湖南境内雪峰山系以西、云贵高原以东，以及武陵山系南段以东、以南的地区。作为行政区划上的湘西，则是今怀化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两个地级行政区的所辖范围。在古代历史上，现今的这两个行政区是互为一体的。在汉代，它是武陵郡的腹地，上溯到战国时期，则先后属于楚国和秦国的黔中郡。因此，本书所框定的湘西版图和现今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行政区划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又略小于楚黔中郡和汉武陵郡的所辖范围。 

　　湘西史前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全新而有趣的课题。尤其是这里的每一个新的发现都凝聚了考古学家们披荆斩棘的艰辛劳动和智慧与心血，我在书中将会把其中的某些片段和过程记录下来，或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以此作为考古学本身历史的一部分而为读者所了解。 

　　与其他区域一样，湘西史前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当地居民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必然繁多，但由于自然力和历代人类活动的双重毁坏，能有效保存下来者只是九牛一毛。况且，我们在这一区域从事考古活动的时间甚短，工作范围与发掘出土的文物资料还十分有限。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目前的这些资料尚不足以建立起这个漫长历史过程中当地文化发展链的完整模型，但我还是尝试着理出它们文化发展的大致谱系与年代序列，初步构建起这个模型的大致框架。 

　　考古学文化谱系与年代序列的建立，是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但它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重建史前史。而在构建中国史前史的过程中，对各区域考古遗存的科学释读和深入研究也就尤为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考古发现的某个现象或器具进行一般性描述的话，那就只是简单地告诉人们这里有什么，有多少。这未免过于粗疏，对中国史前史的重建是很困难的。大家知道，人类的历史是人类各种行为与思想的体现和概括。因此，如何科学地揭示蕴含在这些现象或器具后面的人类行为，从原始思维视角合理地解释并告诉人们它是什么，为什么，它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或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在中国古史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当代考古学家应肩负的职责和必备的学养。只有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才是复原和重构中国史前史行之有效的根本途径。在本书中，我将力图尝试着对湘西及其邻近地区史前遗存中的不同文化现象进行诠释，并透过它们的种种迹象去解释不同时期当地人类的有关行为方式与精神活动，揭示其生产与生活的真实状况，由此勾画出湘西远古文化发展的轮廓，进而阐述它与更大范围里同时期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阐述它与传说时代中国古史的关系。 

　　在史前社会，年代愈是古老，自然环境对当地文化发展的制约或影响也就愈大，湘西这种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对形成本区域文化的独自特征和传统无疑具有重要影响。但它毕竟不是全封闭的，随着当地和周邻地区文化的发展，彼此的相互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也就势在必然，湘西的远古文化遗存也的确反映了其自身文化的形成、发展壮大、扩张与伸缩，以及它与周邻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在此之前，这个过程，尤其是湘西及其邻近区域远古文化与传说时代中国古史的关系，确是很多人都未曾意料到的。 

　　湘西史前文化遗存的诸多发现，其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1987年首次在这里的网纹红土中发现旧石器遗存，以及此区域旧石器时代“潕水文化类群”的确立，使人们对华南旧石器遗存的埋藏环境和文化分野有了全新的认识。高庙文化先民最先创烧了白陶和各种祭仪用陶礼器，修建了大型祭祀场所，发明了太阳历，创建了以太阳（天帝）、龙、凤等为核心的一个完整神系和供神灵上下天庭的建木天梯，初创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发明了一系列传诸后世的数理法则和艺术构图法则，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环壕聚落。这些初创与发明均与中国上古邦国文明诸要素的构成以及远古神话传说密切相关。因此，高庙文化的发现，使人们不得不对中国史前人类精神领域里信仰体系的形成与传承、环壕聚落向城邑的演变、中国上古邦国文明的起源②，以及古史传说中五帝（族团）的居地等重要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其史学价值足可与殷墟甲骨文和两周金文相提并论。  

　　高庙文化先民在不同时期里的诸多初创与发明，及其后续的大溪文化先民所筑具城墙和城壕双重防御功能的城头山城池，均彰显了他们在同时期各人群中独树一帜的领袖地位。那些初创与发明所反映的种种事实，皆与古史传说时代伏羲和炎帝的主要事迹具有惊人的契合关系。据地下遗存与古史传说材料的综合考察，早期高庙文化与晚期高庙文化和大溪文化可能就是远古人文始祖伏羲和炎帝族团的遗存，由此推断伏羲与炎帝均是生活在南方地区以沅、湘流域和洞庭湖区为中心，包括鄂西南，黔东清水江流域，广西桂江流域，广东北江、西江流域至环珠口地区广大地域范围内势力强大的远古族团，在南中国独领风骚。  

　　在全书的开头，我将湘西先秦时期的历史与文化专辟一章，企望与大家一起分享和讨论与湘西史前文化相续的早期历史，便于读者了解它与湘西史前史的相互关系。 

　　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由于湘西地区史前考古工作开展甚晚，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仅做过很有限的局部调查。此后的陆续工作，虽然扩大了调查范围，并有目的地做了多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些关键性的突破，但工作的面还不广，重心仍只局限于沅水中上游的主流地区，沅水各支流特别是酉水流域的工作还十分欠缺。而且，现已发掘各遗址点的面积都较小，对本区域各时期文化聚落形态的深入考察还很困难。因此，现有材料对湘西远古文化的全面研究仍欠充足。好在考古学研究的本身是一个不断探索、发现、修正与深化的过程，在新的更多的材料尚未作，可看作是三十年来我在沅、湘流域从事考古工作和研究中国古史的一个小结，以此作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湘西及其邻近地区远古文化的新起点，成为重新认知传说时代中国古史的一个新窗口。  

（作者单位：湖南省考古研究所）      

　　注释： 

　　①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② 按：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应划分为邦国文明、王国文明、帝国文明、民主共和国文明四个依次递进的层级，它们分别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和信息化时代大致对应。在王国和帝国时代割据自立的政治实体及其所创造的文明可称为方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