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旭卿 

一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宁乡县沩滨中学读书，看到老师徐灼礼先生的书架上有一本《华英对照四书》，知道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的华英对照。心甚奇之，心甚爱之。 

　　徐老师当时微近中年，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是闻一多的弟子，在中央社工作过。抗战军兴，回到宁乡。时值沩滨中学创办，其兄徐鈺礼先生当校长，便聘他来教英文和国文。徐灼礼到沩滨中学以后深得师生爱戴，他虽然没有教我们班的课，但我心中对徐老师甚为仰慕。 

　　1950年3月，我高中毕业后回到沩滨中学教学，和徐老师同事一期，第二期他去了北京。他的那本《华英对照四书》给了他的姨妹姜国芬老师。姜老师是我的恩师，于是我从姜老师的书架上取来细读。此书的原译者是James  Legge,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由上海国际出版社再版。我经常将“四书”中的难句对照华英来读，能从比较中得到更透彻的解释，于是爱不释手。我后来到湖南师院读大学，并留校工作，这本书也不曾离开过身边。 

　　1987年，我的儿子秦颖从华东师大读完西方史学史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回到湖南，到湖南出版社历史读物编辑室工作，后来他到了社科译文编辑室，我便建议他将此书再版。 

二 

　　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一度被撤销，改为湖南出版社，译文室也面临被撤销的命运，何敢再版英汉著作！后来经过反复争取，译文室被保留了下来，于是再版华英对照“四书”的建议有了一线生机，秦颖向社里正式提出了选题报告。在社一级的选题论证会上，对这个选题意见分歧很大。据秦颖说，会上熊治祁、杨实同志极力支持，尤其是熊治祁的话起到了左右局势的作用，终于得到通过。 

　　湖南师大外语系刘重德教授住在我的楼上，与我过从甚密，秦颖常去请教。刘教授得知再版华英四书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并表示大力支持。出版社确定以理雅各译本为基础进行适当的校注，刘重德教授愿担任这本书的校注工作，由于工程太大，他建议秦颖邀请南昌大学罗志野教授参与。罗志野教授回信，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说：“关于校注部分不会发生问题的。前三书就请刘先生校注，这也是最重要部分，刘先生是名家，由他校注更为合适。《孟子》就由我来校注。以后遇到什么难解决的事，都请先征求刘先生意见。至于我这里不会有什么的。”（1991年5月19日回信） 

　　《华英对照四书》再版时，改为《汉英四书》。我记得《汉英四书》出版之前秦颖常常忙到深夜（当时他住在家里）。在交印的前夕对我说：“爸爸，你是善于挑毛病的，你把这本书中文原文清样再看一遍，看能挑出什么毛病！”我欣然同意，并开玩笑说：“我只看汉语原文和标点！但有一个条件：看出一个错别字要十元。”他说：“你看了再说吧。”于是我坐下来就看，一直看完才休息。此时壁上的挂钟已经指着凌晨两点。《汉英四书》的汉语原文大样，我未发现一个错误。第二天秦颖拿着大样高高兴兴地上班去了！ 

　　1992年4月，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学术名著丛书”第一本《汉英四书》就问世了。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可以说这种新的出版尝试就一炮打响了。 

三 

　　《汉英四书》第一版印了8000册，发行以后，很快售罄。湖南出版社便再接再厉，根据读者反馈的情况，对该书作了修订，将丛书名“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学术名著丛书”删掉“学术”二字变为“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全书内容，加了白话译文：不仅是汉英对照，还有文白对照。《汉英四书》的封面就改为“汉英对照、文白对照 《四书》”，1994年出了第二版。于是这套丛书的出版样式成了中外古今三合一的形式了，开创了图书出版的一种新的形式。 

　　这一改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发了消息，《中华读书报》、《英语世界》发文推荐，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费乐仁博士来信索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先生来信赞扬，“走向世界丛书”的主编钟叔河先生热情给《汉英四书》写序，这样就促使这套丛书的成长和发展。 

　　钟叔河先生原是湖南出版社的老领导，他调出以后仍关心“母社”,在他为这套书所写的《序》中说：“秦颖同志准备出版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老实说，最初我有过一点担心，因为我不太明白它的读者究竟应该主要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而且既是古典名著，恐难找到合适的译者，如果要新译。不过，理雅各这本书我是一开头就赞成列题的，它在文化交流史和翻译史上的地位早已确定……我以为，图书出版虽然不可能不是一块宣传阵地，但和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剧场、歌厅等等别的宣传阵地相比，总要有点不同，就是总要多一点文化气，多一点历史感，也就是说，出书不能只看时效，不能百分之百地跟着某某走。只要有文化历史的眼光，看准了哪些书通过了历史的筛选并将继续保持历史上的地位如理雅各的译述，即使经济效益差一点，一下子未必能多印，但一年两年印它三本五本，于江河日下时显示一点中流砥柱的形象，人们谈起时能竖一下大拇指，不言效效亦在其中了。秦颖同志还年轻，却能看到这一点，所以我高兴。” 

四 

　　最为令人敬佩的是萧乾先生。他为此书的出版奋力呼唤，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给此丛书责编者写了十多封信和文章来激励、谋划、推荐。萧先生是著名记者和作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在百忙中给一个青年编辑回这么多信，实在令人感动。下面略转述这些信的大意： 

　　第一封信(1994年9月21日)是萧乾先生婉辞英译《史记》的请求后的回信。他说：“我今年85岁了，又在译Ulysses（尤利西斯）, 所以不可能参加这一巨大工程。你何不找找杨宪益。”并且把杨先生在翻译方面的成就略作介绍，又把杨的地址和电话也告诉秦颖，还将另一位古典文学的译者胡志挥先生介绍给秦颖，嘱他“最好也取得联系”。 

　　第二封信（1994年10月30日 ）是萧乾先生接到《周易》和《四书》两个三合一对照本的回信。他看到书上所列丛书第一辑的篇目（《周易》、《尚书》、《诗经》、《四书》、《老子》、《孙子兵法》、《庄子》、《坛经》、《史记》、《楚辞》），萧先生热情地说：“从计划看，你们要把这批古籍都译成英文。这可是出版界的大事，也是英语界的大事。衷心祝愿你们获得成功。” 

　　第三封信（1995年3月30日）是萧先生接到《楚辞》三合一本后的回信。他说：“你们在开创出版界一个新的方向，既普及了祖国名著，又提高了英语界水平，我目前在忙写《二战》。很想在《出版参考》上写一短文表扬一下。容我腾出手吧。” 

　　第四封信（1995年5月3日），萧先生说：“拜读大著《论〈诗经〉的几个英译本》……结尾处谈到翻译本身也是一种创造，甚有同感。”又说，“这套书已陈列在我枕畔及书架上，我将随时捧读，因它既可为我在古典方面补课，又可学学翻译。日后如有领会，再为《读书》写一篇心得。”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萧先生谦虚和诚恳，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 

　　第五封信（1995年5月6日），萧先生说：“感谢你们寄来的《周易》《诗经》《尚书》《孙子兵法》《楚辞》及《老子》六种，不知这套书何时可以出齐？我想先在《英语世界》上介绍一下，对销售可有直接作用。如另有所成当即给《读书》。这套书不知将有港台版否？台湾一定会有出版社愿与你们合作。” 

　　第六封信（1995年5月18日），萧先生说：“我赶写了一短介，已寄给（1）《光明日报》的《中华读书报》，及（2）商务的《英语世界》。我想再翻读一阵再考虑给《读书》写的问题。你真是位行家。这样的人才出版界不多。”萧乾先生在最后还勉励几句。 

　　第七封信（1995年5月25日），萧先生告诉秦颖几个好消息，并给他巨大的鼓励。他说：“拙稿晌即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刊出，当复制后寄上。《英语世界》也已回信。他们发稿早，又有翻译过程，说九月可刊出。这种文章我常写不应再由贵社付酬。”“希望你们同伦敦的（如Profokein））及旧金山及纽约专售中国书的书店联系一下。另外是港台，因为你们这套书，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必有读者。”“出版口如有智者应给你们颁个奖。” 

　　第八封信（1995年6月10日），秦颖在信中再次提出按照社里的惯例，凡为社里所出书写了评论的作者，社里要按照他所得的报酬再发给一份报酬。萧先生发火了，义正词严地批评了这种做法，叫他转给社领导看。这封信的内容这里应该公之于众： 

　　秦颖同志，接你信我很难过。我写过一些书报评论，但从未得过出版单位的分文，而你两次来信提此事，使我觉得有赏新闻已够丢人，够不健康的了，贵社还在提倡有赏评论。我认为切切不可这样。如果报刊上评论作者都接红包，我则今后再不看（更不写）评论了。 

　　我是真心欣赏尊编的这套书，真心认为它们对在古典著作，在翻译，在中文需要补课的人们，是及时雨。我珍贵你们送我的这套书甚于我书架上许多出版社送我的许多新书。我是真心为了普及你们这套书而写评论的。不少出版社送我更多（有时全集达二十卷精装），但引不起我写评论的兴致。我的大学（燕京）毕业论文（书评研究）（八十年代人民日报重印过），我主张书评（正如一切言论）应具独立性，独立才能客观，客观才有一读的价值。你们社出了许多受社会欢迎的好书，不需要用这种办法来推广。（请恕我直率）。所以我非但拒绝您社的酬劳，并且严肃建议废弃这种办法。这将在出版界带个很不好的，很不健康的头。一家出了那么多好书的出版社，不需要出此。 

　　你反正要调广州了，我建议你把此信给您社领导看看。如我谈错了，请批驳。如果还有点道理，请考虑。 

　　祝好                 萧乾    1996.6.10   

　　秦颖看了此信以后，感到很歉疚，向萧乾先生做检讨，赔礼道歉。秦颖认为萧先生事先已表示却酬，就不应该再次坚持了。出版社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宣传促销的奖励政策并没有问题，错就错在自己错用了这种奖励，伤害了萧先生纯正的用心和感情。当然，萧先生的批评，也使秦颖感到高兴，因为这使人看到萧先生的评论是独立的、客观的，是对他工作成果最高的肯定和奖励。 

　　第九封信（1995年6月19日），萧先生说：“前者关于双重稿酬问题，我的话太鲁莽了，请勿见怪。”你看萧先生对年轻人是多么细致和爱护备至。萧先生告诉责任编辑秦颖，他写的《三种愿望同时满足——介绍英汉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一文已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又将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刊出，并将英文译稿寄秦颖，请秦过目后直接寄《英语世界》杂志编者。 

　　第十封信（1996年5月31日）婉拒为《莎士比亚全集》写序。（略） 

　　第十一封信（1996年6月16日），萧先生建议：“除了经典名著之外，明清小说的对照本读者会不会更多些？如红楼或老残？” 

　　以上我不厌其烦地多录了一点，一方面是表明这套“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的问世是社会催生的，另一方面是对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先生如此关心这套英汉对照丛书的出版的敬仰。 

五 

　　还应该对萧乾先生的推介文章略作述评。萧乾先生给编者写了那么多信犹嫌不够，还要写评论公开向社会推荐。他的推介文章的题目是：《三种愿望同时满足——介绍“英汉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此文的头一段开宗明义就说：“我相信许多人都想就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补补课，倘若不但可以满足这一愿望，还能学学英语、学学翻译，那就更理想了。去年以来湖南出版社刊印的这套文白对照、英汉对照的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就颇能满足这一愿望。”这里指出三种愿望是：经史子集补课，学英语，学翻译。下面具体讲内容。 

　　这套丛书已出的就有《周易》《尚书》《诗经》《四书》《老子》《孙子兵法》《庄子》《楚辞》等，都有文白对照，白话译文不少出自名家之手。这些原著都艰深难懂，译成白话就容易多了。英文译本的选择很严谨，译者如有不妥之处，校注者就加以纠正。有的译本还附有人名、地名、职官、典章制度的对照表，此书还有一个特色：大多加了索引，如《老子》中的“道”73处和“常”27处，这对读者以至研究者都极有裨益。书前还有一篇前言介绍原著的时代背景和艺术手法，都是通过现代观点甚至世界文学的角度来阐述的。总之，这是一套最实惠的好书，是值得推荐的。萧先生的评介文章一出来，当然这套书便不胫而走了。 

六 

　　萧乾先生的这篇评介文章对这套丛书做了很高的评介，稍嫌不足的是对弘扬中国文化的作用提得不够高。萧先生还提出一个期望，他在信中对秦颖说：“出版口如有智者应该给你们颁个奖。”（第七封信）这个不足和期望，后来由《大中华文库》的总编辑杨牧之先生弥补了。1995年春，湖南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光华，湖南出版社副社长尹飞舟，编辑室副主任秦颖到北京调研时，杨先生特别约请他们座谈。当秦颖汇报了“汉英对照古典名著丛书”的出版情况后，杨牧之先生很惊异，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与他正酝酿的《大中华文库》不谋而合。于是正式邀请湖南出版社参加新闻出版署的《大中华文库》的工作，同时希望原丛书停止出版。由于出版的惯性，加上《大中华文库》工程巨大启动工作十分复杂，直到1998年初，熊治祁社长和尹飞舟副社长专程去北京，跟杨牧之先生汇报，并就编辑委员会组成、编辑体例、书目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进行讨论。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已组稿的近20部书稿出版后淡出，最后全力投入到大中华文加的编辑出版中。1999年第一辑十种出版，参与单位为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其中《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五种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大中华文加》出版队伍不断壮大，有十余家出版社加入，已出版一百多种英汉对照本，还出版了多语种版本，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