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康

李青涯像                                                           简又文像

　　一、引子 

　　我在浏正街小学（其时叫长沙市城东区第二中心国民小学校）读过两年书，校址在芋香巷。校区曾是长沙市内最大的私家园林——李氏芋园，可那时已破败不堪。外校学生见我们胸前挂着“城东二校”的布质校徽，便公然嚷起“城东二校，想起好笑，几栋烂屋，办个学校”顺口溜来。当年屋烂墙破的小学多的是，只因为这里还有别校少有的大池塘，空荡的校园将低矮的校舍映衬得更加寒碜。这样一来我们是未荫袭其荣却承受其辱了。 

　　李氏芋园的开创者是湘阴(今属汨罗)人李星沅（1797—1851）。因为他虽曾继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奉旨督师进剿刚从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的洪秀全太平军，然而既没有林则徐病死于潮州路途那个运气，又不如后继的湘军将帅们的事功或死节。反而被新即位的咸丰帝斥其“推诿”，同意他带病回湖南治防，另派赛尚阿为钦差；他却又“力疾赴武宣前敌督战，至则已惫甚，数日卒于军”。死得有点窝囊。李星沅是清道光进士，曾任兵部尚书、陕西巡抚、陕甘总督、江苏巡抚、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参与禁烟与鸦片战争抗英，并有文才，时号湖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三君子之一。著有《芋香山馆诗文集》《李文恭公奏议》《李文恭公全集》《李星沅日记》等。芋香巷之名其来有自焉。    

　　我家住在东门捷径（巷），无论从古家巷东经水月林去浏正街，还是从古家巷西经东庆街去浏正街，都是绕着李氏祖业外围走半圈（路程相当），再进入园内读书，可谓与它有摆不脱的缘分。水月林这头，离毛泽东早年自学的湖南图书馆旧址（定王台）很近。更加凑巧的是，我那时与李星沅的玄孙李青崖（1886—1969）已有神交（单方面的），指的是通过其翻译作品。如莫泊桑的《羊脂球》《项链》，左拉的《饕餮的巴黎》，大仲马的《侠隐记》，福楼拜的《波华荔夫人》等，都被我那在读中学的姐姐借来家里，于是我也可拿来翻阅。以后，李青崖首译的法文作品，或被他人再译，或由他自己补充、修订，继续有所出版，如《俊友》《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等，我又看过一些。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还有几部苏联彩色电影片，如《三个火枪手》《漂亮的朋友》等，曾在我国放映，我们由于看过小说，对剧情的理解较深，李青崖早年翻译之劳，功莫大焉。 

　　另有一层，他与我祖父同庚且相识，曾经同时执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更促使我对他情况的关注。李青崖原名李允，1907年经复旦公学赴比利时列日大学理工学院学习，同时钻研法国文学。1912年毕业回国，次年到湖南高等商业专科学校（湖南大学商科的前身）及楚怡工业学校任教。在长沙组织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又在第一师范任教，“李氏芋园”就作了杨昌济、黎锦熙、袁仲谦、张干、方维夏、徐特立等教师借住的公寓。据李青崖次子李度说：“父亲是大少爷，家里有钱，也有芋园的使用权……他和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等人一起组成了健学会，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并支持学生蔡和森、毛泽东、萧瑜等组成哲学小组，在芋园活动。又为新民学会主办的留法预备班设立教室，自任法语教员。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富春都是他的学生，连徐特立都来听课。”  

　　李青崖长孙李壮飞回忆：“我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的某个夏天晚上，我陪着祖父在上海淮海路散步的时候，祖父突然说‘国共两党，我赞助过孙中山，教过毛泽东’。赞助孙中山，是孙中山到欧洲呼吁推翻清朝时，祖父正好留学欧洲，为此慷慨解囊。教过毛泽东，就是在芋园发生的这些事了。……祖父特别提到：‘毛泽东，非常有性格，文章尤其好。’我还记得祖母吴琴清和一位叫李淑一的人通信……毛泽东和杨开慧谈恋爱也在我们家，这太有意思了。”《凤凰资讯》回眸：毛泽东放弃回家奔父丧时在做何事? “李氏芋园”英雄会  2008年6月22日据5月19日、26日《购物导报》 汤祚永文）以上大都是五四前后的故事。 

　　我的祖父许君飏是1911年春从湖南优级师范毕业（与王季范、黎锦熙同学），学历比不上杨昌济、李青崖等人。但按清政府规定，优师毕业可授举人（由于发生辛亥革命，取消了），也不算太差，所以能到第一师范任教。那时我家住在浏阳门外，离芋园也不远。 

　　二、李青崖初期所译法文小说 

　　此后李青崖离湘。1927年底，李青崖任京汉铁路局处长。1929年至1949年间，先后任上海同济大学附中校长，中国公学文理学学长，复旦大学、湖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大夏大学文学系主任。他住在江湾的陈家花园洋房内，公共的园子面积8000平米，尚不及芋园。  

　　现今百度等网站介绍李青崖的文学生涯称：“30年代中期，李青崖终于开始担任文学教授，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并开始发表莫泊桑著作的译文，引起国内文学界的关注。” 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李青崖翻译的法国小说家莫泊桑、左拉、大仲马的译作相继出版，名声大振。”这未免大大贬低了他早年的创作和翻译活动。我初步查到，他于1926年之前发表在全国性刊物上的译作，1923年就有《小说月报》上的莫柏（后译作“泊”）桑（有时作“莫泊三”）的《政变的一幕》（第14卷第1期）、《床边的协定》（第14卷第2期）、《一个失业的人》（第14卷第6期）；1924年有《东方杂志》上莫泊桑的《亡妇》（第21卷第4号）、《娜莎丽》（第21卷第8号）、《伯爵夫人的轶事》（第21卷第18号）、《归来》（第21卷第19号），以及他自撰的《几本谈大战的法国小说》（《小说月报》第15卷第7期）；1925年有《东方杂志》上的《书俄废皇尼可拉司二世日记后》（边士托克著，第22卷第5号）、《艺林外史》（佛朗士著，第22卷第1~4号连载）、《书俄废皇尼可拉司二世致妻书后》(边士托克著，第22卷第15号)，还有《小说月报》上的《炮战》（巴比塞著，第16卷第7期）；1926年有《波纳尔之罪》（佛朗士著）在《东方杂志》第23卷第13期到第20期分8期连载。 

　　以上工作比现今网络上所言“30年代中期”早了十多年。今人不难推想，20世纪20年代已进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这类权威刊物著译者圈的作家（翻译家），还要靠“担任文学教授”才“引起国内文学界的关注”吗？诚然，李青崖比五四时期在文坛冒尖的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稍迟出道，可他留学早于胡适几年，学历高于鲁、郭、茅诸公，只因开初辟处湖南，从事教育，毕生又着重在翻译界讨生活，没有创作大部头的作品罢了。 

　　三、李青崖音容笑貌和生活道路 

　　1929年，李青崖发表《现代法国文坛的鸟瞰》（《小说月报》第20卷第8期）。 

　　“九一八”事变后，李青崖翻译一篇《日本海军实力》（《人文月刊》 1932年第4期），详细开列日本侵略者各类舰只种类、性能、数量，警示国人它从海路大举入侵中国的危险。 

　　1933年1月《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专栏，请很多名人发稿寄语。李青崖只写寥寥三十多字：“想在温州福州之间的海滨，更番地领着二三十个初中学生，度二三十年的Tutor（按：家庭教师、监护人）式的生活。”（《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我今常去温州，也到过海边，体会到这一带常年的“温”和“福”；我也教过初中学生，每届只有三年，所以他要“更番地领着”孩子们。至于“Tutor式的生活”，莫非他也如陶行知、陈鹤琴诸教育家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以及组织“新安旅行团”？却只限于少年（初中）时期的教育。 

　　这时他与孙福熙等组织文艺茶话会，主编《文艺茶话》刊。后退出，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写《平凡的故事》长篇小说，逐日连载，署名“澹果孙”。 

　　他曾提议把“humor”（幽默）译为“语妙”（都是音意兼译），使中国一般读者容易懂。 

　　当时的杂志描写李青崖：（初看他）“傻头傻脑，穿件蓝布大褂”，“一个方方的头，短发，戴一副眼镜，胖胖的身材，穿一双老布鞋”（《文坛画虎录·李青崖》，《十日谈》 1934年4月第26期），“像乡下的秀才一样。他说话的声调很平慢，听来极为悦耳；他的神情，大有儒家风度，很是和蔼可亲”。“看他的形态，似乎觉得有点鲁钝，其实他的谈吐，有时候颇有风趣。”“学生对他印象极好。他很有口才，讲起书来没有枯燥之弊，有时插入趣话，使你听之不倦。”“他除了翻译，有时也写些短文。”（天行：《记李青崖》，《礼拜六》 1947年第792期）  

　　李青崖自解：“对于创作，我并非兴趣不浓，实在是因为自己的环境是平凡的，比较安逸的，比较守轨道的缘故。本来，一个人的心弦不起颤动，笔底下哪里有材料呢？所以尽管能够偶然写一下，大概多半是往事的回想录，竟没有法子抓住时代的尖端。倘若我迟生十五六年，当然可以有许多新材料；现在倘若要我凭耳闻的种种，当做我以身尝试的种种，那末不仅写来你们笑我不诚实不精细，而且根本上和我的创作宗旨相违背……”（天行：《记李青崖》，《礼拜六》 1947年第792期）这与白香山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一致的。 

　　1937年8月13日全面抗战开始，复旦大学在江湾遭到敌机狂轰滥炸，李青崖全家逃难，家私全部损失，仅抢救出一套法文版《莫泊桑全集》。李青崖随复旦大学师生内迁，到达贵阳。转到内迁的大夏大学任教，并同作家谢六逸、蹇先艾组织“每周文艺社”，为《贵州晨报》开办《每周文艺》副刊。主持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的工作。1942年秋，李青崖到辰溪湖南大学任教，开设多种文学课程，指导学生迈进文学园地，备受学生欢迎。 

　　抗战胜利，他回到上海，一度担任《论语》（散文刊）的总编辑，因写了一篇《中华官国宪法》讥讽国民党搞制宪、行宪的闹剧，被老板邵洵美撕去，愤而辞职。（外史氏：《李青崖怒辞论语总编辑》，《大地周报》 1946年第42期）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上海文史馆成立，张元济任馆长，李青崖任副馆长。他修订译作《莫泊桑全集》，1969年10月，因肺癌去世。1996年，李青崖与其子李庠合译的《莫泊桑全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出齐。 

　　五、简又文其人其事 

　　简又文（1896—1979）比李青崖小十岁，笔名大华烈士，广东省新会人。少年时入广州岭南学堂， 1910年受洗为基督徒。1914年入美国奥伯林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19年入芝加哥大学攻宗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21年返国，任基督教青年会编辑部干事。1924年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副教授，任“基督将军”冯玉祥创办的今是学校校长。1926年加入国民党，到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总部工作。任山东盐运使、铁道部参事、立法委员。1936年创办《逸经》（半月刊）。1938年在香港与林语堂等创办《大风》（旬刊），至1941年日军袭港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倡办广东文献馆，任广东文献委员会主任。1949年去香港定居。 

　　1954—1959年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后为名誉研究员。1964—1965年受聘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研究员。1978年在香港逝世。 

　　简又文是“太平迷”。“最先从太平天国时期出版的英文报纸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中搜集资料，加以翻译利用，大大开阔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加上在粤、桂、苏、浙搜访逸闻、史料、文物，连《洪仁玕供词》也由他从英文报刊译回。《太平天国杂记》（1935年）、《金田之游及其它》（1944年）两书，即是这类著、译的结集。1962年出版《太平天国全史》，其后有《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简又文综合后两书改写成英文本《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97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另有《洪秀全载记》，系《全史》与《典制通考》两书之摘要，编入台湾“国防研究院”主编的《清史》第八册。 

　　六、关于手抄本周贻徵《独秀峰题壁》诗注及按语 

　　1935年简又文在《人间世》杂志发表《太平天国战役之史诗》（《人间世》 1935年第15期），自称材料得自信阳柴莲馥家传手抄本《独秀峰题壁》，并得《盾鼻随闻录》（手抄本）互证。题壁诗共30首，作者周贻徵是广西人，翰林，洪杨起事时适“解组归来”。简又文谓“彼以绅士身份，自能常与当时军政当局及绅士阶级交游，因得悉知当时当地之详实情况。” 

　　题壁诗之第四首涉及李星沅（石梧，误为石梅），诗文如下（诗后按语为简又文所写）： 

　　闻道周郎善用兵，将军小李亦知名。（周敬修、李石梅二制军先后来粤）千行坐拥心原壮，一战归来胆已惊。好勇无谋花乱阵，潜师不出柳藏营。肤功未奏飘然去，纵使（盾本作徒赋）归田耻圣名（明）。（李公疾终戎次，周公引疾归家） 

　　按，李即前两江总督李星沅。林死后继任钦差大臣，十月抵桂林。周即前漕运总督周天爵，于二月被派赴粤会办军事，旋被任署广西巡抚。周督战颇力，但亦败绩，又与李不相能，军事益坏。李更畏缩不敢战，由柳州移入武宣。清廷令李回籍养病而以赛尚阿代之。李畏罪吞金死，而以病殁奏闻。此咸丰元年四月间事。 

　　简氏 “得获珍奇可贵之” “史诗”，且说“经余一一考证大概确凿无讹”。这首诗后按语与诗中自注却明显矛盾：诗内注“李公疾终戎次”，而诗后简氏按称“李畏罪吞金死”。 

　　李青崖当即撰文问难（《关于李星沅死事之讨论》，载《人间世》 1935年6月20日，第30期）。简又文答称，诗后按语“李畏罪吞金死”句系据《盾鼻随闻录》作者“樗园退叟”（据谢兴尧考证，退叟姓汪）的文字（许按：盾录“粤寇缘起”篇称李氏“屡攻未克，每战失利，贼氛愈炽，畏罪吞金而死。”）而且承认，这首诗内关于李星沅死亡，柴莲馥家传手抄本注“李公疾终戎次”，而《盾鼻随闻录》（手抄本，藏于南京国学图书馆）该诗内注也作“李病卒”，惟《盾鼻随闻录》首篇作“畏罪吞金而死”。 简又文现在看出了这 “一大矛盾点”，却继续多方为之辩护，洋洋几千字，分为“先决问题”，“盾鼻随闻录及该史诗之评价”，“当时之战况”，“当时之官军”，“最后之十二日”，“清廷之处分”，“盖棺定论”，“李星沅究竟怎么样死的”，“结尾语”各节，加以阐述。（《关于李星沅死事之讨论》，《人间世》 1935年第31期） 

　　简又文文章引述十来种文献（含私函），最恶毒的攻击文字仍出自《盾鼻随闻录》作者，如“李星沅情性乖张，渎贿无厌”，“……以贪酷暴戾之资，骤膺重寄，叱骂镇将，鞭挞员弁，午后即沉醉偃卧，不见一人，遂至士卒离心。乡勇二万余人同时散去，粤人至今唾骂。” 

　　今天有谁会相信这是一位进士出身的高级文官之行为呢？他当过国防部长（兵部尚书），见过大场面，此时所辖桂、滇、黔、楚、粤、闽几省杂牌军及乡勇，区区一万五千余人，怎说“骤膺重寄”？按毛泽东军事思想，战略上要以一当十，战术上须以十当一，不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无从围歼强敌。看来李星沅不轻举妄动是因懂得这一点的，而年轻的咸丰皇帝一味催逼，包括简又文在内的文人（可充言官）如此轻敌，谁知兵？谁外行？李星沅围堵太平军尚没有大损兵将、丢失地盘，已迫使太平军“自焚其金田大本营整师东出，踞大黄江江口墟……亟谋出路，伺机北上”。简又文承认，从《东华录》及《东华续录》等书综合起来分析，李星沅师老无功，原因在于将帅不和。朝廷已看到了他患重病请求改派事权统一的主帅的奏议，何至于立即自杀？倘若真有一死之心，到战场上去拼老命岂不更光彩！ 

　　七、李青崖、简又文对《盾鼻随闻录》价值的争辩 

　　简又文自知单凭《盾鼻随闻录》一书文句，来断定李星沅死事的实情，触犯 “孤证不立”大忌（盾录与其他史书所述均不符合）。为巩固其说，便将“题壁诗”的注释与“随闻录”的文句不惜有所曲解，以抹煞两者之矛盾。又借诗抬高书的身价，如《金陵兵事汇略》说那些诗 “（述）事甚详，海内传诵”。简氏对《发逆初纪》批评题壁诗“藉笔墨以报私怨”也不苟同，且坚持即使有之，嘲讽李星沅也不为过。还指望盾录“或者其另有秘闻之源”。 

　　李青崖对简又文的非科学态度不满，知道简氏偏见过深，难以理喻，索性来个釜底抽薪，拆除其立论的根基。李氏花了几个月功夫调研被简氏深信不疑的《盾鼻随闻录》，从各处藏本字里行间及书中人物相关信息，对该书内容及作者意图予以揭示，写成长文，分两期连载。（李青崖：《为驳斥盾鼻随闻录致简又文先生书》，《人言周刊》第2卷第41、42期， 1935年） 

　　李氏果然发现，编撰者樗园退叟（而出版者为“葵愚道人”，印章为“汪堃”）在书中不仅攻击李星沅，诬蔑何绍基文字也近十处。书末有出版者的识语，言及自己遭四川学政何绍基参劾丢官。何久居长沙，李氏祖上熟知，故李青崖能举出文中很多破绽，且由文字线索据《东华续录》查找到被参者是原四川永宁道台汪堃。这样，葵愚道人造作伪文（或收集樗园退叟等人原文加以篡改）狂吠一通，就可以理解了。汪堃为掩人耳目，不敢署名，且待到多年后（光绪元年）知情者渐稀才出版。由于李星沅是何绍基的亲家，故对李星沅也偷偷塞进谰言秽语（将手抄本的诗内注即“疾终”“病卒”删掉，杜撰或窜入“畏罪吞金死”等）。 

　　八、结语 

　　李青崖与简又文都是大师级的学者，两人在文或史方面的功力、成就，堪称难分轩轾。一个是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主任，一个是广东文献委员会主任，亦足分庭抗礼。其国学根基、外语水平、资料发掘、文献爬梳，无论今日我辈土包子还是海归，尚难望其项背。阅读他们的争论信函，文质彬彬，绵里藏针，纵横捭阖，驱策自如，是一番精神享受。 

　　李星沅究竟是病卒还是自杀？最唯物的科学方法是开馆验尸（如今西方还有人检验拿破仑的头发、脏器，以证其是否死于中毒）；最合理合法的推理原则是无罪推定，若云“畏罪自杀”，简又文负有举证之责。所以，看似李青崖为乃祖辩诬，有左袒之嫌，处于尴尬地位，实则无需自证清白，只要检查简氏所握证据的真伪强弱。简又文仅有《盾鼻随闻录》（手抄本）孤证，其内在矛盾又如此明显，法官是不会采信的，但民间好事者是可以讹传的。 

　　从思维推理方法看，李青崖是理工科出身，讲究实证分析，相信已然、实然；简又文是文科出身，讲究归纳综合，不排斥应然、或然。简又文说：“盾录独纪载李氏自尽……承认其言与否认其言两方面均缺乏真实无讹确凿不磨的凭据。然而吾始终以为其言为比较可信者，则前后事实及一般环境……确乎令李有自尽之极大可能也。”自供其或然当信然的思路。 

　　俗话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简又文自称是：“太平天国的热烈同情者”（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且坚信“如其成功，将以新的宗教培养人民新的精神生活及道德力量，而扫除一切颓风败俗迷信恶习；将努力推进西洋的物质文明，使吾国早成为现代化；将施行社会政策以裕国利民而增加人生幸福（原按：见《资政新篇》）；将革除由元、明、清以降世代相袭之腐败的政治及社会恶势力，而大开新运，重振人心，建设新国度、新社会、新文化”（《太平天国之盛衰兴亡观》）。还说：（这个结论）“……并非著者个人先入为主的私见与成见，也不是凭空幻想的愿望和理论，而实是几十年来纵横两方面研究其全部史事与典制的总结论。”无怪简又文视褒扬太平天国或贬斥清廷官将的文字为至宝，执拗于其李星沅自杀说法。 

　　基督徒简又文钟情于洪秀全的“天国”梦呓（或骗局），尤其是其“新的宗教”的魅力。然而“天国”的实践却相反。今天一些史学家看到了 “拜上帝教”的邪教特征，洪秀全的荒诞和荒淫，上层的日益腐化堕落。正所谓 “虚幻的通往天国之途实为通向地狱之路”。 

（作者系本馆馆员）