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奇 

黄乃与夫人安琳

　　黄乃，湖南省长沙市人，辛亥革命先烈黄兴先生的遗腹子。1917年生，原名黄一寰，后改为黄鼐，为书写方便再改为黄乃。中共党员，中国汉语盲文专家，杰出的盲人教育家。2004年1月30日患脑溢血病故于北京。 

　　黄乃后天致盲，他能走出困境，而且成就一番事业，令人钦敬；他一生又经历过四次婚姻，前三次都因为各种原因被女方所背弃，几乎使他精神崩溃，并一度患过精神分裂症，但他终于从生活的阴影中走出来，最后不仅获得了美满的婚姻，而且事业上卓有成就。 

　　黄乃少年在长沙楚怡小学读到小学毕业，跳过两次班，毕业时拿了第一名。那时候，他就是个小近视眼了，大概有500度，家里人不让他多看书，哪里禁得住，他就偷着看。 

　　黄乃于1936年东渡日本留学，他原本日文基础就不错。在日本，他还学会了世界语，并参加了留学生左派联盟的活动，结识了革命家刘仁和他的日本妻子女革命家绿川英子。 

　　黄乃在1937年奔赴延安时，已经是独目人了。他在上中学一次球赛时，被足球踢中右目。他的二哥黄一中陪他遍访名医，医治无效；家里老人更是忧心如焚，黄氏家庭对黄兴先生这个遗腹子，向来呵护有加，十分怜爱；黄家人又是十分宽厚的，他们对闯祸的学生，并没有为难。为此，黄乃耽误了一年多的学业，后来，他在南京中学毕业时，他的小学同班同学兼同乡好友李锐，早已考进武汉大学学水利专业了。 

　　在延安，黄乃与向明结婚。向明性格活泼，又是黄乃的初恋，在延河边曾留下他一生中许多珍贵的记忆，他深深地爱向明。在延安，他曾遇到在楚怡小学的同班同学，少年时的伙伴及同乡——李锐。常常腼腆地向老同学李锐吐露自己在热恋中的感受，李锐是他的密友。向明在爱情上对黄乃的背弃，曾使黄乃痛不欲生。1947年10月，黄乃随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移到山西林县后甘泉村时，黄乃曾写过一首诗，题《将失偶》，来宣泄内心的惆怅。诗曰： 

　　雨急鸣深树，风邪逐暮鸦； 

　　望穿书不至，何处可为家？ 

　　新中国建立之初，黄乃与他在延安敌工研究室工作的老同事庄涛建立了第二次婚姻，并生下儿子黄庄平。不久，庄涛调外交部工作。庄涛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女人，工作十分忙碌，还拖着个吃奶的孩子，根本没时间照顾黄乃，而黄乃也无力为她分劳，经过冷静的思索，庄涛提出与黄乃分手，这次短暂的婚姻，对黄乃的打击远不如向明留给他的重大创伤。 

　　黄乃曾在延安《解放日报·敌情》副刊任主编、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主任。写得一手好文章，曾用笔名傅弭，在《敌情》副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是真正的日本问题专家。 

　　他的文章曾引起毛泽东主席的注意，主席几乎每文必读。有一次，毛主席在延安的一次大会上，曾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的人是认真研究问题的，比如黄乃同志，他就是真正的日本问题专家。 

　　毛主席对黄乃的评价和鼓励，使黄乃永远铭刻在心，终身难忘。他曾亲口对我说，“我是个党的驯服工具论者，无条件的服从党的派遣。……” 

　　黄乃又是个工作十分敬业的人。他在读小学时早已是近视500度，在延安，总在小油灯下熬夜，近视度上升到1200度，深度近视，又是独目。许多朋友和同志都劝戒他要保护视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总不以为意。李锐为他着急，对他大声呵责：“黄乃，你这个熬下去，有一天眼睛会瞎掉的。”不幸，竟为其言中。熟悉他的人，莫不为之痛惜万分。 

　　可是，黄乃满怀对新中国的热爱，在瑞典出版的世界语盲人刊物上，不断地发表文章，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有十几个国家的盲人给他来信，与他交朋友，支持他，鼓励他。 

　　黄乃双目失明后，潜心研究盲文，1952年曾提出《新盲字方案》，1953年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他在教育部担任盲聋哑教育处（又称特殊教育处）的处长。1953年中国著名的女记者子冈（即彭子冈）发表长篇访问记，介绍了黄乃的动人事迹。访问记在《中国青年报》上刊出后，各大报纷纷转载，中央电台与各省电台都对这篇访问记组织了热播，黄乃的名字在全国广泛传开，不料这件事，触动了西南一个小山城一位名叫蓉的广播员的芳心，引发出一段孽缘。 

　　这位西南山城的小女子给黄乃写信，表示对他的崇拜，她收到黄乃的回信后，又来信叙说她对美丽首都——北京的渴慕，没多久，这位小女子来到北京，来到黄乃的身边，并且闪电般地举行了婚礼。1953年春，黄乃给我来信说：“现在我生活中多了一个人，也许就是你说过的忠实的朋友吧。她为我驱除孤独与寂寞，而我将使她在政治上日趋成熟。” 

　　黄乃的愿望是美好的，我虔诚地为黄乃祈祷，希望他的生活美满，上天看在黄兴先烈的面上，不能让黄乃再遭受不幸和打击了。 

　　然而，事与愿违。这种表面平静的生活，过了只有两年多，这位小女子一改初衷，在家里哭闹起来，后院失火，使黄乃十分狼狈，生活委顿，人也消瘦下来。 

　　后来，组织出面，满足了小女子的要求，保送其上大学。谁知她很快红杏出墙，与学校的一位班干部，也是她的同学，产生了婚外情。当时，她对黄乃还有所依附，并没有与黄乃离婚，甚至在偶尔回家时，与黄乃还有过床笫之欢，而忠厚的黄乃，是十分认真的。不料，珠胎暗结，于是有了黄乃第三个儿子——黄舆群的出生。黄乃是无力亲与照料婴儿的，于是小舆群从小被送到四川省的一个小山城，由外祖母照料。 

　　小女子与黄乃离异后随那个小伙子走了，听说后来又有了婚变。那个青年风流年轻，但毕竟社会地位不高。听说这位工于心计的女人，后来还是下嫁了一位离休干部。 

　　黄乃由于这段孽缘，对正在研究中的盲文改革，受到不小的干扰，推迟了工作的进程，令人为之唏嘘不已。 

　　1961年春节，黄乃与安琳结婚。这是黄乃的第四次婚姻，也是他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换点。 

　　婚后的四十三年里，安琳不单是他忠实的妻子，给予他生活上很大的温馨，而且是他事业的得力助手。 

　　黄乃曾在他的专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我要衷心感谢与我同甘苦、共命运，朝夕相处已逾38年的妻子安琳同志，她不但从精神上不断鼓舞我，而且还担负了大部分念稿、选稿、修稿、誊稿、复印等等复杂任务。” 

　　黄乃在自序中提到的与安琳同甘苦、共命运，这话里有着丰富的内涵，鲜为人知。 

　　安琳原名王玉玲，1918年生于天津市，小黄乃一岁，是个北方女性。是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师范部的学生。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学习、工作。1943年到八路军一二0师战斗剧社。抗战胜利后，在文化宣传战线工作。1953年调文化部电影局主编内刊《业务通讯》，后在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任导演、主编等。1982年离休。 

　　安琳与黄乃结婚前，也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变史。安琳与黄乃结婚后，生了女儿小妮子，小妮子现在日本留学，性格温和，对人宽厚，有乃父之风，相貌酷似黄乃。 

　　小妮子进小学时，寄住四川山城的黄舆群也六岁了。安琳要黄乃把舆群接回北京，放在身边，视同己出，甚至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耐心和疼爱。 

　　舆群与小妮子感情很好，每当遇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小妮子都主动让着舆群。上学后，两个孩子互相提醒和鼓励，两人的学习成绩都很优秀。 

　　“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的年代，黄乃在民政部被打成“黑帮”，被无休止地揪斗。后来被下放到湖北沙市五七干校劳动，一天要剁三百斤到五百斤猪潲，黄乃是个盲老头，年逾半百，生活尚难自理，何况还要强压定额劳务。这时，舆群在身边陪伴他。帮他抱猪草。黄乃片刻也离不开儿子，要不，大小便都没法解决。 

　　安琳在北京心急如焚，多次打报告要求去沙市五七干校照料黄乃。造反派讽骂她说：别人要与黑帮划清界线，你还要自己往里面钻，往上面贴，你脑子进水了，有病吧。 

　　安琳不顾讽骂，仍然硬着头皮，一个劲地恳求，得到许可后，急急忙忙带上小妮子去湖北沙市五七干校看望黄乃。只见黄乃与舆群衣裳脏破，一身的泥水，裤子与鞋子全是湿漉漉的，床上的被褥更是又黑污又潮湿，摸起来腻腻的。房子到处钻风，又阴又冷。黄乃胡须老长，头发蓬乱，面容憔悴，老相毕露，舆群也是又黄又瘦。安琳不由得伤心落泪。有了女主人，房子里生起了火，脏衣裳、黑被褥洗净烘干后，穿在身上，盖上身上觉得暖和多了。安琳又徒步去买了鸡蛋和鲜肉，给黄乃父子改善伙食，小妮子十分懂事，把好菜和肉食往黄乃和舆群饭碗里不住地夹，自己却吃得很少，安琳看到一家人的和睦、亲密，深感欣慰。 

　　黄乃在安琳的支持与呵护下，终于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屈辱和劳累的“黑帮”囚徒生活。 

　　黄乃曾无数次地、深情地抚着妻子安琳的肩头，很动感情地说：“安琳，太委屈你了。”这时，安琳就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许他说下去。安琳是个极有家庭责任感的女人，她不但把家庭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还十分关心黄乃的事业。 

　　1980年，黄乃举家回到北京，身体状况和心态都恢复了健康。他与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吴亮同志、语言学家陈竞雄教授，中国盲聋哑协会的李大芳同志一道探索与设计《汉语双拼音盲字方案》，正在干着一桩大事。 

　　黄乃历经20年的研究与试验，新设计的《汉语双拼音盲文方案》，终于在1995年经国家五个部委批准，开始在全国推广，被誉为“中国盲文之父”。 

　　黄乃历任二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至二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中国盲人福利委员会副主任。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