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明光 

　　2013年5月18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刊有《黄庭坚藏“中华震旦角石”在宁展出》的专文。读后使人感慨万千，勾起我对38年前一段考古奇遇的回忆。 

　　上世纪的十年浩劫，我从江西大学（现为南昌大学）下放到赣西北的边远山区武宁县，编入“五七”大军，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家人住在牛棚里，垒土为灶，架木为床，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过去一切美好的憧憬都化为泡影，以为人生快要走到尽头了。 

　　1974年江西省决定在修江上修建大型水库——柘林水库。武宁县成了主要库区，整个县城都要搬迁，另建新城。对库区的文物普查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迫在眉睫，任务极为繁重。因此我有机会参加文化馆的工作，协助他们完成这一任务。在新县城的工地上，我发现了宋代的古墓，这个古墓出土了一批金、银头饰与玉器、陶器及钱币等陪葬品，因而轰动了这个小县城，引发出国宝奇石遇良缘的故事。 

　　1975年我客居武宁县化肥厂，时值端午节，化肥厂的主任涂兆庆先生来我家饮酒叙谈，当谈到武宁县出土众多文物时，他特别高兴，告诉我他家里有一块花石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我有时间，可去他家里看一看。为寻访这块花石头我很快到了他家，他岳母老太太接待了我，并从腌菜坛子上拿出那块花石头给我看，我不禁大吃一惊，暗暗称奇，问她这块石头从何而来？她说：“1967年冬天，当时他家住在老县城的石家祠堂。因为做了一些坛子菜，要找块石头压住坛子盖，当时正好祠堂的天井中有堆乱石砖头，便从中随意挑选了一块方正的石头作压盖石。这石头方正又平整，又有花，压坛子正合适，我就拾了回来。”就这样这块石头也就默默无闻地为老太太压了八年腌菜坛子。哈哈！这正是宝石无端遭毁弃，瓦罐有幸戴王冠。这就是宝石作盖压菜坛的故事。 

　　征得同意，我把石头带回家仔细端详，越看越惊奇，觉得这块石头虽不是《红楼梦》中所说的女娲补天被遗弃的那块灵石，却也有些来头，洗净后灵光四射，晶莹夺目，光滑如镜，通体明洁。上面还镌刻了几行字，朝代年月虽无明载，然皆可考究，也算得上是一件千古不磨之物，价值连城的珍品，细玩起来也颇有奇趣。 

　　这块通天宝石（见图）长19厘米，宽11.4厘米，厚2.5厘米，呈黑褐色，极像一本精装的书，更使人感到奇观的是，这石头的正中，长着一只洁白的“竹笋”，栩栩如生，条理文丝，清晰可见。它的左侧还刻有北宋大诗人黄庭坚题写的一首诗： 

南岩新妇石，霹雳压笋出。 

勺水润其根，成竹知何日？ 

　　落款刻有“庭坚”二字并有篆刻“山谷”印章一枚。 

　　正是这首诗震撼心灵，勾魂摄魄，引起我无限的遐思与想象。显然这是黄庭坚有感而发，抒发他胸中的愤懑写下的。想他当年在北宋时的处境，大概和我现在下放的处境差不多。“心有灵犀一点通”，觉得这诗正是我现在的写照。 “同是天涯沦落人”嘛，既感同身受，当然我对这块宝石也就倍感亲切。今天能遇到这块石头也算得上是千古奇缘了。 

　　为了弄清这块奇石的身世，1974年我开始对它进行考释，先说这五言诗的寓意；再说这“石笋”的奥秘。 

　　一、此诗作者黄庭坚（1045—1105）是北宋大诗人，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进士出身。中进士后，曾任 “北京国子监”的官员，后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他出于苏轼门下，而与苏齐名，世称“苏黄”，为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在宋代影响甚大。他还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擅长行草书，纵横奇倔，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 

　　此诗当作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以后，当年黄庭坚三十六岁，从“北京国子监”官员南迁为太和县知县，不久他从北京（按：非今日之北京，北宋时的北京，即当时的大名府，今河北的大名县）回南方，十月游安徽皖山的三祖山上的山谷寺，因以“山谷”为号，十二月经武宁回到故乡修水，次年才去上任。 

　　黄庭坚这次回家，一个重大的收获便是得到了这块宝石，因石中有笋，实属奇观，联想到自己屡遭朝廷贬谪，仕途不畅，心中块垒，无以释怀，乃借石发泄胸中愤懑，挥笔写下这首感遇诗。诗中所述的“南岩”在现今修水县城城东，是修水县历来的名胜之地，现辟为“南岩公园”，黄庭坚曾多次游历此山并撰诗文。由于武宁、修水一带，古生代奥陶纪地层广泛分布，这种“竹笋”式的化石亦时有发现，黄氏在南岩得此化石就不奇怪了。“新妇”是自喻其文采出众，在文苑中初露头角，得到当时文坛、大士夫们的赏识。“霹雳”是比喻当时震撼全国的王安石变法，黄氏正是在这时进入仕途的。所以他把自己比喻为春笋，应雷霆春雨而生，希望与日俱进，直上青云。“勺水”是比喻事与愿违，豪情与壮志，灰飞烟灭，仕途受挫，因此最后才发出了“成竹知何日”的感叹！全诗反映出黄庭坚在新政下郁郁不得志的思想感情。 

　　黄庭坚因与当政者格格不入，在政治上又倾向于保守守旧，修《神宗实录》时，又被人举报为不实，遭到朝廷的贬谪。尤其是在王安石推行新政进行改革的时候，他站在司马光、苏轼等旧党一边，对新政表示不满，理所当然他得不到改革派的重视与提拔，这就是他永远只能是“笋”而不能成“竹”的原因。 

　　再看这诗运笔纵横奇倔，笔画长挺，字形舒展，自成一格，夏鼐先生见过照片后也说：这诗的笔迹颇像黄庭坚的字。所以这石头的题诗也为研究山谷诗文和书法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再说这“石笋”的奥秘。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竹笋”化石，1975年元月，我把简短释文寄给中国科学院考石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请为指教。夏先生于2月21日回信说：“据来信所说的笋节清晰可见十余节，极像‘宝塔状’，我疑为头足介壳类（cepholpoda）的宝塔石，一作直角石（Orthoceras Cleinensis Foord），这种化石在扬子江流域分布颇广，尤以湖北宜昌一带及广东北部为多，它的形状如竹笋化石，又如宝塔……可能古人因为形似而误认为是竹笋化石，并不足为怪。”并指示我拿实物到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做科学鉴定。 

　　1976年2月，我带着实物和释文去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要求对这块“竹笋”化石进行鉴定，得到陈挺恩教授大力支持，经鉴定确为中华震旦角石（sinoceras chinese）并为我讲述了这块化石的重大意义，指出它是我国中奥陶纪的“标准化石”。 

　　这种化石它是四亿多年前广泛生活在海洋中的鹦鹉螺类的动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吃的墨鱼、鱿鱼之类的祖先。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地质勘探工作的大规模进行，在我国华北、东北、西南甚至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脉均有发现，各地老百姓因其外形称它叫“宝塔石”、“石笋”、“珠角石”不等，所以黄庭坚称它为“竹笋”并不奇怪。当然现在鹦鹉螺类的动物几乎全部绝种，所以发现和研究这种化石对恢复地球的历史面貌大有帮助，完全可以根据这种化石绘成古地理、古地质图，地质工作者可借助于这些材料，综合其他资料，找到各种矿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块化石的发现也为研究我国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史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唐宋以来，我国地质科学开始得到发展，特别是关于海陆变迁的思想在宋代已经正式提出，人们对化石的认识，也开始进入科学的范畴。唐代的颜真卿，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南宋的范成大、杜绾等人，对化石都有专门的论述。其中特别是沈括（1031—1095）对化石的成因所作的深刻探讨，要比西方最早理解化石意义的意大利学者达·芬奇（1452—1519）早四百多年。然而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实物可供我们研究。现在这块化石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有目一睹宋代当时在这方面的科技水平：高超的抛光技术，使这块化石标本表面光洁如镜，以致不需要借助任何光学仪器，凭肉眼就可清晰地看出化石的内部构造，判断出它的种属。尤其使人惊异的是，标本从纵横两个切面进行精细加工，使之富有立体感。纵的切面正好又磨在关键的体管部位，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来之于对化石的科学认识。所以这块化石的发现，它不仅成为我国目前保存最早的一块化石标本，而且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块年代最久、保存最好的化石标本，它对研究我国科技发展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不过黄庭坚乃一代文人学士，自然科学知识匮乏，不知这“竹笋”是动物的化石，比起同时代的沈括而言，他就只能是“科盲”了，但他精通人文知识，懂得艺术和美学，像这样一块诗书图并茂的奇石，在黄氏的眼里自然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摆在他的书房里，自然满室生辉，增添新雅。今天目睹这九百多年前的工艺品，也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我国古代艺术开阔了眼界。 

　　最后，人们或许会问，这块化石标本为什么会遗落在武宁？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黄庭坚的故乡分宁和武宁在北宋初期尚属同一个县治，只是后来因纳赋还税的方便，分宁才从武宁析出。两县为邻，来往自然频繁密切，就是黄庭坚本人在武宁修河一带亦留下不少足迹。他在武宁和分宁还有不少的知交和朋友，如分宁县令吕晋夫、武宁尉徐景道、隐士郑郊以及法安禅师等人，黄庭坚与这些人多有来往且互有吟咏。其次是黄庭坚出仕后，也曾于元丰三年（1080）、元祐七年（1092）和绍圣元年（1094）三次回家，均路过武宁，并在武宁逗留，寻亲访友，探奇览胜，所以这块珍贵的化石标本遗落在武宁，也就不奇怪了。 

　　当我把这块奇石的身世考释完成后，1976年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要求我将这件国宝献给国家收藏，我也觉得像这样国家级的珍品不应流入民间，征得主人的同意终于将它捐献给了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收藏陈列，结束了我和这块奇石的这段奇缘，也才有今年五月奇石在南京向公众展出的活动。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