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笃清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又号夕堂，或曰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晚居衡阳石船山观生居，自署船山病叟，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广衡阳(今湖南衡阳)人。 

　　王夫之出生于中小地主之家，自小即攻读经史。崇祯十五年（1642），二十四岁的他在武汉考中湖广壬午科举人。次年，欲入京会试，恰逢李自成争夺河南，路途遥阻，未能成行，一生心愿被毁。又遭遇张献忠部掳掠之害，故终生痛恨李自成、张献忠。 

　　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又大举南下。顺治五年(1648)他在家乡招募义兵，奋起抗清。兵败退至广东肇庆，投桂王，受瞿式耜的推荐，任南明永历政府行人司行人。因反对内讧，曾三次上疏，揭露大学士王化澄等“误国”，并警告永历帝不要“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王化澄恨之入骨，几次陷害，阴谋杀害他，他被迫辞官。桂林陷落，瞿式耜殉难，他返回湖南。 

　　为避难，他遁迹民间，往返于永州浯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一带，目睹了晚明因腐败所造成的各种尖锐社会矛盾，决心去探寻明朝迅速败亡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便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四十八年。在穷困乏食的条件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许，耐着饥寒疾病，锲而不舍地埋头著述，不闻外事。据他儿子王敔《薑斋公行述》中所记：他“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二十一史》，及张、朱《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颜于堂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以这样艰苦卓绝之精神，终于写下一百多种、四百多卷著作。在湘贤邓湘皋、欧阳兆熊的鼓吹下，编成《船山全书》三百二十四卷。 

　　王夫之讲求气节，“素恶东林、复社驰骛声气标榜之习，与中原人士、江介遗老，不相往来”（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王船山先生轶事》）。清朝建立后，剃发之令极严，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但他至死未曾剃发毁服。剃发令初下时，他正在楼上著书，“檄至，府县会营将草堂围定，郡守某先登楼，见先生出座拱立，不自觉其五体之投地也。亦可想见盛德之容令人钦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同上书)。其学识、精神和人格折服了许多代人，陶澍为其撰联云：“天下士非一乡士；人伦师亦百世师。”推崇备至，但非过谀。 

　　王夫之自小聪明，多闻博学，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博通群籍，无所不学，于经史百家研究皆有心得，精于哲理，长于思辨。论学以汉儒为门户。死前，他自己题《砰铭》说：“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这里所披露的心迹是：自己抱有与东晋刘琨一样的爱国忠忱与义愤，可惜不能战死以报国；有志继承张载的正学，自愧能力达不到。寥寥数语，倾吐出他奉张载为正学，希图承继张载之学的心声，也勾勒出他一生的追求轨迹。 

　　王夫之强调学问要经世致用，要格物致知，批判晚明的空谈误国，强调实学。他儿子说他“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王敔《薑斋公行述》)，文章乃其馀事。然而，他并不排斥文学。他工诗善文。论文反对明代的因袭模拟之风。论诗特别重视其抒情性。无论诗文，都重内容，重对现实的反映，主张以言情为主，但又反对情夺其性。即便对于当时许多人加以痛斥的八股文，他也因它是用以选拔人才的工具，有其实用性而不加鄙薄，而欲纠其弊，扬其正。 

　　他十岁受经于父，曾致力于八股文的揣摩与写作。凭借一手出色的八股文二十岁时取得了生员，二十四岁以第五名考中举人。本想一鼓作气夺得进士功名，理想却被李自成打碎，成了一个遥远的梦。但对八股文仍一往情深。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已入老年，在总结了明代八股文的得失之后，也对自己的少作做出反省，说“弱冠有司录以呈之君，自不敢曰此聊以入时，壮夫不为。尝于九经有所撰述，而此艺缺然，亦缘早岁雕虫之陋，深自惭忸”。然而对八股文实难以忘怀，便“略作数十首以补早年雕虫之悔，稍有发明及劝戒，不必圣贤之言如此，期不叛而已”(《王薑斋四书文自序》，光绪刻本)。从他老来所作的八股文来看，王夫之的文章有几个特点：一是对题旨的把握精确，这与他的经学功底精湛有关。他的经说考核精详，又实事求是，这种精神功力施之于同为说经的八股文，就显出高于一般学者的水准。其二是说理透辟，时有创新，即他自己说的“稍有发明及劝戒”。这与他在哲学与史学方面的造诣有关。作为明清之际的大哲学家与史学家，自然会运用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史识去解经说经。其结果当然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却又不违背孔孟的大旨。其三，他的八股文皆平实自然，层层阐述，不讲技巧，而文皆清通可读。 

　　王夫之在八股文史上的贡献，更多的体现在他对明代八股文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上。抗清五年，流亡三年，刀兵血火，艰苦备尝，九死一生。从生不如死的亲身经历中，他痛感要对明亡的惨痛教训进行总结。他选择了八股文这个明朝用以选士的工具进行了研究，看它对明代人才的培养选拔到底产生过什么影响，其利弊何在。于是，他大量阅读评点八股文。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万首，经义亦数万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点定”(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序》)。并写下了五十四条札记，即《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全面阐述了他对明代八股文的研究心得。 

　　他反复阐述了八股文说经的本质特征，认为“经义之设，本以扬榷大义，剔发微言”(《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从而对八股取士作了肯定：“先儒言科举业非不可学，况经义本以引伸圣言，非诗赋比者。”(《王薑斋四书文序》，光绪刻本)因此，要写好八股文，让“精义自见”，就要“与圣经贤传融液吻合，如自胸中流出”方可。他强调“经义固必以《章句》《集注》为备，但不可背戾以浸淫于异端。若注所未备，补为发明，正先儒所乐得者”。他反对“以酸寒嚣竟之心说孔孟行藏”，认为“言之无怍，且矜快笔，世教焉得而不陵夷哉”。从这些认识出发，他反对王阳明的“良知说”，斥责“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认为他们的学说一侵入八股文，便使得内容变味，世教陵夷。他也反对割裂经文出那些截搭题，这是使人“侮圣言而莫敢违之，经义之不足传，非此等使然与”(以上引文均见《夕堂永日绪论外编》)。                                               

　　由八股文说经的本质特征出发，王夫之反对由王鏊开创的所谓“成弘法脉”和种种文章作法。他认为八股文“自王介甫至天顺以前皆自以意传圣贤之意，钱鹤滩、王守溪者起，始为开合起结排比之桎梏。嘉靖中叶周莱峰、王荆石以来，又剿袭古人文字，其变不一，乃不知人间何用此物”(《王薑斋四书文序》)。他认为。八股文“钩略点缀以达微言，上也。其次则疏通条达，使立言之旨晓然易见，俾学者有所从入”方是正道。“经义竖两义以引伸经文，发其立言之旨，岂容以史与序记法搀入”。因大讲作法，使得成化、弘治以后的八股文“一变而愈之于弱靡”。从八股文的本质出发，他认为“经义固受法于题，故必以法从题，不可以题从法。以法从题者，如因情因理，得其平冗。以题从法者，预拟一法，截割题理而入其中，如舞文之吏，俾民手足无措”。这是应批判的。 

　　为说好经，王夫之既反对大讲作法，也反对用华词丽藻，主张八股文用词要简洁，以准确为上。他认为那些“忧愤填胸，一寓之经义，抒其忠悃”，如黄淳耀真情毕露的文章，是能“传之异代，论世者必不能废”的好文章。而汤显祖、赵南星、王思任、刘侗的小题文，“以灵隽之思致，写令生活”，“洁净中含静光远致，聊拟其笔意以骀宕心灵”(以上引文均见《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也是值得称道的。可见王夫之主张在八股文保持其经学性的同时，并不反对八股文写真性情，不反对八股文的文学化倾向，其标准是要写得好，在大的框架上不违背孔孟之道。 

　　王夫之是第一个对明代八股文作出系统审视及评判的人。他的这些见解，代表了当时一批人的心声，是值得重视的八股文理论。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