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伟

　　2000年冬天，我拜访回湘省亲的旧金山侨领钟武雄先生。钟先生借给我一本他姐夫、号称“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所著的《外交生涯四十年》。我因之开始了解何凤山。2001年9月上旬，我应益阳市政府之邀请，去参加何凤山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之前，曾陪同钟武雄先生去长沙黄花机场，迎接由美返湘的何凤山之子何曼德院士。何曼德知我借了钟先生的书后，即向香港邮购了两册书，寄给我。分别送给我和我供职的湖南图书馆。翌年夏天，何曼德将其大著《我的教育，我的医学之路》也题签了两册邮寄给我，并请我帮他了解在故国、家乡出版事宜。

　　依我10多年来与何曼德先生的交往，了解到何凤山、何曼德父子俩都有一颗“中国心”，皆有“中国梦”，而且跨世纪、逾千年，至今犹在延续。复读何著《外交生涯四十年》，我从中读到了何凤山的“梦”，他的梦的破灭，他的“无可奈何花落去”。

　　何凤山谢世于1997年9月28日。何曼德曾在台湾《湖南文献》上，“吁请”为其父“平反”，洗清莫须有的“不白”之冤。文中所述何凤山晚年生活之不尽如人意，确实令人扼腕。

　　何凤山不仅是中国国民党，及其老“总统”、蒋总裁的不二忠臣，更是给“海峡两岸中国人”（如1972年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文件中所言）加分的“国际正义人士”“中国辛德勒”，是华人之光、之傲，但这位集“忠臣、义士”于一身的湖南人，却因自己的愚忠、盲信，以及湖南人性格的“缺陷”，且被他却发挥到“极致”，而导致了这种每况愈下的命运、宿命。

　　何凤山去世时，唯一的慰藉是，他看到了香港回归。 何凤山在抗战胜利后，对香港未能归还祖国，又“转手”交给英国，是非常不满的。何著《外交生涯四十年》第201页中记述道：1946年9月中旬，为“九龙城内（中国）‘治权’事”，何凤山再次执拗着，强出了一次（风）头。他绝对是一位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和凛然气节的中国官员。但他却不该，也不顾官场上的原则和禁忌，为国事而冲、顶、撞，因而得罪、冒犯了一些人。当时，何为抗议港英当局，邀叶公超联名进言其上司、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叶公超时任欧洲司长，推诿说，要见美国大使，没有时间。但何凤山却坚持要在秘书室等他，且“不能再忍受”地对叶氏“晓之以理”地说：“国家领土的事，大事也！”我固担当不起，部长的责任犹大，更不能不了了之！在这位“霸蛮”的湖南人坚持下，叶公超“仿佛在赌气似的”，将（何）文中某段圈掉后……批准。

　　次日，在“各报章上发表”的，占据“头条”的，当然是这位“外交部发言人”的大名，令民众联想起他义正词严的声态和身影。虽说亦有粤省某特派员一人向他表示感谢（因此事帮其解了围），但何凤山潜越之举，又得罪了上至部长下至叶公超等一批人。谁又会不懂国家大事呢？外交部的人，谁又不知“外交无小事”呢？

　　究竟是不是这个原因？但结果是，抗战时，窝在山城的何凤山，不久即被外放到埃及去当公使了。为了国家大事，牺牲了小我的何凤山，几十年后又怎不会为香港整体回归中国而高兴呢？我想，任何自视为华人者，莫不如此吧。

　　尽管何凤山在埃及独当一面，任职期间全力以赴，为“党国”而身先士卒。但到了50年代初，“大势”去矣。任凭他这使馆的“大树”“中军旗”未倒，其属下却自谋退路或出路去了。就连昔日的反共斗士“西北王”马步芳，这位有阿拉伯血统，有“异相”如安禄山者，都兵败如山倒，带着多年搜刮的钱财，跑到国外当寓公了。而看不起这些军阀无人品、无国格的何大使，却仍然忠实于他的“党国”。当何凤山与昔日反共“悍将”马步芳交谈时，后者也认为“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事”。但这位“粗中有细”素有二心的马步芳，却不忘利用使馆这个“平台”，利用何凤山苦心经营，在埃及构建起来的“人脉”，作秀、造假、拍照片，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蒋介石竟然还奖给马氏一万美金。而何凤山愚忠的结果，却是黯然撤离埃及。他可能自认为“国难”见忠臣，自己从来不发国难财，不得不义之财，不见利忘义。但事隔多年后，犹被那些“惦记”着他“嫉恶如仇”的“洁癖”的人，泼污水、污名化。

　　何著只写至他再次“被撤离”驻墨西哥使馆为止，而略去了以后出使的情况。像他这样一位清白的人，“蒙羞”乃奇耻大辱，属难言的终生隐痛。

　　话说回来，蒋介石对何凤山还是“知人善用”的。蒋介石岂止了解？而是深知何凤山重名誉不重实利的“软肋”。这位领袖，可以对唐生明那位被他派到汪伪政权当“卧底”的“四公子”，在抗战胜利后，一次赏给几倍于警察局的奖金；也可以在缺钱的时候，给放弃职守的马步芳一笔钱。因为这两人都是要钱，而且舍得挥霍，会花钱的。至于“何大使”，每次回“国”“述职”时，请他吃饭就得了。何大使的“官越做越小。暮年的老蒋，形同“太上皇”，他虽想撮合、弥合何凤山与蒋经国的人的关系，但也是“势不能穿鲁缟”矣。因为，如所言——

　　1950年5月16日，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何凤山等人撤离前夕，“美国特务人员经武官介绍，向我请求，在馆内预装窃听器，我……思索后回绝了”。美方警告说：“你应该知道……我们已得到了你最高××的应许”。何凤山一听，傲脾气又犯了，说：“身为大使，只听总统蒋公与外交部的命令……××并没有告诉我什么……”何凤山更不该画蛇添足地补一句：“我与他没有工作上的关系，用不着问！”“而“太子”小蒋，其时，“正掌握着台湾特务大权……自然（对我）不满，种下了对我不利的主因”。

　　何凤山返台，蒋介石赐宴，让其子作陪时，老蒋虽一再说“经国，你不妨和何大使谈谈”。蒋经国都充耳不闻。而以“老臣”自居的何凤山，也傲然却徒劳空等着“小蒋”向他“请益”。这两人又怎会“握手言欢”呢？

　　何凤山在必然的蒙冤和备受冷落后，终老于美国。其实他心中也是非常憋屈和不得已的，姑且抛开“晚景”之黯淡等表面的，生活方面的原因，让我们看看他书中196页的一段话吧：

　　8月14日（即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同日）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后，以上事实看来（外蒙独立及战后苏俄在华特权的恢复及扩大的）“雅尔塔密约”，无论在道义上与法理上，对中国都不能发生任何约束力，政府……应马上抗议。国家领土权益问题是何等大事！应指出美国的作为是违反了“开罗宣言”，侵犯了中国的权益与领土完整。

　　“雅尔塔密约”使中国签订了丧权卖国的中苏条约……美国方面不过在其外交历史上多加了一件出卖盟友的纪录而已。

　　何凤山还进一步指出“国府错在一个‘怕’字，而失理智，连普通外交常识都丢了……张国焘云：毛泽东讥蒋介石与国民党有‘阿Q精神’”。这阴魂已成我们（台湾)的国魂。”请注意，最后一句是何凤山的结论。要是回到过去，他是绝对不会引用一个他看不起的共产党的叛徒，所引用的‘共党’领袖毛泽东的挖苦国民党的话，更不会对他的蒋公大不敬的。他没有为尊者讳，为逝者讳，是他在晚年的“彻悟”。要不然，为什么会在隔离近四十年后，他在悄然回到家乡湖南益阳时，会在“欧美同学会”上说：“统一是大势所趋”呢？何凤山是从不说违心的假话的，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也是一位耿直敢言的湖南人。“分久必合”，两岸统一是他的梦想，是他的“中国梦”。时至今日，我们是应该抛弃小我，不计前嫌，不为个人，也不为自己所属的政党，而是为海峡两岸人民的福祉，而奋斗的时候了。

　　何凤山言之有理，且有预见性。当年的战胜国，“四强”之一，在其他“三强”的霸道和强权之下，实际上连“失土”都不能收回，形同战败国，名胜实败，留下了日后钓鱼岛的纷争等领土的归属问题。我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可从何凤山这位“前车之鉴”的“绝唱”中，觉悟到我们只有避免“兄弟阋于墙”，才能共御外侮。

　　而“中国辛德勒”的儿子何曼德，亦曾在台湾“绿营”的《自由时报》上，表明过“我深信台湾人，是十足的中国人，台湾的历史文化，是广义的中国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不可否认的……二十年以来，大陆许多方面有意想不到的进步，让人很难预测他二三十年以后，会演变到什么地步……希望两岸可以根据共同的文化，形成一个可以互相学习、交流、互相抵砺的‘一个中国’”。

　　何曼德几岁时，就随其父何凤山赴土耳其、奥地利，他通晓多国语言，却自愿选择了回中国念中学和大学。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尽管几十年来一直沐浴着“欧风美雨”，他仍然觉得“中国文化并不是最古的，但却是世界上政体完整性持续最久的国家，这个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见何曼德《我的教育，我的医学之路》）。

　　以他的民族、国家观来看中国形成的历史，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通过也认同它优秀的，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向外传播，才融合而成中华民族，并向外辐射到五大洲。中华文化是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软实力。

　　反倒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疆域和领土，自元朝、清朝和民国以降，一直在被分裂，被萎缩。甚至连邻近的一些国家，至今仍在蚕食中国的边疆和海疆。特别是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尽管中国领土上的当政者都宽容的放弃了战争索赔，放弃了战胜国应有的驻军日本的权利。而日本却通过《旧金山和约》，以及美国人的私相授绶，非法且无效地窃据了原有“国军”驻扎过、一度辟为“国军”靶场的钓鱼岛。

　　中国从千百年来被包围、被侵略的历史中，懂得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曾在二战中组成远征军，驰援缅、印，解救英军；1949年后又支援过两个邻国反侵略的战争。当中国反遭侵略时，中国亦如历史上一样采取驱赶、教训的对策。更有甚者的是，战而胜之后主动撤军，至今未在外国领土上驻扎一兵一卒。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和何凤山这样的中国人，都是同情弱者的。从孙中山曾想以中国之某岛，安置犹太人。到何凤山在奥地利，向犹太人颁发“生命签证”，无不证明中国及其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善良且极富同情心的。

　　海峡两岸中国人，五洲四海的华人、华侨，只有排除私心，“相逢一笑眠恩仇”，超越党派和族群的利益，联手连心，才能共圆民富国强、天下太平、四邻和睦相处的“梦”。弱国无外交。当年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尽管其能力超群，但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也是徒劳无补，空有抱负而已。

　　                                  （作者单位：湖南图书馆）    

链接：

　　中国“辛德勒”何凤山

　　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商人辛德勒冒险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其实，辛德勒的故事也曾发生在一名中国外交官身上。这位外交官就是何凤山。

　　1938年底至1939年初，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身陷“人间地狱”。腥风血雨中，一艘轮船冲破死亡封锁线，往返七趟，载着3600名犹太难民驶往远在东方的中国上海。上海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大城市。顶峰时，曾有３万余名犹太人在上海避难。上世纪末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犹太人在中国”展览会上，二战期间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签发数千份“救命签证”救助犹太难民的历史资料首度被公开，人们终于找到了当年牵引方舟的救命恩人。2000年４月１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外交救命恩人”展览再次展出了何凤山的事迹。何的义举受到了以色列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褒奖。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1926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1932年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1938年出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1940年调离维也纳后仍在外交界供职。1973年，何凤山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专心学问，著有《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1997年９月28日，何凤山去世，享年96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曾派代表前往致哀。

　　                                       （本刊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