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树德 

　　一、本文写作的缘起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他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仅是卓越的革命家，伟大的实践者，而且一生读书兴趣之浓厚，读书之广博，读书方法之特殊，是极具特色的。正是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勇于探索，勇于实践，成就了其伟大事业。笔者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图书馆工作（一百年前的毛泽东曾于笔者所在的湖南图书馆读过半年书），注意收集阅读毛泽东有关读书方面的著述、文章，力图有所总结，有所发现。我深信：通过对毛泽东读书之路的探讨，必将有利于今天广大读者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把握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更好地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要探索毛泽东的读书之路，首先必须有三个立足点： 

　　之一:毛泽东是读书的成功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必须承认其卓越的读书之道、成功之道。 

　　之二：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与其读书方法和读书内容息息相关，值得人们客观地剖析。 

　　之三：正确客观评价毛泽东读书范围、知识结构、理论高度，对毛泽东同志读书既不能神化，也不能庸俗化。 

　　二、二十世纪初期的时代背景及读书环境 

　　1.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的上下求索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也就开始了救国之路的探索。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几年之内就夺取了清朝半壁山河，但是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开创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之始，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仅仅学习技术是绝不能振兴的；戊戌变法在于寻求政治变革之路，但是可惜很快就失败了；之后的清末新政也确实颁布了不少法律、规章制度，但是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是改不掉的，预备立宪也缺乏诚意，清政府的统治必定要结束；孙中山、黄兴领导了辛亥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革命只是灭亡了清朝统治，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加严重。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处于极度迷惘时期。当时留美、留日、留英、留苏者颇不乏人，中国未来的道路如何走，都在艰难的探索之中，这即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时代背景。 

　　2.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读书环境及其地区差异 

　　由于中国面积大，各地发展不同、交通、信息不便；又由于清末以来各种运动与思潮此起彼伏，犹如过眼云烟，使得中国各地读书的环境是大不相同的。一方面，同样年龄的学生，在大城市、中小城市、乡村，学校教学的内容千差万别；另一方面，新学、旧学交杂，互相矛盾，不知所从，这即是当时中国求知者所必须面对的读书环境。 

　　3.韶山的封闭与灵性 

　　毛泽东所在的韶山村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地方，湖南处于中国内地，韶山又是内地的内地，有如世外桃源。对于接受新学、新思想是极其不利的。但是，韶山山水清秀，几千年聚集的灵气必然要产生贤者、伟人。毛泽东虽然是一个农夫之子，但是凝聚了历史与山川的灵气，通过读书之路，他终于冲出了韶山冲。而一旦有了新的环境，就能使得韶山的灵性厚积薄发，产生无穷的威力。 

　　三、毛泽东读书的四个阶段 

　　1.掌握一般传统基础知识的韶山阶段（1910年以前） 

　　这一段时期主要指毛泽东在韶山私塾读书时期。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共同的读书路径。所读之书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之类。以毛泽东的天资，对这些书应该是掌握了的，但是他对这些不感兴趣，所以他不喜欢私塾老师，也逃过学，他经常背着老师和家长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之类，喜欢里面的神奇故事。这个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从湘乡的表哥文运昌处借到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封闭的韶山村所没有的新的知识，这本书使他了解了改良派改革政治的初步思想。 

　　在韶山读书阶段，17岁的毛泽东的知识总量是一般的，相对于山村娃子好一些，而与通都大邑的青少年则相差很远，他的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都缺乏，新学知识极其有限。但是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毛泽东好学上进，二是敢于冲破传统牢笼，并且这两点在其以后的生涯中一直保持和发挥到极致。 

　　2.知识拓展、理想信念形成阶段（1910—1921） 

　　这是最关键的阶段。1910年走出韶山村时，作为求学阶段的毛泽东年龄偏大，他通过自己的特殊方式，一步步地快速完成了自己的知识积累，这些知识积累虽然并不如人们所神化的那样多，但基本适应了毛泽东未来从事革命工作的基本要求。这一时期的读书求学历程，包括东山学堂、湖南省立一中、湘乡驻省中学、湖南图书馆、湖南一师、北大图书馆等几个地方。东山学堂在当时是一所新式学堂，是毛泽东走出韶山的转折点，他在这里学习了新学的基础知识，眼界为之一亮；在湘乡驻省中学，他进一步了解了新的思想。在一中，毛泽东以《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但他只在一中读了不到一期就主动退学，再次显示其不受束缚、反对死板教学的个性。毛泽东从一中退学后即到湖南图书馆自学，时间为1912年，大约半年时间。他在自传中写道：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见识到世界之大，他像牛闯进人家菜园一样拼命地吃，他自认为是其一生中读书最有收获的半年。正是在湖南图书馆，毛泽东阅读了达尔文《物种起源》、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国富论》、卢梭《民约论》，使其初步掌握了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改良主义思想。 

　　但是，真正地最有收获的，我认为还是湖南一师读书时期，毛泽东后来题词：“一师是个好学校”。从韶山到湖南图书馆期间只有两年，毛泽东处于游学、漂泊无定的状况，真正促使其到一师读书，主要是经济原因，毛泽东之父提出如果再不进入固定的学校读书，将不供给其生活费。一师不收学费也使得毛泽东容易入学。一师在当时的教育界地位不高，相当于高中，但当时一师确实有些好老师，如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等。学校开设的课程门类齐全，也注意调查和实验方法，是一所不失新学理念而又有旧学传统的学校。毛泽东系统地学习了文史哲等方面的知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根基。杨昌济《达化斋日记》记录了毛泽东的学习及天资实况。很明显，毛泽东特别感兴趣于宋明理学、湖湘学派、船山思想。他有读书总结，认为：“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子类十六种，合七十又七种。据现在的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证明其对于国学已经有了根基。同时，到了新旧学交汇的长沙，毛泽东有机会进一步阅读西方近现代社会学说，注意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尝试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读书和实践之间寻求结合之道。不过，由于阅读兴趣和本身固有的缺陷——自然科学知识和外语基础严重不足，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是偏科的，但也坚持这种偏向，即使受到学校严厉批评也在所不顾。最能反映其性格的是他对素描课的反感，认为对着人体写写画画，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 

　　离开一师，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实际是临时工，地位低下，时间半年左右。在北大的教授如胡适、傅斯年之类根本看不起操湘乡话的土包子。但是，正是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有机会阅读最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社会主义史》，使得其思想发生了重大飞跃，完成了从宋明理学、资产阶段民主改良思想到共产主义思想的过渡，从羡慕桃园结义、绿林好汉、孙悟空，羡慕洪秀全、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华盛顿、到羡慕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经过近十年来对各种思想流派和革命学说的阅读、思考和探讨、比较之后，毛泽东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毛泽东就坚定不移地将其作为终生信仰。 

　　3.学以致用，形成系统理论、施展怀抱阶段（1921—1949） 

　　客观地说，在1921年左右，毛泽东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不久，虽然深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研究还是比较初级的，并没有很深入的丰富的素养，与恽代英、陈望道、李达特别是陈独秀比较起来相差甚远。但是，与这些人以及当时不少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者不同的是，毛泽东更加注重读书与实践的结合，这是宋明理学、王阳明致良知学说、颜元实学学派的精义所在，也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之一，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实践的学说、革命的学说，讲究行动重于纲领。毛泽东很快地从事国内阶级分析、探讨夺取政权的形式和手段，《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写作和发表，即是毛泽东读书、思考和初步实践的结果。 

　　毛泽东也深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不够，因此在战争年代仍注意收集和阅读。特别是到了延安，环境相对安定，加之当时从苏联回国、有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王明等的到来和压力，迫使毛泽东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大大补课。实际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以及其他学科方面的知识，在延安时期是一个充实、补充、完善和形成系统理论的阶段，没有这个阶段的提高，不可能形成系统的革命理论、哲学思想。这个时期写作的《矛盾论》、《实践论》是系统而通俗的哲学理论思想；《论持久战》是吸收当时国内观点而归纳总结的对日战争策略理论；《论联合政府》则是阶段性的建国思想；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则是阅读分析和总结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 

　　客观评价这一阶段，毛泽东由读书而实践，因实践而读书，贯穿于枪林弹雨的革命战争时期，立言、立功，施展怀抱，建党、建军、建国，功绩显著，是毛泽东读书致用的成功范例，是值得我们充分总结和吸取其合理精华最多的阶段。 

　　4.广泛阅读、论证，反思与变化（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一则条件好了，大的战争已经结束，全国政权在握，读书环境远非其他时候可比；二则读书天性使然，虽然注重实践，但是毛泽东始终离不开书本，读书占据了其全部余暇时间；三则读书范围广泛，包括历史（二十四史）、文学（含诗词）、政治、哲学、思想史、宗教、艺术、工业、农业、军事、外语等等，门类极多，范围极广，而且是一读再读多读。 

　　毛泽东这一时期读书目的之一是总结以前革命理论和实践，论证以前的革命观点的正确性。目的之二是通过读书，试图探讨新的建国方略，充满着烂漫和空想色彩，他部分放弃了以前的正确思想，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正是在这个时候犯了不少错误，别人是不读书而误，他是读书而误。 

　　四、思考与启示 

　　1.毛泽东读书成功之处 

　　一是适应当时世界与中国潮流。当时有各种救国主张，如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甚至音乐救国，毛泽东在比较中找到了马列主义，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 

　　二是别具一格读书法。毛泽东敢于怀疑、批判、跳出书本，挑战权威，粪土王侯。显然，毛泽东读书是别出奇招，有自己一套，避免了自己的弱点，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成功，否则，这个17岁才走出乡间，并没有多少背景的山里娃不可能有大的造化。 

　　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毛泽东将实践哲学和斗争哲学发挥到极致，是运用宋明理学、湖湘文化、中国实学思想和近现代西方新思潮结合取得成功的，值得后世研究。 

　　2.失误之处 

　　一是斗争哲学的无限性必然导致偏差。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和核心是人的全面解放，斗争是暂时的，是手段，和谐才是最终目的和本质，历史发展动力不全是斗争。毛泽东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识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和无限地进行阶级斗争，必然是错误的。人类社会最高理想是实现和谐，斗争只是暂时的手段。再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不能永远停留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水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断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诠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修正了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是没有被毛泽东吸取的，并且被一概视为修正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错误。 

　　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其晚年的不一致性。由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树立的权威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权力的无限上升，加以浪漫主义的诗人性格，宋明理学中“心学”的影响，使得毛泽东无限地夸大意志的作用，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观点，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离，产生了错误。冯友兰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指出毛泽东：“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

　　三是在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方面的偏差。本来，毛泽东在阅读中外典籍时，有过正确的观点，那就是批判地吸收中外一切知识。但是在其晚年，他对世界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大部分采取排斥的态度，思想的包容性出现了问题，因而也就有了失误。 

（作者单位：湖南省图书馆）        

　　参考文献： 

　　1. 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9月。 

　　2. 萧和华，《跟毛泽东爷爷学读书》，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10月。 

　　3.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8月。 

　　4.《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p21-22。 

　　5.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0年1月。 

　　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198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